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07号馆文选__将军生平事迹

在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我曾五次走过宜昌，虽都是短暂停留，但宜昌在我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牵挂。 　　　　我的父亲张自忠先生抗战时期曾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在湖北驻军、作战一年半之久，1940年5月16日在宜城十里长山前线以身殉国。父亲牺牲后，灵榇由快活铺经荆门、当阳，在宜昌停灵三日，后转由民风号轮船送往重庆。 　　　　王陆一先生(抗战时期任军委会军风纪巡视团驻宜昌委员)有一段关于父亲灵榇在宜昌的记述：“张自忠将军忠榇之过宜昌也，军中未即公布而民间已有所闻，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入夜，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作北方饭也。凌晨移榇上船，由东山寺直至江边，千家万户争于街头设祭。花香酒果，低头虔拜，望行列且近，手燃爆竹，目注灵舆，若有无穷之哀思，欲尽情倾诉者，祭桌上有盛陈珍贵品物者，其意恨不尽献所有于此民族英雄也。沿途人山人海，悲壮恳切之情，使送灵者垂泪而过，莫能仰视。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前导军乐激楚，覆棺之国旗愈显光丽。十万人缀队以行，发于自然之情而不能已，庄严沉毅，初无指挥而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灵榇上船，素方兆徐展，岸上人犹是心送将军欲溯江俱远耳。" 　　　　几十年来，每当我读到这段记述，都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我感动于宜昌人民那种忠诚爱国、不畏强暴、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我由衷地敬仰这座英雄的城市。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经历了八年壮烈、悲伤、艰险、困苦的抗战，日本投降了，结束了这一漫长的战火硝烟历程。 　　　　抗战期间山城重庆聚集了许多下江人(四川人对长江下游人的习惯称谓)，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人们在狂欢、高歌了一阵子后，大小机关和各阶层的人们，都在想着“复员"回家了(指抗战时期由各地迁往重庆的单位、人员重新回到原地)。但出川的道路太难了。除极少数人能够乘飞机，一些人乘汽车出川外，大多数人都要借助长江水运这条大通道，顺江而下，奔回阔别已久的家乡。 　　　　当时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抗战时期复旦大学由上海迁至重庆北碚，抗战结束仍迁回上海，学校也要“复员"了。一所大学，那么多教职工和学生，“复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读一年级，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先生的女儿宋景文读先修班。1946年5月，我们听说国民政府专门为冯玉祥和李济深先生调拨民生公司的民联号轮船，送他们从重庆回南京，便由北碚赶往冯先生在重庆上清寺的住处打听消息。消息传的很快，与冯先生熟悉的人都纷纷登门要求搭船。冯先生告诉我和景文，5月下旬或6月初，轮船起航，让我们等候通知。 　　　　冯先生对我父亲情义极深，1940年后，每逢5月16日，他必定赶到北碚梅花山，参加父亲的纪念会。1946年的纪念会，他也照例参加了。由于他的参加，引起各界重视，墓地临时搭建的会场挂了许多挽联，中共四川省委送的一幅挂在很醒目的位置，挽联是“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这幅对联是中共四川省委借此机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发生内战敲起的警钟，引起了人们高度的注意。开完纪念会，民联号也准备起航，征得学校同意，我们可以自己离开四川，拿到船票后，我、景文和15岁的大侄庆宜、13岁的二侄庆安，一同登上民联号客轮。 　　　　我们安顿好床位后，看着人们熙熙攘攘地往船上搬运行李，各等舱位很快住满了人。我和景文住的统舱，上下铺，对面床，舱的两个门通往左右步行甲板，两个侄子住在甲板上。上船的人越来越多，船头、船尾和窄窄的步行甲板上也陆续占满了人。经过八年战争，人们适应环境和生存的能力极强，住在甲板上的旅客，很快安顿好自己，并在船上的各个部位都挂放上毛巾、背包、水杯等物件。 　　　　5月30日，民联轮满载着大家胜利的兴奋、返家的喜悦、离川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憧憬，乘风破浪前进。船的载量是超重的，据说约九百余人，人们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但我们确实感受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欢乐。 　　　　冯先生交往极广又乐于助人，一大批民主人士搭冯先生的船，其中有很多文化界的名家。因年代相隔久远，许多人名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女作家安娥和我们住在一起。徐悲鸿先生和夫人廖静文闻讯太迟，上船时床位已满，只好住在甲板上。 　　　　众多名人同乘民联轮，冯先生又是位善于团结大家、做起事来极有活力的人，船上很快就形成了浓厚的民主和文化气氛，不但召开了丰富多彩的演讲会，还办起了《民联日报》。冯先生是第一位演讲的。他极善言词，用的是大众的语言，生动具体，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会场里热气腾腾，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第二位演讲的是李济深先生。接着演讲的还有好几位名家……民联轮上临时办起的《民联日报》，船行8天，出版了6期，冯先生自认社长。我的山东老乡李士钊是位活动家，他是报纸的编辑之一，也是组稿人。我的两个侄子也参加了分送报纸的队伍。 　　　　20世纪40年代的长江航道非常艰险，所有船只一律清晨启航，傍晚停泊，不夜航。每一只船还要专人导航，特别是过三峡时，一定要由经验丰富的导航者站在驾驶室里，用各种手势指引船只在前进中不断地左转右转，躲过险滩、暗礁、漩涡和湍流，稍有差错，就会船毁人亡。 　　　　民联轮第一个夜晚宿万县。5月31日一早离开万县，为了第二天顺利通过三峡，船只开了半天就停在奉节，从船上遥遥望去，已可见到三峡的入口，首见夔门，巍峨耸立在大江岸边，虽然几十年过去，至今我仍模糊地记得当时的印象，夔门像一位古人，头戴方巾，身披斗篷，守卫在峡口，那么雄壮威严，我一下子呆住了，欢呼起来，继而对大自然造化者产生了崇敬，并有一丝恐惧的感觉。 　　　　因为天时尚早，我们随着大队人马登上了白帝城。现在只记得那高高的石台阶和吃力的攀登。 6月1日，民联轮早早就开船了，大家非常兴奋地挤在甲板上观看两岸美景。对于第一次过三峡的我，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有趣，我伸长了耳朵听同船的人指指点点：这是张飞庙，那是古代人放悬棺的山洞，那是神女峰……当日下午，我们平安走出三峡。在群山怀抱的重庆生活了几年，突然看到两岸平坦的大地，天也开阔，地也开阔，人们的心情也开阔起来。 　　　　船停在湖北宜昌。我们赶紧上岸，找到一个大饭馆，准备好好吃一顿。我们谁也不会叫菜，只知道要清蒸鲥鱼，此后沿路也每餐必点鲥鱼。在宜昌的大街上遇到不少同船的人，高高兴兴地遛马路，我们还遇到冯先生的秘书霍济光先生。 　　　　6月6日上午民联轮到达南京。短暂的旅途结束了，同船人匆匆告别，兴奋地忙着下船。许多来欢迎冯先生的人们，围着他谈话，我们无法与他告别。没想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敬爱的冯先生。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我和霍济光先生又在北京见面了。南京分别后，他随冯先生去了美国，后来便一直留在美国，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自任院长，成了国画和书法名家。他回北京办书画展，并向他的家乡捐赠藏书。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1946年船泊宜昌时霍济光、景文、我与两个侄子合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宜昌虽然只是一面墙，但照片上的两个侄子童稚未脱，我和景文也那么年轻(此照片刊用于本书卷首插页——编者)。这张照片，记下了我第一次过宜昌的形象，令我浮想联翩。 　　 　　（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大地多年的严冬终于过去，万物开始复苏。使我印象最深、感受最深的是党实行了拨乱反正的政策。我们常常笑逐颜开地计算着家中一件一件的喜事。 　　　　当时，人们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这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套话，而是从建国以来对事对人的认识和处理，开始逐渐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办理。这句话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和作用是相当深远的，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下，对我父亲的评价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4月，中国新闻社报道了“湖北宜城在清明节时组织青少年到十里长山祭扫’张自忠上将殉国处’和’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的消息。这消息像温暖的春风吹开了多年凝结在我们心中的冰霜，也让我们想到了重庆北碚梅花山墓地。 　　　　梅花山是父亲的安葬地。“文革”时，侄子们借着大串连的机会，曾悄悄到过梅花山，并拍了几张照片带给我。照片上的墓地，墓碑倾斜着，墓前的石桌石凳和铺地面的石条全没了，仅存几棵小柏树，也只在树尖上孤零零地挂几片残叶。 　　　　政协、民主党派恢复了活动。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重庆民革主委鲁崇义告诉我，他在重庆和全国政协都提出了整修梅花山墓地的建议，并要我向中央统战部和民政部提出要求。不久，国家民政部通知拨款修梅花山墓。 　　　　1980年，我见到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提到为父亲扫墓并到父亲的牺牲地湖北宜城十里长山去看看。张部长很关心地说，将请中央统战部为我写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四川省委统战部，一封给湖北省委统战部。这是解放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受此殊荣，也是我从未想过的。虽然是简单的两封介绍信，却让我感受到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去掉了背了几十年的“与家庭划不清界线"、“站不稳立场"的枷锁。 　　　　同年5月，梅花山墓地修整完毕。我又来到父亲的墓地。从1946年到1980年，在这漫长的34年间，我没有到父亲墓前扫祭过，如今看到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处处触景生情，思绪万千。我和几个侄子在父亲的墓前三鞠躬，围绕着墓一圈一圈的走啊走啊……心中总有一个声音：为什么三十多年没有来过?!无言以对。我轻轻地抚摸着长满了绿苔的墓石，心中又愧又喜。好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5月16日，“纪念张自忠将军牺牲四十周年大会"召开了，会议开得很隆重。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父亲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梅花山墓地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作为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后话。 　　　　纪念会开过后，我和三侄庆隆、朱增源三人继续乘江轮，在宜昌下船，转去宜城。庆隆即将赴美留学，在离开祖国前，他还想到祖父牺牲地看看。朱增源先生是父亲的随从副官，曾在梅花山守墓十年。 　　　　我们乘坐江轮，经涪陵、丰都、忠县，在万县停船，再经奉节、夔门，进入三峡，前往宜昌。到宜昌后，找到宜昌市委统战部，他们已从襄樊市委统战部那里知道我们要过宜昌，宜昌统战部长还请来起义军官、宜昌的一位副局长一起接待我们。我们住在市委招待所，院内有座小楼，花草很多。襄樊市委统战部部长赵增庆已专程到宜城等待我们。 　　　　这是我第二次过宜昌。在朱增源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东山公园，到了当年停放父亲灵柩的“东山草堂"遗址。那里已是荒山废墟，朱副官一边指给我们看，一边激动地诉说宜昌10万民众祭灵相送的情景。相隔40年了，朱副官还记忆犹新。我们的心再一次被宜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深深地感动着。 　　　　宜昌市委统战部还安排我们参观了在建的葛洲坝工程，我看到了紧张、繁忙的葛洲坝大工地。后来回到北京，在电视上看到葛洲坝截流合龙的壮观场面，真是激动。 　　　　第一次过宜昌时，对这里一无所知，只知道宜昌是轮船停泊的一个沿江城市。当时日本投降不久，市面相当萧条。这次过宜昌，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正在生机勃勃地建设、发展和前进。 　　 　　(三) 　　 　　　　1983年5月，我和二姐廉瑜、两个侄子、顾相贞(父亲的老部下)再次去重庆扫墓。纪念活动过后，我们一起去湖北，还是乘船经三峡，在宜昌上岸。到宜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还是东山公园。我指给廉瑜看东山寺和“东山草堂"的位置，这里几十年前曾有过十万群众在敌机盘旋之下，冒着生命危险送灵柩的壮举，每次来这里，我们都要用心感受、寻找和捕捉一些历史的痕迹……我们没有在宜昌停留，就去了宜城。 　　　　1995年5月，又到湖北宜城参加纪念父亲牺牲55周年大会。会后，我向襄樊市政协胡久明主席提出，想到宜昌市辖的当阳看看。1939年父亲率部在当阳的慈化寺休整过几个月，干训团也设在这一带(虽然这次并没有到宜昌，但当阳地属宜昌，我将1983年在宜昌的短暂停留与这次合并计为三过宜昌)。 　　　　胡主席派政协副秘书长张秋明作我们的向导。从宜城出发，经过荆门，到了当阳。汽车在当阳的公路上快速行进着，我全神贯注的看着一闪而过的一个一个路口。朱曾源曾对我说过，跟随父亲多年的上尉副官马孝堂就埋葬在当阳公路边。在父亲牺牲的那场宜城长山战斗中，马孝堂是跟随父亲到最后一刻的人，找到他时，他已惨遭杀戮，头部、腹部多处重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还较详细地讲述了父亲牺牲时的情况(见中国文史出版社《抗日名将张自忠》)。总部紧急调用汽车送他到宜昌医院救治，但由于马孝堂伤势太重，在行至当阳的路上，停止了最后的呼吸。因为当时战事非常紧张，无奈之下，护送的人只好将他埋葬在公路边的一个叉道上。我在数不清的公路道口寻觅着，哪里才能找到马副官的安息之处?可以告慰的是，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驻扎过的快活铺、赤土坡和赵家花园等地，一些老年人还能回忆起常和老百姓打交道，精明能干、说话和气的马副官。想到这些，令我百感交集。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啊! 　　　　一进当阳境地，如同进入《三国演义》中，长坂坡、坝陵桥、关帝陵……都是很熟悉的地名。张飞横矛处的碑亭在大道边，赵子龙骑马持枪的塑像耸立在市中心，十分威武。大街上的商店、餐厅、旅馆多是以蜀国名将命名的。 　　　　我们在当阳政协招待所住下。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慈化寺的赵家花园。据1985年当阳文史记载：“1939年5月，日军的三个师团进攻随、枣地区，张自忠亲率两团渡河截击，在田家集打了胜仗，以后移防我县休整、练兵。他的总部设在慈化寺附近的齐家院子，他的办公处设在赵家花园赵国光的堂屋里。此屋青砖砌墙、灰瓦盖顶，大门两旁各有一个石鼓，至今一个还保存完好。此屋现属苏志发所有。“该书还刊登了当年总部办公室和住房的照片，以及赵纯元、赵承德、文家仁、苏志发等四位老人的照片，他们都见过父亲。因为时间相隔太久，我们看到的赵家花园，早已找不到“青砖砌墙，灰瓦盖顶，大门两旁各置一石鼓……"的踪影，老房东也均已谢世。村民很热心，找来了苏志发的老伴朱理秀，她指着一面山墙告诉我们，这是翻盖老屋时留下来的。虽然村民对我们很热情，但我感慨于时间的流逝，世事的变迁，情绪不免低落。 　　　　接待我们的当阳市政协主席徐时成说，玉泉寺有一位方丈见过我父亲。我将信将疑：55年过去了，寺庙里还有人见过我父亲?我们在当阳政协招待所用餐时，曾遇到宜昌市政协文史委和宜昌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组，他们正在拍摄日寇占领当阳时，强抓大批中国人修建飞机场，并在飞机场竣工后，将劳工们全部杀害的残酷暴行，他们要把这桩惨案制作成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专题节目，公布于世，使后人知道并铭记不忘。他们采访了明玉方丈，由于他们从中穿针引线，使我有了一次与明玉方丈不期而遇的会晤。 　　　　徐时成安排我们经过玉泉寺，先看珍珠泉。在山坡上见到一方形石柱，上刻：“汉云长显圣处"，是明万历年间立的。顶蹲石狮，姿态生动。我们来到玉泉寺，一位上了年纪的僧人迎门站着等候。经介绍后，这位僧人双手合十，说“我和张将军见过多次"。我惊喜万分又感不安，这实在是意外的相遇，却怎么能让明玉方丈迎候我呢! 　　　　在方丈室，明玉方丈对我讲了他和父亲相识的经过。有一件事情他记得非常清楚，为维修被日寇炸毁的关陵庙，他找到父亲，希望军队能支援些木材。父亲立即答应，给关陵拨去木材。我听了此事，非常理解，父亲最崇敬关公、岳飞、文天祥，要维修关陵，他一定会尽力帮助的。 　　　　临别时，明玉方丈送我两盒茶叶，我欣然接受，并和方丈合影。到了当阳，也是我又一次进入宜昌境内，我有幸见到了明玉方丈，能够聆听他和我父亲交往的故事。1995年9月，我的三侄、四侄也专程去宜昌拜见了明玉方丈。几年后听到明玉方丈圆寂的消息，十分感叹。 　　　　走出玉泉寺又看了玉泉铁塔，回过头来才感觉好一座殿堂楼阁，瑰丽雄伟的古庙宇。汽车越去越远，使我更清楚的看到玉泉山的全貌。玉泉山山势不高，林木极为茂密整齐，郁郁葱葱，素有“三楚名山"之称，又名复船山，确实像一只大船，覆盖在玉泉寺的后面。我不断的回首看山、看寺，留恋之情油然而生，心中感叹不虚此行。 　　 　　(四) 　　 　　　　1995年，我还在民革北京市委会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机关同志说湖北宜昌市档案局有人来找我，并带来有关父亲的重要资料，我为之愕然，宜昌市档案局有材料送来!?宜昌市档案局两位同志受孙维玉局长委托转交我一本日军二三一联队的《联队史》(日文)的复印件，作者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一联队原队长木尾浦银次郎，时任军衔是大佐。书中有一段记述宜昌作战（枣宜会战）的长山战斗具体情况，并有日寇与父亲作战时的地图。 　　　　从此，我和宜昌的不少同志成为朋友，也有了密切的联系。 　　　　1998年5月，我又去重庆扫墓。纪念活动结束后，离开重庆，走水路，过三峡，到宜昌。多少次我都不走这条路了，由重庆乘火车直到襄樊，可以节省时间。这次是因为在宜昌有朋友，才重走三峡。 　　　　5月22日，乘“江渝14号"轮船到宜昌。孙维玉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具体的活动内容，一是重走父亲灵柩经过的路；二是游览宜昌市，参观档案馆认识和了解宜昌的发展；三是会见故友们。 　　　　1940年5月，父亲的灵柩送到宜昌境内的杨岔路，在“东山草堂"停放，十万市民公祭三天，经二马路码头乘“民风”轮送往重庆。我们驱车到杨岔路。杨岔路当年处于汉宜公路旁，现已是市内的夷陵大道。到了东山，已与10多年前我见的情景大不相同了，那时的东山公园面积广阔，虽然有些荒芜，但有山有水，树茂花香。“东山草堂"虽早被毁，遗址尚存。现在的东山变化了，有气象台、游乐园，有烈士陵园，有大片的楼房住宅，我只好默默地冥想那遥远的“东山草堂"。我们又经果园一路、夷陵大道、云集路、解放路到二马路码头，遥望那滚滚的长江东去。 　　　　在宜昌会见了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李泉及市政协、档案局的同志和朋友们，也寻访到父亲旧部王恩波的妻子和儿女。李泉告诉我，多年前他就听父亲和岳父讲述过当年送灵的事情，印象很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宜昌有的老年人还讲得出他们儿童时代跟着送灵队伍前进的情景，还有的人能够完整的述说宜昌人民英勇坚强的爱国送灵行动……使我深受感动和安慰。 　　　　我们去了三游洞。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在三游洞外的山崖上，一行苍劲有力的摩崖石刻，留下了冯玉祥先生抗战时的愤慨：“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三游洞久享盛名，历史上不少名人墨客来此游玩、题字，成为宜昌宝贵的文化遗产。景区面积很大，景物很多，我们只到了三游洞洞窟。没有再往高处攀登。在洞前走走，偶见山下有一条不宽的河流，夹在两面的山下。得知这是西陵峡一条支流的出口，又见西陵!我不由得惊喜起来。 　　　　四次走过宜昌，我对宜昌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宜昌是一座带形的水陆城市，顺着沿江大道慢慢前行，一边是城市的建筑，一边是江岸的花木草坪，非常美丽。宜昌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文物古迹，使宜昌具有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宜昌还占地势之利，被称为入川咽喉、三峡门户、鄂西重镇，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19世纪70年代，宜昌又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使宜昌兼收并蓄，留下了不少古老的建筑，有欧式的、也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至今还能偶见精致的二层洋楼。还是占地势之利，随着葛洲坝、三峡大坝和长江附近若干支流小水电站的建成，宜昌又将成为一个电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城市。 　　 　　(五) 　　 　　　　不觉间，时间已跨入21世纪，我已是高龄老人了，总想趁着身体还能活动，再到父亲的陵园看看，走走。 　　　　2002年5月初，在外甥女张端陪伴下，我又去了重庆。给父亲扫完墓，我们按照以往固定的路线，还要去宜城，到十里长山。我们依然选择了沿江而下，路过宜昌，准备先去看看东山和二马路码头，而后再去宜城。 　　　　从重庆乘“泯山"号旅游船，没有想到的是，船上的状况是那样的嘈杂无序，两夜三天的行程让我备感身心劳顿。 　　　　5月21日晚，终于盼来了船到宜昌的时刻。从船上望去，宜昌的天灰蒙蒙的，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看到孙维玉等同志冒雨在趸船上等候，我的心里涌动起一股暖流，由衷地感到亲切和踏实。对于我们的到来，宜昌的同志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我们住进了三峡宾馆。特意为我们选择了与日本投降日期数字相合的“815”房间。一进房间，就看到桌子上摆放着父亲身着戎装的铜版画(这是父亲110周年诞辰时，山东临清在纪念大会上向来宾赠送的纪念品)和一个盛开着鲜花的小花圈。 　　　　宜昌之于父亲的这份绵绵60余年的情谊，使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感动、感激、感谢……没有一个词语能准确表达出当时的感受，我只觉得精神为之一振，旅途疲劳顿消。 　　　　我这次走水路来宜昌，有几个原因。从年青时起，我就喜爱三峡的风光，很想再看看被称为世纪工程的三峡大坝。80年代我到过葛洲坝工地，这次到了坛子岭，浩浩荡荡的长江水，正在紧张施工的三峡大坝工程，真是雄伟壮观。在宜昌，我也有很多故人，想看看老朋友。但最主要的是宜昌市政协有一个提案，建议在东山烈士陵园，也就是当年父亲灵柩过宜昌停灵的东山寺、东山草堂一带，建一座公祭处。这件事让我动情动心，召唤着我一定要来宜昌看看。 　　　　宜昌为什么要建立一座纪念物呢?父亲牺牲后，曾在宜昌停灵三天，从宜昌起灵往重庆时，宜昌十万民众，在警报不绝于耳，敌机凌空盘旋的情况下，为父亲送行。王陆一先生的《宜昌哀挽行》，真实地记录下了宜昌人民大义凛然的壮举。时至今日，当年东山草堂一带公祭的地方早巳无影无踪，但宜昌人民依然记得，60多年前这里曾经纪念过一位为国捐躯的将军。宜昌市政协建议，在始发地建一座永久性的建筑物，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此次在宜昌逗留3天。其间，李泉主席到东山烈士陵园为公祭处纪念地选址，邀我同行。此行使我与市政协、民政局、档案局、市民革的诸多同志见了面，还拜会了父亲的旧部王恩波老先生一家人。 每到一处，每见一人，都不能不令我抚今追昔，浮想联翩。 　　　　我想起了王陆一先生的《宜昌哀挽行》诗中，“邻家老母伤心极，欲奠东山无气力。悲凉夜起作肴蒸，说与将军作朝食。短衣黄发尽低头，曲曲精诚自露流"；我想起了记录下送灵人群的老照片……我感慨：宜昌十万民众在大敌压境、即将沦入敌手、流亡逃难、生死未卜的危急时刻，竟能舍己忘家、义无返顾的为一位素昧平生的将军送行。60多年后，当年的老母恐早已离世，短衣小儿也该是耄耋之年了，但宜昌这座城市、宜昌的人民还在不改其初衷的记着、纪念着为国捐躯的军人，其精神、其气节足以感天动地! 　　　　在感动、感慨和感谢中，结束了我第五次宜昌之行。我期待着宜昌的明天、后天；我期待着，再过宜昌。 　　 　　　　(作者张廉云：为张自忠将军女儿，原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委委员，现为北京市民革名誉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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