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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赵毅敏同志曾多次共事,友谊挚深。2004年1月5日是赵毅敏同志的百岁诞辰。抚今追夕,老战友的音容笑貌和共同战斗的生涯依旧清晰,难以忘怀。我们回忆他光辉的一生,并记述共同战斗在冀察热辽的一些经历,以表缅怀和纪念。
革命的一生 毅敏同志1904年1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 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爱国追求进步。 大革命时期,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25年因参加中共旅法支部领导的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斗争,被法国警方逮捕,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关押几个月后,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勤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任学校团委宣传部部长至1928年底。 土地革命时期,毅敏同志曾在哈尔滨共产国际秘密交通局担任地下交通,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5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较大破坏之际,他奉命赴奉天(沈阳),参与重组中共满洲省委,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共奉天(沈阳)市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毅敏同志在历史紧要关头,连夜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激励了各阶层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第一声抗日呐喊。1931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毅敏同志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4年11月,伪满大赦出狱后,他担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满洲省委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代表兼政委,积极地为赵尚志同志恢复了党籍。1935年春,受党中央委派,他第二次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表了揭露日寇罪行、宣扬抗日军民英勇事迹和我党抗日决心的讲话,受到与会者好评。毅敏同志还参与起草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国内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他会后留在莫斯科,被任命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毅敏同志1938年底从苏联回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同时担任延安女子大学的大指导员。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解放日报》,并任报社秘书长。后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科长、秘书长,并兼任延安大学副校长。1945年4月,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中直机关代表团秘书。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作政治报告时,赞扬了毅敏同志带领机关秧歌队下乡扭秧歌,密切了外来的知识分子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毅敏同志先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赵毅敏同志于1950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53年兼任中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部长、中南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 1953年至1967年间,赵毅敏同志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赵毅敏同志作为中共代表率团赴布拉格,参与创办由国际上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合办的理论性、报道性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并担任中国党编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毅敏同志遭受到残酷迫害,以所谓“叛徒”罪名被“监护”达七年之久。这期间,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忠于党。他还将家中多年积蓄的五万元存款一次性地交纳了党费。体现了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无悔的崇高思想境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兼任秘书长。 赵毅敏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出兵东北。根据时局发展,党中央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动员大批军队、干部挺进东北。毅敏同志得到毛主席允同,于8月随同由林枫同志带队的第一批上千名干部,浩浩荡荡,踏上了去东北的征程。 各路干部聚集在古北口,等待经承德去东北的交通工具。当时,苏联红军占领着古北口和承德。由于语言不通,干部队伍和红军发生了矛盾冲突。毅敏同志发挥了他的俄语专长和在东方大学学习,校长是斯大林的优势和红军成功地交涉,克服了种种困难。后来遇到了在热河工作的王国权等同志,在自己人的帮助下顺利地到达了承德。 过了2、3天,中央来了一个电报,要林枫同志在干部队中找一个懂俄文,能同苏联红军打交道,又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人,留在承德负责转送干部。于是,决定让毅敏同志留下来。任务有三个:第一,用留下的一部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第二,大批干部从热河去东北,负责接进来,送出去;第三,等待中央再派人来,成立中央分局。 当时红军的驻军司令是欧罗索夫中校,听到毅敏同志俄文讲得那么好,很惊讶。当知道他在东方大学学习过,曾八次见到校长斯大林,兴奋极了。连连说“你比我强多了”,有什么事,你找我,写个条子也行。和红军驻军的关系打开了,亲密了,后来办事情就容易多了。 日本帝国主义简直把热河搜刮的一无所有,去东北的火车班次很少,等待去东北的干部又多,秩序一度很乱。好在很多干部是抗大学员,在罗瑞卿、程子华同志进行教育,讲明道理后,组织纪律性得到提高。很快就转送走了大批干部。中央向东北派遣的十二万军队,两万多干部,二十多名“七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是从热河辗转到了东北。这是一项繁杂艰难的组织工作。 我们和毅敏同志深知,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把东北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重大任务。以热河为中心的冀察热辽地区,是东北和华北两大战略地区的咽喉。我们能不能在热河站住脚,对巩固东北根据地至关重要,对解放全中国至关重要。 1945年10月22日,胡锡奎、赵毅敏同志就热河情况给中央发了电报,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报告中说,苏军已经开始撤除承德,月底可能完全撤除,至迟不出11月初。目前热河我军兵力单薄。进入热河部队只有10个连,发展到1.2万人。没有整训,战斗力不强。而伪军自称傅作义十二战区前司令韩继功部2000余人已经占领丰宁十余日。凌源南部敌伪300余人,北票千余人与国民党勾结。距古北口40里的石匣到怀柔,潜藏的敌伪特务多达5000余人。热河面临国民党里应外合的局面。因为和晋察冀电报不通,电请中央除将此情况电告李运昌外,还请中央电告晋察冀速调援军。 电报同时还就热河的工作向中央提出几点建议:我们都没带干部来,冀东及晋察冀共来干部2000余人。过去没有工作基础,一切工作均缺少人去做。电报建议,除了开办大规模的训练班外,将东去的干部,留一批下来,解决目前的严重困难。伪省、县已被接管。我们已于14日成立省政府,并决定28日再召开热河省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省政府。委员三三制,党员4人,蒙民3人,中间及进步人士3人,共11人,以李运昌为主席,李子光、杨雨民为副主席。 同一天,中央发电报给东北局并告晋察冀及林肖罗李(林彪、肖劲光、罗荣桓、李富春),指出,热河、冀东在军事上、交通上与东北连为一体,目前日敌方大举向平津运兵,大规模作战不久就会到来。而热河现在尚在混乱中,无人主持,又无主力。冀东虽有李运昌主持,亦未形成主力。聂肖罗刘(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集中注意于绥远作战,来不及照顾热河、冀东。因此中央决定冀热辽区域立即交由东北局指导,并建议即刻或林彪到沈阳后派程子华去承德主持一切。并要求速通知李运昌、毅敏同志并区党委。 战斗在冀察热辽 赵毅敏同志受命留在承德转送干部,开辟工作,调集干部大办学校培训人才,巩固冀察热辽解放区。冀察热辽解放区,原为冀热辽解放区,所辖地区有冀东、辽西和热河省。1947年,察东、察北及平北划入,始改为冀察热辽解放区。整个地区是联系华北与东北的走廊地带,特别是辽西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自古皆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枪秆子、笔杆子是保证革命胜利离不开的两样重要武器。大战在即,军事上在中央的运筹帷幄下,冀热辽在积极应对敌人的大举进犯。为了革命的长远需要,文化教育阵地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进行着各种准备。 赵毅敏同志后来担任了宣传部长。他发挥了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在延安办鲁艺、延大和团结干部的经验和威望,说服调集了一批原来决定奔赴东北的干部留在热河,开展新区的革命工作。 10月份先留下的骆文同志向赵毅敏同志提出:“留下我一个人实在没法开展工作。” 赵毅敏同志说:“我们这个城市是去沈阳、吉林、黑龙江的咽喉,凡是从延安出来的人,必经此地。你想要多少人?写个详细的名单,我给你扣人。” 程云同志虽然是鲁艺的,担任过延安枣园文工团的作曲、指挥、乐队长。经承德赴东北时,重又萌生了干铁路工作这个老行当的想法,闲逛时爬到火车上未经许可地操作起来。赵毅敏同志听说后把他找来问:“你还会开火车?”程云答到:“我本来是学那个的”。鲁艺老院长一脸严肃地说:“无组织无纪律。会,也不能随便去开动机车啊?”转而,又面带微笑地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明白:现在国民党又在抢我们的地盘,我们的锦州也被他们占了,美国人是他们的后台”接着目光严肃地说:“现在,我们是破坏铁路的时候,而不是要你去开火车的时候。那个差事,现在轮不到你去!老老实实地抱着你的小提琴去‘胜利剧社’报到去。从延安来的干文艺的同志一个也不许放行,明天就去”程云被三分钟的谈话说服了。他行着军礼说:“是,我明天就去报到”要转身出门时,老院长紧紧握着程云的手说:“过两天我去看你们”,程云转身出门后,又追出来大声叮咛“要赶快写出几支歌来,这儿需要我们的歌声。” 半个月后,以音乐家安波为首的30多位文艺人才给扣了下来。在赵毅敏同志的鼓舞下,奔赴东北未果、抑郁寡欢的情绪消散了,大家体会到了新区的严峻形势,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开始了工作。骆文、安波等同志有个想法,一方面扩充剧社人员,适当的时候改建冀察热辽文工团。与此同时,创办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培养和储备文艺干部,为解放战争后的新局面未雨绸缪。在驻地他们找到了赵毅敏同志。他当即表示:师资、生源、课程、学习时间等具体问题,你们要拿出一个方案,等到目的地后,交由分局讨论。不久经分局讨论,赵毅敏同志向骆文等同志传达了分局的指示:“可以筹办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以短训班为主,适应战时的宣传鼓动教育应为重点。特别要加强蒙族学员的培养,以备日后他们能独当一面的工作。反攻开始,选择赤峰作为校址是可行的。因陋就简,节约开支,指望在一定期间获得实效。” 在鲁艺第一期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赵毅敏同志都讲了话,他要求继承延安鲁艺的办学传统,办好新区的小鲁艺。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他还提出了“粗粮”方针。他说:“生‘粗粮’就能生产‘细粮’。在战时,‘普及’是第一位的”。赵毅敏同志还再三嘱咐这些同志,要团结,改造民间艺人,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半时间,小鲁艺就培养基层文艺干部近千名。建立培训了二十四个宣传队。安波同志创作出版了《东蒙民歌选》,莎来同志创编了群众朗朗上口的歌曲《纺棉花》。大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创文艺作品鼓舞了士兵和群众。 扩充了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到处演出街头剧,闹秧歌,去临近敌人的平泉采风。连夜写歌、写戏竭尽全力激励市民,肃清伪满余毒,打击坏人,鸿扬正气。赵毅敏同志与军区讨论后,拨给了必要的经费,又指示:“配合驻军、公安部队清除谣言,整顿市场。尚未发行边区纸币期间,要特别注意捣卖烟土、银元诈骗投机的犯罪分子。” 11月份,胜利剧社就在承德连续创作演出了反映清算斗争的话剧《李振锋回家》,反映干部作风的话剧《不能忘记》,并演出了陕北秧歌剧《大家喜欢》和《白毛女》等,深得热河人民的喜爱。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革命斗志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 在白毛女演出中,曾经发生过这样感人的一幕。当杨白劳被黄世仁、穆仁智威逼按手印把喜儿抵租子,杨白劳喝卤水自尽倒在雪地里,喜儿被穆仁智强行拉走时。台下的战士再也忍不住,“为喜儿报仇!”“枪毙黄世仁、穆仁智”,“打倒封建地主恶霸”,“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一个解放军战士突然跳上台,哭喊着把子弹推上膛,非要枪毙黄世仁和穆仁智。 1946年初,国民党十三军大举进犯冀热辽。1月13日至2月1日向我军进攻30余次,占我城镇16座。2月16日,在军调处承德执行小组的安排和参加下,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与敌十三军军长石觉会谈。赵毅敏同志以高参的身份赴平泉参加会谈。18日在下坝村开始谈判,国民党方面狂妄要求我冀热辽部队单方面从锦承路两侧各退百里,平泉西南各退60里,我方据理反驳,谈判无果而终。分局撤出承德,辗转围场到赤峰。赵高参押送美国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北撤,两辆卡车和一辆美式吉普组成的车队行至围场一河边,毅敏同志的卡车过了河,国民党人员的卡车却陷到了河中。毅敏同志让国民党人员坐过了河的卡车先走,而自己留下来组织老乡用牛拉陷入河中的车辆。谁知道过河的车走了没多久,国民党的飞机就临空滥炸。路前方浓烟升起,爆炸声接着传来。敌机回头又来扫射河中车辆,躲进庄稼地的毅敏同志未伤皮发。毅敏的警卫员坐在走的车上,好在他年轻机灵,及时跳下了车。跑回向首长报告说敌机扫射引爆了车上装运的炸药,七个人当场死亡了,毅敏同志的行李物品也毁于爆炸。分局甚至延安曾一度误传毅敏同志牺牲了,但我们的赵大爷碰巧躲过了这一劫。 1946年6月,在战火纷飞的时日里,赵毅敏、徐懋庸、安波等同志办起了冀热辽区的综合文艺刊物《热潮》,后来改为《冀热辽日报》的专刊。赵毅敏同志亲自担任编委,并写了发刊词。革命的文学在战争的年代里给人们起到了精神食粮的作用,在今天是很多人难以体会的。 为了集中力量培育冀察热辽解放区急需的各方面的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决定以建国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原热河胜利剧社)、内蒙古自治区学院为基础,招收平、津国民党统治区奔向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和冀察热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赵毅敏同志兼任联大校长。 联大学员经过短期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学习以及专业训练,陆续分配到冀察热辽地区以及哈尔滨、长春、沈阳、平津等地工作。联大认真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在战争环境下,边战斗边学习,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一切服从于革命的需要,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了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共同的革命理想,师生们遵守纪律,服从分配,让到哪里就到哪里,决不畏难怕苦。据统计,几年中联大培育了上万名干部,大多数都成了各条战线的工作骨干,许多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他们对支持解放战争,接管城市,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和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执行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 在冀热辽地区,日伪时期,当局为扑灭日益旺盛的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统治的火焰,在承德长城沿线地区采取了最残酷、最野蛮、最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制造了世所罕见的“无人区”,历时5—6年。把宽30—250公里的广阔地域内的人民推入苦难深渊。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从人民手中抢夺承德和热河全省,1945年9月,在重庆宣布恢复已12年不存在的热河省政府的建制。并网罗了热河地方汉奸和地主阶级分子,控制热河政局,在苏联红军驻扎的地方,出现了伪政权的变种———维持会。 我军进驻后,解放区不断扩大,至1946年,冀察热辽已经成为一省、二行政区、二十五个专署、三盟、八十二个县与二十九个旗,共有人口一千六百万,土地八千万亩的根据地。为了开拓和巩固冀察热辽这个重要的战略根据地,使水深火热的人民真正得到解放是当务之急。1946年11月21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召开高干会议,确定了今后的任务是土地改革、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三位一体。 1947年4月2日。冀察热辽分局在林西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赵毅敏同志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讲到土地改革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目前解放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自卫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讲到在热河一年多来的群众运动有很大成绩,从清算控诉、减租减息到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有上千万群众参加运动。全区已分散土地六百多万亩。一年多来的群众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进入热河及辽西走廊时,群众最仇恨的是敌伪残余势力。因此首先进行了清算控诉运动。由控诉复仇到减租减息,又在群众要求下,一九四六年四月高干会上提出土地适当分散的方针,当时热、辽两个地区分散比较多。第二个时期是中央五月四日指示后。冀察热辽各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赵毅敏同志根据当时各阶层的动向,讲了冀察热辽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我们策略的总方针是:以贫雇农为骨干,紧紧团结中农,力争富农靠拢和中立。在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的方针下分化地主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与我们合作,使一般中小地主在我们正确政策下不致反动,招引愿意回头的大地主来解放区,但约束其不得反对农会、政府等为条件。狠狠地打击与我对立的豪绅大地主恶霸。 赵毅敏同志还讲到,在基本区、游击区、敌占区各种不同情况的县和村,本着总方针的精神灵活运用。在具体政策上讲到了对一般地主经过群众讨论可分给土地。对豪绅恶霸本人应镇压,对其家族区别对待留给生活,对中小地主应经群众自愿留给土地,对抗日关系人、民主进步分子留给比一般中农多半倍的土地,对鳏寡孤独属于地主成分者留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对富农留给如富裕中农或中农的土地。中农是贫雇农的同盟军,其土地不得侵犯。已侵犯的应补偿,且应吸收为农会会员。贫雇农按应分户的人口分土地,远近、好坏、水旱折合平均分配土地,且保证他们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权。对工商业除恶霸产业外、应予保护。赵毅敏同志还特别讲了群众路线问题。 1947年秋天,冀察热辽分局决定组织三个土改工作团。北团由黄火青负责,南团由欧阳钦负责,中团在分局所在地,归分局直接指挥,由赵毅敏和马洪负责。 大办学校的成果显现了重要作用。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师生们跟随各路干部在分局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参加了土改工作。当时日本鬼子细菌战的后果-鼠疫正严重蔓延。师生们不畏艰险,和穷苦百姓打成一片,通过文艺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他们参加的两期土改中帮助80多万穷苦农民分地分房翻了身。我们的军队也开到农村去,搞土改、剿土匪,消灭“坐山雕”。 群众发动起来了,不但生产支前,还能自我教育。1947年4月21日,在军区文工团开会欢迎大营子村剧团。会上,赵毅敏同志代表分局向该团二十六位农民团员致敬。他说:“我们昨天看了你们演的戏,大家都说很好。从前的唱戏人都唱的是古来事,与百姓无关。但今天我们不但‘现在人演现在事’,而且你们已做到‘自己人演自己事’,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才能做到。你们演的逼真逼像,再没有谁比你们演的更像。过去朝朝代代都是唱戏给那些自称为人民的‘父母官’的青天大老爷看的,今天是演给老百姓看,叫别营子人看了也学你们一样翻身过好日子。这是很有用处的。”建国学院徐懋庸院长说:“老百姓什么事也能干,会种地、会打仗,还会做文化工作,真是文武状元,我们学校、部队、剧团都要向你们学习。”大营子剧团张团长致词说:“我们翻了身,有了饭吃,自己演自己的事还有人来帮忙,欢迎我们,并要向我们学习,这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对老百姓这样好。” 土地改革也带来了扩军强军的效果,战士们为了保卫家园,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打起仗来分外勇敢,大量劳苦群众也纷纷踊跃报名参军。赵毅敏同志自己回忆说:“有一次,在号召参军的大会上,我站在那讲一通话,就有很多人来参军,一批一批的,后勤部门准备的衣服都不够了。那个场面实在感人啊!”热河发动群众受到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 在近80年革命生涯中,赵毅敏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我党的宣传教育、对外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以党的事业为重,时刻服从组织的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面对生死考验大义凛然,身处逆境从不消沉。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团结友善,平易近人;对部下言传身教,从不居功骄傲。他以自己谦虚谨慎的人格魅力,高超灵活的领导艺术,开朗豁达的长者风范,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与爱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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