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07号馆文选__将军生平事迹

原文刊于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第41辑，北京出版社，1991 　　 　　西北行 　　两次“北伐”的完成，基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蒋、冯、阎、桂各大军事集团之间却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尖锐的矛盾。1929年5月，冯先生的西北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10月又演变为战争。 　　为安全起见，1929年5月冯先生命令军官眷属先从开封向西北撤退，并专门拨了一辆铁闷子火车供撤退之用。伯母多年来一直是随军辗转，所以没有什么大的家什，接到命令后，我们匆匆忙忙把锅碗瓢盆及几张行军床和简单的行李收拾好，装上火车。车向西北开，也不知往哪儿去。抵郑州后停了一昼夜，之后我们的车厢又挂在薛笃弼先生的专车后边向西北方向飞驰，经洛阳到陕州，我们就在这里下了车。当时，驻防陕州的是西北军驻陕军司令部参谋长李兴中部。 　　约摸1个月后的一天，伯父也奉命带领25师向西北撤退，伯母带着我们到车站迎接伯父的军车。只见好长的列车轰轰隆隆开过来，车上坐满了士兵，十分壮观，伯父坐在最后的守车上。停站后他下来看了看，就登车继续西行，到潼关去了。 　　我们在陕州借住了一个货栈的两间房。25师在陕州有一个办事处，处里的许、栾两位秘书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因为要打仗，三哥廉静所在的洛阳今是学校已解散。他打起小背包，持着学校发给免费乘车的“护照”，自己乘火车赶到陕州。一见面，他就顽皮地告诉我们说：“在火车上，他们查我的票，我说：“我没票，有个照！”这一年，三哥12岁。 　　在陕州住了没多久，我们接到伯父的通知，坐卡车到了潼关。他已在那里为我们借了一所房子，屋子很简陋，只能在地面上搭地铺睡觉。 　　这期间，有人拿伯父1926年被迫投晋一事作文章，在冯先生面前进谗言。不久伯父被免去25师师长职，专任潼关警备司令。25师扩编为第四军，由张凌云任军长。潼关警备司令是个虚职，由于没有什么实权，事也不多，那些天伯父常回家看看。我看得出，他心情不好，更加沉默寡言。但从未见过他发牢骚或辱骂、抱怨过谁。伯父为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话当面讲，从不背后议论人。 　　在男孩当中，伯父最喜欢三哥，有空常逗他唱几句京戏解解闷。可能是指望他成才的缘故，伯父喊三哥不是按惯例叫“三小”，而是像队伍上点名一样直呼其名，三哥也像士兵一样答应。记得有一天，伯父高喊： 　　“张廉静!” 　　三哥答：“有!” 　　“过来给我唱一段《南阳关》！” 　　“是!”三哥赶紧跑过来端坐在伯父跟前，小腿一盘，开口就唱： 　　“恨杨广斩忠良，谗臣当道！……” 　　这出京戏讲的是隋炀帝杀父篡位的故事，头一句是西皮倒板。伯父让三哥唱这出戏，显然是以抒发自己愤懑的心情。 　　我们在潼关住了没几天，又乘大卡车到西安。在我们撤离开封时，二哥廉珍已从开封军事学校毕业，分配到西安的省财政厅工作，住在机关里。财政厅长是过家芳的父亲过之翰老伯。抵西安后，我们住二府街二府园22号，房子不好，只有南北房和西房，不足10间。 　　住下来不几天，伯父从潼关回来了。他着便服，赋闲在家，不怎么出去。有时与来家里的朋友打打牌，有时带着三哥、云妹和我出去看看戏。西安有个很老的剧院叫“易俗社”，伯父有时带我们去看名角王天民、康顿易主演的秦腔，剧目有《蝴蝶怀》、《柜中缘》等等。那时正值伏天，又没有风扇，所以有专人从前台到二层对接之间来回拉大布帘，为下面的观众解热，十分有趣。当时西安的交通工具只有马拉的轿车，坐一次块把钱，看完了戏，伯父就雇辆轿车回去，他让我们坐里头，自己却坐在跨辕上，与车把式拉呱。尽管伯父这段时间心情不怎么好，但仍很关心我们的成长。他给我们聘请了一位姓石的女教师，湖北人，每天来给我和三哥、云妹补习功课。 　　到西安后不久，伯父被任命为11军副军长，军长是冯治安大叔。我们也由二府街搬到了大学习巷，冯家住前院，我们住后院，旁边有一个大园子，长满石榴树。伯父常住军部，有时与冯大叔一块回来。冯大叔与伯父一样很喜欢孩子，记得他曾带着我、云妹和他自己的孩子在石榴园里捉迷藏。大家欢乐和睦，形同一家。 　　大约在11月份，11军26师师长丁汉民被派出去学习，伯父就兼了这个师的师长。12月又改任暂编第六师师长，这个师就是原来的25师。这样，伯父又回到了老队伍。这时，我们全家又由大学习巷搬到了梁府街(是个独院)。梁府街是一条很宽的街道，我们家的对面是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它的附属小学就在旁边。伯父送我和云妹到这里读书，我上五年级，云妹念一年级。学校教学质量很好，老师们很重视书法，我们每天要写40个大字，8行小字。这个时期，我的父母仍住在临清老家，伯父怕父母想念我，有一天特地要我同他照张像寄回去。他身着便装，头戴土耳其皮帽，坐在椅子上，我戴着伯母给买的小手表，站在一旁，伯母在一旁直喊让我把手往前挪挪，意思是把小手表露出来。这些往事已逝去50多年，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记忆很深。 　　西安的冬天比较冷，屋里都生着一大盆木炭火，伯父喜欢在火盆上烤馒头片，再在馒头片上涂点黄油吃。西安的羊头肉他也爱吃。临清的羊头肉很有名气，他在家乡的时候常吃。 　　那几年，陕西持续干旱，加上1926年刘镇华围困西安10多个月，天灾人祸凑在一起，使西安街头灾民成群，饿殍遍地，许多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一天，二哥廉珍在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饿倒地上，二哥不忍心就把孩子领来。起初，二哥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家里，而是把小孩领到自己的办公室，用工资养活着，还给他起了个名，叫“学义”。后来家里知道了，就把学义收养下来，在家里做个听差，以后又帮他成了亲。 　　至1929年的11月，各地的反蒋战争相继失败，但冯先生并不甘心，又联名阎锡山、李宗仁等部，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蒋战争。记得他曾在西安旧皇城一个人广场上主持召开军民讨蒋大会，我随学校集体参加了大会。会上冯先生发表反蒋演讲，列举蒋介石的罪状，慷慨激昂。我们对冯先生很敬仰，对他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加上冯先生讲话富有感染力，所以听了他的反蒋演说，我们都同仇敌忾，从内心痛恨蒋介石。 　　在梁府街住了一阵子，伯父就动身去了天水，为反蒋大战作准备。这时伯母带着云妹和朱增源到郑州给二哥订亲，二哥、我和蒋妈留在西安，三哥廉静则在今是学校读书。这样，我们一家人分散在四处。 　　1930年初，眼看反蒋战争就要打响，伯父带领部队从天水出关，路经西安时把我和二哥带到了潼关。同年5月，反蒋的中原大战终于爆发，伯父率领第六师开赴河南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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