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缘(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广州　510610) 　　 　　[提　要]于谦是明朝正统、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其生平事迹,感人至深。本文叙述他居官只图振兴国家而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以及自奉俭约,淡泊名利与不谋家属官职的种种表现。并对其“忧国忘身”、“忧国忘家”精神作了探究 　　 　　一 　　 　　于谦字廷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提督军务、兵部尚书。他是明朝正统和景泰年间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他的生平事迹,感人至深。《明史·于谦传》说:“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又说:“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功伟矣。”本文只就其“忧国忘身”、“忧国忘家”的精神略予论述。一、居官只图振兴国家而不顾个人得失和安危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的“土木之变”,不仅正统皇帝朱祁镇被蒙古贵族也先俘虏,随朱祁镇出征的明朝精锐京军几乎全部丧失,而且也先随时可能大举入侵京师,明王朝已陷入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因此,当“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廷官员竟“莫知所为”,甚至有力主南迁逃跑者。此时,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制止南迁。他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这席话,表明于谦有着很锐敏的政治眼光和军事眼光,洞察南迁必然使国家陷入一蹶不振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必须对南迁逃跑者采取“可斩”的严厉制裁。于谦这些话既遏阻了主张逃跑者的气焰,更使一些有正义感和爱国的官员明白南迁之议决不可行。于是在于谦和一些大臣的支持下,奉命监国的王朱祁钰乃定守议,并将战守重任交付于谦,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朱祁镇被俘之后,虽有王监国,但依然是国家无君,不利于政令、军令的推行和人心的安定。因此,群臣力请以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即皇帝位。在皇太后已同意群臣奏议的前提下,朱祁钰对此仍有难色,不肯即位。此时,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惟私计,愿陛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于谦一席话,使朱祁钰为之折服,同意接受皇太后的旨意,即皇帝位。这一重大举措既结束了举国无君的局面,有利于政令军令的推行和人心的安定,还给也先打朱祁镇牌要挟明朝以有力的回击。这是政治上与也先较量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于谦所说“诚忧国家,非惟私计”,真实地道出了他拥立朱祁钰的本意;也是其居官的座右铭,一直身体力行。 　　 　　朱祁钰即位之后,旋又敕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于谦重任在身,日夜操劳,殚精竭虑,“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并向景泰帝表白:“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其忠于国事之心,跃然纸上。 　　 　　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率瓦刺军大举进犯京师之前,于谦对保卫京师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在瓦刺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在如何与瓦刺军作战方面却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总兵官石亨主张“敛兵,坚壁老之。”按照这一主张,明军只须在京师城内布防,闭门不出,以老其师,即可。于谦不赞成此议,认为也先正来势汹汹,如果闭门不战,示之以弱,只会使也先更为猖撅。“益轻我”,不利于国家的振兴。他果断地“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其中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阵于宣武门,各军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自己则亲至德胜门石亨军营督战,并命令“悉闭诸城门”,以示有进无退,背城死战的决心。为了严明纪律和激励士气,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不仅如此,于谦还非常注重以自己“率先将士,躬擐甲胄”的实际行动和“泣谕三军”,对官兵进行爱国的忠义教育,使大家都为之振奋,“勇气百倍”。 　　 　　京师保卫战既直接关系到明朝的安危,也与于谦个人的荣辱得失与祸福安危攸关。如果他稍存私心,害怕承担重大责任,害怕背城作战的艰险乃至丢掉脑袋,他完全可以用总兵官石亨的敛兵不出,坚壁以老之之策,而不必冒此重大风险,背城一战;即使背城一战,他也可以坐镇城内,不必亲至德胜门军营,亲身督战,以抵御瓦刺军的主攻部队。足见于谦在决策背城一战时,早已将个人得失与安危置之度外,一心只图打败瓦刺军,使国家转危为安。从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可以总结出这样一点:军事上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决策者不仅要有智慧、谋略、果断、勇气,而且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既是于谦杰出军事才能的胜利,也是于谦“忧国忘身”精神的胜利。 　　 　　国家的安危,在很大程度上系乎军队的实力。于谦在京师保卫战胜利之后,坚持继续整饬武备和必要的改革,诸如军队的操练、军队的纪律、边防的整顿和京营军制改革,等等。此前,京营军马设有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彼此各异,号令不同,兵将不识。于谦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拣选马、步官军15万,分为10营,每营各以都督总领,下分设都指挥,把总、指挥、管队员分管,常令在营操练,“统体相维,兵将相识”。如遇调用,就令原管都督统领出征,“号令归一,行伍不乱。”京军之制为之一变。《明史·兵制》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与此同时,于谦还注重军政改革。景泰三年(1452),两广境内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日益增加,而广东副总兵董兴与广西副总兵武毅,“俱贪懦无为”。于谦除决定用镇守琢州等处署都督佥事陈旺、镇守雁门关署都指挥使翁信取代董兴与武毅之外,还根据广东、广西两处副总兵“不能充摄,不肯互相应援”的实际情况,奏请设置两广总督,“乞以安远侯柳溥充总兵官佩印总督两广军马,如溥不可轻动,或令臣谦,或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金濂、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内遣一人往,命旺、信俱署都督佥事,翱往任总督之寄。”此时,于谦已是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完全可以坐镇京师,用不着自己出任两广总督。然而于谦在提议出任两广总督的四人名单中,居然将自己排在安远侯柳溥之后,名列第二,足见于谦对首置两广总督这件军政改革的大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此之前,广东、广西只各设巡抚和副总兵,而没有两广总督总揽两省的军政大权,所以于谦提请任命两广总督的人选也就同样极其慎重,务使名实相符,真正发挥设置两广总督的作用。基于此,他把自己这位位居一品的大臣,也置于提请任命为两广总督的人选之一。他根本不计较广西是偏远之地(当时两广总督的驻地在广西),与京师的条件相差甚远,也不计较他一旦出任两广总督,势必另有人出任兵部尚书。这再次表明,于谦居官,只图振兴国家。只要国家需要,他可上可下,可当兵部尚书,也可当地方的总督。 　　 　　代宗朱祁钰最后决定由王翱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有总督自翱始。”王翱到任之后,不是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专恃武力镇压,而是“将吏言龙服,推诚抚谕,瑶人向化”。足见于谦荐人之恰当。从此,广东、广西两省的副总兵均听两广总督节制,解决了过去命将出征,互相推诿,互不应援的矛盾,这是于谦对明朝军政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此后,两广总督进而发展为“抚治军民一应事务”,“各该将官并三司官悉听节制”的大臣,总揽文武之政,对明代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居官自奉俭约,淡泊名利和不谋家属官职 　　 　　于谦居官,尽职尽责,日夜操劳,一心为国分忧,而于个人生活,则“自奉俭约”,对于个人名利,却非常淡泊。正统十四年十月,景泰帝敕兵部尚书提督各营兵马。同月,又升谦为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面对加衔晋爵,坚辞少保之职。他在疏中说:“臣偎以浅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疏,已出望外。今虏寇未靖,兵事未宁,当圣主忧勤之时,人臣效死之日,岂以犬马微劳,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如蒙怜悯,仍臣旧职,提督军务,以图补报,庶协舆论。”于谦想的只是“虏寇未靖,兵事未宁”,他任兵部尚书和提督军务,自应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至于与此无关的“保傅重任”,虽名望颇高,但他却淡泊寡欲。出于当时紧张的军事形势,于谦在“所辞不允”的情况下,便暂时把此事搁置下来。当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于谦又请辞去提督军务和少保之职,只保留兵部尚书。他在疏中说:“比者狂胡犯我京畿,命臣总督官军。赖宗社神灵,皇上洪福,军士奋勇,杀退胡寇。臣本书生,素不知兵,既无骑射之能,又乏运筹之略。臣以此时兵事未息,身在营垒,勉受职命,未敢再辞。今胡虏远遁,人心尚安,臣既乏功能,难居重任,而保傅之职,所系匪轻,必才德兼优,身望素著者,然后足以当之,岂臣后生晚辈,肤陋鄙薄之人所能负荷。苟臣冒昧荣宠,不自揣度,其于士大夫清议何!其于天下后世公论何!……伏望圣恩,允臣所请,乞回总督、少保之命,畀臣尚书旧职,庶几上无负于国恩,下以协乎舆论。” 　　 　　于谦在第二次请辞疏中除继续坚辞少保之职外,还加上了请辞提督军务之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京城保卫战已胜利结束,提督京师军营兵马之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由兵部尚书兼任。所以,于谦请辞兼职,既是出于淡泊名利,又完全合乎情理。由于第二次请辞又未获准,他在景泰元年(1450)三月,再“具疏辞总督、保傅之任”。但依然是“所辞不允”。 　　 　　景泰三年(1452)四月,代宗命兼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者,俱兼支二俸。对此,凡兼支二俸者皆辞,惟于谦在一辞之后再疏让还二俸。疏言:“臣阖门良贱,仅逾数口,原俸资给既有余饶,即今边境、京师粮用浩大,人民之转输未息,军士之养瞻未优,国赋经营,日不暇给,而臣以一介之微,叨冒千人之食,扪心知惧,揣分奚堪,乞止支一俸,以省浮费,以惬舆情。”于谦不仅在疏中坦言家庭人口不多和原俸资给己有余饶,而且更深深关心的是“人民的转输未息,军士之养瞻未优”,国赋又“日不暇给”。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支二俸,扪心自问便很恐惧了,恳求只支一俸。字里行间透露出于谦非常体恤人民负担之重、军队生活之苦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浩繁,因而他所得之俸决不能过分。朝廷赐给他的二俸,本属正当来源,他尚且如此坚辞,其欲求减轻人民的赋税可知,其清廉可知,其不求当官发财可知。《明史》说他“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死无余赀”,便是盖棺论定的结论。 　　 　　于谦位居高官,而“所居仅蔽风雨”。景泰帝为此将西华门一处宅院赐给他。于谦不肯接受,辞曰:“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由于“固辞不允”,他便将朝廷前后赐给他的“玺书袍锭之属”,藏于所赐宅院的正室,加以“封识”,只每年回宅院一次“省视”,而他自己依然住在原来的仅能遮挡风雨的旧房子里。 　　 　　于谦的公而忘私,还表现在不仅不示意别人为其子谋求官职,甚至经别人举荐和皇帝诏授官职也表示坚辞。总兵官石亨向朱祁钰上疏,荐于谦之子冕。代宗诏冕赴京受职。于谦上疏请辞,不允,于冕至京。于是于谦再上疏说:“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贵显,臣岂独无是心哉!但方国家多事之秋,宜以公义为重,不当顾其私恩。伏念臣才乏寸长,官跻一品,固已乖于清议,敢重冒于殊恩,况臣男器非远大,名位爵禄,非所能胜,且亨不闻举一岩穴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俾国家之务,顾乃荐臣之子,于公义安在?况臣叨掌兵政选法,比以军功妄报者多不准理,所以杜侥幸,革冒滥也,岂宜臣之子而冒官赏乎!仰祈圣鉴,令冕回还原籍,庶上不玷朝廷之名器,下以协舆论之至分,而臣亦免非分之责。” 奏入不允,授冕府军前卫副千户。谦又辞,仍不允。于谦疏辞其子之官职,所言并非泛泛,而是出于一片至诚,既道出了为人父者对儿子的共同心愿,又强调必须坚持以公义为重,而不当顾其私恩,且于谦本人掌兵政选法,尤不能授人以柄 ,特别是在疏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总兵官石亨未举一岩穴幽隐 ,拔一行伍微贱 ,而独举荐他的儿子 ,“于公义安在” ?连石亨举荐之私心亦进行了剖析 ,不予掩饰 !字里行间 ,公义凛然 ! 　　 　　概括地说 ,于谦居官真正做到了淡泊以明志。他的志 ,就是“忧国忘身”、“忧国忘家” 。于谦居官 ,身都可以忘 ,家都可以忘 ,而身外之物的权欲、钱欲还有什么不可以忘呢 ! 　　 　　三、忧国忘身、忘家与无权欲钱欲之探源 　　 　　于谦的“忧国忘身”、“忧国忘家”精神 ,闪耀着他做人的崇高理想和行为准则的光辉 ,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1 于谦在青少年时代已形成爱国思想。他盛赞南宋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秋的“殉国忘身 ,舍生取义”的精神。他在赞词里说 :“呜呼文山 ,遭宋之季 ,殉国忘身 ,舍生取义。气吞寰宇 ,诚感天地。” 文天祥的这种“诚感天地”的爱国精神 ,也深深地感动了他 ,成为他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2 登上仕途后 ,在实践中锤炼了救国救民之志和公正清廉的品德。于谦进入仕途之后 ,曾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省。他注重“访父老 ,察时事所宜兴革” 。 　　 　　他关心生产和百姓的疾苦。每遇河堤冲决 ,必令“厚筑堤障”。每遇春荒 ,必发粮赈济饥民和流民。他还“尽夺镇将私垦田伪官屯以资边用”。在任京官之前的十多年间 ,他更多地接触了百姓 ,了解到民间和军队中的现状。他非常同情农民的疾苦 ,憎恨官吏的剥。这在他的一些诗作中表现得很鲜明。 　　 　　于谦在《田舍翁》诗中说 : 　　 　　可怜憔悴百年身 ,暮暮朝朝一盂粥。田舍翁 ,君莫欺 ,暗中剥民脂膏 ,人虽不语天自知。 　　 　　在《收麦》诗中说 : 　　 　　大麦收割早 ,二麦收割迟。带青摘穗不候熟 ,老稚藉此聊充饥。去年夏旱秋又水 ,谷麦无收民受馁。今年种来十二三 ,纵有收成无积累。了却官租余几何 ?女嫁男婚债和多。公私用度皆仰给 ,可喜时清无重科。有司牧民当体此 ,爱养苍生如赤子。庶令禄位保始终 ,更有清名播青史。剥民肥已天地知 ,国法昭昭不尔私。琴堂公暇垂帘坐 ,请诵老夫收麦诗。 　　 　　从这些诗可以看出 ,于谦总是将农民的疾苦与官吏的剥紧密地连在一起 ,因而他在同情农民的疾苦的同时 ,寄希望于清廉的官员 ,使农民以苏其困 ,并对贪官提出警告。由于他注重生产和关心百姓的疾苦 ,因而他在巡抚任内一心企盼的就是物阜民丰 ,并决心“勉力效驰驱”。显然 ,于谦在任京官之前已锤炼了他的救国救民之志和公正清廉的品质。 　　 　　3 肩负重任之后,更严以律已和特别注重名节。于谦任职兵部尚书和少保等兼职辅助新皇帝时,正值国家处于严重危机之时,“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而一些较公正的大臣都对于谦表示:“国家正赖公耳。”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为己任”,因而更注重严以律己而不稍懈。同时,他一贯注重名节,有“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之语。一个很重视名节的人,自然懂得居官皆留点什么。 　　 　　4 重视国家监察机制和舆论对官员的监督作用。明朝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些机构的官员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奏弹劾。此外,朝廷的其他官员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可以指名或不直接指名对某官员的错误予以揭露或批评。监察机关的弹劾和舆论不仅可以揭露渎职的官员、循私枉法的官员、贪污受贿的官员,而对于公正廉明的官员也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监督作用和警惕作用。事实上,于谦从巡抚到兵部尚书都很重视舆论监督。这从他的诗作和好几次请辞少保、请辞二俸、请辞其子冕之官职疏中得到证实。可以说,作为官员是否重视舆论监督是居官一心为公还是一心为私或私心甚重的分水岭。而于谦恰恰是对舆论监督持积极态度,使他更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着他的“忧国忘身”、“忧国忘家”而无权欲、钱欲和为子谋官职之欲的崇高思想和为官的个人准则。诚如《明史·于谦传》所说 :“忠心义烈 ,与日月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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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7/14 21: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