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词人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堂名“顾曲”，浙江钱塘人。他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卒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主要活动在北宋中后期的神、哲、徽三朝，正是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他死前一、二年爆发了宋江、方腊起义，死后6年，金兵占领汴京，北宋宣告灭亡。 　　 　　邦彦家世，父、祖以事迹无考。他的叔父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进士，熙宁间苏轼通判杭州时任钱塘令，多与苏轼唱酬，《东坡集》中所指“周长官”都即其人。周邠元祐初知管城县，后知吉州，累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咸淳临安志·人物》有周邦式者，字南伯，元祐二年进士，官至提点江东刑狱，知宿州、滑州、皆不赴，提举南京鸿庆宫，积官中大夫。其传在周邦彦后。王国维以为可能是周邦彦的“兄弟行”。（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下简称《遗事》） 　　 　　周邦彦青少年时期涉郡书，才富学赡。史称他“性落魄不羁，涉猎书史。”（《东都事略》）“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本传》宋神宗元丰初年，邦彦“以布衣西上”，入京师“游太学，有俊声。”（《咸淳临安志·人物传》元丰六年七月，邦彦28岁，“献《汴都赋》，神宗异之，自诸生命为太学正。”（《东都事略·文艺传》）又据《咸游临安志·人物传》云：“元丰中，献《汴都赋》七千言，多古文奇字。神宗嗟异，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迩英阁，多以边旁言之，不尽悉也。”这篇大赋，铺张扬厉，颂美新法成功，“托国势之盛，传播士林”，邦彦“声名一日震耀海内。”王国维《遗事》亦称：“《汴都赋》变《二京》、《三都》之形貌而得其意，无十年，一纪之研练而有其工。壮采飞腾，奇文绮错。二刘博奥，管道其波澜；两苏汪洋，逊其典则。”年末30的周邦彦，其学力，才思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邦彦因献赋由太学升为太学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这段时间，清真诗有《薛侯马》并序、《天赐白》并序，文有《足轩记》，词有《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落索》（“眉共春山争秀”）、《望江南》（“歌席上”）、《南乡子》（“晨色动妆楼”）、《诉衷情》（“出林杏子”）《意难忘》（“衣染莺黄”）、《归去难》（“佳约人未知”）等。 　　 　　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至绍圣四年（1097），即邦彦32岁至42岁，他先是外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教授，接着“留滞荆江”数年，再任溧水县（今江苏溧水县）知县，最后“还为国子主簿”，经历了整整十年“浮沉州县”、“漂零不偶”的生活。1085年神宗去世，高太后临朝、尽罢黜新政，起用旧党，开始了所谓“元祐更化”。邦彦既以歌颂新法献赋得官，元祐二年的外放，显然与这个政局的大变化有关。10年后，他在《重进汴都赋表》中说：“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就是指这段时期的情形。邦彦任庐州教授3年。《玉楼春》云：“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相侯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桃溪”、“赤栏”皆在庐州，可知《玉楼春》等词作于该地。 　　 　　庐州任满，邦彦曾客游荆州。王国维《遗事》云：“先生少年曾客荆州。《片玉祠》上有《少年游》‘南都石扫晴山’一阙，注云：‘荆州作’。又《渡江云》词云‘晴岚低楚甸’；《风流子》词云‘楚客惨将归’均此时作也。。其时当在教授庐州之后，知溧水之前。（文）集中《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一首，作于金陵，当在知溧水前后。而其换头云：‘荆杭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此其证也。又《琐窗寒》词云：‘似楚螟宿，风灯零乱，少年羁旅。’时先生方三十余岁，虽云‘少年’可也。王氏又据邦彦《友议帖》推断他在荆州“亦当任教授等职”，为期约3年。 　　 　　关于周邦彦知溧水县的情况，毛晋汲古阁本《片玉集》有宋强焕序云：“溧水为负山之邑，官赋浩穰，民讼纷沓，似不可以弦歌为政。而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为邑于斯，其政敬简，民到于今称之者，固有余爱；而尤可称者，于拨烦治剧之中，不妨舒啸……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萧闲’，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可以想象其襟抱之不凡。”癸酉为元祐八年（1093）邦彦时年38岁，他任溧水知县前后约四载。强《序》颇称邦彦有治剧之才，赞扬“其政敬简”，文章政事，两兼其美。这大致是符合实际的。邦彦曾为建德县令陆达作《睦州建德县清理堂记》，此文实为作者溧水之治的自我写照：善为治者，须“明以察其隐，柔以保其良，刚以禁其暴，无苛取滋事以扰之”；要“清而不烦”，“要而归理”。足见周邦彦有精明的政治才能，可与强氏“其政敬简”相印证。邦彦在溧水所作词，有《鹤冲天·溧水长寿乡作》二首（“梅雨霁”）（“白角蕈”）、《隔浦莲近拍·中山县圃姑射亭避暑作。（“新篁摇动翠葆”）《红林擒近》（“风雪惊初霁”）、《玉烛新》（“溪源新腊后”）《花犯》（“粉墙低梅花照眼”）等。《满庭芳》（“风老莺雏”）为《清真集》中名篇，元本，毛本题“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当时清真自注。其词抒写浮沉州县，漂零不偶的抑郁之情，当作于知溧水县时。 　　 　　从哲宗绍圣四年（1097）周邦彦42岁时被召还朝，任国子主簿，到徽宗政和元年（1111）56岁，整整14年，邦彦一直旅居京师。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汴都赋》，除秘书省正字。徽宗时，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周邦彦的升迁，显然又与他在《汴都赋》中所表明的拥护新法的立场有关：因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即起用新党。绍述神宗新法；微宗继之，说以“绍述”神宗为国策。胡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哲宗即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者之荣莫加焉。”但清真并不是趋炎附势之徒，正如楼钥说：“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他对章惇、蔡京之流玩弄权术，树党倾轧那一套，态度是冷淡的，厌恶的。《清真集》中涉及京师生活的词甚多，但很难确定其具体的写作时间；而开卷第一首《瑞龙吟》，其中有“定巢燕子，归来旧处”，“前度刘郎重到”之句，很可能是绍圣四年奉召还京时的作品。 　　 　　邦彦从57岁至66岁的最后10年，有两年的再度旅京（邦彦一生三度旅京），三次外放州县。由于邦彦不愿依附权臣蔡京，所以在蔡京当政期间，多次被外放；政和二年（1112）出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县治）；政和五年（1115）又徙知明州（今浙江鄞县）；宣和元年（1118）又出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县治）。他的三度旅京，是在政和六年（1116）61岁时，自明州人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似较显达。但若目其为“御用文人”、“宫廷词人”，是颇不公平的。据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记载：徽宗“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特遣蔡京示意周邦彦，要他来充当这个歌功颂德的脚色。可是周邦彦却简捷地回答说：“某老矣，颇海少作”。所谓“少作”，当然是指《汴都赋》。这句话，反映了周邦彦对熙、丰这法和崇、观之法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则立场。“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徽宗，蔡京变乱新法，蠹国害民，周邦彦不愿为这个结党营私、昏庸腐败的徽宗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清真集》中亦确无一颂圣贡谀之作。不惟无所颂谀，在此期间且有讥讽朝政之词，如《黄鹂绕碧树》，“双阙笼佳气”，讽当时兴“花石纲”，造延福宫，作万岁山，残民以报国林宫观之奉：又云“且寻芳，更休思虑”，暗讽赵佶的淫奢逸乐，荒于政事，至云：“这浮世，甚驱驰利禄，奔竞尘土”，则明指澡的争权夺利，无耻竞进。其他如《蝶恋花》五首，以“骚人手”、“游人手”、“纤手”、“柔荑手”、“东君手”喻“怀奸植党，咸福在其手”的蔡京，并隐讽徽宗赵佶。所以王国维在《遗事》中说：“先生于熙宁，元祐两党均无所依附”，“其赋汴都民，颇颂新法，然绍圣之中，不因是以求进，晚年稍显达，亦循资格得之。”他的立身处世也是“颇有本末”的。楼钥说他“盖其学道退然，委顺知命，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清真先生文集序》）看来也是比较接近实情的。 　　 　　宣和二年（1120），邦彦自顺昌府徙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未赴。不久罢官，提举南京鸿庆宫，而搬家至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居住。这时，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他匆忙奔回老家杭州，再由杭州到扬州。第二年经天长（今安徽炳耀县）至南京（河南商丘市），寓于鸿庆宫斋舍。不久，这位绝代才人，就病死在鸿庆宫斋厅，终年66岁，赠宣奉大夫。 　　 　　关于周邦彦的为人品行，由于宋人笔记小说牵强附会的描写，后人以周邦彦为“无行文人”。如他宋徽宗同狎李师师，他和妓女岳楚云的韵事，与溧水主簿之妻的“关系”等等，许多“风流帐”都算到邦彦头上。对此，郑文绰《清真词校后录要》认为“皆小说附会，等诸无稽”。王国维认为清真词人人至深而行世特广，“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遗事》对此种种无稽之言，一一加以辩驳，如流传很广的张端义《贵耳集》所载邦彦，师师的故事： 　　 　　道君（徽宗赵佶）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上隐+下木）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题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驰，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初更，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词》。”今“抑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宫至大晟乐府待制。 　　 　　这故事绘声绘形，深入人心已数百年。王氏辩驳曰：“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56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所云：‘开封府监税’，亦非卿监侍从所为。至大晟乐正与大晟乐府待制，宋时变无此宫也。”再则，《贵耳集》所引两首词，写作时间厢差大约有40年，《少年游》是邦彦太学生时作，而《兰陵王》为邦彦罢提举大晟府后，离京时所作。小说把两牵合说为同时这窗，凡此种种无稽之谈，确有必要“廓而清之”，以还清真本来面目。 　　 　　周邦彦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有多方面的成就，音乐、诗、文、书法兼擅，词尤富独创，为祖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陈郁赞其：“诗歌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来），皆自叹以为不及。”（《藏一话腴》）陈师道称其“笺奏杂赋俱善，惜为词掩”。（《后山诗话》）楼钥说他“《盘》、《镜》、《乌几》之铭，可与郑圃，漆园相周旋，而《祷神》之文则《送穷》、《乞巧》之流亚也。”（《清真先生文集序》）可惜清真诗文辞赋多数久已散佚。其佚书有目可考者，见宋人著录，有楼钥序刻之《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清真集》、《清真杂著》三卷，《操缦集》五卷；元、明两代，则《宋史·艺文志》有《清真居士集》十一卷，《文渊阁书目》有《周美成文集》及《清著杂著》。自清人以来，陆续辑得清真诗34首，文12篇。王国维读清真存诗，谓“一鳞片爪，俱有足观，”并举其《曝日》诗云：“‘冬曦如村酿，微温只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语极自然，而言外有北风雨雪之章，在东坡和陶诗中，犹为上乘。”王氏又云：“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清真词富于独创，自成一家，其成就确乎在他的诗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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