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以至在内地成为流行文化符号 　　 　　 　　严格来说，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40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 　　 　　　　10月12日，台湾远景事业有限公司的出版人沈登恩给本报打来电话，情绪激动，说自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处地方的书店惊奇发现热销的《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一书。令他激动的是，“我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书的永久版权拥有人，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授权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月13日，《张爱玲文集》的策划人杨文轩在给记者的电话里声称，目前在图书市场上仍在销售的50多种张爱玲的作品均为侵权作品，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典藏全集》才是“惟一合法授权的张爱玲作品”。 　　　　胡兰成的作品在内地是初次亮相出版，而张爱玲的作品在内地出版已有十数年之久，早已是四处开花，遍地生根。如今，两人著作，几乎在同一时间内，都遭遇了版权风波。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1974年，一直“遁居”日本的胡兰成，应邀赴台湾阳明山文化学院（后改为文化大学）任教，开设《华学科学与哲学》课程。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人沈登恩从朋友处得知“张爱玲以前的先生”在台湾，好奇心顿起，赴文化学院登门拜访。 　　　　沈登恩回忆说，“我十分不礼貌地把话题一直环绕着张爱玲，问东问西，胡先生也不以为意，临走前，他从床底下的旅行袋中取出两本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送我，要我看看有没有出版的价值。我连夜读完《今生今世》，第二天一早，即开车上阳明山找胡先生，告以我的想法和出版计划，胡先生十分高兴，但他希望我先印《山河岁月》，再印《今生今世》。” 　　　　1975年1月，胡兰成与沈登恩的远景出版社，就《山河岁月》一书签订了“出版权授与／让受契约”，约定“永久出版”。 　　　　1975年1月，《山河岁月》出版。出版前，远景删去了一章，并改写了一章。《山河岁月》上市两个月以后，因可读性不高，加上胡兰成在当时的台湾知名度有限，销路平平。 　　　　突然有一天，“中央日报”的赵滋藩发表文章，率先攻击胡兰成。次日，余光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山河岁月话渔樵》，批评胡兰成，“现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 　　　　胡秋原化名周同以在《中华杂志》上撰文说：“胡兰成……公然在此处坐拥皋比，瞎说乱道，歌颂日本，误人子弟……青年、家长和文化界人士，都有权抗议，应请教育部取缔的。”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山河岁月》“内容不妥”，违反“台湾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予以查禁，并行文台湾各行政机构，清查收缴《山河岁月》。 　　　　1976年6月，《今生今世》出版。据沈登恩回忆，《山河岁月》被禁令胡兰成心情很不好，因此在出版《今生今世》的时候，胡兰成主动提出删除“渔樵闲话”一章，加上其他地方的删减，远景版的《今生今世》共删去9万字。 　　　　因为受到巨大的压力，文化大学取消了与胡兰成的工作合同。胡兰成离开文化大学以后，移居想写张爱玲传的作家朱西宁家隔壁，埋头写《禅是一支花》。朱西宁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写作接受了胡的指点。 　　　　1977年4月，大学三年级的朱天文集合同学成立三三集刊社，两年后，成立专门为胡兰成出版作品的三三书坊。1979年，出版胡兰成化名李盘的著作《禅是一支花》、《中国礼乐风景》、《中国文学史话》。1980年出版《今日何日兮》。1981年，胡兰成在日本去世。 　　　　1991年，在胡兰成去世10年后，三三书坊出版内含9种著作的《胡兰成作品全集》，由远流出版社负责经销。 　　　　由于“全集”中间包含了《山河岁月》、《今生今世》，远景的沈登恩找到了三三书坊的朱天文和远流的王荣文，准备对簿公堂。此事最后以调解告终，但是双方至今各有说法。 　　　　沈登恩在给本报的传真中称：“考虑到朱天文的双亲朱西宁、刘慕沙都是长辈，也是远景的作者，加上远流的老板王荣文和我是老朋友，我都没有为难他们，还让他们把书卖完。” 　　　　朱天文的出版理由，是三三书坊已经得到南京的胡兰成长子胡宁生授权，而且按照台湾当时出版法，凡1965年以前所出版的书，出版商都可自由取得版权。《今生今世》最早的版本是1959年在日本出版，因此应该进入“公共所有”。 　　　　10月12日上午，记者接到台湾远景公司出版人沈登恩电话举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今生今世》属于非法出版物，下午4点，记者就此通过电话采访了该书的策划编辑沈皓波。 　　　　沈皓波认为，沈登恩从未拥有《今生今世》在内地的出版权和转让权，社科版《今生今世》是在内地的惟一正版，“我的版权绝对合法，因为我的版权自胡兰成的法定继承人胡兰成的长子胡宁生处取得！”沈皓波在女作家尹丽川处看到三三书坊出版远流代销的《今生今世》，遂与远流出版公司联系。按照远流方面提供的电话，沈皓波与在南京的胡宁生取得联系。但是，直到两年后，77岁的胡宁生才同意将《今生今世》和胡兰成其它作品版权一并授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宁生以书面的方式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据胡宁生介绍，胡兰成于1981年7月在日本家里因发心脏病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作为胡兰成六个子女（包括养女）中的长者，根据日本的法律，胡宁生自动取得继承权，并对外负责出版上的联系和交涉，所取得的版税由六个子女平分。 　　　　10月15日胡宁生传真给沈登恩，称远景自胡兰成故世后再版其著作未向胡的继承人支付版税，声明“胡兰成与贵公司的合约均告失效，本人收回版权”。 　　　　10月25日，沈登恩传真给本报申明“并未欠作者版税”，远景拥有《今生今世》的独家出版权持续到2031年，即胡兰成去世50年，要求“北京（应为中国）‘社科社’有诚意解决，诚实申报印数，支付合理版税，补订合约，我方也会遵照世界版权惯例，拨付一半（百分之五十）版税给胡兰成先生的继承人”。 　　　　沈登恩在同一天的香港《信报》上撰文《〈今生今世〉出版始末》，文中说，“尊重知识产权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礼貌”。 　　 　　　　张爱玲身后的版权 　　　　胡兰成享年75岁，张爱玲享年75岁。 　　　　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拟订了自己的“最终遗嘱”，遗嘱中写道：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在陆地，应撒在荒野处。2月27日，张爱玲写信给好友林式同。 　　　　林式同在《有缘得识张爱玲》中回忆道：“……张爱玲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着一份遗书，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可是在张爱玲看来，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许，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公寓里去世。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接到房东和警方电话以后赶到现场。他看到75岁的张爱玲安静地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体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遗容安详，出奇的瘦。屋里用来保暖用的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屋里只有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放在地上，此外，还有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 　　　　据当时法医和殡仪馆的结论，到被发现为止，张爱玲已经死亡有三四天时间。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上午9点半，张爱玲的骨灰和红色、白色的玫瑰花瓣一起被撒到大海里。 　　　　在律师的帮助下，林式同将所有的遗物、存款转交给居住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张爱玲的遗嘱在经过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政府的公证和香港的公证以后，成为有效的法律文件，张爱玲的作品版权成为遗产的一部分，也被宋淇夫妇继承。 　　　　1996年1月1日，在张爱玲去世近4个月后，宋淇与宋邝文美夫妇又联名签署了一份《委任授权书》。《委任授权书》中写道：“本人兹委任台湾皇冠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有关本人所拥有之张爱玲女士著作权在全世界任何地区之一切版权事宜，包括任何出版授权及其他以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之一切改作和衍生授权。”同年，宋淇去世，其夫人宋邝文美成为张爱玲作品法定继承人。 　　　　2003年3月15日，皇冠文化出版公司授权给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张爱玲作品集》。7月18日，哈尔滨出版社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独家版权声明。8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张爱玲作品版权仍迷雾重重》，文中对哈尔滨出版社自称拥有了张爱玲作品版权一事提出质疑。 　　　　9月11日，皇冠文化出版公司社长平鑫涛发表《版权声明》：“所有张爱玲著作依照世界著作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之规定，其著作权均仍有效存续，并未成为公共财产。本公司于张爱玲女士过世后，即获宋淇夫妇委任全权独家代理所有张爱玲著作之相关版权和法律事宜。”申明除哈尔滨出版社外，“所有未经授权或授权早已期满之张爱玲著作版本均属非法之盗印版”，要求停止出版、发行、销售行为，并表示对那些仍在市场流通的图书，采取司法行动。 　　　　10月22日上午，哈尔滨出版社社长陈春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在张爱玲作品出版泛滥、侵权行为严重到极致，没有人来探究张爱玲作品是否有版权归属问题。而我们遵守著作权规则，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版权，出版该作品时，反而引起众多同行的质疑？”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主管版权的庄静君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称，1996年皇冠得到宋淇夫妇授权代理张爱玲的版权后，曾先后授权给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张爱玲的作品，授权期为两年。此后“皇冠”虽然多次接到内地出版社的申请，希望购买张爱玲的版权，但“皇冠”没有授权，原因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被大量盗版。 　　　　庄静君还透露说，皇冠公司的工作人员不久前在内地各地的书店里买到了50多种张爱玲的图书，还开好了销售发票，取证工作已经完成。针对目前内地出版社非法出版、销售张爱玲作品的现状，“皇冠”已经在上海聘请律师，将采取法律行动。 　　　　10月28日，应记者要求，哈尔滨出版社传来了张爱玲的遗嘱复印件，美国方面遗嘱公正的资费证明复印件，宋淇夫妇与台湾皇冠公司签订的《委任授权书》复印件。 　　 　　　　张爱玲在台湾 　　　　对张爱玲作品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1957年，夏志清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文，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金锁记》据我看来，更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该文由夏济安选译自夏志清撰写中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 　　　　1958年，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自此，张爱玲开始给台湾的《中国时报》、《万象》、《文学》、《联合文学》等报章写稿。 　　　　1960年，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夏济安开始在课堂上讲述张爱玲的小说，他的学生中间有后来成为作家的陈若曦、白先勇、王祯和。在老师的影响下，这些学生当时都成为张爱玲的推崇者。 　　　　1961年10月15日，张爱玲由美访台，这也是张爱玲惟一一次的台湾行。此次访问台湾，在老朋友麦加锡安排下，由美国设在台北的新闻处出面邀请的。因为经济困难，张爱玲计划动笔写一部关于张学良的小说《少帅》，背景是西安事变，她还计划要求与张学良面谈一次。14日，麦加锡夫妇做东宴请张爱玲，白先勇、吴鲁芹等《现代文学》杂志社同仁作陪。张爱玲一到台北，就要求麦加锡安排她去花莲，因为那里的风土人情很浓，来台北之前，她读过台湾作家王祯和的作品《鬼·北风·人情》。王祯和专门向学校请假一礼拜，为张爱玲的花莲之行做向导。 　　　　1965年，平鑫涛在香港见到宋淇，宋向他推荐几个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 　　　　1966年，在夏志清的引介下，张爱玲的长篇小说《怨女》先在《皇冠》杂志上连载，尔后由皇冠出版有张爱玲“改正”后的单行本，正式展开彼此之间长达30年的合作关系。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平鑫涛的叔叔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 　　　　1968年，皇冠出版《流言》、《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同年张爱玲将《十八春》大量修改为《半生缘》，《十八春》里写的18年改为14年。《半生缘》同时开始在《皇冠》和香港的《星岛日报》上连载。次年，《半生缘》由皇冠出版单行本。 　　　　1974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连续九天以头条来刊载张爱玲近3万字的散文《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令热爱张爱玲的读者欣喜若狂。发表张爱玲作品的《中国时报》编辑桑品载多年后回忆说，那是他“7年编务中最美丽的回忆”。1976年皇冠出版《张看》。 　　　　1973年到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居住的23年里，完成了《海上花列传》的英文翻译和白话翻译工作，写就一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专著《红楼梦魇》，并自称这是曹雪芹“天才的横切面”。在皇冠陆续出版《红楼梦魇》、《海上花列传》、《惘然记》、《余韵》、《续集》、《爱默生选集》。 　　　　1991年皇冠版《张爱玲全集》，由张爱玲亲自校完。由于旧版本字体老旧，版面不清，皇冠决定重新编辑《张爱玲全集》，所有的作品都经过张爱玲亲自校订，稿件在台北与洛杉矶之间往返，历时一年，得以完成。 　　　　生前，张爱玲在写一部《小团圆》的作品，她同意将该作品在1994年2月的《皇冠四十周年庆》时刊出，与《对照记》合集出单行本。 　　　　1993年7月30日，张爱玲致信平鑫涛，“《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吧。” 　　　　由于健康状态时好时坏，写作进度非常缓慢。10月8日，张爱玲在给平鑫涛的信里说：“欣闻《对照记》将在11月后发表，《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再会对读者食言”。 　　　　12月10日，张爱玲在给平鑫涛的信里说，“《小团圆》明年初绝对没有，等写得有点眉目了会提早来信告知。不过您不能拿它当回事，内容同《金锁记》与《私语》而较深入，有些读者会视为炒冷饭……” 　　　　《对照记》先在《皇冠》杂志发表，出版单行本之前，张爱玲又花一个月时间修订，并在书名《对照记》后加上副标题“看老相簿”，单行本1994年6月出版，成为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 　　 　　　　张爱玲在内地 　　　　据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介绍，内地最早研究张爱玲的是张葆莘，1981年10月份，他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1949年之后内地最早论及张爱玲的文章，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内地，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史无前例同时发表了学者柯灵的文章《遥寄张爱玲》，《收获》杂志还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作品从学院研究进入大众阅读。 　　　　《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柯灵《遥寄张爱玲》在写完以后，被当时《收获》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这篇文章已经被《读书》约走了，肖岱考虑到《读书》和《收获》的读者对象不同，希望文章也在《收获》刊出。《收获》有一个介绍港台和海外华人作家的专栏，每一期推出一个作家，刊登一篇作品和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就这样，《遥寄张爱玲》和《倾城之恋》一起出现在《收获》杂志上。 　　　　多年以后，作家阿城在文章中回忆道：“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 　　　　1980年代学术界对张爱玲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同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的出版。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现代文学作品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1985年8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1944年12月第一版的《流言》影印本，1987年3月又出版了《传奇》。其他多家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 　　　　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这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张爱玲版本。 　　　　据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介绍，在内地出版的总数超过50种的张爱玲作品集中间，除了由皇冠授权的《张爱玲文集》（花城出版社）和《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散文全编》、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畸情小说》，都是由在上海的张爱玲姑姑张茂渊授权的。 　　　　张爱玲只承认《半生缘》，不承认《十八春》。因此，皇冠出版公司出版的《张爱玲作品集》里收入的是《半生缘》。但是据陈子善介绍，《十八春》在内地有3种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版，中国华侨出版社的评点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十八春》和《半生缘》合集。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张爱玲文集·补遗》，内容分三辑，“影剧文本”收录了《太太万岁》、《情场如战场》、《小儿女》等剧本；“佚文”一辑收入了小说《浮花浪蕊》；“书信选”收有张爱玲致胡适、平鑫涛、夏志清、刘绍铭的信件。值得注意的是，集中收入了稀见的电影、广播剧脚本《情场如战场》、《小儿女》、《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等。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的《张看》，副题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张爱玲散文结集”，收录很多台湾版张爱玲散文集里没有的散文。 　　　　目前，张爱玲作品的版权已经尘埃落定。陈子善认为，张爱玲图书版权的确定，是一件好事。陈子善说，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的《张爱玲作品集》源自皇冠1991年版的《张爱玲全集》，新近推出的哈尔滨版《张爱玲典藏全集》已经扩容过，不同于1991年的皇冠版。他希望张爱玲的版权让受机构能够邀请海内外的张爱玲学者协商共举，编定一个权威、高水平的版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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