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张爱玲才二十几岁，却对人性有那样细致的体会，她兴致勃勃地描绘都市里的生活，可你仔细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分明又浸润着难以明言的悲哀。一面是精致而略显稚气的文字，一面却是阅尽人世般的悲凉的情怀，这两者构成那么奇特的对比，真称得上是让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这种惊讶的感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也就从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开发”出来（沈从文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张爱玲的《金锁记》，出版社也开始重印她的小说。到八十年代晚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而四本张爱玲的传记也在这时候相继问世，把对张爱玲的“开发”推到了一个高潮。 　　　　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里，张爱玲成了学生们特别关注的作家。即如我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就有两位女学生以张爱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至于同样题目的硕士和学士论文，数量就更大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八十年代中期铁凝发表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人们在称赞其对人性的深入刻画的同时，就明显感觉到了《金锁记》的影响。而当一代在大学时期已经熟读过张爱玲的青年人逐渐进入文坛之后，张爱玲的影响就更广泛了。不但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女性——有意无意地摹仿她，更有许多散文作者，甚至在遣词造句的格式上也摹仿她。虽然还没有人像有些@!#$读者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张迷”，但自张爱玲的作品问世以来，她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中国的官方传媒会为她的逝世专门播发消息，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吧。 　　　　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中国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到二十年代中期，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新文化一面被不断地简化（常常是恶性简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笼罩着绝大多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说，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Ｌ，正是它促成了白话新文学的诞生，从《新青年》上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随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更逐渐孕育出一整套文学“想象”：文学应该是一项指向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事业，它应该担负起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它应该始终关注历史变迁所提出的中心话题……我想，大凡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套想象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覆盖作家的精神世界。它不但规划着作家的视野，铸造着他的创作冲动，也不但影响他对素材的取舍和主题的构建，它还一直深入到作家的潜意识里，制约着他的感觉和想象方式，他的叙述和文字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突破这套想象的限制，鲁迅的《孤独者》，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在总体上，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却正是这套想象日益弥漫的历史，是它不断地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历史，也是它不断地影响读者和研究界，从接受的一面强化这种排斥和牵引的历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学史著作，就触目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从文和张爱玲们的“复出”会获得那么热烈欢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现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学想象的某些方面恶性膨胀，这种膨胀已经将社会的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这样的时候发掘出《边城》和《传奇》这样充满生气的作品，人们当然要觉得兴奋了。读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败坏无遗，沈从文和张爱玲就越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如此，与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张爱玲似乎是与那一套主流文学想象距离最远的一个。沈从文内心也深埋着悲观和忧郁，他并不相信所谓历史的进步，在这一点上，他正和中国的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悲观却常常还指向历史的变迁，指向人性的发展。在骨子里，他关注的依然是那套主流的文学想象。张爱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更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而今天，整个社会正处于价值空虚日益深重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化所提供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经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怀疑。人们普遍对历史、社会、道德、进步、革命之类的大事情失去了兴趣，而愈益珍重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在这样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围里，张爱玲自然会特别引起广泛的共鸣，书贩们将她的文集与形形色色的休闲书刊并列在一起，正凸现了这份共鸣的病态的一面。她更为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了背向历史的写作榜样，也就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摹仿者了。这些摹仿者未必能领会她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悲凉，但可以学用她那样的兴致盎然的笔调来咀嚼日常的生活，这样的咀嚼或许可以使作家和读者都感到心安，在经历过信念破灭的大惶惑之后，他们感觉自己重新踏着了坚硬的地面。张爱玲笔下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正为人们坚守这个感觉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但是，我们置身的这个“文化偏至”（鲁迅语）的时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这自然是她的幸运，但却未必是她那些摹仿者的幸运。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倘我也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世事，那或许就可以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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