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事母亲逝世两周年的日子,我们十分想念她.把纪录她一生的文章献给她. 　　 我 们 的 母 亲 　　…儿女… 　　渤海之滨，一个繁华的小县城--乐亭县。这里对闭塞的农村人来说，简直是个新奇的世界。就说那个会跑的小房子 --- 大汽车吧，常常使乡下进城的牛马惊跑。姥姥家就在这里，乐亭县北关莲花池。 　　戊申年（1908年）阴历正月十二日，母亲降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里。外祖父种了几亩地，兼为大户人家收地租。母亲上边有个哥哥，下边有一弟一妹。弟弟天生痴呆，生活不能自理，母亲经常服侍他。母亲6岁就帮大人下田劳动了。一次在秋收后空旷的田野里看庄稼，天渐渐黑下来四周无人，吓得她大哭起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入不侍敷出，经常得到边流河她姥家的接济。受姥爷家的影响，母亲很想读书。一是家贫二是在旧社会，小姑娘读书无用，家里都不同意。经过多次努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家人，10岁开始念书。妈妈的记忆力很好，直到晚年，她还记得第一课是“人、刀、女、山、手、尺、水、井、布、米、田、门……”这是女子国文。学习给她带来欢乐，她的成绩也很好。 　　1919年，母亲12岁。当地流行霍乱，那年7月21日外祖母染病逝世，接着此病又夺去了她两岁小妹妹的生命。舅舅当时胆小不敢进屋睡觉，妈妈给他壮胆，协助家里人处理姥姥等的后事。在姥姥去世后，母亲不得已忍痛辍学操持家务了。五年以后，在她再三要求下，进了乐亭县师范传习所。这里不收学费还管饭。1926年，她19岁那年，结业后走上了谋生的道路，离开乐亭县到昌黎县去代课。这期间舅舅在姥姥去世两年后结婚，在大表兄德煦三岁时我们的第一个舅妈去世，母亲又担起带侄子的任务。母亲带德煦去教书。德煦四岁才会说话 ，拉屎撒尿都不利落，母亲一直把他带大，直到我们第二个舅妈进门。所以在后来大表兄对母亲十分尊敬。1929年母亲又到离乐亭县20多里的王滩教书，月薪17块银洋。在这里她教着50多个学生，自己拾柴烧饭。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常常帮她拾柴、做家务。有时学生家长还请她去吃饭，或送些蔬菜，咸菜等；有时送来螃蟹、小虾，妈妈就煮着吃。有一个叫才竟波的女孩还伴母亲睡觉……。孩子们给母亲带来欢乐，毫无离家的寂寞。每当妈妈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兴致勃勃。这期间是妈妈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三年后又转到杨兰坨教书去了。 　　28岁那年，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些天真可爱的学生们，中断了她所酷爱的职业，做为续弦，嫁到滦南县郭董各庄。 　　这是个封建的大家庭。祖父在东北学徒后任职员经商，曾任黑龙江延寿县商会会长。父亲15岁到东北学徒，后在哈尔滨一粮站任职员。叔父在外地读书。我们前边还有两个哥哥也在外地读书。男人都不在家，奶奶当家。奶奶是个武则天式的人物，专制、独裁，说一不二；有管理才能，与乡亲们相处得很好，治家有方。当时家里种了60多亩地，平时雇一个长工，忙时雇短工。雇工，庄稼茬口的安排，收入支出管理得井井有条。家务分工也由奶奶支配，可支配的劳力有母亲、婶母和后来的大嫂等三人。奶奶有个杀手锏是苍白龙附体，下人稍有所违，她就装神弄鬼，疯疯癫癫，又唱又跳，把下人数落一番，这时下人会给她点烟、到水、陪不是，苍白龙才会离体而去。 　　母亲因生在县城，读过书后又教书，所以没有缠足，这在同龄姐妹中是很少有的。她身体好又肯出力气，所以干的都是重活。 　　家里养了四头猪。养猪为了过年用和卖钱，同时还可以造肥。北方的猪圈，猪炕坐北朝南，炕下南边是个积肥坑；猪炕有顶，坑无顶，都用砖墙围起来，南墙外是全家的公共厕所和猪食槽。喂食的时候从北边的小门把猪放出来，到南边的猪食槽吃食，吃完了再把猪赶回猪炕。喂猪用熟食，猪食用泔水、麦麸、高梁壳、剩饭菜、烂瓜果等。煮猪食和喂猪是母亲长年固定的活计之一。 　　一年四季天不亮就要抱进柴草，秫秸杆或玉米杆，点火拉风箱煮猪食。风不顺时烟筒倒烟，熏得她两眼流泪；冬天她将会把灶膛里的余火，装入火盆端进屋，开始为我们烘热棉袄棉裤，为我们穿衣起床。然后她便把猪食装桶，拎着送到20多米以外的猪食槽，一般要两三桶。此时饥肠饿肚的猪已拱猪圈门了，开门放猪时喊着“勒、勒、勒……”，猪就自动地飞奔到猪食槽边，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母亲只允许我们远远地看，不允许我们靠近，怕伤着我们。喂完猪就为全家烧早饭，烧的仍是高梁杆、玉米秸，点火拉风箱、做饭，侍侯着全家老小。农闲每日两顿饭，农忙时三顿，祖母等还要吃小灶。 　　家里养了一条耕牛，平时长工负责喂养、护理，逢年过节长工不在时，则由母亲负责喂养。她能铡草、拌料、喂水、清理牛棚、为牛清洗刷毛等等，样样活计都能干。 　　当时我们家自己种了一块菜园地，供全家吃菜，有葱、韭菜、豆角、黄瓜、茄子、莴笋、萝卜、小白菜、冬瓜、菜瓜、南瓜……应有尽有。大白菜多种在附近的田里，也种一些葫芦，为了做水瓢。载种、施肥、浇水、整枝、上架……这些又都是母亲的活计。 　　春种、夏收、抢种、秋收是庄稼人最忙的时候，要为下地的人准备特殊的饭菜，送到田头，这自然又增加了母亲额外的工作。收上来的麦子、玉米、高粱等都晒在场上，要翻，要看着。玉米则要全家人七手八脚地扒皮放到房顶上（家乡的房子都是平顶）去晾晒 ，晾干了就在房顶上储存，用秫秸杆做成稀稀拉拉的帘子围起来，把玉米棒子装进去，装满了再用柴草做一个圆锥形尖顶，以防雨水。母亲也常常扶着梯子爬上爬下。 　　那时农村没有粮食加工机械，都是用碾子加工粮食，加工的量多时，用牛拉碾子，要是加工的少，又没有牛的时候就得用人来推碾子。母亲常带我们上碾子加工高粱米、玉米碴子、高梁面、玉米面、麦粉等等。去麸皮有一个轮式的大风箱，摇起来很重，对孩子来说很好玩，可母亲却用袖子抹着汗水来摇了。我们本家十几户有个公用的碾子，大家排队使用；人家儿多碾子忙，有时去借用东隔壁的私人碾子。那是个大户，母亲常常小心翼翼地去借生怕人家不准；而使用的时候更是提心吊胆，怕给人家弄坏了。最可怕的是那条“汪、汪” 叫着扑上来的大狼狗，借碾子时更是胆战心惊，似乎母亲不怕它，总是站在我们的前面护着我们。 　　春天来了，农村家家都做酱。这是农家一年的重要调味品，凉拌菜、炒菜都用酱 ，就连吃稀饭也要就酱。 做酱很繁、很累，一般用黑豆（产量高），先把豆洗净、晾干、炒熟，再上碾子或石磨，破成豆瓣，风去豆皮再煮一次，加上酱引子，盛入一人高的大缸里，给大缸盖上酱栅篓，让它去发酵、变化。秋天要用大白菜淹咸菜、积酸菜。晾晒、清洗，淹入大缸中，是咸菜；做酸菜要将菜浸入开水锅中浸一下，然后捞出来放在缸里发酸发酵。除了这些，还要把大白菜入窖储存起来。以上这些活计母亲是主力，她干得都很麻利。每年春季还有一次大拆洗。村西头有一口井，也是十几户人家公用的。井很深，井口很大，没有井圈。拉绳子提水很容易滑落进去。别人家大多是成年男人提水、挑水，不让小孩靠近。天气晴好时，为用水方便母亲便把许多要洗的衣服、被褥抱到井边去洗，她像男人一样一桶一桶地提水。 　　白天做大家庭的公务，晚上为小家服务。妈妈为我们一个一个地进行启蒙教育,在我们入睡前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谜语、歌谣,还有她在太姥姥家的童年趣事。一边讲一边做针线活,她的记忆力特别好,直到晚年她还能把“总理遗嘱”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妈妈的姥儿家日子比较好过。她在姥儿家,饭前孩子们都要读贴在墙上的一首“燕诗”，在近80岁的时候还能朗朗地背下来，我们的舅舅按照妈妈的背诵用毛笔写下来（舅舅的书法较好），拿给妈妈看，她还能指出一些字须更正。这件事给兄妹俩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舅舅书写的“燕词”,妈妈背诵“燕词”的录音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妈妈给我们讲俞伯雅和仲子期的友谊，唱“高山流水”,“苏武牧羊”，讲孟姜女哭长城,唱“小白菜”,“唱我家有个胖娃娃”,讲三个姑爷吟诗的笑话。她教我们认看图识字,认方块字；讲为人处事,有时我们不听话,就说“麻猴子”送来了“干饽”,这是一种用面粉做的小立方体,烘烤而成的,很硬,略有甜味,价格便宜,一般人能买得起。若我们听话“麻猴子”就来,不听话它就不来。其实我们哭闹磨人的时候吃了不少干饽、花生等零食,始终没见“麻猴子”的面。冬夜很长, 多少次我们从梦中醒来,看见妈妈在油灯下,打着哈欠缝补我们的衣服。由于瞌睡,她常常把针扎到自己的手上,这时她用嘴吸允着出血的手指头。我们兄妹六人从小到大的单、夹、棉衣、鞋子、袜子（当时都穿布袜子）都是她翻改缝制的。春节每个人都能穿上新缝的衣服。直到晚年她还为我们每人缝过棉衣,用尽了她积存的旧布,也用尽了她的心血。当时代进步到没人穿手缝的衣服时,她就用旧布做鞋垫,分发到全国各地儿女的手中。 　　日本的入侵以及接着而来的解放战争,打破了平静的生活。郭董各庄离鬼子的据点 丁流河仅一里半地,鬼子向西去扫荡必须经郭董各庄。家里的人员都疏散了,婶母去了洼里娘家，大嫂回娘家刘石各庄去了,长工也回家了,家里只剩奶奶、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们。 　　一次,三伏天鬼子进院要水喝,摘黄瓜吃,找梯子上房,用望远镜向西了望,都是母亲出来支应。还有一次是端午节,午饭前黑骑队（日本人雇佣的蒙古兵,穿黑军装、骑马）进村大洗劫,把过节的东西,以及能带走的衣物都抢走了。那时白天是鬼子的世界,晚上八路军来做工作,并摸到据点炮楼附近,打冷枪。炮楼上的鬼子就用机关枪乱扫一气。整夜枪声不断,老百姓都不敢脱衣睡觉,包袱放在身边,一有情况就立即转移,跑反。我们年纪小倒在炕上就睡,母亲则时刻警惕着不能深睡。 　　鬼子投降后八路军在村子上住过一阵子。一位连长住在我家。做饭时一次要擀20几个人的面条，母亲自然是主力。不久婶母一家迁到了昌黎。国民党兵打过来，在村子里进行拉锯战、巷战。当枪声临近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牵着牛转移。整天提心吊胆，实在呆不下去了，就逃到滦县，等情况好转时再回去。在得到村里情况无望平安的情况下，我们家又搬到天津了，47年转去北平。大哥毕毓堂（一丁）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二哥毕毓春（毕毓波）在通县师范读书。他们均参加了革命工作，舅舅也在北平，这些因素促成了父母进京的决心。起初住在东四南大街灯草胡同24号，房租很贵，每月一袋标准粉。后来又迁到黄花门东板桥。父亲在那里开了一个“象记煤铺”，摇煤球，买煤球。这个买卖首先把煤买进来，用筛子分出煤块和煤粉。煤块单卖。再购进黄土，将黄土打碎，以适量的配比与煤粉混合，用水调和均匀，先用锹摊成一个大煤饼，再用方锹剁成均匀的小方块；再将小方块放在一个大筛子里摇成球，放在地上晒干后收集起来等待出售。煤块、煤球50斤一筐，要送货上门。这些活都是母亲和父亲一起干，母亲干得并不少，还要负责买菜做饭；父亲要吃小灶。孩子们要穿衣、要上学。这些都是母亲的工作。 　　摇煤球体力消耗很大，竞争也很激烈，由于场地房屋租金太贵，入不敷出。解放军围城时，国民党兵又把煤铺抢光了。家里没了生活来源，北京解放后经人介绍父亲到天桥去卖烟叶。租了一个地摊，批发兼零售。50年3月妈妈生了毓倩,六月全家迁到前门外的西打磨厂132号（后改为83号）。九口之家（有段时间前二嫂也住在一起共十口），靠摆烟摊 度日十分艰难，但母亲把一切安排得很好，奶奶和父亲吃小灶。母亲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再穷也让孩子们读书。她想尽办法维持着家里的生活供我们念书。 　　我家西边有一个铁道部的办公室，天天出垃圾。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筛煤灰，拣煤核，有时也带回一些菜帮子、葱胡子等等。每天当我们醒来时她已经笑着回来了，满脸、满头都是灰土。多年来为家里省下了不少煤火费。 　　在那段时间，母亲白天在家门口摆个小烟摊，并兼做补袜子，缝洗衣服等零活，还糊过口袋，钉过书，扎过花……。 　　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她积极乐观，吃苦耐劳，鼓励孩子们读书学习,孝敬老人,并为我们作出光辉的榜样. 　　 五八年大跃进时妈妈参加了作工，去一个帽厂缝帽子。那时她的心情是兴奋的,走出了家门,接触了社会;又有了收入贴补家里的生活.她每天按时上班,积极工作,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这段时间,在甘肃部队工作的二哥有了第一个儿子毕瑾.孩子小,二嫂又要上班,没人照看.二哥来信跟家里商量,帮助照看孩子.妈妈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辞去了心爱的工作,从六个月开始带毕瑾.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副食品限量供应,带一个六个月早产的孩子,可想而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妈妈豁出命带好孩子.那时要为小瑾找牛奶、找副食票,孩子小爱生病,妈妈陪他住院,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在困难时期,妈妈要照顾奶奶和小瑾,又要保证爸爸和我们的吃饭,只有她自己亏着自己.那时她瘦得皮包骨头,自己不吃总是让给别人……现在想起来,我们心理仍是很难受. 　　奶奶于65年8月21日逝世,活了86岁 .最后在床上躺了4年,她内脏没病 ,头脑清醒,因各部分衰老,周身无力、疼痛.四年中母亲细心扶持,喂饭、擦身、换衣、接屎、接尿。奶奶最后瘦得皮包骨头,但没有褥疮。特别是后期,每5至10分钟就要翻身,或抱起坐一坐,变换一下姿势,若不及时翻身就痛得骂人。四年中母亲没有脱衣睡过一个整觉.每当深夜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时,总是看见母亲抱着奶奶坐在炕上.母亲的眼睛常年带着血丝,坐下来就会瞌睡. 　　奶奶坐在“武则天”的位置上时,对母亲很不好,派活是最重、最脏、最累的,从不夸奖、表扬;再分配上常常遭到歧视.每次父亲探家带来一些衣料和东北的土特产,都是全数交到祖母手上,由祖母分配.父亲没有私下给过母亲一纹钱和一件物,在分配上祖母偏心,爷爷对这种不公正十分气愤,却不敢直接进行干预,一次爷爷对大哥说:“你看你奶奶不是人啊！”奶奶在病中曾有一种内疚和恐惧.事实教育了她.一个她看不上的媳妇,一个被虐待过的媳妇.对她没有施以报复,而是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毅力尽忠尽孝,总是细声细语,面带笑容,满足她的要求.自然很快奶奶的恐惧感消失了,最后她带着深深的内疚辞世了.从扶持奶奶的四年里,父亲理解和重新认识了母亲.这四年里父亲睡在南边屋子里,母亲在北边睡在奶奶的身边.这消除了他每次探家时奶奶种在他脑子里的许多不实之词,爸爸曾经说过:“你妈伺候你奶奶确实不容易啊！”这是爸爸对妈妈少有的表扬之词. 　　奶奶去世后,妈妈过了近一年带小瑾的平静生活.在这期间家里添了高萌,三、四个月后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在打磨厂132号大杂院里大多是穷住户,我们是较穷的住户,沾二哥的光我们家还是军属,30多户人家成分复杂.后院老于家、杨小六家纷纷被红卫兵揪斗了,房东家也被抄家了.当时每天都有戴高帽游街的、挨批斗的,院里好几家都被抄了家,引起了好多人家的惊慌,尤其是房东家被抄家以后,我们家更是恐慌,因为我们家就是由房东引见住到打磨厂的.就在这时叔叔家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女儿,来家里告诉爸爸,她已经向学校红卫兵组织汇报了大爷家是地主,红卫兵要来抄家了,今天要我来看看家里都有什麽.当时家里只有一台四哥自己装的电子管收音机和一辆日本时期旧自行车,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红卫兵认为没有抄家的必要,就没来.但是这对父亲触动最大,增加了恐惧感;又加上工厂里也在批斗地富反坏右.与其坐等批斗、“坐飞机”,不如自己主动采取行动,又加上厂里的领导暗示他快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申请于1966年9月16日返回原籍.当时妈妈不愿回去,看着爸爸无奈的样子也就一同回了老家.由于我们家在老家没干过一件坏事,经常帮助穷人.回家18天四清工作组就摘了父亲的地主帽子.这样妈妈又开始了陪爸爸遣返农村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占去了她生命中的12年. 　　母亲心地很开阔,很乐观.每天坚持下地挣工分,父亲不爱下地,只是拾粪、养鸡、烧饭.母亲在地里与姐妹们坐在地垄上,边聊天边劳动,得到不少乐趣.这也是她遮挡自己感情痛苦一种方法,她曾经说过:“在地里劳动心宽.”她痛苦到了极点,她忍受着与孩子们的分离,尤其惦念着小瑾,那是她由六个月带到六岁的孙子;她想念每一个孩子;她忍受着由城市被遣返农村的痛苦,精神上痛苦极了.生活上的困苦也到了极点.凭着她自己劳动的工分和爸爸拾粪的工分根本不够口粮钱,两位老人不肯向儿女们讲自己的困难.后来我们发现了爸爸记录的一张借钱、还钱的清单,多少能看出当时的困境.但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乐于帮助别人.有时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小米送给孕妇吃;当时粮食很缺,母亲经常叫村里的老乡到家里吃饽饽和白薯;不论那家有困难她都想尽办法帮人家. 　　妈妈房南边种了俩棵小槐树,每天象抚养孩子一样,浇水、修枝,盼望着它长高长大,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70年大嫂带着四个孩子由南宁也返乡了.妈妈连夜为他们缝制棉手套,怕他们冻手.妈妈真是一夜没睡.她认为这是家里的困难时期,大家应该共度难关.71年二哥与小琦也回到老家,妈妈又担起了照顾他们爷俩的担子（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二哥又跟大妈一起过了）. 　　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妈妈正好7月27日由唐山回老家,爸爸在唐山毓伦处.震后妈妈一人在家惦念爸爸及毓伦一家,心急火燎,坐立不安,一点消息也没有 .那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妈妈在震后混乱中,用一个裤料的代价借来了自行车,叫二哥和毕福良去唐山打听消息.当知道爸爸他们都没事时,她才松了一口气,便和爸爸一起处理震后的房子问题.妈妈和爸爸又共同度过了唐山地震这个大灾大难. 　　父母在老家的12年,毓伦一家给父母的帮助最大,他是为了照顾父母才分到了唐山. 　　妈妈这时已经是将近70岁的人了,经受了多年的劳累，多年的困苦生活,多年的心情压抑,母亲在70年代中期患了冠心病. 　　因地震家里的房子坍塌,无法修复,爸爸和妈妈处理完房料就离开了老家.妈妈去西安照顾毓儒的女儿毕珂.妈妈在西安生活得很愉快,有许多照片记录了这段生活.爸爸、妈妈在这段时间曾经分别来过南京,去过鞍山. 　　在平反落实政策中,经过妈妈、毓滋、乃刚、毓倩经过长时间的多方努力,为父亲定了成分,为小商贩.落实了政策,将户口迁回了北京.回来后就住在毓滋家里.在这之前毓滋、乃刚为毓倩办病退,由内蒙回北京,并找到了工作.毓滋家四口人,再加上毓倩、父母就是七口人,住在一间房里,实在是不行.爸爸先后租住了何家坟、青塔两处农民的房子,两个老人在毓滋一家和毓倩的照顾下独立地生活了几年.在这期间他们代大了毕勇,帮助毓伟和黎筠完成了学业;办了毓倩的婚事,又迎来了最小的孙子--毕海,并带到两岁多,把毕海送到了幼儿园.当毓滋家分了房以后,父母又住到了毓滋家,之后又搬到了毓倩分的房子---八角北里.这几年他们的生活是安定和愉快的. 　　1982年11月17日母亲第一次中风,因治疗及时,加上自己坚持锻炼,康复得很好,愈后生活尚能自理.她生怕躺倒,麻烦别人.在1989年11月11日爸爸那个任性的举动以后,妈妈又担负起照顾爸爸的重担.要知道她这时是个病人,像好人一样操持家务,照顾生病的爸爸.在毕琦来京旅行结婚的时候,终于将妈妈累倒了---她又一次患了中风.那是1990年的元旦.虽然经过治疗,用尽了一切手段,没有完全瘫痪,左腿、左手一直麻木无力,自己不能自理了.但她一直坚持锻炼,一直坚持能不用人的,就自己做.她自己能坐起来,但不能站立行走,自己坚持用一只手吃饭;用右手给孩子们写信,写鼓励他们的顺口溜及贺词;用右手干力所能及的事情.即使顾了保姆,她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始终想着别人.1994年的元旦她的病情加重了,吞咽功能有了障碍.虽然治疗始终没有停止,她的病情还在发展.由于吃东西受到妨碍,营养跟不上,体质逐年下降.1995年6月12日晚妈妈的右腿骨折了,由于手术治疗消耗了她的元气,加重了脑血栓的症状,加快了她的衰竭.在腿断以后三个月,于1995年9月11日安详地辞世了. 　　母亲的生活目的,完全是为了别人.在大家庭里她不计较个人得失;奶奶分配的事从不推托,从无怨言,样样把它干好.她认为需要干的就干,我不干得别人干,斤斤计较有什麽意思.干活是她的习惯,只有干活生活才有意义,干完活才感到痛快.在小家庭里首先为丈夫,为孩子着想.一定要让孩子读书,一定要孩子吃饱穿暖,长大成材.她经常说：“别让孩子不高兴”,“宁可自己受苦,也别委屈了孩子”.为别人是她的生活目的,生活的动力,也从中找到了生活乐趣. 　　她的宽容使得大家庭,小家庭得以和睦相处,也使得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乐观地生活.奶奶在派工派活,物质分配上，精神鼓励上，关心体贴上，甚至对待她的孙子孙女们都有许多不公正.若没有母亲的宽容,20来人的大家庭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而父亲每次回家探亲,不是帮助和安慰母亲,还要拿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母亲心里也有委屈,也只是不过背着父亲,用手指点着,笑着对我们说：“你看你爸爸”,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父亲对母亲很不尊重,一切自做主张,在许多情况下以看不起人的口吻或恶狠狠地说话,母亲也不计较. 　　乐观贯穿了她的一生,尤其在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没见过她脸上愁苦过,没听到他咳声叹气过.几块豆腐过春节,大家过的也很快活;棒子面也要吃出许多花样来;那些破布烂衫,总能在她手中洗染整旧如新,使我们穿得还算整齐、体面.她对生活得的乐观态度深深地感染着父亲,尤其在那些父亲愁苦得要死的日子里,是母亲的乐观精神鼓舞父亲活下去的勇气.父亲常说：“要不是你妈,有几次我就寻短见了.” 　　节俭是她的习惯,从困难中活过来的人才爱惜一切,任何东西都不浪费.无论做菜团子还是包饺子,做窝头、馒头,都把面盆菜盆收拾得干干净净;带鱼的头烘酥了吃,葱胡子熬豆腐渣;馊饭用来做发面的起子;布料的利用也花了不少的心思,棉衣的面子太破了,拼拼接接做里子,边料做鞋底.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带着个包袱,装着她的宝贝---破布碎布、针头线脑.大家的生活好了,没人再穿她做的衣服和鞋子的时候,她就为大家做鞋垫.平时她收集了很多花花绿绿的塑料捆扎绳带,像编辫子一样编了一根根塑料绳,捆扎东西很结实,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她编的塑料绳.一切废旧物她都会巧利用.总之在她手上什麽东西也不会浪费. 　　妈妈对生活永远充满信心,即使在病魔缠身时,也同样对生活充满希望,坚持锻炼,忍受痛苦配合治疗.因为她知道失去母爱的痛苦,她常说:“没有妈的孩子可怜,我要多看你们几天.”她是为我们忍受着痛苦,为我们活着.病床上的她,是多麽不愿意离开我们呀！ 　　妈妈一生热爱学习,也希望别人爱学习.她在50年代积极参加了扫盲运动.她兴致勃勃地教街道的姐妹们学习文化,曾光荣地参加了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在她晚年时写识字卡片,教毕海认字.在病中教小保姆识字、写字,几年后小保姆也能看书，写简单的信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始终把看书看信,作为生活中不可少的事情,经常是戴着花镜再加上放大镜看书.有时有不认识的字还经常问我们;还对毓滋说：“你教教我汉语拼音吧！”这句话就好像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她经常在孩子们生日或学习有进步时,送一些零钱和写上几句话,祝孩子们生日快乐,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妈妈对孙子孙女也是关怀倍致,操心惦记.别人送给她的东西,她总是分成许多份,每个孙子、孙女、外甥、外女一份,谁要是不要她就不高兴。“你们吃了,我心里痛快！”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每一家及每个人都得到过她分给的东西.我们怎麽也不会忘记,在她病危的时候,都不会说话了,看见毕勇、毕海来了,急忙用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摸出保存很久的两枚一圆钱硬币,交给了他俩.这个镜头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抹去,…… 　　妈妈去了,带着88年的风尘去了.她的一生在操劳、忍耐、期望、等待中度过.孩子是她的精神寄托,是她的精神支柱,她期望孩子们长大成才,一定要孩子们读书,成为有用的人,她在遗嘱中怀着对儿女们没全上大学的遗憾说,要叫她的孙子孙女们都上大学;为了孩子们她艰苦奋斗了一生,唯独不考虑她自己.她的忠厚、善良、朴实、待人诚恳、吃苦耐劳、不畏困难、乐观、宽容、节俭、大公无私是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去奋斗、抗争,她的英灵时刻保佑着我们去创造美好未来！妈妈又会看着我们高兴地笑了. 　　我们的母亲安息吧！ 　　 　　 　　母亲永远 活 在 我 们 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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