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07号馆文选__将军生平事迹

原文刊于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第41辑，北京出版社，1991 　　 　　移防华北 　　伯父走后，父亲到潼关把我和二哥接到北平。在此之前，伯母已带着云妹和朱增源从郑州来到北平，在司法部街后身租了一个小四合院。打这以后，除因政局动荡临时迁移外，我们一直定居在北平。 　　小四合院里，一溜南房，3间北房，东西厢房各3间。住下不久，伯母通过在平读大学的同乡给我和云妹请了一位女教师，为我俩补习功课。当年暑假，我和云妹一同考入北师大二附小，也叫女附小（即现在的实验小学，在宣武门附近）。我读六年级，云妹念一年级。当时，二附小的教学质量很好，管理制度也很严，我们都穿校服，中午在学校就餐。家里包了一辆人力车，每天早晚接送我俩。 　　到了夏天，中原大战仍在继续。伯母突然听说伯父受了伤，急忙赶赴郑州看望，到后才知道是讹传。11月，中原大战结束，阎冯联军失败，冯先生通电下野，40万西北军所剩无几，但伯父的第六师损失并不大，由他率领撤到晋南，不久他从山西来到北平，可能是面见张学良，商议改编的事。在家没住几天，他就回到山西。 　　1931年1月，退到山西的西北军余部被改编为第三军(同年6月改称29军)，归张学良节制，宋哲元将军任军长，冯治安大叔和伯父分别任37师、38师师长。这是伯父军事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盛极一时的西北军从此不复存在，伯父追随冯先生的历史也随之结束。但他对冯先生仍以老长官相待，在带兵练兵方面仍保持了西北军的优良传统。 　　这年的春节前夕，二哥廉珍与二嫂田德芳在平结婚。二嫂是河北束鹿人，出身于商人家庭。父亲任郑州商会会长，除经营生意外，还设有豫新纱厂、豫中打包场。当时，伯父正在山西忙于改编，由父亲主持了婚礼。 　　春节之后，伯母携云妹到山西曲沃看了看，伯父正在那里埋头练兵。夏天，我们家从司法部街搬到了兵马司，房子大一些，也好一些。秋天，伯父回来过一次。这时，29军已在北平设立了办事处，刘实甫任处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北平实行戒严，一时间人心惶惶，气氛紧张。这时，伯父的38师已移驻平定，他指派一个军需官(名叫李直浚)把我们接到了平定。平定是个古城，文人出得多。这里还驻着阎锡山的一个师，师长叫李生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转眼之间东三省即沦入日本人之手。这件事对伯父刺激极大，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更使他气愤，所以伯父整天忙于备战，并对官兵进行国耻教育。那时，29军虽然在经济上很困难，但官兵士气高涨，团结一心。 　　阴历的十一月十七日，二哥的长子庆宜在郑州出生。二哥立刻打电报告诉伯父。接电报时，伯父正在阅兵式上，我们都在一旁看热闹，伯父高兴地对伯母说；“有孙子啦!有孙子啦!” 　　伯父的治军我知道得不多。只是听旁人说他治军严厉，绰号“张扒皮”。在平定我倒是亲眼见过一件事：38师张春棣旅有一个士兵开小差被抓回，伯父很生气，下令打板子，打得很厉害。当晚，张旅长来家里，伯父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士兵，关切地询问：“那个开小差的怎么样了?打得重不重?”听张旅长说不要紧，他才放下了心。可见，他对士兵一方面很严厉，另一方面又很关心，并非一味地惩罚。伯父对伤兵更是关心备至，不仅亲自过问伤兵的伙食、医疗情况，星期天还常带些钱和吃食去看望他们，与他们聊天，说笑话。伤兵们都很感激他。 　　1932年的元旦、春节都是在平定过的。春节时，二哥、三哥也分别从郑州、北平来到平定，全家团聚，欢欢乐乐。 　　伯父跟冯先生一样，很重视官兵的文化娱乐活动。记得元旦前后的那几天，他让特务团长李致远牵头，在师部旁边一块空地上搭起戏台，组织官兵演戏，戏目有京剧《华容道》，还有梆子，都是自导白演，连女角都是由士兵装扮的。演出时，军官家眷们也都来看，士兵坐当中，家眷坐两旁，十分热闹。 　　治军之余，伯父喜欢读书，也喜欢练字。每到一地，伯父都很注意收集、购买书报杂志，内容很广泛，时事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他都读，目的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毛笔字他练的是隶书，每天我都把笔墨备好，把纸折叠好，那是一种祖糙的黄草纸，折好格子用砖压在地上，伯父回家后总要写几张汉隶，有时还教我如何悬肘，如何用笔。他的隶书不甚正规，但笔力遒劲，有自己的风格。记得他曾给我四伯父写过一幅对联，上联是：“多福多寿多子孙多罪孽”，下联记不清了。在伯父的带动下，读书、写字在38师蔚然成风。 　　在平定住了半年，北平的局势渐渐安定下来，我们便回到北平。伯父给我和云妹请了个先生，叫武协恭，是前清的“拔贡”，也曾与伯父同学，当时他在平定做伯父的幕僚。他旧学功底不错，伯父就让他给我们教些四书五经之类。我和云妹的一点旧学功底，主要受教于武老师。 　　回北平后不久，我们一家又从兵马司搬到了李阁老胡同(崇善里)，住进一个大四合院。这是伯父第一次买房。同兵马司的房子一样，院里一溜南房，3间北房，东西各3间厢房，不同的是后面有一个穿堂，连着一个小院。夏天屋里太热，就在正院的院子里搭个大天棚，日常活动、吃饭及接待客人都在天棚里。 　　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北平局势又紧张起来，我们暂时到天津英租界求志里住了一段，住的是一栋三层小楼。石敬亭先生当时就住在斜对面的平安里，伯母常带我们到他家玩。石先生夫妇对人诚恳、热情，生活朴实。 　　3月，日军进攻长城，伯父受命为29军前线总指挥，与宋哲元军长，冯治安、刘汝明师长及赵登禹旅长，共同指挥了29军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为中国人争了气。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家乡临清因干旱欠收，发生粮荒，饥民成群，哀鸿遍野。伯父得知后十分焦虑，连忙自费购买小米4万余斤运到唐园，放粮救灾。唐园附近30里的农民都分到了食粮，另外还在临清县城的普济院开设粥场，赈济饥民。 　　到七八月份，局势恢复正常，我们从天津返回北平，伯父也回家住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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