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07号馆文选__将军生平事迹 |
原文刊于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第41辑,北京出版社,1991 伯父当时的艰难处境我们并不太清楚。但他自己想得很远。临走前他把家事委托给父亲,还给我们这些后辈一人留下一点钱。当时我不明白伯父为什么这样做。到后来才醒悟,这分明是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南下抗战,行前对家庭做最后的安排。10点左右,伯父要动身走了,我们怕被人发觉,只送到楼下,没出大门,伯父瘦高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里。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伯父这一走,同全家竞成永诀! 伯父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听人说,他南下后,初滞留南京,备受舆论界责难。后经冯玉祥、李宗仁、宋哲元诸先生的帮助,才得以赴前线重新指挥旧部作战。 1938年6月,伯母患病,父亲派家里的佣人宋茂堂给伯父送去一封信。那时,伯父已率部从台儿庄撤下,到豫南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训队伍,他的军部设在一个关帝庙里。伯父接到家信后,给伯母回了一封信,让宋茂堂缝在衣领上带回。这封信字写得很大,只有34个字,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 伯父在驻马店休整了几个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又率部开到潢川阻击日军。后来,他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与家联系,让全家迁往上海。1939年,我们举家迁沪,住在法租界。因为房子小,全家只好分开住了。就在这一年,伯父派李桐文来上海看望我们,走时把我和云妹的合照带给了伯父。伯父在前线见到照片非常高兴。 1940年初,伯父给我和云妹写了封亲笔信。字体很大,言简意赅。最后几句是:“大时代的孩子,以求知识,求经济独立,……”这封信给我印象很深。在戎马倥偬、枪林弹雨之中,伯父还惦记着我们,敦诲我们怎样做人。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嘱。 4月15日,父亲通过伯父的第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处长李广安)电台跟伯父联系,准备带我和云妹到湖北前线看望伯父。正要动身之际,接到伯父的回电,说:“删电悉,待1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我们估计,前方又要打仗了。 正当我们急切盼望到前线看望伯父的时候,5月下旬突然传来伯父战死的噩耗。看了李广安老伯送来的电报,如同晴天霹雳,我们无法承受。当时,伯母因患子宫癌,已住进怡和医院,我们没敢把消息告诉她。父亲因为要照顾伯母,让廉珍二哥和王学智老伯去重庆奔丧。至7月,伯母病危,二哥接来电,未及伯父安葬又匆匆东返,抵沪时伯母已于阴历七月十七日病逝。二哥东西往返奔波,结果双亲的遗容都未得见,心中十分痛楚。11月,伯父的灵柩权厝于重庆北碚,准备抗战胜利后再移葬首都南京。伯父的老长官冯先生还买了许多梅花栽在墓地周围,并把这个小山岗命名为“梅花山”。12月父亲携云妹由沪经香港到重庆扫墓,我因故未能同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三年内战爆发,伯父灵柩移葬南京之事无人过问。1948年伯父殉国8周年时,我由北平到重庆为伯父扫墓。当时的33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李炘大伯到飞机场接我。我在他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朱增源又把我接到北碚,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守护伯父陵墓。伯父殉国8周年的祭扫仪式就在陵墓前举行,由杨森和朱绍良主持。那几天,我常常伫立在墓前凝望着墓碑,仿佛又看见伯父的音容笑貌,心中感慨万千。 1957年,父亲就伯父的正式安葬一事请示周总理,总理当即批转内务部处理。内务部答复说;目前国家困难,灵柩可就地安葬。不久,政府即出面将伯父正式安葬。 编者注: 张廉瑜(1918-1996),张自忠的侄女,10岁起便与张自忠一家一起生活,其伯父和伯母对她十分钟爱,视为己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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