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阁体到于谦之死，其间跨度虽嫌稍大，但二者之间却并非毫无关联。于谦初入仕途乃是由杨士奇所荐，此为其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于谦之死乃是仁、宣以来各种历史因素运演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于谦之死源于“夺门”，“夺门”源于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源于王振专权，王振专权源于仁、宣士风的疲软。其实王振当时的势力尚未达到后来刘瑾、魏忠贤的程度，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势若孤雏，根非磐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最后却弄得生灵涂炭，几于亡国。这除了皇帝的昏庸柔弱外与士风的疲软也有直接联系。诚如上述，三杨等阁臣与皇上的关系中师生情感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仁、宣二帝的逝去，此种情感已不复存在。正统初年的短时太平无事，实在是因为皇权尚握于太皇太后手中，而随着她的去世，太平的局面也就悄然隐去。就与皇上的情感而言，也许更有利于太监而不是阁臣，因为宦官多顺从帝王的情趣爱好而得其欢心，阁臣则多以君道限制其欲望而招致厌恶，②尤其守成之君更是如此。从王振引导刚登基的英宗在将台观看比武，到唆使其御驾亲征，再到土木堡之变的英宗被也先俘获，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士人在失去了与皇帝的情感纽带之后，显然也失去了驾驭朝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态只能使大多数士人在宦官专权下走向无可奈何的自保，更进一步，在自保亦难的情势下，许多人便不免弃道从势，捞取实惠。于是王佑这类士人出现了，他为了讨王振的欢心，竟使其面对“王侍郎何无须”的戏弄作出如此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同上）无论是清慎的自洁还是无耻的自污，都不能阻止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于是明王朝政治的恶 　　化也就势所难免了。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他从入仕为官至夺门之变时被冤而死，共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他死后被谥忠愍，又谥忠肃，现代学者则大多称其为抗敌保国的民族英雄。于谦的确有忠诚无私的高洁人格与济世为民的远大抱负，这不仅有他那再造社稷的盖世功勋为证，而且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略有了解者，可能都读过他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吟》，以及“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咏煤炭》。然而这只是于谦人格心态的一半。在王振专权的正统年间，他的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实事，也保持了清白的自我节操，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但面对混乱的政局，他也只能表示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忠肃集》卷十一，《自叹》）在于谦数量并不很多的诗歌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吟咏苦闷与退隐的内容，应该说显示的是那一时代许多士人的共同心态。尽管于谦后来的赫赫世功曾一度掩盖了此种 　　心态，但如果仔细辨析，它不仅在其人格中存在过，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将继续存在，并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倘若孤立地看于谦之死，乃是由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小人的报复与陷害。但如果深入研究，其原因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其结果实难避免。土木堡之变后的京城保卫战无疑成就了于谦的盖世英名，显示了他的耿耿忠心与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但同时也种下了他尸横法场的死因。因为他再一次陷入了在明代最为麻烦也最为危险的皇室权力之争中。于谦的悲剧在于，他深知陷入这口陷阱的尴尬与凶险，却又义无反顾地投了进去。当也先拥英宗为奇货而要挟明朝廷时，此刻以于谦为核心的明政府断然采取措施，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为辅代总国政，决不接受任何以英宗为要挟的议和条件，于谦甚至表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的决绝态度。继之又决定以郕王即皇帝位，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彻底断绝了也先的要挟念头。当也先感到英宗已失去奇货作用而欲送其归国时，代宗又恐其归后自己会失去帝位而一再拒绝，此刻又是于谦从容地说：“大位已定，孰敢他议!”代宗这才放心地说：“从汝，从汝。”（同上）最终解决了英宗的归国难题。再此过程中，于谦的处置可以说对国家、英宗、代宗均无不利，尤其对英宗的归国来说更有促成的作用，对此孟森先生曾分析道：“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明清史讲义》上，第139页）但可惜的是英宗不仅不会领于谦这份儿人情，恰恰种下了杀于谦的最初动机。这从勋戚郭登的同类事件中便可得到证明，当时也先曾拥英宗至大同城下索要金银财物，谎称得钱物即可送回皇上，守城都督郭登断然闭门不纳。此时，英宗“遣人谓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衔之。”（《明史》卷一七三，《郭登传》）那么对于始终主战而不主和议，且声称“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于谦，英宗心中又焉能不“衔之？”更何况在英宗归来之际，众人都不敢发表如何安置二位皇上的意见，唯有他于谦断言“大位已定，”英宗又焉能不“衔之？”再此，于歉的二难在于，他要解决国家危机就不能不介入皇位更替的敏感问题，而介入此一难题他便不能不冒身家性命的风险。于谦的可贵处也许就在于，他主动选择了国家危亡的大局而置自我性命于不顾。否则他不必感慨万分地说：“此一腔血竟洒何地!”（《明史》卷一七0，《于谦传》） 　　如果说他在京城保卫战中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悲壮色彩的话，那么在景泰年间的一系列作为则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明人于慎行曾对于谦的不幸发过一通感叹：“嗟夫，于少保之功岂不大哉!然君父蒙尘，普天怛痛，而少保以社稷为重，拥立新主，无一语及于奉迎，岂非虑祸之深不暇两全耶？吁，亦忍矣。是时，去建文时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为非，岂非利害之说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尝自叹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储之议，使少保以死争之，宪庙亦未必出宫。徘徊隐忍，两顾不发，身死西市，饮恨无穷，可不哀耶! ”（《谷山笔麈》卷三）于慎行的话尽管充满激情，但却不能算是中肯。他似乎忘记了，于谦所面对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无权的旧帝，一位是在位的新帝，他究竟该听从何人或者说感情上该更倾向何人，就不能不存在选择的困难。在生死存亡的国家危难中，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但是在危机已过、二帝并存时，旧时的清慎心态不能不重新占据其心头。在京城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后来却表现得那么犹豫不决甚至近乎迟钝，可见他的确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首先使于谦为难的是更易太子之事。当初本是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而令郕王监国，意思显然是待英宗回来后复位。但后来代宗登基做了皇帝，朱见深的太子地位当然也就存在着危机。代宗无疑想传皇位于亲子，可对这样的大事满朝大臣没一个敢于提起。有一次代宗试探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金英却 　　顿首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尽管代宗当时只好“默然”作罢，但却已打定了易太子的主意。他先分赐给诸内阁学士各金五十两与银百两，以笼络其心，但还是无人敢于出面挑明。正在此时，广西浔州有一位姓黄的守备都指挥因获罪怕死，乃上疏请易太子。皇上得知大喜曰：“万里外有此忠臣。”遂令众臣廷议，尽管“王直、于谦相顾眙愕。”却依然全体通过了。只有老臣王直扣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于谦却并未有更多的表示。如果此事就此了结也就罢了，不料不到半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却又一命呜呼，太子问题成了争议更大的难题。是将原太子朱见深复位，还是等皇上生下另外的子嗣，朝臣们见解各不相同，其中不少上疏要求复原太子位者还获罪遭贬。于谦显然对获罪者持同情态度，如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为复太子事下狱时，进士杨集曾致书于谦曰：“公等国家柱石，乃恋官僚之赏，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脱章纶、钟同死狱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议何! ”于谦将信拿给王文看，王文曰：“书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当进一级处之。”于是便让杨集任六安州知州。（同上）书生由于不知朝廷法度而放言高论，王文、于谦等人则知朝廷法度而不敢乱说，看来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当然不是说于谦胆小怕死，而是无论从情感还是实际效果上，他都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对待皇室问题上，以前曾有过那么多的教训，他于谦能不多方考虑吗？一直到了代宗病危之际，于谦才不得不与廷臣一起上疏请立朱见深为东宫。但是为时已晚，还未等议出结果，石亨诸人已拥立英宗复辟，等待于谦的也只有死路一条了。于谦并非不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而是无可奈何。当年在代宗因其功勋而赐其宅第时，他曾坚决拒绝而未被允准，他只好将其封存，“取前后所赐樨书、袍、锭之属，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明史》卷一七 0，《于谦传》）他似乎已经预感到那不幸结局的不可避免，而做好了一切准备。看一看于谦临终前的言行，便会相信上述的推测并非毫无所据：“文愤怒，目如炬，辩不已。谦顾笑曰：‘辩生耶？无庸，彼不论事有无，直死我耳!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他面对死亡竟如此地平静，是早已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还是对一切都已完全绝望。其实此二者应该是兼而有之的，因为自景泰元年代宗登基与英宗被尊为太上皇而入南宫，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了，于谦有足够的时间把其中的一切全想清楚。他知道英宗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且不讲曾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绝情话，单是那长达八年的南宫生涯，就足以令英宗充满怨恨，谈迁《国榷》曾如此记述其南宫生活：“在南宫重门内，前后两殿庑甚湫隘，侍卫简寂，膳自窦入，楮笔不多给，恐其通外也。皇后至刺绣出卖。”（卷三二，英宗天顺元年）长期的精神孤寂，极度的物质匮乏，这一切尽管不是于谦的初衷，但作为景泰朝廷的实权人物，他当然不会被英宗所轻易原谅，更何况英宗复辟的登基仪式也极需要合适的祭品，则他于谦的死还能避免吗？然而于谦死时又很难产生殉道殉国的悲壮感，因为他眼中的代宗不可能再作为道义的代表。尽管他也做过于国于民有利的实事，也曾对于谦有过充分的信任，但在其人格中也充满了自私与狭隘，千方百计地阻止身陷敌国的英宗归朝，残酷无情地虐待囚困于南宫的太上皇，不择手段地更易皇太子，心狠手辣地摧折稍持异议的大臣，所有这些难道会轻易地在于谦的记忆中消失？他有什么必要象方孝孺那样表现出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的崇高悲剧精神呢？在这场皇室内部的兄弟之争中，没有正义，没有是非，所拥有的只是政治权力的争夺与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迟钝是因为他没有介入的兴趣，但最后却成了这场闹剧的牺牲品。因而于谦死前的笑是绝望的笑，他已对朝廷失去希望，他对政治已没有热情，他感到将生命投入到如此的纷争中已失去其意义，于是他死得冷静而从容。这乃是清慎士人品格在残酷政治 　　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结果。 　　尽管于谦的冤案后来得到了昭雪，但于谦之死依然对明代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朝廷的不满，如袁帙曰：“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夫功盖天下者不赏，于公之谓也。”（同上）所谓的寒心，显然系指朝廷的薄情寡恩，只是语气稍微含蓄些而已。程敏政的话便讲得更为直率：“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同上）窥诸史实，程氏之论确有见地，因为后来陷害于谦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诸人虽被斥逐殆尽，但 　　终天顺朝仍未能给于谦平反冤案，就充分显示了英宗对他的怨恨之情。这种不满对士人心态的转变意义巨大。在仁、宣时代，对士人价值评判的标准来自于皇上，如李昌祺曾自赞其像曰：“貌虽丑而心严，身虽尽而意止。忠孝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词，自有帝王恩旨。”（叶盛《水东日记》卷十四）帝王的称许与恩旨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唯一根源，甚至连朋友的评价都是多余的，这固然说明了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融洽，但是将自己的一切全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皇上，是否能够永远得到公正的对待？于谦之死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士人的幻想，使他们不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寻找生命的寄托。这就接触到了本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问题。其次是对朝廷政治的恐惧。士人中也有象于慎行那样批评于谦优柔寡断的，但更多人则表示了对其尴尬处境的理解。王世贞曰：“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虽留侯不能得之汉高，而谦能得之景帝乎哉! 天命所昄，大宝中夺，小人贪功，伏机猋发，元勋甫就，膺此祸烈，智不及避，勇不及决，悲哉天乎! ”（《献征录》卷三八，《兵部尚书于公谦传》）王世贞除了对于谦的无奈表示充分的理解外，同时指出了两点遗憾：“智不及避”与“勇不及决。”那么反过来看，王世贞心中合理的处置方式便应该是“避”与“决”的选择。所谓避便是远离这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自我；所谓决便是当机立断作出抉择，从而在政局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王世贞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因为明代后期的许多士人正是作出了此二种抉择：要么退隐自适以全身远害，要么奋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赌博。 　　其实上述影响当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更不必等待王世贞加以指点。比如在代宗易太子时差点儿“愧死”的老臣王直，在于谦死后便立即请求致仕回乡，甘心于和佃仆们一起种地栽树，过那种“击鼓歌唱”的平淡生涯，并对儿孙们发感叹说：“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 ”（《明史》卷一六九，《王直传》）王直在宣德、正统年间名气颇大，与王英一起称“二王，”却因杨士奇的抑制而未能入阁，作为文臣其心中怨气之大可想而知。但在躲过夺门之变的灾祸后，他却衷心感谢起曾压抑过自己的杨阁老了。这说明对于夺门之变这样巨大的心理恐惧来说，其他的恩恩怨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此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天顺朝想必决非王直一人所具有。

原文 发表于——《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浏览：244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2/11 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