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与中国各方的关系初探 　　 　　邵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3)04-0045-(06) 　　 　　摘要：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爆炸案。70多年过去了，有关此事的具体组织过程仍然各方说法不一，值得研究和注意。在日本投降之前，韩国临时政府负责人金九以及他领导的韩人爱国团只字不提此案与中国人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抗战胜利后，由于种种原因，金九写的《白凡逸志》对比事还语焉不详，因此，完全依据金九单方面的史料来研究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来龙去脉，至少是不完整的。 　　 　　关键词：抗日战争；虹口公园爆炸案；金九；尹奉吉 　　 　　收稿日期：2002-12-31 　　 　　作者简介：邵雍(1953-)，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2年4月29日韩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引爆炸弹，炸死日本侵略头目，成了震惊东亚的特大新闻。虹口公园爆炸案显示了韩国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英勇气概和为了独立自由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一 　　 　　尹奉吉（1908—1932年），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幼而聪颖，有神童之称。稍长，目击事变，性情日趋激烈，时刻不忘奋斗。年十七，设一夜校。教授贫苦农家子弟，如是者五年。嗣见日人对韩经济与政治之压迫日甚，将驱韩民于破产与死难，乃决意为国报仇，弃家外出”。1931年“八月首途来沪，初入某工厂，以愤待遇之不平，而去职。旋服务于虹口小菜场某菜蔬店，静候良机”。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在韩国国旗下他胸佩韩人爱国团誓言照了像，誓言写道：“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1］(1932年5月10日)3天以后尹奉吉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将炸弹扔向虹口公园日本侵略者举行庆祝大会的主席台，将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炸成重伤，于5月26日毙命。居留团团长河端居当场毙命，日本公使重光葵炸断了左腿，野村吉三郎中将炸瞎了右眼，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和领事村井仓松被炸伤，总计死伤13人。其中植田和白川先后为侵略上海日军的总头目，河端居是“一·二八之变煽动最有力者”之一。［2］(P59)事发后尹奉吉被捕，押解上海日本宪兵队，后由日本派遣军军法会议秘密决定，宣判死刑，于5月28日护送离沪，押解大阪陆军监狱。“12月17日送往金泽陆军刑场，即于12月19日上午7时40分，在金泽执行枪决。烈士从容就义，含笑而死！”［3］ 　　尹奉吉的英雄壮举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中韩两国人民同仇敌忾联合抗日的继续和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出面组织成立了“上海韩人各团体联合会”，开展反日援华工作。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打响后，旅沪韩侨各团体自发组织救护队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如上海韩人独立运动青年同盟的救护队在前线救护中国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受伤官兵；旅沪韩国侨民团组织慰劳队，用筹募得来的钱款购买纱布、药棉、碘酒等送往十九路军前线；旅沪韩侨爱国妇女会的大批会员也纷纷走上街头，张贴反日标语，声援中国军民抗日。［4］(P139~140)2月27日上海韩人各团体联合会、上海台湾联合会和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联名发出“劝告日兵倒戈自救”的日文传单，传单称：“我们代表中、韩、台旅沪四百万民众，劝告无限牺牲宝贵生命侵略上海的日兵……中华民族是不可轻犯的，希望你们奋起自救，认清你们的敌人，倒戈相向，推翻帝国，打倒军阀……维持世界和平。”［1］(1932年2月28日)这些援华义举成了中韩团结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良好的新起点，而虹口公园爆炸案更使中韩两国人民坚定了共同抗日的信心。 　　 　　二 　　 　　虹口公园爆炸案后，《申报》连发长篇新闻稿，追踪报道了这一炸弹案的全过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断左足》（5月6日）、《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鲜》（6月4日）、《虹口公园炸弹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组织过程各方说法不一，值得研究。 　　最早谈到此事的是尹奉吉。他被捕后声称，“李春山曾给洋二百元及炸弹两枚，嘱渠行事。”［5］(P174)李春山是当时上海大韩侨民团政务委员长李裕弼的化名，事先并未参与策划此事。尹奉吉这样讲，当然是为了掩护他的直接联系人金九，此外还隐约透露了在沪韩人中不同派系之间的微妙关系。 　　金九即金天山，1896年生，据他自称，“21岁时开始余之冒险事业。是年，我韩在事实上虽为独立国，然日已蹂躏汉城，入宫残害我后，于是全国震动，余即密图复仇。余尾随残贼土田大尉至韩国黄海之安岳,徒手杀之。”后被捕处以死刑，“旋经韩王干涉，缓刑三年，余乘机越狱，化装为僧。”190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及1911年寺内总督被刺案发后均遭株连逮捕，后因几次大赦，始终没有暴露真实姓名的金九于1916年获释。1919年“三·一”运动后他流亡到了上海，继续“与日本奋斗”。［1］(1932年5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厅搬迁到马浪路普康里4号（今马当路306弄4号）后，为了打破无所作为的沉寂状态，决定由临时政府财务长金九负责组织和指导特务队，并将临时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作为特务队的活动经费。金九特务队成立后首次重大行动就是1932年1月8日李奉昌义士在日本东京樱田门前暗杀日本天皇案。当时天皇出席阅兵式归来路过樱田门时，李奉昌突然向天皇座车投掷炸弹，误中副车，使得天皇躲过一劫。案发次日上海《申报》就发表《韩国志士阻击日皇未成》的通讯，详尽报道了事件的经过。1月12日《申报》还特意刊载了《韩志士李奉昌略历》，介绍了李奉昌的一生，赞扬李常怀“复国之感情”，“常发国破家亡之叹”，并透露李奉昌“到沪后，在虹口地区与韩独立党领袖往来，受其知遇”。李奉昌义士的行动失败后，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金九等人为了躲避日方的逮捕，先后躲到西门路和环龙路附近。“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6］(P62)的金九在首次出击失败后，力谋再举，又一次制造了虹口公园爆炸案这一轰动事件。 　　1932年5月10日，随着日本人对上海韩侨的疯狂抓捕，金九为了避免牵连无辜，决定以韩人爱国团首领的身份在《申报》刊登一封公开信，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公开信不仅公布了此案的策划和实施的经过，还介绍了尹奉吉的简历和自己的经历。金九指出：“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夺满州，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首遣李奉昌赴东京，于一月八日谋击日皇，次派尹奉吉于四月二十九日往虹口公园暗杀日军领袖。”金九强调，刺杀天皇是“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公贼报仇雪恨”，而韩人爱国团的目的“在用武力拯救祖国，唯自愿作无上牺牲者，始有任团员之资格”。“吾人谋暗杀敌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籍以恢复祖国之独立。吾人无金钱，无军队，以与白川搏斗，唯有一人”。“余之武器，唯手枪数支，炸弹数枚，今后余将坚持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决不终止也。”［1］(1932年5月10日)金九在《申报》发表公开信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让日本侵略者借机向中国方面寻衅发难。当时日本特务机关认为：“金九等一派从中国抗日团体接受资金、炸弹等方面的援助，在爱国团的名义下，指使无知无赖之徒进行了上海新公园的爆炸事件……他们越来越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同情和保护，得到中国要人的谅解。”［5］在这种情况下金九为了不给中国方面带来麻烦，当然要独揽其责了。 　　同年年底韩人爱国团发行的《屠倭实记》中有一篇《虹口炸案之真相》，该文一开始就声明，与本团团长5月10日文“略同，并稍予补充焉”。［7］(P184)完全看不到有一点中国人参与的蛛丝马迹，“稍予补充”的只是尹奉吉的家庭、身世、思想以及所使用的炸弹的具体情况（共两枚，一枚藏在军用水壶内，一枚藏在日式饭盒便当里）。文章强调，尹奉吉是1931年5月8日抵达上海，1932年4月26日加入韩人爱国团的。出于同样的原因，《虹口炸案之真相》一文也只字不提此案与中国人的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返回祖国，于1949年出版了《白凡逸志》，在该书中写道，当日人报纸《日日新闻》发布将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规定与会者自带午餐饭盒、水壶和太阳旗的消息后，“我马上到西门路拜访王雄，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并请在三天内送来”。第三天，经过了二十多次试验后，“他们用兵工厂汽车载水壶与饭盒型的炸弹送到西门路王雄家……真是令人感激不已。”［8］(P218~219)在这里金九仍然没提十九路军的支持，表面上看来不近情理，因为日本已经战败，再也用不着怕他们什么了。但因为十九路军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而他在1949年初又需要蒋介石的继续支持，［1］(1946年11月28日)不得不有所顾忌，无法畅所欲言。事实上，1932年4月的上海兵工厂是控制在十九路军的手中，韩国独立党党员王雄时任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兼十九路军的后方情报局长，这就是在韩国临时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金九为什么要屈尊“拜访”他的原因。在这一年里，十九路军在自身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通过王雄一次性地给了韩国临时政府一万元。［5］(P175) 　　1946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香港出版自传时，对1932年的淞沪抗战作了重点回顾，从1月28日到3月9日一天不缺。但到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时止，只有4月2日、24日、25日、26日、30日、5月2日、4日及5日有记载，不仅4月29日这天无任何记载，而且对这天发生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来也没有追记，这是耐人寻味的。按理说，这位率部与日军血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不会对这件大快人心的事无动于衷的，更何况被炸死的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生前在2月中旬与他有过信函往来。［9］(《蔡廷锴复植田谦吉函》)不过蔡廷锴在5月2日的记载中写了当天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前来密谈的情节。范在汇报敌旗舰被炸后接着说：“现在我们又有一个最好办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蔡问有何办法？范答：“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但他每人也要安家费数千元，成功后，仍要路费数千元，可否与其密商，请你决定？”蔡说：“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范答：“绝对间接与秘密，对我军毫无影迹，请你放心。”［10］(P297)这里范志陆的提法值得注意：“又有一个最好办法”，说明以前有过一个“最好办法”；“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更显然是针对虹口公园爆炸案而言的。因为日本人在4月29日召开庆祝大会后一直到5月2日惊魂未定，没有再开如此规模的大会。至于范志陆所说“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日韩两方革命党通过两国在上海的侨民进行沟通的秘密渠道还是有的。虽然不久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其驻沪办事处6月5日即行结束，直到蔡廷锴离开上海此事一直没有下文，但此事表明了十九路军与中韩日等国志士确有联系。解放后，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录中确认，1932年2月25日粉碎日军总攻时，“敌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方骑虎难下，改派白川接替植田。［11］(P119)这从一个侧面证实当年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的汇报并非毫无根据。 　　中国各方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给了韩国临时政府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对此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写道，时在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职的韩国人朴赞翊“立即来到上海，他会见了中国人士，活动的结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了很多方便”。［8］(P222~223)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同盟会元老、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的支持，安全转移到浙江嘉兴避难。 　　金九原先藏在美国神甫费吾生家里，后因风声日紧，遭到日方60万大洋的悬赏捉拿。经朴赞翊与褚辅成商量，得褚帮助，转移到他嘉兴家乡，不久为躲避日军在沪杭线沿线的搜捕，又由褚辅成的儿媳朱桂蕊亲自单独将金九从嘉兴护送到海盐，在她父亲朱少虞的载青别墅住了半年之久，终于化险为夷。［8］(P128~132)［4］(P130~131)不过还有些事情金九还是没有提到，如1932年5月中旬上海市商会向临时政府军务总长金澈赠送的给尹奉吉和安昌浩家属的慰问金7000元；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东北赈委会委员长朱庆谰向韩方先后提供三笔资助共3300元，其中有两次是朴赞翊接收的；［5］(P175)同年6月东北灾民救济会提供了5000元，10月褚辅成又给了安重根的弟弟安恭根5000元。［5］(P175)按常理而论，作为爆炸案后声誉日隆、权威日长的金九对于上述这些经济援助是不会不知道的。由此可以推论，金九在《白凡逸志》未提之事不少，完全依据金九一方面的史料来研究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来龙去脉至少是不完整的。 　　 　　三 　　 　　在上海活动的“斧头帮”首领、“暗杀党领袖”王亚樵与韩国临时政府方面也有联系。王亚樵（1889—1936年），安徽合肥人，在上海拥有流氓无产者千余人，经常参与和制造一些政治暗杀事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组建以其部下余立奎为司令约有一千人的救国决死军，配合十九路军抗战，［12］(第5辑第一编军事(5)P515)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关系密切。［13］(第3辑P19)“一·二八”抗战后王又组织“铁血锄歼团”，核心反蒋外围抗日。［14］(第119辑P122)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王亚樵做了不少善后工作。他嘱原救国决死军司令余立奎等人“买下上海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给韩国同志们自劳自食，暂作栖身之处。”这方面的经费一部由陈铭枢筹给，一部由褚辅成(字慧生)、朱庆谰（字子桥）等人在上海慰劳金项下拨支。［13］(第3辑P19)后来“公道印书社”因代共产党印书籍，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并带走了两个工人。王亚樵知道后派余立奎找杜月笙，说明“公道印书社”是王亚樵办的，再由杜月笙出面向法院和巡捕房疏通。结果两个工人在法院开庭时当场释放，巡捕房也接到法院通知，立即启封了“公道印书社”，让其继续照常营业。［13］(第3辑P113)［15］(P232)此外，王亚樵还资助过韩国民族主义者柳子明出版《自由》杂志。［5］(P175)1933年8月中旬王亚樵去香港，以后因坚持反蒋斗争，于1936年10月在广西梧州被军统特务暗杀。如果王亚樵没有事先介入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密谋，一般来讲，也不会对此事的善后工作如此主动积极、细致周到。 　　1983年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外甥郭超在《江苏文史资料》第13辑发表了《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首次提出十九路军、王亚樵和韩方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大致情节是淞沪停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炫耀胜利，决定在4月29日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召开庆祝大会并举行阅兵典礼。消息传出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蒋光鼐以及王亚樵等密商，定要捣毁这个会场。因为时间紧迫，日方又规定只有日本、朝鲜和台湾人可以入场，最后王亚樵命其弟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流亡在沪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联合行动。安昌浩回去后连夜找金天山、尹奉吉等人具体落实。在此之前，王亚樵和安昌浩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梅景九教授处结识,共同出入过孙中山先生之门。1986年和1989年王述樵、郭超分别在《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发表《王亚樵生平活动记略》和《神秘的王亚樵》，前者称金天山即金九。这两篇回忆录论及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内容与两人联名发表的那一篇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王述樵、郭超在讲到爆炸案本身时有不少漏洞（其中最明显的是炸弹的外型以及爆炸的方式①），但我们认为王亚樵命其弟述樵秘密联络安昌浩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①按常理而论，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比王述樵、郭超回忆录说的热水瓶型的炸弹更不容易引起日本军警的注意和怀疑。而且据1932年7月14日《申报》报道同年韩人爱国团在大连的未遂爆炸案时称：“闻警署所抄出之炸弹，与虹口公园炸白川诸人形式相同，乃一口有一百三十两之大型军用水壶内储爆炸药及碎白粉，……投掷时揭去小盖，引出尖端，藉此尖端出了摩擦力，则能自然发火”。因此热水瓶型的炸弹更不可信。 　　 　　安昌浩是“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要人、韩国独立运动的元老”，一个“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 。［6］(P303~304)他在辞别祖国时创作的《去国歌》在朝鲜青年学生中广为传唱，“因为亡命国外的人们爱唱这支歌，曾有一时被称为《亡命者之歌》。”20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领导朝鲜侨民“兴士团”的活动。1927年2月曾经到吉林为朝鲜侨民作了题为《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的演讲，“每句话里都充满了爱国热情。”［6］(P216~222)为此安昌浩被奉系军阀逮捕，关了二十多天后获释，回到上海。1929年3月1日安昌浩、金九等人在上海组建了韩国独立党。1931年10月22日时任韩国旅沪侨民联合会长兼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安昌浩在上海金陵酒家招待新闻记者，指出“孙总理曾言，韩国独立，就是断绝日本侵华之桥梁，故为中国存亡之关系云，希望诸君深体此言云云。”［1］(1931年10月23日)安昌浩前引孙中山的这句话不见其他的记载，很可能是他在与孙中山单独交往中孙私下对他讲的。这为王述樵、郭超回忆文章讲到王亚樵和安昌浩共同出入过孙中山先生之门的说法提供了一个佐证。 　　照金九的讲法，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的当天他写了一封信交人“急速转交给安昌浩先生，信的内容是‘从上午10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8］(P221)下午4时，安昌浩在上海法租界被日本警察逮捕。5月3日上海民众团体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韩抗日大同盟等20余团体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各国政治犯一向受他国政府保护，国际公法有明文规定，现日本在我国领土内，自动滥捕韩侨，并不经过我国司法手续，实属有意破坏我法权，应迅予制止，并提出严重抗议。［16］(P196)5月18日上海律师公会为法租界捕房逮捕25名朝鲜籍人士，并将其引渡给日军营一事发表宣言，称此举违反国际公例。［17］(P516)由于安昌浩在1922年已经取得了中国国籍，上海律师公会又应安昌浩妻妹的请求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发函，要求他们向“不依协定解送法院，径将该民引渡日本军队”的上海法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以保国权”。国民政府外交部于5月下旬向法国驻华大使提出了抗议。［1］(1932年5月24日)对此，原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时任上海大韩侨民团政务委员长的李裕弼特别致函上海律师公会表示感谢，并拟请该公会推选一著名律师会同美籍律师“依法交涉”。［18］5月下旬广州各界也相继通电反对上海法租界当局引渡安昌浩，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依法提出严重抗议，以维国脉而固主权”［19］。尽管安昌浩并未因此得救，被判了4年徒刑，但上海律师公会对法租界当局的抗争却使法租界当局日后在此类问题上有所注意。1932年11月30日晚，韩国临时政府军务总长金澈（金永铎）在上海法租界南洋桥蓝维霭路（今西藏南路）如意里被日本特务绑架，但当日本特务继续绑架金澈侄子金哲时遭到了闻讯赶来的法捕房巡捕的制止。后经法国领事的抗议交涉，加上还有两个日本特务被法巡捕房关押，最后在12月2日，日、法双方分别放人，金澈幸免于难。［20］确认金澈早已入籍中国的上海市政府，根据中国国籍法分别向法国领事和日本领事提出过强烈抗议，要求他们道歉，而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1］(1932年12月4日)在事实上声援和支持了韩国独立运动。日本方面判安昌浩4年徒刑的原因是抓不到安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牵连的确凿证据，假如安昌浩真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关，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被捕时澄清。又由于1938年安昌浩因病保释出狱患肝硬化去世，不可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出来作证，说明真相。因此王述樵、郭超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在安昌浩那里得到印证。 　　 　　四 　　 　　尹奉吉的壮举同样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和肯定。1932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上海日要人全体受伤”为题予以了报道。193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并且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3月5日《救国时报》又发表了韩人爱国团1935年12月19日为纪念尹奉吉烈士遇难日而发布的《泣告中国同志书》，指出“烈士虽死……烈士之精神从此可以激发吾党同志勇往直前矣！……吾人为继烈士之志,恢复国土,夺回已失主权起见,对此有伟大意义之殉难纪念日,惟有拥护韩国国民党,及临时政府,集中革命力量，共同奋斗……同时并祈吾热情之中国同志,处处予以指导,时时予以匡助”。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同时发表的编者按语，指出发表《泣告中国同志书》，“不独欲唤起海内外同胞对尹烈士之哀悼与钦仰，而且欲使我同胞更加了解在日寇压迫下，抱不共戴天之血愁而力图自由解放者，因大有人在。我们正应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联合韩国等敌忾同仇的兄弟民族，作最诚恳、最亲密的携手，联合一致，向共同敌人之日寇进攻。”［16］(P230~231)中朝两国人民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忘记尹奉吉。就在尹奉吉牺牲八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全体同志向安重根、尹奉吉等革命先烈致哀。出席会议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29师等代表在致词中表示，坚决支持尹奉吉等人为之献身的朝鲜民族的独立运动。［16］(P269)此时的尹奉吉已经成了激励中朝两国人民团结抗日坚持抗战的精神楷模。他的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是永远值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1］申报［N］ 　　［2］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韩人爱国团尹奉吉烈士遇难日泣告中国同志书［N］巴 　　黎救国时报，1936-3-5 　　［4］崔志鹰二三十年代旅沪韩侨社团党派浅析［A］韩国研 　　究论丛(第6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6］金日成回忆录(第1-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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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2006年4月25日 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  浏览：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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