父 亲 　　在荆棘丛生的旷野,背负着家应庭的重担,踢开失业,贫困,苦难.屈辱……,沉浮数度,勇敢地踏出了一条曲折,坎坷,漫长的路.当他回首时,满足地笑了. 　　(一） 　　我们的老家在滦南县郭董各庄,滦南县的区域属滦州,民国时改为滦县.解放后,滦县一分为二,南部为滦南县,县政府在奔成。郭董各庄南局乐亭县25里,西距奔成25里,北距滦县55里,向东2里即为乐亭县的汀流河镇,是赶集的最近去处.老家附近有七个董各庄,除郭董各庄外,,还有张董各庄,周董各庄,王董各庄,崔董各庄,杨董各庄,和太平董各庄.郭董各庄并无郭姓,毕姓最多,贾姓次之,贾家最有钱,还有几家张姓.我们家在庄的西头(也叫西关).因我们家1934年才开始盖房,置地,被当地人称为“新发户”. 　　祖父毕从周,字文东,生于1881年,22岁到乐亭县刘石各庄成发合商号学徒.刘石各庄有冀东一带最大的一家财主,号称“京东第一刘”.庄外修有城堡,内有各行各业的商号,店铺,城门有家丁把守.此庄距郭董各庄有约有5里路.1921年到大连连发长粮业和油坊当职员.1926年被黑龙江延寿县信义成杂货及烧锅的财东请去当总经理,.在那里还主持改进了酿酒技术, 后被延寿县商家推举为商会会长.这个职务是个进义务的差使,为商会办事,自己掏钱.因公正廉洁,深受同行的尊敬爱戴.一次祖父探家,到家后发现提包内有一块金牌,是各商号集资铸造的,上边刻有“德被延市”“文东会长惠存”字样.这是怕当面不受,偷偷防入提包的,祖父发现后还是退了回去.爷爷一生很节俭,在东北时父亲请他吃西餐,看电影,他都不舍得去.一次父亲为他买了一件毛毯,祖父很生气,批评道:“你就会乱花钱.”最后将其一剪为二,只留下一半.祖父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也不许儿孙干这些事.1939年患肺病回家修养,信义成老板仍付工资.他在家还常常把信义成的事挂在心上.1943年旧历2月28日病逝,享年62岁.逝世前咳嗽得很厉害,初春季节想吃葡萄,父亲是十分孝顺的,在汀流河集上化大价钱买了一斤,当父亲把葡萄粒放在爷爷嘴里时,爷爷说满足地说:“好大的葡萄珠啊!”春天来了，爷爷似乎预感到人生的路到了尽头,他说：“桃花开的时候,我就该走了.”当插有桃花枝的花瓶放在爷爷的床前时,不久爷爷就上路了.丧事办得很隆重,寿衣如皇袍,生前由叔叔穿上给爷爷看过,爷爷点头称好.棺材是用柏木做的,搭了灵棚,很大,里边挂满了挽联、挽帐.父亲在他的小本子上记得当时的两副挽联,其一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地下有灵应惦我,今之人欤古之人欤世间无有此完人”;其二是:“昔日家贫仰事费缺克勤克俭成大业, 今朝有余扶畜无痣不贪不恋竟归真”.可见爷爷一生的为人,人们怀念他并给他很高的评价.来宾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乐亭县,出殡时鼓乐齐奏,严肃悲壮,纸人纸马纸车载着纸做的金银财宝,童男童女,烧红了半边天. 　　 祖母吴文贞,生于1879 年,出身贫人之家,文盲.她为人处事通情达理,待人忠厚,同情穷人,肯于施舍,能吃亏让人,不占便宜,邻里关系处理得很好;常常有人来串门,请教如何处理家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办事等等,偶尔也出面调解邻里或家庭成员的矛盾.她讲话有理,使人信服.我们家最多时有18口人,80亩地,没有男人在家,祖母便是一家之主.她组织管理能力较强,从雇工到农业茬口的安排,到一日三餐吃什麽,防多少米,做什麽菜,样样亲躬,有绝对的权威.偶有“抗旨不尊者”，则“苍白龙（一神仙的化名）”俯体，跳大神，边舞，边骂，边数落，引得众人相劝；劝的过程中各人都做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永不再犯，“苍白龙”即可离去．这一招很厉害，大家都服．她在派工和物质分配上有偏心的情况．祖母很能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孙，用讲道理，讲例子，现身说法的方式传授她的思想，如对我们讲：“你叔叔,你父亲,大哥如何如何”,“村里某某人如何如何”,给你树个榜样,生动,效果好. 　　 她一生中受刺激最深的一次是送叔叔去给有钱人家的孩子伴读,因家里穷,为人看不起,想人家借车,对方说:“牛刚从地里回来,你们要吃牛肉咋的?”奶奶回来含着眼泪向父亲诉说了经过,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情,当即用两块大洋雇了一辆车,让叔叔坐在车上,从那家的门口走过.父亲总算给奶奶出了气.当自家有了车以后,只要有人来借车,来着不拒,并时常宁可自己不用也让人用.因为她知道借车的苦处.我们全家迁到北京时,祖母与我们同住,82岁时患周身疼痛,卧床不起,10几分钟就要翻身,或坐一会儿,她是由母亲陪护,折腾了4年,但头脑清醒,躺在床上还为一板之隔的大奶奶家劝驾.1965年8月21日逝世,享年86岁.父亲在办理奶奶的后事中,表现得十分果断,没通知任何人.奶奶是星期六晚上九点多去世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就送火葬厂了,火化后也没留骨灰. 　　 (二) 　　 父亲 毕钦,字象贤,生于1905年腊月二十日.父亲小时侯家中十分穷,冬天烧不起炕,造成腰部落下残疾,个子没长起来,身高只有1..5米左右.12岁起读私塾3年,15岁被生活所迫到东北学徒,,15岁是虚岁,实际上才是13岁的孩子,奶奶舍不得他走，一直送得很远,父亲转回身,跑到奶奶跟前,蹦起来搂着奶奶的脖子,母子二人哭着告别.到东北首先在益发和钱号学徒8年.开始主要干得是打扫卫生,烧水泡查，倒尿盆,侍侯掌柜的和老板的朋友客户.益发和掌柜的有一个好朋友是哈尔滨的邮电局长,每晚都来钱号与老板闲聊,老板供茶,供夜宵,夜里12点还不走;客人不走,徒弟就不能睡觉,有时困得实在受不了,就喝一口水.冲天上喷出去,让水落在脸上,精神一下,用此来驱赶睡意.大家都很讨厌这个局长,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屁股”.由于父亲个子矮,被老板看不起,一次他给掌柜的到水,端给他,掌柜的一推不喝,让另外一个徒弟再给他倒水,父亲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从那以后父亲发奋努力学习本事,他刻苦学习点钞票的技术,学习打算盘,苦练基本功.后来他的算盘打得相当出色,在算盘比赛中他打得又快又准,获得第一名.当时成立了青年珠算协会,大家推选他担任会长,并被哈尔滨的同行称为“铁算盘”.经过自己的努力,掌柜的对父亲也刮目相看了,结束了他的学徒生活,提升他当了职员. 　　父亲23岁时到哈尔滨会升恒货栈当职员,后来又去黑龙江克山县与旧同事买卖粮食,即秋收时到乡下收购粮食,并组织运回县城卖出去.32岁在哈尔滨友人处闲居,34岁在旧同事王景阳领东的义增信当职员三年,37岁被派到天津东源泰当经理三年,39岁在天津旧同事处闲居五年.在这一段时间父亲虽然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凭借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社会关系,东奔西跑,出入商号、店堂,作着经营和生意.因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享用过山珍海味,中西大菜,在这时期他也赚了一些钱. 　　祖父那辈上分家时,没有分到房产,只分到一块房基地.父亲的收入和祖父的积蓄于1934年盖了九间房,置了一些田产,当时还供叔叔毕铎(字醒贤)在清华大学读书,供大哥一丁(毕玉堂),二哥毕玉波(毕玉春)读书,生活并不富裕.1937年到1939年父亲将所挣来的两万元交给祖母,进行第二期建房和置地,至此累计建房28间,置地80亩.在这期间,曾将坟上的三亩二分地卖了给叔叔交学费. 　　当时哈尔滨有许多俄国人,特别是逃生的白俄随处可见,被东北人称为“大鼻子”,父亲与他们接触也会讲几句俄语.在这段时间父亲曾参加过宣传共产主义的青年青年宣讲活动,后因不太理解,没有继续参加,但他毕竟接触了一些新的思想,在这里他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在30～40年代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回家过年时从不祭祀鬼神,不迎财神,反对迷信,不放鞭炮.祖母迷信,常常对着神仙牌位磕头烧香;起先在正房,父亲探家时把牌位搬到了西厢房,这里是放粮食的地方.一次祖母对着牌位烧香磕头时,一个识字的邻居见了笑了起来,祖母很聪明,知道牌位出了问题,原来父亲把牌位红纸条上的神仙名改成了“良心”二字.他的意思是,不用拜神仙,凡事只要对的起良心就行了. 　　父亲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从哈尔滨买了一套注射器,针头及消毒蒸煮盒,听诊器等,还有一套外科的刀、剪、钳、镊子等,并备了常用的西药,如:红药水,家传的红药面(对创伤止血很有疗效),阿斯匹林,洗伤口的硼酸,还有来夫努尔,沃姆那汀等.他能给自己在胳膊上进行皮下注射.这一套西医器械,药物等曾放在南边的西正房东北角.玉杰8岁时曾患白喉合并猩红热,被村中医生宣布已经死了,穿好衣服准备扔了,是父亲派人连夜从天津送来西药,注射后产生效果,才活过来.1950年玉倩在北京的东板桥出生,是父亲接的生,还亲自护理母亲,为母亲注射玉杰从东四大街买回的注射针剂.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过父亲的治疗和护理. 　　父亲在老家闲居时家中院子里养过几十只鸡,他怕脏,实行圈养,不久鸡都死光了,究其原因,是只喂粮食,缺乏叶绿素,营养不全造成的.父亲还养过一只鹦鹉,这只鸟很惹人喜欢.闲时父亲在村中的坑(约有一亩大的池塘)里钓鱼,他不玩扑克,不打麻将,业余生活不够丰富,爱听戏,但老家没有. 　　（三) 　　解放战争开始了,老家是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拉锯战的地方.那时大哥在外边学习,二哥在昌黎读书,曾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爸爸知道后,立即去昌黎,,说服二哥不能当这种兵,,当时部队正在吃饭,扔下饭碗就跟父亲回来了.父亲决定让二哥到北平读书.国民党的溃退,已经是大势所去,老家的战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父亲果断地采取了影响我们一生的重大决策,卖了29亩地,将两万斤玉米卖出，换成钱,作为举家外迁的费用.先在滦县逗留了一段时间.1947年正月到天津,住在曹家.1947年旧历8月间迁到北京东四大街灯草胡同24号,月租洋白面一袋,当时家里墙角堆了挺高的一堆白面,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专为交房租用.这期间大哥在北师大搞学生运动,二哥在通县师范就读,也参加学生运动.他们带回许多进步歌曲的油印歌篇,解放区的小册子,如:吴满有,李有才版画等,有时还在院子里低声唱“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麽,我们骨头硬”,“古怪歌”等进步歌曲,使这里洋溢着青春,奋进向上气份.但好景不长,当时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孩子又小,人口多,房租又十分贵,在这里住不下去了.经舅舅张振鹏介绍,租了黄花门东板桥22号的煤铺.钱是由父亲的旧同事苑侣伟牵头14人凑出来的,共11 两黄金.这样父亲租下了这家煤铺,在大门上让玉杰用油漆描上“象记煤铺”四个大字.45岁之前父亲没干过体力活,现在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操起被人称为“煤黑子”的苦力活.他剪去了长发,剃了光头,脱去了西装革履,戴上围裙套袖,“象记煤铺”就这样开张了. 　　摇煤球儿这活,确实是一件苦活.首先将买进的无烟煤用筛子将煤块筛出来,供直接销售,漏下去的煤面和打碎的黄土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再堆起来,用铁锹在中心扒出 一个存水的小凹坑,往坑里加水,用铁锹搅和成不干不湿的状态.然后用铁锹摊成薄厚均匀的约3公分的“大煤饼”,再用平锹剁成均匀的约3公分的小方块,把这些小方块装入大筛子中,去筛.筛子放在一个倒扣着的花盆上,双手握住筛子边,弯着腰,半蹲着把煤块摇成煤球,放在晒场上,经太阳晒干,储存起来准备出售.顾客来叫煤时,便用筐装好,用秤称好50斤一筐,用充气的双轮胶轮车送货上门.父母每天都在太阳下边劳动,汗水经常浸泡着全身,一天天气非常热,父亲在摇煤时中暑了,昏倒在地,把家里人都吓坏了,赶紧把他扶到屋里.看着他那汗水流在沾满煤灰的脸,稍懂事的我们心里充满了辛酸.父母那时的手是黑的,脸是黑的,鼻孔、耳孔、嘴唇都是黑的,凡是外露的皮肤都是黑的,爸爸笑着说：“除了牙是白的以外,恐怕连肠子里也是黑的.”卖煤球儿这活,营利很少,当时孩子多又小,生活很困难.直到1949年初国民党兵将煤铺抢光,爸爸本钱也没了，这个活儿也不能继续干了.这年的春节家里没钱买肉过年,只用35块冻豆腐度过了春节.这段生活是最凄惨的,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十分劳累,十分苦闷.母亲是乐天派,总是劝慰父亲:凡事不用愁,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次次使父亲鼓起生活的勇气,坚定生活的信心.1949年的春天,前一年参军的大哥一丁从东北进关,到北平组织南下工作团,二哥也参加解放军南下了,二哥将军属证留在家里,我们家成了军属. 　　1950年由于东板桥的房租交不起,由姓郁的先生介绍搬到何家前门外西打磨厂的房子住.搬家那天,全家的衣物,锅碗瓢湓,缸等家伙什,装了一个大排子车,父亲和玉杰拉着排子车,妈妈抱着几个月的玉倩,搬到了西打磨厂的132号(现改为83号).当时住在刀把形的两间小屋里,有十来口人,生活十分困难,政府照顾军属,给起了摊贩照(营业执照).爸爸开始在先农坛十行摆烟摊,卖烟叶.从家到天桥的烟摊有十几里路,没钱坐车,每天来去都靠两条腿.中午带饭,后来为免去路上和带饭的辛苦索性就住在烟摊上.每天早上自己做饭,然后再打开烟摊的前门脸,开始卖烟叶,整天生活在烟摊上.有一次,父亲夜里患了头晕症,恰巧玉倩跟父亲住在烟摊上.玉倩喊来隔壁的刘叔,从家里叫来人,才去医院给爸爸看了病.生活的重担压在父亲的肩上,自己省吃俭用,生意上的劳累,饭食又吃不好,他患了十二指肠溃疡症.便血很厉害,这个病在以后 有两次险些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有喝茶的习惯,在这时期,生活困难卖不起茶叶,枣子便宜,他发明炒焦了的枣儿代替茶叶.当他喝完那“焦枣茶”水后,我们常到茶壶里去掏枣子吃.生活的艰辛,使他很少吃到油子里，他曾经犯过两次.不久母亲也在家门口弄到了牌照,摆小摊,卖一些杂物和香烟、烟叶等.母亲边摆摊边接一些缝补洗衣的活计.每天早晨母亲还要去捡煤核和破烂.一日二餐窝头咸菜,但我们的生活很快乐,因为父母的愁苦从来没有感染我们.我们几个都主动承担着家中的困难,帮助妈妈做家务,帮着爸爸看烟摊,糊纸盒,钉书,包药,择烟叶,筛烟,样样活儿都干过. 我们家除逢年过节见点儿荤腥外,从没有肉吃.父亲曾经对我们说过他自己的一件事.他每天从天桥回家路过前门外鲜鱼口处的上海老正兴饭馆,看到橱窗里摆着各种鱼和肉,真想买点吃,但手中无钱,只能看一看,闻一闻香味解馋.爸爸就用望梅止渴的方法,来安慰自己和全家,他说:“咱们家最好开一个卤猪肉店,咱肉吃不起,汤总还可以喝一点.” 　　由于卖烟的生意不好做,爸爸毅然决定不干了,将烟摊整体卖给了人家.想从此不干这个行当了.离开先农坛十行后,呆了一些日子还是没有合适的活计,又用妈妈的牌照在天桥(天桥百货商场后边)摆起了烟摊.这个地方在胡筒的最里边,生意更不好做,但总比没事强. 　　父亲在摆烟摊的生活中,结交了一个朋友叫刘茂林,我们称他“刘叔”.他也是摆烟摊的,头脑灵,善交际,会经营;在生活中曾给过我们帮助,爸爸在其他方面也帮助过他.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带着东西去登门拜访,当然玉杰去得次数多.这种父辈的友谊延续了很久,直至文革以后,父亲卧床不起时,刘叔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还亲自来看父亲,并写了一首顺口溜,念给父亲听,鼓励父亲安心养病.他们真挚的友情使我们深深地感动. 　　1956年北京开始搞公私合营,个体的小烟摊不能独立存在了.天桥的小商小贩们都组织起来,父亲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记得每天晚上,他们开会很晚.有一天下大雨,玉倩和爸爸冒着倾盆大雨走回家.在1958年正式加入了天桥烟酒合作商店,在天桥一个叫“桃园”的地方上班.在这里他与刘茂林、赵世英等人一起,工作得很愉快,刘茂林是他们的领导,他担任会计,对工作兢兢业业,也是经常很晚才回家,害得母亲给他一次次地热饭.1965年管理处调他到陶然亭干果食品厂工作,任原料仓库的保管员.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经常将别人扔掉的装糖的袋子翻过来打扫,为厂里节约很多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教年轻人打珠算.自58年入厂,年年被评为先进,曾在珠市口一家剧院召开的宣武区合作系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上介绍经验. 　　在这期间,好象是1964年爸爸犯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病,病得很 厉害,住在了友谊医院,由于大量出血(便血),身体显得很虚弱,大家都去医院看他,尤其是妈妈更是焦急万分.家里奶奶还需要照顾,只好两边跑.一次大家都去看望爸爸,他对玉滋说:“我要是死了,玉倩就由你带了。”说得大家眼睛里都含着眼泪,他在患重病时,惦记的是他最小的儿子.在医院住了一些日子,血止住了,就出院了.后来吃了胡志明曾吃过的中药(大哥从南方寄来的药方),逐渐病情好转了.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创过了一个难关. 　　在奶奶去世后一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开始了.从批判“三家村”一下转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封资修”,查四旧,抄家,一时间搅得天昏地暗,爸爸也经历了,心灵的震颤.从老家出来搬家四、五次之多,只有破烂一堆,还是担心有封资修的东西.全家自己翻了一遍,找出两幅带轴的字画,是爷爷的东西.费尽心计,撕碎,浸在缸中泡烂,再和入煤面中作成煤饼烧掉;把以前的相片撕碎了,把带有龙风的瓷器打碎了,爸爸的西服拆了,皮鞋用菜刀剁了,……,好象家里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妈妈忽然想起她给我们留的六块银圆,在艰难的生活中,留下这六块银圆是为给我们作的纪念,到这时却是个祸害,如何处理又是个难题.爸爸说上班后交给领导.他拿着银圆走了.回家后非常紧张地告诉妈妈,银圆他没交,扔到路边的地沟里了,但被街道的人从地沟里捞了上来,他心里紧张怕人家知道是自己扔的,吓得一夜未睡.就在这种情况下,叔叔的女儿玉秀来家里统计有什麽值钱的东西,说是她们学校的红卫兵要来抄家,因她的大大是地主.家里实在是没有什麽值钱的东西,红卫兵没来抄家.但父母和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紧张到了极点.打磨厂院里开始了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遣送回老家.爸爸的厂里也开始“坐飞机”揪斗了.厂里的人也议论爸爸在老家有地、有房.在厂领导好心的暗示下,爸爸主动申请回乡了,以避免抄家、揪斗.爸爸要走,妈妈不乐意走,在爸爸一再要求下,妈妈无奈同意了.到底是多年的夫妻,不忍心他一个人回老家.爸爸去迁户口,派出所说孩子不走学校要开证明.玉倩去学校碰上了一个好心的教师(家里也受了冲击),给开了留校继续闹革命的证明.这样爸爸妈妈迁出户口,返乡了. 　　(四) 　　1966年9月16日的清晨,街坊们还都没起床,玉倩将父母送至院子的大门口,父母轻轻地打开大门,生怕吵醒街坊们,嘱咐玉倩快回去,然后老姑母俩沿着胡同,踏着漆黑的晨曦,离开他们居住了16年的大杂院,向火车站走去,踏上了历经12年的遣返还乡之路.(玉倩此时独自回到那两间刀把形的小屋,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第一次离开父母,父母前边日子怎样?是凶还是吉?自己的路今后怎样走？……望着空当的屋子,不敢关灯……) 　　 1966年9月17日父母回到了郭董各庄,住在老屋(是曾祖父和他的子女住过的地方,爷爷从这里分家的)三大大(毕镒)的东厢房里.63岁的父亲又改行种田了,况且还背着沉重的包袱,肩负着劳动改造的重任,担着被批斗的心.,因为回家是戴着地主的帽子,他感到人活在世上太难了.当时四清工作组正在村里,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地主分子是经常的事.工作组和贫协经调查了解,父亲15岁离家在外,算不得什麽地主,由于奶奶在家主持过日子,经常周济穷人,父亲也曾将盖房用的材料捐给了庄里的学校,这些善举深得贫下中农的好感.父母回到家乡后,得到了乡亲们的照顾,没有一个人拿他们当地住对待.返乡18天后,就被宣布摘掉了“地主”帽子,没有被批斗.这也许是父亲在北京怕批斗,而选择回老家时所预料到的,因为他深知家乡的人民会怎样对他. 　　年迈体弱的父亲实在干不动田里的活,地主帽子摘了,不是强制劳动了,父亲就去拾粪.背上粪筐,手握粪叉,顺着土路大道巡视,把一摊摊牛粪、马粪叉入粪筐,筐满而归.后来背筐太重,改为推独轮车拾粪.虽然挣不了几个工分,父亲的兴致还是很高的.他能走出村子,接触外边的人,心情要比在家里强.但困苦的生活,使他囊中羞涩,有时拾粪中渴的要命,没有钱买一碗水喝.母亲爱下地和老太太们去除草,坐在地垄上边锄草,边聊天,山南海北,张家长李家短,坐在松软的土地上,妈妈的感觉总是好的.她说:“在地里干活心里宽绰.”母亲下地干活,父亲就在家烧火做饭.父亲60多岁,没摸过锅碗瓢勺,在老家的这十几年,他接受了生活的现实,开始烧火,拉风箱,,研究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练好烹饪技术了.从这时开始他一直负责买菜,烧饭,直到他卧床不起. 在老家的10年精神压力很大,体力负荷也重,钱十分紧张.关于钱的紧张程度从未向子女讲过,,只是在多年以后,把当时借款,还款及用途的一张清单给我们看过,我们才知道一些.清单上都是两块,几块的借款,最多的40元,用于岁末买回口粮,后来自己都还了.因工分不够几乎每年分粮时都要借钱,买柴火,买煤,都要借钱,生活可想而知,经常吃不到油水.在老家爸爸第二次养鸡.这次是放养,大鸡小鸡一大群,爸爸不会叫鸡来吃食,只是喂鸡时,敲鸡食盆子,鸡听到声音就会飞快地跑过来抢食吃.玉儒为爸爸拍过一张养鸡的照片,这次鸡养得很成功,鸡蛋贴补了一些生活. 　　在老家每天的劳动空余时间,爸爸的住处总是人员不断.大家都愿意来这里坐坐,聊天.由于父母的到来,给业余生活十分贫乏的乡亲们,增添了许多乐趣.妈妈忙上忙下,有时还在这里吃饭,父母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聊天的范围很广,也有时聊到死亡,后事如何处理,爸爸的想法很简单,这在农村很超前,一心要火化.当时老家正在宣传火化,爸爸打听到最近的火葬厂在乐亭县,便写信去询问,跨县的收不收,火葬厂回信可以收,并寄来一张宣传画,他便把它贴在住屋的墙上,凡是来串门的人便宣传一便.活的好好的,偏说死,当地人还是忌讳的,但他总是向别人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倡火化,是新潮流,是讲科学,是社会进步;一方面表明自己的后坚决火化,另一方面说服别人丢掉老观点. 　　在老家父亲又犯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出血症.这次犯得很厉害,黑色的大便一盆接一盆.当时的医疗条件,遇上这样的重症,我们都认为父亲会挺不住了.自然都想到了“死”.父亲又一遍说明他的后事办理方法,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妈妈的精心护理,加上“胡志明”药方的功效,父亲又奇迹般地闯过了一关.他慢慢又恢复了. 　　父亲对在老家的十年生活没有过多地说什麽,但他最后总结道:到老家虽然没受冲击,没挨批斗,但受人歧视,体力劳动很吃力,买煤、拉柴、分粮、担水、……,样样活计都要求人,经济上十分困窘,衣食住行是千难万难;精神上苦闷,加上与儿女的离别,牵肠挂肚的思念,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总之是一言难尽.这段日子过得比东板桥,打磨厂过得更苦,更累,他却用“一言难尽”一带而过,后来便再也没提起过那段苦日子. 　　(五) 　　十年的后期,父母都想到外边走一走,看一看孩子们的生活;一来是孩子们有这要求,二来是与孩子们的分离,他们惦记.外地的儿媳和孙子有的还没见过面.父母是分头走的,爸爸的路线是南京后西安.到南京是将炕沿卖了作的路费. 　　在南京,玉杰家虽然73年后大家都涨了一级工资,生活仍是很清苦,经济紧张.市上的供应也很差,包子一角一个,只能买两个,爷爷一个,孙子一个.生活上虽然粗茶淡饭,与儿孙在一起,其乐熔融.爸爸有时独自逛街,南京的饮食特色及土特产只能饱眼福,无法满足口福,这句话是几年后讲的.一次他用身上仅有的一张”大团结”给孙子买了点糖果,找回的零钱装入上衣口袋,不知怎的让小偷偷走了.他很诅丧,在新街口马路边的栏杆上坐到很晚才回来.他说:“当时都不想活了.”因为这点钱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了. 　　父亲当时虽是70岁的老人了,脑子却是还很灵活.南方人喜欢吃笋干,这东西很难买到.一次逛街南北货商店门口挤了很多人,人山人海,秩序很乱,凭他的年纪和力气 无论如何也挤不上去,若是硬挤准会受伤.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想办法递给了售货员,纸条上写:我今年70岁了,请给予照顾.那位售货员还真给照顾了一份.爸爸拿到笋干十分高兴,回家来得意地向南京一家叙述整个过程.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爸爸要到西安去了.因为经济原因,没钱卖卧铺票,坐票也很难买.去西安的车每天都超员.玉杰送爸爸,在老幼候车室等车,可一进站就乱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挤在车门口无法上车，爸爸贴着车厢壁切入进去,一只胳膊抓住扶手挡住了上车的路,怎麽也上不去,只见爸爸用双手敲打握着扶手的乘客,此人被突如其来的拳头下了一跳,手一松爸爸便挤了上去,他的帽子也挤掉了,靠车厢的门口找到了一个座位.这上车的场面,至今让玉杰记忆尤新.爸爸到了西安,回信说:“那次幸亏你们买了苹果(没钱买大的,都是小苹果,如今的等外品)和面包,车上不供水,用苹果解渴很好,面包都挤成面包屑了.”. 　　父亲到了西安,看见了古城,很是高兴.他在西安的生活是愉快的,老人的整洁习惯,倍受展云的青睐,如今展云说起来还是赞不决口.爸爸在西安游玩了华清池,登上了捉蒋亭.登亭的速度,令玉儒自叹不如.后来又登上大雁塔,观看了西安的全景.在西安是爸爸一生中最奢侈的旅游,也是他最满足的时候. 　　从西安回来,经过北京,看望了玉滋一家,然后在唐山小住,回到了老家.他回来后,经常兴奋地向乡亲们诉说各处见闻,并说:“我一溜遍观,各处对我都很好,我心满意足了!”回家后他与母亲,经常来往于唐山,北京老家之间,直至唐山地震. 　　(六） 　　唐山大地震之前,父母住在唐山玉伦处,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玉伦的宿舍由南厂搬至北厂,父母住在南厂这边.1976年7月27 日,母亲突然想回家看看,说是,出来好多天了,不放心,其实家里没有什麽放心不下的东西,连只鸡都没有.她一再坚持,爸爸就让她一人回老家了,下午才到家.28日凌晨3点42分,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当时爸爸正在熟睡,强烈的摇晃并没使他惊醒,只是房倒屋塌的响声惊醒了他.他醒后感觉是发生了地震(因四几年老家地震过一次),起身想开门,门已经开不开了.开门的时候从房顶上掉下一块砖头砸伤了他的头顶.隔壁的房子塌了,堆起有窗台高,他从那些破砖乱瓦上爬了出来.出来后天色漆黑一团,天又下起倾盆大雨.他住的房子的前排,后排都倒了.他想起住在不远处的旧同事王尊容，磕磕绊绊地连走带爬地到了王家.28日早晨玉伦从北厂赶来看爸爸,在旧房处没找到,后来在王尊荣家找到了,一见面两人双眼泪下,什麽话都说不出来,知道了谁都没死.玉伦一家三口都没事,妈妈回老家了,震得比较轻,房子没倒,人也没事,二哥爷俩也没事,在唐山地区的家人都平安无事.当时在北京的玉滋、玉倩心都提着心,与唐山的联系都中断了,不知亲人的死活,爸爸和毕莉30日晚坐送伤号的卡车到了北京,才知道了唐山的情况.爸爸来北京后住在抗震棚里,由于爸爸的头感染了,由乃刚每天用自行车送父亲到医院换药打针,闹了三个月伤口才封口. 父亲在他人生的大道上又闯过了一关. 　　唐山大地震后,爸爸回到了老家.虽然房子没倒,但是已经被震苏了,住人很危险,再修起来,等于重建.鉴于父母年龄不能独立在农村生活了,父亲决定将房子买掉.破房子没人要,只好拆了卖房料.爸爸主持将房料拉到集上卖了.然后告别了文革遣返农村的生活,离开了董各庄,到鞍山玉伟处.那是1976年10月29日,算起来正好是文革的十年. 　　在鞍山父母生活在儿子、媳妇、孙子及亲家中间,生活安定了,有了安全感;每天带孙子,操持家务,日子过的舒心,安逸.在鞍山爸爸于78年9月24日到10月22日共拔去23颗牙,都是毕勇姥姥,姥爷带着去医院拔牙的.当时医院因年龄大不愿拔,是托了人隐瞒了年龄才拔的. 因牙不好影响健康,必须镶牙,又不能等到牙自然掉光, 爸爸在这个问题上是果断的,全部拔掉,镶上满口的假牙,一般的老人是做不到的,张丽荣曾经赞叹地说起这件事.在鞍山爸爸镶了满口的假牙. 　　1978年的五一节,玉倩到鞍山探望父母,与玉伟,毕勇一起登上了著名的千山,这也是爸爸最开心的事了. 　　(七) 　　1978年父亲75岁.在北京的儿女,女婿的努力下,终于落实了政策,纠正了父亲的地主成分,并把父母的户口迁回了北京,爸爸也享受了退休的待遇.历史转了一个弯,又回到了正确的路上.父亲的人生之路又呈现了光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年. 　　由于黎筠在上大学,玉伟准备靠研究生,父母决定把小勇带到北京,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1978年11月3日父母和毕勇由鞍山到了北京.住在了何家坟,孔祥立的西厢房.何家坟四周都是庄稼地,空气好离八宝山公墓很近,后边山上还有桃园.在这里带大了毕勇,办了小儿子玉倩的婚事,日子过得安详快活,每晚看玉儒装的电视机,听毕勇唱歌.在这段时间父亲曾经回过一次老家,看望了乡亲们,并到徐家店表叔,天津旧同事处看望.尤其值得记录的是他去看望了病中的叔叔,不记前嫌(文革中叔叔给别人写信寄照片,没给他寄),最后一次与弟弟告别. 　　1980年秋天,为便于玉倩照顾父母的生活,在青塔租用了房子.父母搬到了离大里石厂近的地方.“想干啥就干啥”,母亲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当时刚恢复了自由市场,爸爸想重操旧业,买了盘秤,进了烟叶,异想天开地去卖烟叶.年代不同了,抽叶子烟的人不多了，卖不动,只好作罢,给我们留下了纪念品---一杆盘秤.这也说明爸爸的晚年不甘寂寞,总想使自己充实起来.爸爸每天卖菜,做饭,研究烹饪技术,兴致高的时候还坐上地铁到前门西河沿菜场或崇文门菜市场买菜.他自己去陶然亭食品厂取工资时,还教年轻的会计打珠算.后来翔华为爸爸取工资时人们还称赞地对她说:“那老头算盘打的真好,称的上‘铁算盘’.” 　　父亲80岁的时候迎来了他最小的孙子.大海出生了,父母十分高兴,尤其爸爸,他亲手做了写有“毕海”“毕磊”的纸阄,让孩子抓,用来确定名字,孩子抓了到“毕海”,后来他们昵称为“大海狗子”.他十分喜欢这个孙子,当毕海姥爷商量让毕海叫“刘海”(因为毕海姥爷没有孙子) ,爸爸明确表示不同意.毕海出生时,正赶上玉倩电大期末考试, 玉滋帮助翔华照料孩子,爸爸则承担了做饭的事.在翔华坐月子中,爸爸顶着夏天的烈日,坚持每天去沙窝自由市场买活鸡,每日一只,宰杀,脱毛,洗净,煮鸡汤,一共买了24只(毕海早产在医院住了几天).他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并坚持送饭,80岁的老人历尽了劳累和辛苦.他后来说起这一段的忙碌时总是很兴奋.他和妈妈代到毕海上托儿所,每天精心做饭,喂饭,推着小车去玩.毕海最喜欢的是爷爷推着车出去遛弯,叫“看白白去!(因住处周围是白菜地)”带孙子虽然劳累,但有乐趣,这段时间父亲的生活是安详快活的,每天晚上看着自己爱看的电视节目,偶尔也挑一个妈妈爱看的节目;没事给外地的儿子写信,整理儿孙的诗歌,有时自己也写一点顺口溜,抒发感慨.烧菜的技术也不断提高.一次玉杰出差到北京,临回南京前爸爸忙活了做烧羊肉,做的味道很好，深受欢迎,毕康还以为是北京的名牌产品呢.父亲在这段时间常说:“现在想吃什麽,就吃什麽这,日子过得好的不能再好了,生活提得太高了.”显出他对生活的满足及顺心. 　　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独立住在平房,上厕所不方便,冬天生火取暖也很不方便.玉滋家分了两居室,高萌上大学住校,父母就从青塔搬至417宿舍了,与玉滋一家共同生活得十分愉快.父亲负责烧饭,每天早早地将饭做好,等玉滋乃刚回来.爸爸曾说:“要让饭等人,决不让人等饭.”他乐于作这后勤工作,并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后来因高萌毕业回家住,房子显得很挤了,玉倩调到元件四厂,分到一套房,父母又住在八角了.这里距市区较远,但坐地铁较方便,小区买东西也很方便,楼下有医院,不远就有一个花园,阳台上可以种些葱蒜,两位老人生活的十分开心.每年春节,全北京的家人,都聚会到八角,偶尔也有外地的人参加,经常是玉滋下厨,很快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就摆上桌了.开吃之前,照例爸爸先致辞,有回忆对比,对眼下幸福生活的赞颂,对子孙的孝心和他们成绩的表扬,鼓励,有时还来几句顺口溜.母亲的致辞很有特色,除遍数孙子、孙女的成绩外,还要唱唱她当教师时教学生唱的歌曲,或讲一段笑话,出个谜语什麽的.接下来举杯祝酒,边吃边谈,毕凯、毕莉、高星、毕海都是出节目的主角.欢声笑语再加上有电话后,外地的贺电,两位老人和大家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每次春节的聚会,都录了音,照了相. 　　爸爸这段生活是一生中较为满意的.经济上有了好转,子女们的孝顺,每月固定的退休金;精神上没有了束缚,身体还能自理,独立生活.他每天看电视,报纸,关心国家的事.当他知道我国要主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他非常兴奋,自己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长信,并寄去了一元钱.这些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还是后来毕强看见《体育时报》登载这则消息,寄来剪报我们才知道.报上是这样转载的:“北京一位叫毕象贤的84岁老人捐赠一元,并附函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说明我国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自愿捐助人民币一元,数字虽小,但表达了我的心愿.如果全国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能捐赠,那这个数目就非常之大……’”这个举动说明父亲,这个曾经经历过军阀混战,日本侵略(他曾被日本兵搜身,打过嘴巴),兵荒马乱,文革的颠倒黑白的老人,知道祖国强大的重要,和对当今社会的暇意和满足,对中国开好亚运会的期盼.要知道他捐款的时候,是比较早的88年初. 　　(八) 　　人终归是要老的.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长,爸爸就病了.先是右眼看不见东西了.在八角医院诊断错误,认为是视网膜出血,治了几天不见好，找到同仁医院的专家看过,确诊为缺血性疾病,还是血管阻塞.治了一段时间,在眼球后注射,见了一些效果,过了些日子又反复了.这是89年的夏天.之后,又添了新病.由于供血不足脚后跟麻木,走起路来象踩在棉花垫上,之后逐渐麻木至胸部.吃中药治疗不见好转.爸爸自己想这是老了,血管阻塞的缘故(这在他后来写的纸条中说的),先是眼睛看不见,要等脑子的血管堵了,全身就不能动了就要麻烦人了.他曾说过,人要是病得生活不能自理,连喝口水都不能倒时,活着连累人就没意思了.他一生不愿麻烦别人,即使子女也不愿拖累他们.他开始有了思想活动,但心情很平静,情绪很正常.这段时间,他写信给老家的福良,玉英,叫他们来北京看看,其实是想与他们最后见上一面;给他们写了很长的信.他还写了类似遗嘱的东西(在他病后才发现).一切工作都做完了,他在一天晚上吃下40片安定,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哪天晚上是玉伦值班,爸爸说:“我明天多睡一会儿,你不用叫我.”后来他发现爸爸嘴唇发紫,知道事情不好，叫玉倩快回来(他值完班刚到家).他在厨房发现了放安定的纸口袋.玉倩从厂里叫来汽车和同事一起送别吧到医院.爸爸还有意识,当他知道送医院时,他不愿去.大家七手八脚抬他下楼,他用左臂拉住汽车门框,不肯上车,结果无意中将他的左臂别伤了.在医院,他的神智还清醒,医生没洗胃,只是输液,缓解药物的作用,他在医院昏睡了三天,清醒时还拔氧气管子.从急诊室回家后,他绝食,把棉被撕开,把棉花往嘴里,鼻孔里塞,企图憋死自己.他的固执和任性着实让子女门忙活了一阵子.爸爸躺下了，妈妈累坏了,她的脑血栓病又一次加重了.妈妈也躺下了.爸爸住进了721医院,有玉滋一家护理,玉滋天天去医院,精心调理,让他锻炼,坚持自己走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他又能走路了,记得出院后,玉倩还用自行车带他去首钢浴池洗澡.回到家后,没有人督促了,爸爸又不愿动了,连吃饭也不愿走到桌边,只是在沙发上坐坐,再搬到床上躺下.由于不运动,又患了前列腺肥大的毛病.到医院导尿几次,最后由玉儒陪住在石景山医院作了膀胱造漏手术.术后每隔两星期就要换一次导尿管.起初用的是国产的带蘑菇头的导尿管,每次换管时蘑菇头插入膀胱里,然后在肚皮上缝上一针固定管子,爸爸很痛苦,他都是用高度的忍耐承受着,每次换完管出一身汗,后来玉倩找来进口的尿管,才减少了换管的痛苦,也不用求人了,自己在家就能换了.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爸爸的导尿管一直跟随到爸爸去世,前后共8年,这在高龄老人导尿护理上,创造了奇迹,让医院的医生称赞不已. 　　在爸爸病中,与爸爸同龄的老同事王颂宸大伯,经常来信问候鼓励他战胜病痛,爸爸总是以极大的兴致听我们读信,并嘱咐我们回信.在他去世的前半年,玉倩安排他学徒时最好的朋友石 磊大叔看望他,爸爸十分兴奋,总念叨“怎麽还不来呀?”虽然两位老人见面后说不出话来,但他们的心是通的.石大叔看着爸爸喃喃欲动的嘴,难受得落下了眼泪.爸爸曾经说过:“我交往的人,都是比我强的人,你石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近一个世纪的友谊令我们羡慕. 　　由于玉倩工作变动,爸爸的住处又变动了两次,在爸爸生命的最后两年,是由老家的刘春山照顾的.他对爸爸非常耐心,细心;水果榨汁喝,饭菜用粉碎机粉碎后喂;减少了爸爸不少痛苦,也延长了爸爸的生命.玉儒也加入了北京儿女的护理队伍,儿女们对父亲进了最大 的孝心,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父亲最后在一个军队干修所的平房里度过了最后时刻.在那里父亲平静、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在这之前,头脑清醒,还说过喂的药“好苦”.他走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正好是星期六的晚上.他曾经说过,丧事象奶奶那样办,不耽误大家星期一上班.他弥留的最后一刻,还实践着自己的主张.那一天是1998年1月17日,旧历腊月19日,第二天就是他95岁生日. 　　 　　(九) 　　父亲一生十分坎坷,挫折多于顺利.他意志顽强,从不后悔,不患得患失,心理素质极好,适应能力极强,思想超前,行动果断,淡忘过去,着眼未来. 　　他15岁只身去哈尔滨创业,学徒生活苦熬了8年,从15 岁到44岁换了五个东家,其间两次失业共7年,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挣了钱,孝敬了父母,供弟弟上学,养家糊口,置了房,买了地,使家成了有名的“新发户”. 　　他仗义疏财,舍得施舍,周济亲朋,为乡亲举荐工作,担保,但决不图报.这在乡亲中有许多口碑. 　　1947年他放弃了近30年奋斗的一切,毅然离开老家,举家迁到“有天安门的地方”(爸爸曾说过没天安门的地方我不去),颇有胆略和气概,虽然前途未卜,但十分自信.这一决策使他的后代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转移,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完成了历史实行的变革. 　　他从未干过体力活,以45岁的年龄改行摇煤球,虽出于无奈,也是很有点精神的; 以后卖烟叶,当会计,当仓库保管员,干什麽都把它干好,年年评为先进. 文革10年抄起粪叉,背起粪筐,没有毅力是干不成的. 　　他的思想脉络始终能随着时代跳动,与同龄人相比有时超前,愿意接受新事物.30年代就反对迷信,对人的生与死有明确的看法.对爷爷和奶奶丧事的办理,表现出他审时度势,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方法.解放前,他对我们年长的兄第,是封建式的家长,使人敬而远之,解放后则是新型的长幼关系,有时还和较小的兄弟们嬉闹,教他们唱戏,带他们听戏,玉伟的“长板坡救阿斗”就是跟爸爸学的,唱得很好.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叫“超等顾问”,说的是两个好友相逢,其中一位问另一位:“现在何处高就?”答曰:“在做超等顾问.”“何谓超等顾问?”“抄起车把,等着雇车的来问.”原来是拉洋车的. 　　他注重友谊,年轻时的朋友,同事,交往一生,自己能动的时候,多次亲自联系,看望.同事都称赞他办事果断,聪明. 　　他在文革十年受了“一言难尽”之苦,很快就淡忘了,落实政策后,领到了退休金,还能报销医药费(他自己从不多花医药费,为厂里节约钱),他很知足,认为还是现今的社会好,在东北的买卖家干一辈子不会有今天的待遇.看到自己的儿孙都发展得很好心里很高兴,很满足,他常说，咱家这麽多人,没有一个犯法的,没有出坏蛋,使我很高兴很满意.多次表示现在的生活提得不能再高了,精神上物质上都很满足. 　　他有一件心事,恐怕是个误会,但一直没机会向叔叔解释.自1946年叔叔昌黎汇文教书,婶母一家都迁到昌黎,大概在1948年叔叔失业,带着一家人曾到东板桥煤铺住过几天,不明原因地离去了.爸爸为自己当时的处境不能留住叔叔一家而自责,后来又怕叔叔是因为爸爸没给他钱而离去.他为没有机会向弟弟解释清楚而后悔,兄弟之间似乎产生了隔阂,当叔叔落实政策后,没给他写信寄相片,他十分难过.一生当中没能与叔叔沟通,使他很痛苦.父亲15岁外出,他们兄弟记事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探家时才能见上一面.父亲和爷爷一起坚持让叔叔完成清华大学的学业,在当地是第一个,这一点又是值得他欣慰的. 　　他不是完人,他对母亲很不尊重,迂事不和母亲商量,有时还高声怒斥,应当说他在这一点上很对不住母亲,是永远不能原谅的. 　　父亲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安详,平静,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按照他的遗嘱,没穿新衣服,没通知亲属,朋友,没有要骨灰盒…… 　　父亲走了,他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上为我们创出了一条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坚持供我们读书,他常说,我吃亏就在书读得太少,没有文化.现在光有文化还不行,还要有技术,在技术上还要精益求精,还要有发明创造.他要求我们俭朴,不虚荣,要尊重别人,讲话要有礼貌,言语要美,言而有信,不十分有把握不说话,不欺人也不为人欺,公私分明,不贪意外之财,不要谋官,……这些教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他的身教重于言教,在他的教育下我们多少为国家做了一些事,都能向他那样善待人生,积极工作,兄弟姐妹之间团结得很好,第三代也发展得不错,这些都值得父亲欣慰的. 　　怀念父亲,学习父亲,向他那样做人,创业;愿父亲的精神不死,永远发扬光大!□ 　　 父 亲 　　在荆棘丛生的旷野,背负着家应庭的重担,踢开失业,贫困,苦难.屈辱……,沉浮数度,勇敢地踏出了一条曲折,坎坷,漫长的路.当他回首时,满足地笑了. 　　(一） 　　我们的老家在滦南县郭董各庄,滦南县的区域属滦州,民国时改为滦县.解放后,滦县一分为二,南部为滦南县,县政府在奔成。郭董各庄南局乐亭县25里,西距奔成25里,北距滦县55里,向东2里即为乐亭县的汀流河镇,是赶集的最近去处.老家附近有七个董各庄,除郭董各庄外,,还有张董各庄,周董各庄,王董各庄,崔董各庄,杨董各庄,和太平董各庄.郭董各庄并无郭姓,毕姓最多,贾姓次之,贾家最有钱,还有几家张姓.我们家在庄的西头(也叫西关).因我们家1934年才开始盖房,置地,被当地人称为“新发户”. 　　祖父毕从周,字文东,生于1881年,22岁到乐亭县刘石各庄成发合商号学徒.刘石各庄有冀东一带最大的一家财主,号称“京东第一刘”.庄外修有城堡,内有各行各业的商号,店铺,城门有家丁把守.此庄距郭董各庄有约有5里路.1921年到大连连发长粮业和油坊当职员.1926年被黑龙江延寿县信义成杂货及烧锅的财东请去当总经理,.在那里还主持改进了酿酒技术, 后被延寿县商家推举为商会会长.这个职务是个进义务的差使,为商会办事,自己掏钱.因公正廉洁,深受同行的尊敬爱戴.一次祖父探家,到家后发现提包内有一块金牌,是各商号集资铸造的,上边刻有“德被延市”“文东会长惠存”字样.这是怕当面不受,偷偷防入提包的,祖父发现后还是退了回去.爷爷一生很节俭,在东北时父亲请他吃西餐,看电影,他都不舍得去.一次父亲为他买了一件毛毯,祖父很生气,批评道:“你就会乱花钱.”最后将其一剪为二,只留下一半.祖父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也不许儿孙干这些事.1939年患肺病回家修养,信义成老板仍付工资.他在家还常常把信义成的事挂在心上.1943年旧历2月28日病逝,享年62岁.逝世前咳嗽得很厉害,初春季节想吃葡萄,父亲是十分孝顺的,在汀流河集上化大价钱买了一斤,当父亲把葡萄粒放在爷爷嘴里时,爷爷说满足地说:“好大的葡萄珠啊!”春天来了，爷爷似乎预感到人生的路到了尽头,他说：“桃花开的时候,我就该走了.”当插有桃花枝的花瓶放在爷爷的床前时,不久爷爷就上路了.丧事办得很隆重,寿衣如皇袍,生前由叔叔穿上给爷爷看过,爷爷点头称好.棺材是用柏木做的,搭了灵棚,很大,里边挂满了挽联、挽帐.父亲在他的小本子上记得当时的两副挽联,其一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地下有灵应惦我,今之人欤古之人欤世间无有此完人”;其二是:“昔日家贫仰事费缺克勤克俭成大业, 今朝有余扶畜无痣不贪不恋竟归真”.可见爷爷一生的为人,人们怀念他并给他很高的评价.来宾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乐亭县,出殡时鼓乐齐奏,严肃悲壮,纸人纸马纸车载着纸做的金银财宝,童男童女,烧红了半边天. 　　 祖母吴文贞,生于1879 年,出身贫人之家,文盲.她为人处事通情达理,待人忠厚,同情穷人,肯于施舍,能吃亏让人,不占便宜,邻里关系处理得很好;常常有人来串门,请教如何处理家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办事等等,偶尔也出面调解邻里或家庭成员的矛盾.她讲话有理,使人信服.我们家最多时有18口人,80亩地,没有男人在家,祖母便是一家之主.她组织管理能力较强,从雇工到农业茬口的安排,到一日三餐吃什麽,防多少米,做什麽菜,样样亲躬,有绝对的权威.偶有“抗旨不尊者”，则“苍白龙（一神仙的化名）”俯体，跳大神，边舞，边骂，边数落，引得众人相劝；劝的过程中各人都做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永不再犯，“苍白龙”即可离去．这一招很厉害，大家都服．她在派工和物质分配上有偏心的情况．祖母很能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孙，用讲道理，讲例子，现身说法的方式传授她的思想，如对我们讲：“你叔叔,你父亲,大哥如何如何”,“村里某某人如何如何”,给你树个榜样,生动,效果好. 　　 她一生中受刺激最深的一次是送叔叔去给有钱人家的孩子伴读,因家里穷,为人看不起,想人家借车,对方说:“牛刚从地里回来,你们要吃牛肉咋的?”奶奶回来含着眼泪向父亲诉说了经过,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情,当即用两块大洋雇了一辆车,让叔叔坐在车上,从那家的门口走过.父亲总算给奶奶出了气.当自家有了车以后,只要有人来借车,来着不拒,并时常宁可自己不用也让人用.因为她知道借车的苦处.我们全家迁到北京时,祖母与我们同住,82岁时患周身疼痛,卧床不起,10几分钟就要翻身,或坐一会儿,她是由母亲陪护,折腾了4年,但头脑清醒,躺在床上还为一板之隔的大奶奶家劝驾.1965年8月21日逝世,享年86岁.父亲在办理奶奶的后事中,表现得十分果断,没通知任何人.奶奶是星期六晚上九点多去世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就送火葬厂了,火化后也没留骨灰. 　　 (二) 　　 父亲 毕钦,字象贤,生于1905年腊月二十日.父亲小时侯家中十分穷,冬天烧不起炕,造成腰部落下残疾,个子没长起来,身高只有1..5米左右.12岁起读私塾3年,15岁被生活所迫到东北学徒,,15岁是虚岁,实际上才是13岁的孩子,奶奶舍不得他走，一直送得很远,父亲转回身,跑到奶奶跟前,蹦起来搂着奶奶的脖子,母子二人哭着告别.到东北首先在益发和钱号学徒8年.开始主要干得是打扫卫生,烧水泡查，倒尿盆,侍侯掌柜的和老板的朋友客户.益发和掌柜的有一个好朋友是哈尔滨的邮电局长,每晚都来钱号与老板闲聊,老板供茶,供夜宵,夜里12点还不走;客人不走,徒弟就不能睡觉,有时困得实在受不了,就喝一口水.冲天上喷出去,让水落在脸上,精神一下,用此来驱赶睡意.大家都很讨厌这个局长,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屁股”.由于父亲个子矮,被老板看不起,一次他给掌柜的到水,端给他,掌柜的一推不喝,让另外一个徒弟再给他倒水,父亲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从那以后父亲发奋努力学习本事,他刻苦学习点钞票的技术,学习打算盘,苦练基本功.后来他的算盘打得相当出色,在算盘比赛中他打得又快又准,获得第一名.当时成立了青年珠算协会,大家推选他担任会长,并被哈尔滨的同行称为“铁算盘”.经过自己的努力,掌柜的对父亲也刮目相看了,结束了他的学徒生活,提升他当了职员. 　　父亲23岁时到哈尔滨会升恒货栈当职员,后来又去黑龙江克山县与旧同事买卖粮食,即秋收时到乡下收购粮食,并组织运回县城卖出去.32岁在哈尔滨友人处闲居,34岁在旧同事王景阳领东的义增信当职员三年,37岁被派到天津东源泰当经理三年,39岁在天津旧同事处闲居五年.在这一段时间父亲虽然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凭借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社会关系,东奔西跑,出入商号、店堂,作着经营和生意.因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享用过山珍海味,中西大菜,在这时期他也赚了一些钱. 　　祖父那辈上分家时,没有分到房产,只分到一块房基地.父亲的收入和祖父的积蓄于1934年盖了九间房,置了一些田产,当时还供叔叔毕铎(字醒贤)在清华大学读书,供大哥一丁(毕玉堂),二哥毕玉波(毕玉春)读书,生活并不富裕.1937年到1939年父亲将所挣来的两万元交给祖母,进行第二期建房和置地,至此累计建房28间,置地80亩.在这期间,曾将坟上的三亩二分地卖了给叔叔交学费. 　　当时哈尔滨有许多俄国人,特别是逃生的白俄随处可见,被东北人称为“大鼻子”,父亲与他们接触也会讲几句俄语.在这段时间父亲曾参加过宣传共产主义的青年青年宣讲活动,后因不太理解,没有继续参加,但他毕竟接触了一些新的思想,在这里他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在30～40年代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回家过年时从不祭祀鬼神,不迎财神,反对迷信,不放鞭炮.祖母迷信,常常对着神仙牌位磕头烧香;起先在正房,父亲探家时把牌位搬到了西厢房,这里是放粮食的地方.一次祖母对着牌位烧香磕头时,一个识字的邻居见了笑了起来,祖母很聪明,知道牌位出了问题,原来父亲把牌位红纸条上的神仙名改成了“良心”二字.他的意思是,不用拜神仙,凡事只要对的起良心就行了. 　　父亲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从哈尔滨买了一套注射器,针头及消毒蒸煮盒,听诊器等,还有一套外科的刀、剪、钳、镊子等,并备了常用的西药,如:红药水,家传的红药面(对创伤止血很有疗效),阿斯匹林,洗伤口的硼酸,还有来夫努尔,沃姆那汀等.他能给自己在胳膊上进行皮下注射.这一套西医器械,药物等曾放在南边的西正房东北角.玉杰8岁时曾患白喉合并猩红热,被村中医生宣布已经死了,穿好衣服准备扔了,是父亲派人连夜从天津送来西药,注射后产生效果,才活过来.1950年玉倩在北京的东板桥出生,是父亲接的生,还亲自护理母亲,为母亲注射玉杰从东四大街买回的注射针剂.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过父亲的治疗和护理. 　　父亲在老家闲居时家中院子里养过几十只鸡,他怕脏,实行圈养,不久鸡都死光了,究其原因,是只喂粮食,缺乏叶绿素,营养不全造成的.父亲还养过一只鹦鹉,这只鸟很惹人喜欢.闲时父亲在村中的坑(约有一亩大的池塘)里钓鱼,他不玩扑克,不打麻将,业余生活不够丰富,爱听戏,但老家没有. 　　（三) 　　解放战争开始了,老家是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拉锯战的地方.那时大哥在外边学习,二哥在昌黎读书,曾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爸爸知道后,立即去昌黎,,说服二哥不能当这种兵,,当时部队正在吃饭,扔下饭碗就跟父亲回来了.父亲决定让二哥到北平读书.国民党的溃退,已经是大势所去,老家的战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父亲果断地采取了影响我们一生的重大决策,卖了29亩地,将两万斤玉米卖出，换成钱,作为举家外迁的费用.先在滦县逗留了一段时间.1947年正月到天津,住在曹家.1947年旧历8月间迁到北京东四大街灯草胡同24号,月租洋白面一袋,当时家里墙角堆了挺高的一堆白面,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专为交房租用.这期间大哥在北师大搞学生运动,二哥在通县师范就读,也参加学生运动.他们带回许多进步歌曲的油印歌篇,解放区的小册子,如:吴满有,李有才版画等,有时还在院子里低声唱“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麽,我们骨头硬”,“古怪歌”等进步歌曲,使这里洋溢着青春,奋进向上气份.但好景不长,当时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孩子又小,人口多,房租又十分贵,在这里住不下去了.经舅舅张振鹏介绍,租了黄花门东板桥22号的煤铺.钱是由父亲的旧同事苑侣伟牵头14人凑出来的,共11 两黄金.这样父亲租下了这家煤铺,在大门上让玉杰用油漆描上“象记煤铺”四个大字.45岁之前父亲没干过体力活,现在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操起被人称为“煤黑子”的苦力活.他剪去了长发,剃了光头,脱去了西装革履,戴上围裙套袖,“象记煤铺”就这样开张了. 　　摇煤球儿这活,确实是一件苦活.首先将买进的无烟煤用筛子将煤块筛出来,供直接销售,漏下去的煤面和打碎的黄土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再堆起来,用铁锹在中心扒出 一个存水的小凹坑,往坑里加水,用铁锹搅和成不干不湿的状态.然后用铁锹摊成薄厚均匀的约3公分的“大煤饼”,再用平锹剁成均匀的约3公分的小方块,把这些小方块装入大筛子中,去筛.筛子放在一个倒扣着的花盆上,双手握住筛子边,弯着腰,半蹲着把煤块摇成煤球,放在晒场上,经太阳晒干,储存起来准备出售.顾客来叫煤时,便用筐装好,用秤称好50斤一筐,用充气的双轮胶轮车送货上门.父母每天都在太阳下边劳动,汗水经常浸泡着全身,一天天气非常热,父亲在摇煤时中暑了,昏倒在地,把家里人都吓坏了,赶紧把他扶到屋里.看着他那汗水流在沾满煤灰的脸,稍懂事的我们心里充满了辛酸.父母那时的手是黑的,脸是黑的,鼻孔、耳孔、嘴唇都是黑的,凡是外露的皮肤都是黑的,爸爸笑着说：“除了牙是白的以外,恐怕连肠子里也是黑的.”卖煤球儿这活,营利很少,当时孩子多又小,生活很困难.直到1949年初国民党兵将煤铺抢光,爸爸本钱也没了，这个活儿也不能继续干了.这年的春节家里没钱买肉过年,只用35块冻豆腐度过了春节.这段生活是最凄惨的,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十分劳累,十分苦闷.母亲是乐天派,总是劝慰父亲:凡事不用愁,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次次使父亲鼓起生活的勇气,坚定生活的信心.1949年的春天,前一年参军的大哥一丁从东北进关,到北平组织南下工作团,二哥也参加解放军南下了,二哥将军属证留在家里,我们家成了军属. 　　1950年由于东板桥的房租交不起,由姓郁的先生介绍搬到何家前门外西打磨厂的房子住.搬家那天,全家的衣物,锅碗瓢湓,缸等家伙什,装了一个大排子车,父亲和玉杰拉着排子车,妈妈抱着几个月的玉倩,搬到了西打磨厂的132号(现改为83号).当时住在刀把形的两间小屋里,有十来口人,生活十分困难,政府照顾军属,给起了摊贩照(营业执照).爸爸开始在先农坛十行摆烟摊,卖烟叶.从家到天桥的烟摊有十几里路,没钱坐车,每天来去都靠两条腿.中午带饭,后来为免去路上和带饭的辛苦索性就住在烟摊上.每天早上自己做饭,然后再打开烟摊的前门脸,开始卖烟叶,整天生活在烟摊上.有一次,父亲夜里患了头晕症,恰巧玉倩跟父亲住在烟摊上.玉倩喊来隔壁的刘叔,从家里叫来人,才去医院给爸爸看了病.生活的重担压在父亲的肩上,自己省吃俭用,生意上的劳累,饭食又吃不好,他患了十二指肠溃疡症.便血很厉害,这个病在以后 有两次险些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有喝茶的习惯,在这时期,生活困难卖不起茶叶,枣子便宜,他发明炒焦了的枣儿代替茶叶.当他喝完那“焦枣茶”水后,我们常到茶壶里去掏枣子吃.生活的艰辛,使他很少吃到油子里，他曾经犯过两次.不久母亲也在家门口弄到了牌照,摆小摊,卖一些杂物和香烟、烟叶等.母亲边摆摊边接一些缝补洗衣的活计.每天早晨母亲还要去捡煤核和破烂.一日二餐窝头咸菜,但我们的生活很快乐,因为父母的愁苦从来没有感染我们.我们几个都主动承担着家中的困难,帮助妈妈做家务,帮着爸爸看烟摊,糊纸盒,钉书,包药,择烟叶,筛烟,样样活儿都干过. 我们家除逢年过节见点儿荤腥外,从没有肉吃.父亲曾经对我们说过他自己的一件事.他每天从天桥回家路过前门外鲜鱼口处的上海老正兴饭馆,看到橱窗里摆着各种鱼和肉,真想买点吃,但手中无钱,只能看一看,闻一闻香味解馋.爸爸就用望梅止渴的方法,来安慰自己和全家,他说:“咱们家最好开一个卤猪肉店,咱肉吃不起,汤总还可以喝一点.” 　　由于卖烟的生意不好做,爸爸毅然决定不干了,将烟摊整体卖给了人家.想从此不干这个行当了.离开先农坛十行后,呆了一些日子还是没有合适的活计,又用妈妈的牌照在天桥(天桥百货商场后边)摆起了烟摊.这个地方在胡筒的最里边,生意更不好做,但总比没事强. 　　父亲在摆烟摊的生活中,结交了一个朋友叫刘茂林,我们称他“刘叔”.他也是摆烟摊的,头脑灵,善交际,会经营;在生活中曾给过我们帮助,爸爸在其他方面也帮助过他.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带着东西去登门拜访,当然玉杰去得次数多.这种父辈的友谊延续了很久,直至文革以后,父亲卧床不起时,刘叔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还亲自来看父亲,并写了一首顺口溜,念给父亲听,鼓励父亲安心养病.他们真挚的友情使我们深深地感动. 　　1956年北京开始搞公私合营,个体的小烟摊不能独立存在了.天桥的小商小贩们都组织起来,父亲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记得每天晚上,他们开会很晚.有一天下大雨,玉倩和爸爸冒着倾盆大雨走回家.在1958年正式加入了天桥烟酒合作商店,在天桥一个叫“桃园”的地方上班.在这里他与刘茂林、赵世英等人一起,工作得很愉快,刘茂林是他们的领导,他担任会计,对工作兢兢业业,也是经常很晚才回家,害得母亲给他一次次地热饭.1965年管理处调他到陶然亭干果食品厂工作,任原料仓库的保管员.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经常将别人扔掉的装糖的袋子翻过来打扫,为厂里节约很多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教年轻人打珠算.自58年入厂,年年被评为先进,曾在珠市口一家剧院召开的宣武区合作系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上介绍经验. 　　在这期间,好象是1964年爸爸犯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病,病得很 厉害,住在了友谊医院,由于大量出血(便血),身体显得很虚弱,大家都去医院看他,尤其是妈妈更是焦急万分.家里奶奶还需要照顾,只好两边跑.一次大家都去看望爸爸,他对玉滋说:“我要是死了,玉倩就由你带了。”说得大家眼睛里都含着眼泪,他在患重病时,惦记的是他最小的儿子.在医院住了一些日子,血止住了,就出院了.后来吃了胡志明曾吃过的中药(大哥从南方寄来的药方),逐渐病情好转了.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创过了一个难关. 　　在奶奶去世后一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开始了.从批判“三家村”一下转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封资修”,查四旧,抄家,一时间搅得天昏地暗,爸爸也经历了,心灵的震颤.从老家出来搬家四、五次之多,只有破烂一堆,还是担心有封资修的东西.全家自己翻了一遍,找出两幅带轴的字画,是爷爷的东西.费尽心计,撕碎,浸在缸中泡烂,再和入煤面中作成煤饼烧掉;把以前的相片撕碎了,把带有龙风的瓷器打碎了,爸爸的西服拆了,皮鞋用菜刀剁了,……,好象家里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妈妈忽然想起她给我们留的六块银圆,在艰难的生活中,留下这六块银圆是为给我们作的纪念,到这时却是个祸害,如何处理又是个难题.爸爸说上班后交给领导.他拿着银圆走了.回家后非常紧张地告诉妈妈,银圆他没交,扔到路边的地沟里了,但被街道的人从地沟里捞了上来,他心里紧张怕人家知道是自己扔的,吓得一夜未睡.就在这种情况下,叔叔的女儿玉秀来家里统计有什麽值钱的东西,说是她们学校的红卫兵要来抄家,因她的大大是地主.家里实在是没有什麽值钱的东西,红卫兵没来抄家.但父母和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紧张到了极点.打磨厂院里开始了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遣送回老家.爸爸的厂里也开始“坐飞机”揪斗了.厂里的人也议论爸爸在老家有地、有房.在厂领导好心的暗示下,爸爸主动申请回乡了,以避免抄家、揪斗.爸爸要走,妈妈不乐意走,在爸爸一再要求下,妈妈无奈同意了.到底是多年的夫妻,不忍心他一个人回老家.爸爸去迁户口,派出所说孩子不走学校要开证明.玉倩去学校碰上了一个好心的教师(家里也受了冲击),给开了留校继续闹革命的证明.这样爸爸妈妈迁出户口,返乡了. 　　(四) 　　1966年9月16日的清晨,街坊们还都没起床,玉倩将父母送至院子的大门口,父母轻轻地打开大门,生怕吵醒街坊们,嘱咐玉倩快回去,然后老姑母俩沿着胡同,踏着漆黑的晨曦,离开他们居住了16年的大杂院,向火车站走去,踏上了历经12年的遣返还乡之路.(玉倩此时独自回到那两间刀把形的小屋,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第一次离开父母,父母前边日子怎样?是凶还是吉?自己的路今后怎样走？……望着空当的屋子,不敢关灯……) 　　 1966年9月17日父母回到了郭董各庄,住在老屋(是曾祖父和他的子女住过的地方,爷爷从这里分家的)三大大(毕镒)的东厢房里.63岁的父亲又改行种田了,况且还背着沉重的包袱,肩负着劳动改造的重任,担着被批斗的心.,因为回家是戴着地主的帽子,他感到人活在世上太难了.当时四清工作组正在村里,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地主分子是经常的事.工作组和贫协经调查了解,父亲15岁离家在外,算不得什麽地主,由于奶奶在家主持过日子,经常周济穷人,父亲也曾将盖房用的材料捐给了庄里的学校,这些善举深得贫下中农的好感.父母回到家乡后,得到了乡亲们的照顾,没有一个人拿他们当地住对待.返乡18天后,就被宣布摘掉了“地主”帽子,没有被批斗.这也许是父亲在北京怕批斗,而选择回老家时所预料到的,因为他深知家乡的人民会怎样对他. 　　年迈体弱的父亲实在干不动田里的活,地主帽子摘了,不是强制劳动了,父亲就去拾粪.背上粪筐,手握粪叉,顺着土路大道巡视,把一摊摊牛粪、马粪叉入粪筐,筐满而归.后来背筐太重,改为推独轮车拾粪.虽然挣不了几个工分,父亲的兴致还是很高的.他能走出村子,接触外边的人,心情要比在家里强.但困苦的生活,使他囊中羞涩,有时拾粪中渴的要命,没有钱买一碗水喝.母亲爱下地和老太太们去除草,坐在地垄上边锄草,边聊天,山南海北,张家长李家短,坐在松软的土地上,妈妈的感觉总是好的.她说:“在地里干活心里宽绰.”母亲下地干活,父亲就在家烧火做饭.父亲60多岁,没摸过锅碗瓢勺,在老家的这十几年,他接受了生活的现实,开始烧火,拉风箱,,研究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练好烹饪技术了.从这时开始他一直负责买菜,烧饭,直到他卧床不起. 在老家的10年精神压力很大,体力负荷也重,钱十分紧张.关于钱的紧张程度从未向子女讲过,,只是在多年以后,把当时借款,还款及用途的一张清单给我们看过,我们才知道一些.清单上都是两块,几块的借款,最多的40元,用于岁末买回口粮,后来自己都还了.因工分不够几乎每年分粮时都要借钱,买柴火,买煤,都要借钱,生活可想而知,经常吃不到油水.在老家爸爸第二次养鸡.这次是放养,大鸡小鸡一大群,爸爸不会叫鸡来吃食,只是喂鸡时,敲鸡食盆子,鸡听到声音就会飞快地跑过来抢食吃.玉儒为爸爸拍过一张养鸡的照片,这次鸡养得很成功,鸡蛋贴补了一些生活. 　　在老家每天的劳动空余时间,爸爸的住处总是人员不断.大家都愿意来这里坐坐,聊天.由于父母的到来,给业余生活十分贫乏的乡亲们,增添了许多乐趣.妈妈忙上忙下,有时还在这里吃饭,父母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聊天的范围很广,也有时聊到死亡,后事如何处理,爸爸的想法很简单,这在农村很超前,一心要火化.当时老家正在宣传火化,爸爸打听到最近的火葬厂在乐亭县,便写信去询问,跨县的收不收,火葬厂回信可以收,并寄来一张宣传画,他便把它贴在住屋的墙上,凡是来串门的人便宣传一便.活的好好的,偏说死,当地人还是忌讳的,但他总是向别人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倡火化,是新潮流,是讲科学,是社会进步;一方面表明自己的后坚决火化,另一方面说服别人丢掉老观点. 　　在老家父亲又犯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出血症.这次犯得很厉害,黑色的大便一盆接一盆.当时的医疗条件,遇上这样的重症,我们都认为父亲会挺不住了.自然都想到了“死”.父亲又一遍说明他的后事办理方法,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妈妈的精心护理,加上“胡志明”药方的功效,父亲又奇迹般地闯过了一关.他慢慢又恢复了. 　　父亲对在老家的十年生活没有过多地说什麽,但他最后总结道:到老家虽然没受冲击,没挨批斗,但受人歧视,体力劳动很吃力,买煤、拉柴、分粮、担水、……,样样活计都要求人,经济上十分困窘,衣食住行是千难万难;精神上苦闷,加上与儿女的离别,牵肠挂肚的思念,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总之是一言难尽.这段日子过得比东板桥,打磨厂过得更苦,更累,他却用“一言难尽”一带而过,后来便再也没提起过那段苦日子. 　　(五) 　　十年的后期,父母都想到外边走一走,看一看孩子们的生活;一来是孩子们有这要求,二来是与孩子们的分离,他们惦记.外地的儿媳和孙子有的还没见过面.父母是分头走的,爸爸的路线是南京后西安.到南京是将炕沿卖了作的路费. 　　在南京,玉杰家虽然73年后大家都涨了一级工资,生活仍是很清苦,经济紧张.市上的供应也很差,包子一角一个,只能买两个,爷爷一个,孙子一个.生活上虽然粗茶淡饭,与儿孙在一起,其乐熔融.爸爸有时独自逛街,南京的饮食特色及土特产只能饱眼福,无法满足口福,这句话是几年后讲的.一次他用身上仅有的一张”大团结”给孙子买了点糖果,找回的零钱装入上衣口袋,不知怎的让小偷偷走了.他很诅丧,在新街口马路边的栏杆上坐到很晚才回来.他说:“当时都不想活了.”因为这点钱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了. 　　父亲当时虽是70岁的老人了,脑子却是还很灵活.南方人喜欢吃笋干,这东西很难买到.一次逛街南北货商店门口挤了很多人,人山人海,秩序很乱,凭他的年纪和力气 无论如何也挤不上去,若是硬挤准会受伤.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想办法递给了售货员,纸条上写:我今年70岁了,请给予照顾.那位售货员还真给照顾了一份.爸爸拿到笋干十分高兴,回家来得意地向南京一家叙述整个过程.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爸爸要到西安去了.因为经济原因,没钱卖卧铺票,坐票也很难买.去西安的车每天都超员.玉杰送爸爸,在老幼候车室等车,可一进站就乱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挤在车门口无法上车，爸爸贴着车厢壁切入进去,一只胳膊抓住扶手挡住了上车的路,怎麽也上不去,只见爸爸用双手敲打握着扶手的乘客,此人被突如其来的拳头下了一跳,手一松爸爸便挤了上去,他的帽子也挤掉了,靠车厢的门口找到了一个座位.这上车的场面,至今让玉杰记忆尤新.爸爸到了西安,回信说:“那次幸亏你们买了苹果(没钱买大的,都是小苹果,如今的等外品)和面包,车上不供水,用苹果解渴很好,面包都挤成面包屑了.”. 　　父亲到了西安,看见了古城,很是高兴.他在西安的生活是愉快的,老人的整洁习惯,倍受展云的青睐,如今展云说起来还是赞不决口.爸爸在西安游玩了华清池,登上了捉蒋亭.登亭的速度,令玉儒自叹不如.后来又登上大雁塔,观看了西安的全景.在西安是爸爸一生中最奢侈的旅游,也是他最满足的时候. 　　从西安回来,经过北京,看望了玉滋一家,然后在唐山小住,回到了老家.他回来后,经常兴奋地向乡亲们诉说各处见闻,并说:“我一溜遍观,各处对我都很好,我心满意足了!”回家后他与母亲,经常来往于唐山,北京老家之间,直至唐山地震. 　　(六） 　　唐山大地震之前,父母住在唐山玉伦处,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玉伦的宿舍由南厂搬至北厂,父母住在南厂这边.1976年7月27 日,母亲突然想回家看看,说是,出来好多天了,不放心,其实家里没有什麽放心不下的东西,连只鸡都没有.她一再坚持,爸爸就让她一人回老家了,下午才到家.28日凌晨3点42分,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当时爸爸正在熟睡,强烈的摇晃并没使他惊醒,只是房倒屋塌的响声惊醒了他.他醒后感觉是发生了地震(因四几年老家地震过一次),起身想开门,门已经开不开了.开门的时候从房顶上掉下一块砖头砸伤了他的头顶.隔壁的房子塌了,堆起有窗台高,他从那些破砖乱瓦上爬了出来.出来后天色漆黑一团,天又下起倾盆大雨.他住的房子的前排,后排都倒了.他想起住在不远处的旧同事王尊容，磕磕绊绊地连走带爬地到了王家.28日早晨玉伦从北厂赶来看爸爸,在旧房处没找到,后来在王尊荣家找到了,一见面两人双眼泪下,什麽话都说不出来,知道了谁都没死.玉伦一家三口都没事,妈妈回老家了,震得比较轻,房子没倒,人也没事,二哥爷俩也没事,在唐山地区的家人都平安无事.当时在北京的玉滋、玉倩心都提着心,与唐山的联系都中断了,不知亲人的死活,爸爸和毕莉30日晚坐送伤号的卡车到了北京,才知道了唐山的情况.爸爸来北京后住在抗震棚里,由于爸爸的头感染了,由乃刚每天用自行车送父亲到医院换药打针,闹了三个月伤口才封口. 父亲在他人生的大道上又闯过了一关. 　　唐山大地震后,爸爸回到了老家.虽然房子没倒,但是已经被震苏了,住人很危险,再修起来,等于重建.鉴于父母年龄不能独立在农村生活了,父亲决定将房子买掉.破房子没人要,只好拆了卖房料.爸爸主持将房料拉到集上卖了.然后告别了文革遣返农村的生活,离开了董各庄,到鞍山玉伟处.那是1976年10月29日,算起来正好是文革的十年. 　　在鞍山父母生活在儿子、媳妇、孙子及亲家中间,生活安定了,有了安全感;每天带孙子,操持家务,日子过的舒心,安逸.在鞍山爸爸于78年9月24日到10月22日共拔去23颗牙,都是毕勇姥姥,姥爷带着去医院拔牙的.当时医院因年龄大不愿拔,是托了人隐瞒了年龄才拔的. 因牙不好影响健康,必须镶牙,又不能等到牙自然掉光, 爸爸在这个问题上是果断的,全部拔掉,镶上满口的假牙,一般的老人是做不到的,张丽荣曾经赞叹地说起这件事.在鞍山爸爸镶了满口的假牙. 　　1978年的五一节,玉倩到鞍山探望父母,与玉伟,毕勇一起登上了著名的千山,这也是爸爸最开心的事了. 　　(七) 　　1978年父亲75岁.在北京的儿女,女婿的努力下,终于落实了政策,纠正了父亲的地主成分,并把父母的户口迁回了北京,爸爸也享受了退休的待遇.历史转了一个弯,又回到了正确的路上.父亲的人生之路又呈现了光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年. 　　由于黎筠在上大学,玉伟准备靠研究生,父母决定把小勇带到北京,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1978年11月3日父母和毕勇由鞍山到了北京.住在了何家坟,孔祥立的西厢房.何家坟四周都是庄稼地,空气好离八宝山公墓很近,后边山上还有桃园.在这里带大了毕勇,办了小儿子玉倩的婚事,日子过得安详快活,每晚看玉儒装的电视机,听毕勇唱歌.在这段时间父亲曾经回过一次老家,看望了乡亲们,并到徐家店表叔,天津旧同事处看望.尤其值得记录的是他去看望了病中的叔叔,不记前嫌(文革中叔叔给别人写信寄照片,没给他寄),最后一次与弟弟告别. 　　1980年秋天,为便于玉倩照顾父母的生活,在青塔租用了房子.父母搬到了离大里石厂近的地方.“想干啥就干啥”,母亲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当时刚恢复了自由市场,爸爸想重操旧业,买了盘秤,进了烟叶,异想天开地去卖烟叶.年代不同了,抽叶子烟的人不多了，卖不动,只好作罢,给我们留下了纪念品---一杆盘秤.这也说明爸爸的晚年不甘寂寞,总想使自己充实起来.爸爸每天卖菜,做饭,研究烹饪技术,兴致高的时候还坐上地铁到前门西河沿菜场或崇文门菜市场买菜.他自己去陶然亭食品厂取工资时,还教年轻的会计打珠算.后来翔华为爸爸取工资时人们还称赞地对她说:“那老头算盘打的真好,称的上‘铁算盘’.” 　　父亲80岁的时候迎来了他最小的孙子.大海出生了,父母十分高兴,尤其爸爸,他亲手做了写有“毕海”“毕磊”的纸阄,让孩子抓,用来确定名字,孩子抓了到“毕海”,后来他们昵称为“大海狗子”.他十分喜欢这个孙子,当毕海姥爷商量让毕海叫“刘海”(因为毕海姥爷没有孙子) ,爸爸明确表示不同意.毕海出生时,正赶上玉倩电大期末考试, 玉滋帮助翔华照料孩子,爸爸则承担了做饭的事.在翔华坐月子中,爸爸顶着夏天的烈日,坚持每天去沙窝自由市场买活鸡,每日一只,宰杀,脱毛,洗净,煮鸡汤,一共买了24只(毕海早产在医院住了几天).他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并坚持送饭,80岁的老人历尽了劳累和辛苦.他后来说起这一段的忙碌时总是很兴奋.他和妈妈代到毕海上托儿所,每天精心做饭,喂饭,推着小车去玩.毕海最喜欢的是爷爷推着车出去遛弯,叫“看白白去!(因住处周围是白菜地)”带孙子虽然劳累,但有乐趣,这段时间父亲的生活是安详快活的,每天晚上看着自己爱看的电视节目,偶尔也挑一个妈妈爱看的节目;没事给外地的儿子写信,整理儿孙的诗歌,有时自己也写一点顺口溜,抒发感慨.烧菜的技术也不断提高.一次玉杰出差到北京,临回南京前爸爸忙活了做烧羊肉,做的味道很好，深受欢迎,毕康还以为是北京的名牌产品呢.父亲在这段时间常说:“现在想吃什麽,就吃什麽这,日子过得好的不能再好了,生活提得太高了.”显出他对生活的满足及顺心. 　　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独立住在平房,上厕所不方便,冬天生火取暖也很不方便.玉滋家分了两居室,高萌上大学住校,父母就从青塔搬至417宿舍了,与玉滋一家共同生活得十分愉快.父亲负责烧饭,每天早早地将饭做好,等玉滋乃刚回来.爸爸曾说:“要让饭等人,决不让人等饭.”他乐于作这后勤工作,并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后来因高萌毕业回家住,房子显得很挤了,玉倩调到元件四厂,分到一套房,父母又住在八角了.这里距市区较远,但坐地铁较方便,小区买东西也很方便,楼下有医院,不远就有一个花园,阳台上可以种些葱蒜,两位老人生活的十分开心.每年春节,全北京的家人,都聚会到八角,偶尔也有外地的人参加,经常是玉滋下厨,很快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就摆上桌了.开吃之前,照例爸爸先致辞,有回忆对比,对眼下幸福生活的赞颂,对子孙的孝心和他们成绩的表扬,鼓励,有时还来几句顺口溜.母亲的致辞很有特色,除遍数孙子、孙女的成绩外,还要唱唱她当教师时教学生唱的歌曲,或讲一段笑话,出个谜语什麽的.接下来举杯祝酒,边吃边谈,毕凯、毕莉、高星、毕海都是出节目的主角.欢声笑语再加上有电话后,外地的贺电,两位老人和大家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每次春节的聚会,都录了音,照了相. 　　爸爸这段生活是一生中较为满意的.经济上有了好转,子女们的孝顺,每月固定的退休金;精神上没有了束缚,身体还能自理,独立生活.他每天看电视,报纸,关心国家的事.当他知道我国要主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他非常兴奋,自己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长信,并寄去了一元钱.这些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还是后来毕强看见《体育时报》登载这则消息,寄来剪报我们才知道.报上是这样转载的:“北京一位叫毕象贤的84岁老人捐赠一元,并附函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说明我国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自愿捐助人民币一元,数字虽小,但表达了我的心愿.如果全国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能捐赠,那这个数目就非常之大……’”这个举动说明父亲,这个曾经经历过军阀混战,日本侵略(他曾被日本兵搜身,打过嘴巴),兵荒马乱,文革的颠倒黑白的老人,知道祖国强大的重要,和对当今社会的暇意和满足,对中国开好亚运会的期盼.要知道他捐款的时候,是比较早的88年初. 　　(八) 　　人终归是要老的.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长,爸爸就病了.先是右眼看不见东西了.在八角医院诊断错误,认为是视网膜出血,治了几天不见好，找到同仁医院的专家看过,确诊为缺血性疾病,还是血管阻塞.治了一段时间,在眼球后注射,见了一些效果,过了些日子又反复了.这是89年的夏天.之后,又添了新病.由于供血不足脚后跟麻木,走起路来象踩在棉花垫上,之后逐渐麻木至胸部.吃中药治疗不见好转.爸爸自己想这是老了,血管阻塞的缘故(这在他后来写的纸条中说的),先是眼睛看不见,要等脑子的血管堵了,全身就不能动了就要麻烦人了.他曾说过,人要是病得生活不能自理,连喝口水都不能倒时,活着连累人就没意思了.他一生不愿麻烦别人,即使子女也不愿拖累他们.他开始有了思想活动,但心情很平静,情绪很正常.这段时间,他写信给老家的福良,玉英,叫他们来北京看看,其实是想与他们最后见上一面;给他们写了很长的信.他还写了类似遗嘱的东西(在他病后才发现).一切工作都做完了,他在一天晚上吃下40片安定,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哪天晚上是玉伦值班,爸爸说:“我明天多睡一会儿,你不用叫我.”后来他发现爸爸嘴唇发紫,知道事情不好，叫玉倩快回来(他值完班刚到家).他在厨房发现了放安定的纸口袋.玉倩从厂里叫来汽车和同事一起送别吧到医院.爸爸还有意识,当他知道送医院时,他不愿去.大家七手八脚抬他下楼,他用左臂拉住汽车门框,不肯上车,结果无意中将他的左臂别伤了.在医院,他的神智还清醒,医生没洗胃,只是输液,缓解药物的作用,他在医院昏睡了三天,清醒时还拔氧气管子.从急诊室回家后,他绝食,把棉被撕开,把棉花往嘴里,鼻孔里塞,企图憋死自己.他的固执和任性着实让子女门忙活了一阵子.爸爸躺下了，妈妈累坏了,她的脑血栓病又一次加重了.妈妈也躺下了.爸爸住进了721医院,有玉滋一家护理,玉滋天天去医院,精心调理,让他锻炼,坚持自己走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他又能走路了,记得出院后,玉倩还用自行车带他去首钢浴池洗澡.回到家后,没有人督促了,爸爸又不愿动了,连吃饭也不愿走到桌边,只是在沙发上坐坐,再搬到床上躺下.由于不运动,又患了前列腺肥大的毛病.到医院导尿几次,最后由玉儒陪住在石景山医院作了膀胱造漏手术.术后每隔两星期就要换一次导尿管.起初用的是国产的带蘑菇头的导尿管,每次换管时蘑菇头插入膀胱里,然后在肚皮上缝上一针固定管子,爸爸很痛苦,他都是用高度的忍耐承受着,每次换完管出一身汗,后来玉倩找来进口的尿管,才减少了换管的痛苦,也不用求人了,自己在家就能换了.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爸爸的导尿管一直跟随到爸爸去世,前后共8年,这在高龄老人导尿护理上,创造了奇迹,让医院的医生称赞不已. 　　在爸爸病中,与爸爸同龄的老同事王颂宸大伯,经常来信问候鼓励他战胜病痛,爸爸总是以极大的兴致听我们读信,并嘱咐我们回信.在他去世的前半年,玉倩安排他学徒时最好的朋友石 磊大叔看望他,爸爸十分兴奋,总念叨“怎麽还不来呀?”虽然两位老人见面后说不出话来,但他们的心是通的.石大叔看着爸爸喃喃欲动的嘴,难受得落下了眼泪.爸爸曾经说过:“我交往的人,都是比我强的人,你石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近一个世纪的友谊令我们羡慕. 　　由于玉倩工作变动,爸爸的住处又变动了两次,在爸爸生命的最后两年,是由老家的刘春山照顾的.他对爸爸非常耐心,细心;水果榨汁喝,饭菜用粉碎机粉碎后喂;减少了爸爸不少痛苦,也延长了爸爸的生命.玉儒也加入了北京儿女的护理队伍,儿女们对父亲进了最大 的孝心,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父亲最后在一个军队干修所的平房里度过了最后时刻.在那里父亲平静、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在这之前,头脑清醒,还说过喂的药“好苦”.他走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正好是星期六的晚上.他曾经说过,丧事象奶奶那样办,不耽误大家星期一上班.他弥留的最后一刻,还实践着自己的主张.那一天是1998年1月17日,旧历腊月19日,第二天就是他95岁生日. 　　 　　(九) 　　父亲一生十分坎坷,挫折多于顺利.他意志顽强,从不后悔,不患得患失,心理素质极好,适应能力极强,思想超前,行动果断,淡忘过去,着眼未来. 　　他15岁只身去哈尔滨创业,学徒生活苦熬了8年,从15 岁到44岁换了五个东家,其间两次失业共7年,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挣了钱,孝敬了父母,供弟弟上学,养家糊口,置了房,买了地,使家成了有名的“新发户”. 　　他仗义疏财,舍得施舍,周济亲朋,为乡亲举荐工作,担保,但决不图报.这在乡亲中有许多口碑. 　　1947年他放弃了近30年奋斗的一切,毅然离开老家,举家迁到“有天安门的地方”(爸爸曾说过没天安门的地方我不去),颇有胆略和气概,虽然前途未卜,但十分自信.这一决策使他的后代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转移,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完成了历史实行的变革. 　　他从未干过体力活,以45岁的年龄改行摇煤球,虽出于无奈,也是很有点精神的; 以后卖烟叶,当会计,当仓库保管员,干什麽都把它干好,年年评为先进. 文革10年抄起粪叉,背起粪筐,没有毅力是干不成的. 　　他的思想脉络始终能随着时代跳动,与同龄人相比有时超前,愿意接受新事物.30年代就反对迷信,对人的生与死有明确的看法.对爷爷和奶奶丧事的办理,表现出他审时度势,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方法.解放前,他对我们年长的兄第,是封建式的家长,使人敬而远之,解放后则是新型的长幼关系,有时还和较小的兄弟们嬉闹,教他们唱戏,带他们听戏,玉伟的“长板坡救阿斗”就是跟爸爸学的,唱得很好.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叫“超等顾问”,说的是两个好友相逢,其中一位问另一位:“现在何处高就?”答曰:“在做超等顾问.”“何谓超等顾问?”“抄起车把,等着雇车的来问.”原来是拉洋车的. 　　他注重友谊,年轻时的朋友,同事,交往一生,自己能动的时候,多次亲自联系,看望.同事都称赞他办事果断,聪明. 　　他在文革十年受了“一言难尽”之苦,很快就淡忘了,落实政策后,领到了退休金,还能报销医药费(他自己从不多花医药费,为厂里节约钱),他很知足,认为还是现今的社会好,在东北的买卖家干一辈子不会有今天的待遇.看到自己的儿孙都发展得很好心里很高兴,很满足,他常说，咱家这麽多人,没有一个犯法的,没有出坏蛋,使我很高兴很满意.多次表示现在的生活提得不能再高了,精神上物质上都很满足. 　　他有一件心事,恐怕是个误会,但一直没机会向叔叔解释.自1946年叔叔昌黎汇文教书,婶母一家都迁到昌黎,大概在1948年叔叔失业,带着一家人曾到东板桥煤铺住过几天,不明原因地离去了.爸爸为自己当时的处境不能留住叔叔一家而自责,后来又怕叔叔是因为爸爸没给他钱而离去.他为没有机会向弟弟解释清楚而后悔,兄弟之间似乎产生了隔阂,当叔叔落实政策后,没给他写信寄相片,他十分难过.一生当中没能与叔叔沟通,使他很痛苦.父亲15岁外出,他们兄弟记事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探家时才能见上一面.父亲和爷爷一起坚持让叔叔完成清华大学的学业,在当地是第一个,这一点又是值得他欣慰的. 　　他不是完人,他对母亲很不尊重,迂事不和母亲商量,有时还高声怒斥,应当说他在这一点上很对不住母亲,是永远不能原谅的. 　　父亲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安详,平静,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按照他的遗嘱,没穿新衣服,没通知亲属,朋友,没有要骨灰盒…… 　　父亲走了,他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上为我们创出了一条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坚持供我们读书,他常说,我吃亏就在书读得太少,没有文化.现在光有文化还不行,还要有技术,在技术上还要精益求精,还要有发明创造.他要求我们俭朴,不虚荣,要尊重别人,讲话要有礼貌,言语要美,言而有信,不十分有把握不说话,不欺人也不为人欺,公私分明,不贪意外之财,不要谋官,……这些教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他的身教重于言教,在他的教育下我们多少为国家做了一些事,都能向他那样善待人生,积极工作,兄弟姐妹之间团结得很好,第三代也发展得不错,这些都值得父亲欣慰的. 　　怀念父亲,学习父亲,向他那样做人,创业;愿父亲的精神不死,永远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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