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又坚决反共。当时很得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任过南京政府农林部长。日本投降后，他又任浙江省主席。尽管这样，记忆中，我们家庭之间是彼此没有来往的。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父亲坚决反对。原因是不愿服从蒋介石，这也是与张学良将军主要矛盾之一。由易帜起至父亲死，仅仅12天。我记得我们家是不挂青天白日旗的，父亲死后才悬挂，父亲死时年方45岁。 　　　　父亲迷信扶乩，经常由贵局长（不知何名、何局长）给扶乩，父亲死的前一日，乩语很不吉利，贵局长劝说父亲：“乩语很不祥，请您多注意。”父亲认为去帅府没有问题。有人说：乩语是八个字：“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死后传遍了民间，谐音为：“炸乱吴张，杨常而去。”究竟是否是那天的乩语，我不敢肯定。 　　　　五、老虎厅前后 　　　　在祖父诞辰后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里时，母亲没有在家，外出向亲友答谢去了。管事的报告说：“帅府来电话请督办去帅府。”记得父亲没有吃晚饭就去了帅府。我当时将父亲送至楼门，父亲将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就上了汽车。 　　　　父亲到了帅府，由张的亲信高纪毅（当时为警务处长）、谭海副官等4人将父亲与常荫槐枪杀于帅府的老虎客厅中。 　　　　这是1929年1月10日的晚上，我时年8岁。当夜我被大人叫醒，大表姐由后门把我带出去，在普通小户人家避居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家，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死去。 　　　　事后张学良将军发给我们家属一万元治丧费以示慰问，同时他还亲笔给我哥哥杨春元写了一封信寄往德国，当时我哥哥正在德国留学。信的内容大意是：“我听信谣言杀了你父，这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学业等……。” 　　　　为了照顾我年幼，张学良将军还派出老四位来给我们兄弟3人分家产。老四位是：邢士廉、于珍等。当年春天张学良举办的孩儿会（每年一次）我未去参加。听说张将军还很不满意地问秘书：“怎么杨家小贵子（我乳名）没有来？”秘书答曰：“带孝不好出来。”夏季到来，母亲有一天带我去看电影，散场时遇到张夫人――于凤至（母亲的干姐妹）。于拉着母亲手说：“汉卿做出此事，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后悔了。好久，她还听到客厅中有声音在喊‘汉卿’。”母亲听后，一句话没说，用冰冷的手拉着我上了汽车。 　　　　首先我父无加害张学良之心，张学良也无杀我父之意，由王家祯先生（当时任外交主任秘书）所写《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即可看出。张学良将军并没有决心，才用一块银元来问卜。而且第一次银元人头在上，他还是不能相信，而后如是3次均是人头向上，这才决定杀之，事后很是后悔。 　　　　张作霖被炸以后，张学良在滦县对我父亲说：“你叫我回东北去，我就回去，不然我就不回去了！”父亲说：“你放心干吧，我忠心保你们父子！”（这是我母亲说给我的）当时父亲同张学良是并肩的三、四方面军团长。父亲也曾对母亲说过：“我是卖给张家一样，他是土匪，我是‘水箱’。他是皇帝，我是宰相。但有一样，就是他们张家作错了事也不成。”父亲致死的原因很多，其主要错处是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例自诩，故对张学良将军行事不妥的地方常加规劝。例如劝张戒毒，或有时张急于政务，各厅、处长见不到张时，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张大加谴责。张当时年轻气盛，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有一次张学良派吕荣环出席国民党九中全会，（吕当时为东铁理事，年轻，张很得意吕。九·一八事变后，吕当了伪满大臣。）常荫槐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吕带去。信中非常狂妄地说：“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日打毒针、跳舞，不务正事，有事就找杨督办，或是找我即可。”吕荣环将信打开看了，看完交与张学良。其实吕不交张学良，蒋介石也会交给张学良的，正好用它来离间。日本方面也是如此，利用矛盾挑拨离间，卖给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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