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二八”事变相关的爆炸案 　　 　　 　　――韩国人民的抗战 　　 　　 　　拓拔宏 　　 　　 　　　　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相隔10年的两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即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称之为日、清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原来局囿于东瀛弹丸之地的小日本迅速发迹，一下子成了东亚的军事强国。除了吞并中国的宝岛台湾之外，在把大清和沙俄两大帝国的势力排挤出它觊觎已久的朝鲜半岛后，日本终于在1905年派有“明治三杰”之称的伊藤博文为首任统监，而朝鲜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方又将《日韩合并条约》强加给朝鲜人民，正式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令大韩国高丽民族做了整整36年的亡国奴！这也是韩国人民至今对日本国内任何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迹象保持高度警惕和深恶痛绝的重要原因。 　　 　　　　很少人了解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1919年1月22日，被日本软禁多年的朝鲜李朝最后一位皇帝高宗李熙暴死后，引发了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该运动的最初发轫地，就是中国的上海。2月1日，在上海活动的“新韩青年团”举行会议，决定派代表回韩国和去日本，推动各地的反日独立活动。3月1日是高宗的国葬日，韩国民众在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在日本殖民者杀了数千名民众，逮捕了数十万人后，才镇压了这场运动。但不屈不挠的韩国斗士们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最后选中上海为大韩临时政府所在地。上海有为数不少的韩侨留居，1919年时，在沪上的韩国人已在700人左右。1919年4月10日上午10点，法租界的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召开了韩人代表大会，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成立后，当即宣布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国务总理是当时尚在美国的李承晚，第一届的议长李东宁则在沪上。此后，直到1932年5月临时政府各机关的成员陆续撤离上海为止，这个在近现代韩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临时政府，一直是在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民房里领导和开展了韩国民众的抗日活动。 　　 　　　　在13年羁留上海的日子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还直接组织了在上海的一些直接针对敌酋的暗杀行动。如1921年刺杀直接镇压“三·一”运动的刽子手，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的未遂行动；另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次日韩国临时政府就在马浪路（今马当路）普庆里4号举行政府委员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中、韩两国联手抗日的大好时机。决定由国务委员金九负责，由爱国青年李奉昌实施暗杀日本天皇的计划。此即1932年1月8日的东京樱田门事件，虽说天皇裕仁没在当天的阅兵式中被炸死，但却极大地鼓舞了对日寇同仇敌忾的中、韩民众。也就是在樱田门事件20天后，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而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和连连重创日军的捷报，同样让水深火热中的韩国民众欢欣雀跃。在打击共同敌人日寇方面，中、韩之间实在有着太多的共同语和相同的感受。这也是几个月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策划的“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起因。 　　 　　　　中、日交战双方在3月初停火后，当月24日开始谈判。由于十九路军在战场上痛揍过对手，日军死伤都高达万余人，所以当得知日方准备在所谓的“天长节”（日本人对天皇生日的称呼，当时的昭和天皇裕仁的诞辰是4月29日）大搞所谓的“凇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时，中国军民和韩国志士对共同死敌的猖狂举止都特别气愤，双方遂起意采取特别行动，对倭寇的嚣张气焰予以回击。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找到老上级，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任京沪（当时的首都是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卫戍司令的陈铭枢，要他出面干涉日方的挑衅行为。陈氏考虑到外交行动无济于事，而在西方国家势力介入调停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也不可行。最有效的莫过于派专人到会场进行破坏。陈铭枢为此专门由南京来沪，和有“暗杀大王”之头衔的王亚樵密商此事，并决定敦请旅沪韩人帮忙，由他们扮成日本人混进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是地为所谓的祝捷大会会场，因为这天日本人是肯定不会准许中国人入场的。 　　 　　　　王亚樵与韩侨中甚有威望的韩国独立党领袖安昌浩早年共同追随孙中山搞革命，彼此熟稔。两人约见后，安氏一口答应韩侨参加行动，表示只要能打击共同敌人，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王亚樵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陈铭枢在愚园路的临时住所，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将领也赶到这里共同商议，由陈铭枢和王亚樵各捐1万元，由从十九路军的慰劳金中拨出2万元，共计4万元，作为韩侨的活动经费和善后费用。安昌浩拿到钱后，即与这方面经验丰富的金九协商此事。曾经策划刺杀天皇的金九则物色了一个当时刚来上海的韩国热血青年，他就是成功完成了中、韩抗日志士委托的“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英雄尹奉吉。 　　 　　　　1908年出生的尹奉吉自幼就有神童之称。15岁时能作汉文诗，乡里父老有意考他，要其落韵成诗，首尾相接。尹奉吉略加思索后便朗声诵道：“不朽声名士气明，士气明明万古晴。万古晴心都在学，都在学行不朽声。”此诗当即赢得在场父老的称赞。16岁时，他又自学日语，而这成为他日后参加反日活动的最佳资本。1930年，22岁的尹奉吉辞别故土和父母爱妻，前往中国。在青岛曾羁留打工过，又于1931年5月8日抵沪。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沪寻找临时政府，投身抗日活动。为引人注意，他经常穿着破衣废履而行走于堂皇大路，与临时政府有联系的人士果然将他的情况告知一直在招募“死士”的金九，在观察后断定其非日本暗探后，金九便与尹奉吉会面，知其果然是甘愿为国家独立捐躯的义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金、尹两人就开始盘算如何用实际行动支援中国军民的抗日。在得到日方要在所谓的“天长节”搞庆祝“胜利”的消息后，尹奉吉立即向金九汇报，而当得知金九欲委以重任，准备由他出面，在虹口公园搞爆炸时，尹奉吉拍手叫好，立即应允。笔者写到这里，不禁泪水涌出，多好的爱国青年！韩国有这样优秀的壮士，真应了《史记》中所称的，在暴秦灭掉南方的楚国后，楚国民间即有谚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亡国之痛的民族，只要有兴国之心和爱国之热血，何愁大业不成！时至今日，韩国青年在独立门削指立志来抗议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作法，仍然展现出这个东亚民族的倔强和意志，而泱泱大国的中国，像冯锦华这样的都不多，遑论尹奉吉这样的英烈了。 　　 　　　　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并在金九的指导下，在太极旗下宣誓：“以赤诚恢复祖国之独立自由，为韩人爱国团之一员图刺此次侵略中国之敌方将校，特此盟誓。”从尹奉吉的誓言中，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中、韩民族在抗击共同的民族死敌日本侵略者时所具有的那种唇齿相依的血肉感情。 　　 　　　　金九为避免樱田门事件失败的重演，特地找来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王雄（原名金弘一，韩国独立党成员）负责此事，王雄委托广东香山人林继庸具体研制，林氏是化学工程专家，曾被十九路军聘为技术顾问，组织科技界、工业界百余人制造化学武器，用于轰炸停泊在黄浦江面上的日本军舰“出云号”。林氏按照王雄要求，制造了外形像军用水壶和日本人使用的饭盒这两种炸弹，里面装满了烈性炸药。与此同时，尹奉吉也开始实地观察，27日，他到虹口公园，见里面的草坪上已经搭好高大的检阅台，四周有日本兵站岗。尹奉吉混在游人中，绕台转了两圈，目测步量来决定下手的最佳地点。出公园后，又在日人开的书店中，买到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的画像，又到附近日侨商店买好一面膏药旗。当晚在居所挥笔给父母、爱妻和两个儿子分别写好遗书。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把太极国旗高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下我的灵魂吧！”28日，他把遗书交给金九，两人在夜里又仔细地把行动计划的每个细节都讨论了一遍。 　　 　　　　1932年4 月29 日，56岁的金九装扮成司机，用借来的汽车将打扮成日本阔少的尹奉吉送到虹口公园。尹奉吉身着新西服，打着鲜红的领带，肩挎“军用水壶”，手提“便当饭盒”，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破绽。当日公园门口戒备森严，周围马路和交通要道都换上日本兵岗哨和巡逻队，除日本人和各国使领外，其他人概不准入，尹奉吉在和金九作了悲壮的诀别后，还是在7点45 分顺利地进入公园。其时公园里已经有很多兴高采烈和得意忘形的日本人，9点左右，日本公使重光葵和驻沪领事村井偕同各国驻沪领事及商人赶到会场，当时日本军方的要人也来了许多，如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等，这些敌酋都曾在凇沪战争中担任过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在场的日本重要官员还有日本居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秘书长友野等，此外，当天会场里还有日本海、陆、空三军共万余人，以及日侨万余人。10点种，阅兵式开始，历时一个小时后，一群日本小学生列队唱起日本国歌。本在场中参与检阅的白川、植田等人下马走向检阅台。尹奉吉把“水壶”取下，但想到美、英等国领事、武官们还在台上站着，只好暂且不动声色。正在此时，眼见着这帮侵略者在别国土地上群魔乱舞地耀武扬威，大概连天公也看不下去了，11点多，天上开始下起小雨，各国外交官员陆续下台离场。而日本敌酋们意犹未尽，河端、村井相继祝辞后，台上台下全体日人高唱国歌，天空中掠过18架日本飞机作飞行表演，21响礼炮也开始鸣放。尹奉吉就选在这个时机，不偏不倚地将“水壶”扔到白川与河端的脚下，巨响声过后，随着台塌人倒，全场原来“雄壮”的国歌声变成鬼哭狼嚎声，礼炮也“哑”了，谁还有心思再放啊？大多军政要人受伤，重光葵伤及腰部和下肢，当场晕过去；白川手和颈部受伤，鲜血直流；村井右足和腹部受伤；野村左眼珠子都被炸出；植田左手和双脚受伤；河端腹部伤最重，肠子也已外流。重光、村井、河端等文职人员被送往四川北路的福民医院，其他人被送往平凉路的日本陆军兵站医院救治。相信每一个热血国人在看到尹奉吉的“水壶加便当”的“特别快餐”让这么多侵略者头子受到“款待”，都会为70年前的这场正义之举击节叫好！ 　　 　　　　尹奉吉当然没能躲过日本宪警的拘捕魔爪，但他在严刑拷打面前，始终守口如瓶，只承认是个人所为。日本军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勾结法租界巡捕房，对朝鲜侨民住处进行搜捕。在众多被捕的韩人中，安昌浩也在其列，但日方查不出他与虹口公园案件有关的证据，只好判其4年徒刑，1938年，他病死在韩国监狱中。金九与安恭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著名烈士安重根之弟）等人在美国传教士费尔斯夫妇帮助下，幸免于难。为防止日本对广大韩国民众施行残酷报复，金九写了公开信昭告天下，并把“韩人爱国团”内容公布于众。法租界和日军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全部释放了胡乱抓来的数十名根本不知情的嫌疑犯。而尹奉吉则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被拘留了近7个月，受尽各种折磨。后被押送至日本，1932年12月19日7时40分被日军枪决，时年仅24岁。 　　 　　　　至于那些在虹口公园挨炸的日本官员中，河端在4月30日凌晨就死了。白川大将身中204块弹片，虽经尽力抢救，仍在5月26日死在日军在沪陆军医院。其他人也造成残废，野村中将眼睛改装假眼，成了瞎子。植田中将被炸断右脚。如果细心的人还会注意到，1945年，代表日本到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定无条件投降书的外务相重光葵，是个行走不便的残疾人。他的右腿早在1932年时已经被切断了。这就是拜尹奉吉所“赐”的结果。从韩国志士尹奉吉的壮举效果来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它对当时上海的中国军民和韩国侨民，以及在殖民地挣扎的广大韩国民众来说，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不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机关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件”后，再也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只好迁往杭州，抗战爆发后又辗转迁至陪都重庆。期间金九到长沙时，当年和十九路军在上海并肩抗敌的第五军指挥官张治中对其热情接待，在金九不幸被本国人刺伤（疑为日本人派遣的韩奸）后，蒋介石电嘱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妥善处理，自己还专门致电金九，以示慰问。蒋在以后还几次接见金九，足见中国方面对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之重视程度。 　　 　　　　今天笔者重提这段已成历史云烟的往事，只为遥祭当年的抗日英烈，虽说尹奉吉是外国人，但他却是战死在我们中国，而且就牺牲在我们这座城市。作为上海的市民，我们不能将这些当年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好弟兄忘得干干净净。也许有时候，出于外交或政治需要，在有关展示上海历史画面的一些地方或纪念馆中，是有“必要”剔掉所谓的敏感性内容，以不刺激我们的“友邦”日本的神经；但是，有的比较健忘或根本还不知道历史实情的人士，请你们得闲时，不妨翻开尘封的历史书卷，也许你们会感受到历史的呼唤。并且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的韩国，同样也是我们的友邦。而且是不打引号的友邦。 　　 　　　　注：本文所据数据和资料，主要根据沐涛、孙志科两人合著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特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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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6/16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