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民族這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也很古，從有稽考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人五六得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開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見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這種希望，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的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經比較過了。象英國、俄國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國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天惠怎麼樣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以上，再過一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變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個先例可以用來證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紅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美洲之後，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快，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淘汰，還可以支援一百年，如果兼收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 　　　　中國受歐美政治力有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民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干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後，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象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象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起了革命，列強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的論調。列前一點的失地，是緬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國當時還稍有抵抗，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肥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直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條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於滿清政府太糊塗。安南和緬甸本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安南割去以後，同時英國佔據緬甸，中國更不敢問了。又更拿前一點的失地說，就是黑龍江、烏蘇裏。又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龍江以北諸地，就是前日俄國遠東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國都拱手去外人，並不敢問。此外更有琉球、暹羅、蒲魯尼、蘇綠、爪哇、錫蘭、尼泊爾、布丹等那些小國，從前都是來中國朝貢過的。故中國最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亞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蔥嶺以西，都是中國的領土。尼泊爾到了民國元年，還到四川來進貢，元年以後，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來了。象這樣講來了，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為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至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這回我們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以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象這項要贊成我們主第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也都是一樣，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內也失了許多地方。 　　　　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強見得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是不容易的，以為從前滿洲征服過了中國，我們也曉得革命，如果列強還再用政治力來征服中國，中國將來一定要反抗，對於他們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們現在稍緩其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各國在歐洲的衝突到底還免不了。故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象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俁是全心全意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義大利仍舊〈把〉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象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只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博學，象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厲害。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人日本的奴隸，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我們動以“亡國奴”三字譏誚高麗人、安南人，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地位，還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實在比不上高麗人、安南人。由剛才所說的概括名義，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比較起來，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呀，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義的國家，就要拔款來賑濟，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為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民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拔款來賑濟，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和主人的國粗對於奴隸的人同，便差得很遠。由此便可見中國還比不上安南、高麗。所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者名為亞磷，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磷。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人一樣，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廣東和外國爭關餘，關稅餘款本該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爭呢？因為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佔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徵收關稅的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則都是由外國所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中的國關稅，中國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們便要爭。 　　　　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以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炮臺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象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通商，自然是工業國佔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保護稅法的用意，是將另國的入口貨特別加以重稅，如進口貨物值一百元的，海關便抽稅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國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這樣重的稅，便可以令別國貨物的價貴，在本國不能銷行；本國貨物無稅，因之價平，便可以農業暢銷。我們中國現在怎樣的情形呢？中國沒有和外中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貨物，都是自己用物工製造，西人說“男耕女織”，便可見農業和紡織工業是中國所固有的。後來外國貨物進口，因為海關稅輕，所以外來的洋布價賤，本地的土布價貴，一般人民便愛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業就被洋布打滅了。本國的手工工業便從此失敗，人民無職業，便變成了許多遊民。這就是外國經濟力壓迫的情形，現在中國雖然仍有手工業織布，但是原料還要用洋紗。近來漸有用本國棉花和外中機器來紡織布的。象上海有很多的大紗廠、大布廠，用這些布廠紗廠本來逐漸可抵制洋貸，但是因為海關要抽重稅，進行到內地各處還要抽厘金。所以中國不獨立沒有保護稅法，並且是加重土貨的稅去保護洋貨。當歐戰時，各國不能製造貨物輸入中國，所以上海的紗廠布廠一時很發達的，由此所得的利益極大，對本分利，資本家極多。但歐戰以後，各國貨物充斥中國，上海的紗廠布廠。從前所謂賺錢的，至今變成虧本了，土貨都被洋貨打敗了。中國關稅不特不來保護自己，並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戰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敵人，並且反被敵人用來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壓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見的；經濟力的壓迫自己，所以中國自通商以後，出入口貨物之比較，有江河日下之勢。前十年調查中國出入口貨物，相差不過二萬萬元。近來檢查海關報告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是五萬萬元。比較十年前已加多兩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後也加多兩倍半，那麼進口稅〈貨〉超過出口貨便要到十二萬萬五千萬。換一名話說，就是十年之後，中國單貿易一項，每一年要進貢到外國的是十二萬萬千萬元。汝看這個漏卮是大不大呢！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以外還的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爭持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經濟壓迫和毒，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是用紙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幾多錢，好多都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用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功十元功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價值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麼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印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象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象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元〉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抬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抬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餘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不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打改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我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干。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象馮國璋、王佔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不甘心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綜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甚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方式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出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緣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損失也當不下一萬萬元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台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以上。象從前台灣納到日本人的稅，每上只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每年只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項，則有中國人所收者，有外國人所收者，各得幾何，未曾切實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則不待問了。這地租之數，總比之地稅十倍。至於地價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之地平買貴賣。故此賦稅、地租、地價三項之款，中國人之受虧每年亦當不下四五萬萬元。 　　　　又在中國境內外人之團體及個人營業。恃其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權利的，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其他各國人這種種營業，統而推之，當在萬萬以上。 　　　　更有一樁之損失，即是投機事業，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國人之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一次大投機，儘量激發中國人之賭性熱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之結果，則中國人之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之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更不知其數了。象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者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者九萬萬兩，是屬於政治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同論，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尚屬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屬之損失、僑民之損失，更不知其幾何矣。這樣看來，此种經濟的壓迫真是厲害得很了。 　　　　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權利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三，出入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權利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亡國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強盛時代，每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列顧的貢品，每年所值，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非常的榮耀了。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奇職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十二萬萬，十年就一百二十萬萬，這种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我們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還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一宗大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种經濟力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來要厲害。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實行他們經濟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自然日蹙，遊民自然日多，國勢自然日衰了！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州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壓迫的厲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厲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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