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应是非常严肃的，不应有丝毫马虎大意 特别不能急功近利。但会受到掌握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限制，以致作出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判断。研究人员受政治环境、本人立场、感情影响，也不乏先例。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史学家）说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原则是：不虚美、不掩丑、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自。笔者向世人公开1923年1月28日《孙中山致张作霖信》就是要还历史本来面目。笔者原本是新闻记者，现已退休赋闲。因为1923年 1月 28日《孙中山致张作霖信》原件已不知去向，世人所知道的是1981年第5期《辽宁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薛景平先生的文章中引用的，是传抄来的。由于匆忙和识文上的原因，该文错漏多处。而原件照片在我手中20多年，原件持有者沈延毅先生也已经去世10余年，惟我还有可能把情况搞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向社会做个准确的交待。历史责任所在，我不得不研究民国史中“三角同盟”中孙、张关系史。能不能研究出成果来，既不关乎个人政治和前程，也没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更无在史学界称“家”的妄想，我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历史尽微薄之责，并借此机会向史学界方家求教，长些见识。看了一堆史料后，我斗胆独辟蹊径，借助本地《盛京时报》这一史料资源，将孙中山与张作霖关系脉络清理如下。 　　先说说《盛京时报》。它是日本人宫川贯作发行、菊池真二编辑、在中国沈阳（民国时称“奉天”，清称‘盛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行所设在沈阳，并在哈尔滨和日本大坂设有支社。从版面内容上看，国际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新闻俱全，且信息量相当大，尤其重视本地新闻。《盛京时报》的编采人员多数是中国人，还采用了许多各地发来的电稿。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特别是东三省早已虎视眈眈，也不能说该报没有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收集情报所利用。不管怎么说，作为新闻媒体，都力求新闻的真实可靠。在该报信息中常见“详情不得而知”、“预志待考”等非常客观的词语。对于政见，常将不同看法罗列出来，当然也有很尖刻、立场鲜明的论说文章。遇有报错的消息，也会很快更正过来。如1924年5月16日该报二版上报道《中山果死兮》是14日发北京专电云：“政府现接粤电，孙文十四日上午四时三十分因病逝世。”同一消息又讯13日广东电云：“孙文病危，实则病势无甚沉重。拟于本日亲临大本营军事会议。”5月17日二版明确报出《粤孙凶耗殆属不确》。 　　笔者引以为证的《盛京时报》的信息是与本地政要人物和时局关系密切的，因此准确程度更大些。同时，笔者还与一些历史文献对照，因此真实性是比较有把握的。 　　一、关于宁武的《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老同盟会员宁武（1885－－1975）曾用名孟言、梦岩，191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回东北作张作霖工作，直到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还任张学良的顾问。是他，冒著风险在孙中山与张作霖间建起了互相沟通的通道，是孙、段、张“三角同盟”史上极其关键的人物。所以他的回忆文章被奉为研究“三角同盟”的依据，具有权威性是自然的。以后许多研究孙、张关系的著述，也都直接引用这篇史料。 　　（一）、孙中山谈“三角同盟” 　　宁先生在“纪要”中说：“1919年秋，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榄，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棋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这就是当年所称的‘三角同盟’，或‘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也是中山先生的一种策略。”中山先生指示宁武：“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作张作霖的工作。” 　　“当天晚上，朱执信、张孟杰找我商量，才知道跟段祺瑞合作已有头绪了。与段祺瑞合作，当时是有不少人反对的。但中山先生却认为，段棋瑞反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可以和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 　　 1920年3月27日，《孙中山述剿除桂系军阀及联皖排直目的复王文华函》中再次指出“文则以谓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今迫于势不得已，与之周旋，则当择其较有信义而不巧滑者，而后可以计事。且亦年来主张联某排某者之应行临机变计者也。此无他，要以使吾人计划畅行无阻而已。仆之与段芝泉接洽，既本此意。”（见《北洋军阀》第4卷805-806页）。 　　汪精卫第一次受孙中山派遣到奉天（今沈阳），于1922年10月3日晚，在日本记者团招待宴会上，汪精卫回答记者问时说：“惟国事，中山之主张由来取公开的，不的其人为谁何，只肯赞成即为袍泽。是以此次遣鄙人来，一以报聘奉天之盛意；一以根据孙先生八月十五日之宣言而讨论国家之收拾问题也。”（见《盛京时报》10月5日二版）。 　　综上所见，孙中山先生在处于国内军阀及其幕后支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中，联张、段，搞“三角同盟”，是利用北洋军阀间的矛盾，联合可以团结合作者，打击主要敌人，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扫除障碍的一种策略。 　　近半个世纪之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曾讲到：“学习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学习革命也是这样。只有经过一步一步的摸索，我们才能懂得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十分复杂的。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特别是在清朝被推翻之后，由于军阀统治和军事割据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而这些军阀又各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后台，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插手进来。孙中山要把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但还不懂得人民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赢得解放，因此他曾企图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这是一条充满惨痛失败的道路，但最后结果却是给了孙中山和其他中国革命者一个重要的教训”。（见《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宋庆龄讲话《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拆不挠的革命家》）这是对当时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惟有共同经历这段历史的亲人、战友，才能有不带任何指责的评价。 　　（二）、孙、张联络之初始 　　宁武先生在“纪要”中写到：“关于如何和张作霖接上头的问题，我们（朱执信、张孟杰）几经研究的结果，根据确息，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就决定拿这个题目作为进身之阶，并分头进行准备工作。1920年，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到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我就带了华侨资本家的信急赴天津”，“运用社会关系、经过不少周折，通过张景惠介绍，我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表示十分欢迎”。接着孙中山就派伍朝枢第一次到奉天报聘。 　　“张作霖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大概和幕僚计议过了，约我再去谈话，但又含糊地表示，他已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的话，大帅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我去见孙先生，问我可以不可以，我当然同意”，“中山先生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张的初次直接联系，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 　　“这年秋间（1920年），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我去京会谈，在顺承王府见面。张作霖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话还没谈到正题，值日官报告曹锟来了。”宁武在文中描述了张、曹对话后，写到：“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行三]呵？”）揭穿，倒帮了个忙，起了促成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张请我到奉天再谈。” 　　“1921年2月，我到沈阳，先和杨宇霆、张学良谈了，再去会张作霖。他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后派定旅长李少白同我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本”。“在桂林大本营，我同李少白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问了东北情况后，著重讲了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非常惊奇，表示五体投地的敬佩。” 　　宁武在桂林向中山先生谈到张作霖对中山先生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宁武先生还写到：“中山先生自然更清楚，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所以中山先生即电上海伍朝枢代表他去东北报聘，同时在交我们带给张作霖的复信中，也提出联合讨直的问题。” 　　1922年7月到东北讲武堂任教官兼队长的何柱国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中记：“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张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即与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棋瑞进行结合”，“当时东北方面负责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在“民国初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朱的参谋长，后来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缘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据宁武文看，宁武未提姜；何先生也没涉及宁武，可能宁这条线何并不知道。何文接着说“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前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询。可笔者见到的文献资料，不能证明韩去过广州。“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此事的主要牵线人是宁武。因此何先生此说可能不准。朱庆澜，“辛亥革命时曾以陆军统制官在四川反正有功被举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旋去职，实为翊赞共和之一人。一九一六年被黎（元洪）、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一九一七年八月间，朱决定辞去省长一职，当时曾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将所辖省防军二十营改为省长亲军，任陈炯明为司令，归大元帅府直辖（见《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第一编第5页罗翼群文章《记孙中山南下广东建立政权》）这就是后来孙先生手中掌握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援闽粤军”。孙中山先生此时在广州由非常国会第四次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朱庆澜辞职后，又回到黑龙江省，1922年12月27日《盛京时报》报道，朱庆澜时任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姜登选此时任奉军陆军整理处副监，负责奉军整军经武。孙中山派来奉天的联骼人员多下榻于姜登选公馆内。《盛京时报》报道，路孝忱1923年2月8日来奉天送《孙中山致张作霖的信》时也住在姜公馆。因此，何柱国先生说，姜登选为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系的中心人物”也是可信的。 　　然而，由于有些事并不是亲历，何柱国也讲，“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关于姜、谭互派信使和韩麟春的广州之行，详情我已记忆不清。我记得清楚的是汪精卫和伍朝枢的北来（见《北洋军阀史料选楫》（下）111页）。 　　（三）由宁武去上海看望孙中山先生的时间引出的诸多问题。 　　宁武在“纪要”中写到：“中山先生平安到沪后，张作霖找我去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来东北住。’我晋见中山先生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中山先生要我婉言代为辞谢，思索了一会又问我：‘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我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从这段话我们得知： 　　A、宁先生代表张作霖去探候孙中山应是在1922年8月15日后至9月10日前。 　　因为，孙先生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不得已于8月14日到了上海，8月15日发表讨陈宣言。9月22日，孙先生写信给张作霖、张学艮父子，通报汪兆铭将赴奉。《盛京时报》9月29日报道27日晚《汪精卫抵奉矣》。孙中山先生在《复张作霖请出兵北京并派汪兆铭面洽书》（见《国父全集》351页）曾写到，“吴司令自堂、李理事长香斋、韩督办芳辰先后莅止，获诵手书，并念起居万福。”同日孙先生写给宁武的信《复宁武告派汪兆铭来奉接洽军国要事函》中写到：“九月十日函悉。韩君到沪，相见甚欢。又得雨公送二万元，甚谢。兹派汪精卫兄来奉接洽军国要事，并视察同志，可就近详报各情也。”这里应注意的是此信据《国父全集》收入时标明“据党史会藏原件（049/270），时间是1923年9月22日”。笔者要说的是，宁先生在“纪要”中也曾写到：“这里要附带一提的，汪精卫曾带来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解放前已交给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保存）”。宁先生还写到：“此次派汪精卫、孝忱来奉”。而汪精卫第一次来奉是在1922年9月27日。可见，宁武去上海出发的时间当在8月下旬，9月10日前已回到奉天 　　B、汪精卫到奉天是跟谁同来的？ 　　宁先生在“纪要”中写到：“回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我，先问孙先生的生活情况，我老实告诉他，经济很困难。他又是那句老话：‘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同时，就韩麟春赴杭州拉拢卢永祥之便，带去赠送中山先生的十万元”，“我把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路孝忱为代表的回电告知张作霖，他兴奋地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当时任张作霖总司令部副官的宁武，不仅陪同出席了张作霖欢迎程潜、汪精卫的宴会，还参加了“日记者团欢迎会（见《盛京时报》民国十一年十月五日《汪精卫代表之一席谈》）宁武还写到：“汪精卫、路孝忱来了。在将军府大厅欢宴，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出席招待，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主人客人都讲了话，真是个盛大的宴会。”《盛京时报》1922年9月29日报道《汪精卫抵奉矣》副题：“程潜氏联袂同来”报道：“孙中山派遣代表汪兆铭程潜北上，早见沪电。昨闻汪氏于27日晚间同吴光新及前湖南总司令程潜乘南满车由连抵奉，投寓于西站大和旅馆。28日城内文武官员纷往迎接。午间入城晋谒张总司令等。” 　　与孙中山致张作霖、张学良信同时，先生还写了一封《致张作霖告派程潜往商军事函》，证明程潜确曾到过奉天，因为宁武的“纪要”中错写成路孝忱，以后许多历史著述中都说，汪精卫来奉是在“1923年秋”，同来者是路孝忱。而《国父全集》和其他收此信的文献中仅署民国十一年，而这封未署日期的出自汪精卫手笔的信，当写在9月22日。 　　C、韩麟春将张好作给孙中山的“十万元”到底送到了何处？ 　　《盛京时报》1922年10月4日报道（韩督办并未回奉》：“为张总司令代表赴沪之韩麟春日前盛传业经回奉，昨晤兵工厂人云韩氏现在确未回奉。日前曾有电来，十号回定，当遣返云。”此前该报还报韩在上海赌博，输了很多钱。据以上总总，笔者判断，宁武先生确实是把这段往事记错了时间和人物，解放后写“纪要”时仅凭记忆而写，才引出本文前面的那些问题。而韩麟春替张作霖送钱给孙中山应是送到上海，不是一些历史著述中写的“送到广州”。 　　宁武先生还在“纪要”中写到：汪精卫曾带来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杨宇霆坚持要将这信送大帅一阅，我也同意。因为信内有“此次派精卫、孝枕来奉，已面嘱他们，关于军国大计，未得吾兄同意之前，毋许作自我活动”的话，我想让张作霖知道，心中有数，可以防止他们的私人活动。而杨宇霆因信内有雨公所赠三万元，我已分给各同志矣，烦代致谢的话，想借此惩韩麟春一下。果然，张作霖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并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七万！”宁先生说的“解放前已交国民党中央党史缩纂委员会 的信，我们见《国父全集》中收入的信中写到“韩君到沪，相见甚欢。又得雨公送二万元甚谢。”并非送了三万元，信中也并未写什么‘此次派精卫、孝忱来奉……毋许作自我活动”的话。由此更不用说可确信，是宁武先生记错了。 　　（四）、汪精卫五次来奉，“三角同盟”进入“蜜月期”到渐渐疏远 　　一些历史著述中记载，“汪精卫是在1923年秋来到东北的”。此说见何柱国的《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和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将军传略》，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等史料。而在《国父全集》中，我们已见孙中山在《复张作霖请出兵北京并派汪兆铭面洽书》、《复张学良派汪兆铭就商讨伐曹吴函》、《致张作霖告派程潜往商军事函》可知汪精卫、程潜拿著孙中山的信，已经于1922年9月末到了奉天。而在奉天的《盛京时报》对汪精卫来奉是十分关切的，五以来奉都做了报道，特别汪精卫第一次来奉，曾持续报道十数日。 　　以下，我分次盘点《盛京时报》的五次报道如下。 　　A、汪精卫第一次来奉 　　《盛京时报》1922年9月26日报道24日发自上海专电《孙遣汪精卫赴奉》，说“汪兆铭与奉张代表吴光新于本日一同赴奉”。吴光新是段棋瑞的妻弟，曾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司令，经常代表段棋瑞至奉与张作霖联络。 　　汪精卫到奉干什么呢？《盛京时报》1922年9月29日四版《汪精卫抵奉矣》报道；“昨闻汪氏于27日晚间同吴光新及前湖南总司令程潜乘南满车由连抵奉，投寓于西站大和旅馆。28日城内文武官员纷往迎接。午间入城晋谒张总司令等。汪氏来奉之任务闻仅代表孙中山之答礼。其他详情犹未详悉。”二版还刊登了“孙文代表汪精卫”照片。9月30日又报道《汪精卫迁寓城里》说：“如昨载，嗣闻张总司令以汪程二氏寓在西站都馆往来酬酢殊多不便，为表示优待亲睦计，特于28日午后派人乘车接往城里俱乐部居住。即晚张总司令设宴款待。所有省城文武官员均行陪席。”本文前面，笔者已引用了宁武先生在“纪要”中写到，“汪精卫、路孝忱来了。在将军府大厅欢宴，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出席招待，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主人客人都讲了话，真是个盛大的宴会。几经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回粤军费5O万元，由许崇智派其兄许功武来奉领去。以后又陆续补助过几十万元，确数现在记不清了。”《盛京时报》1922年10月10日在《汪精卫使命之斑一》中说：“昨据政界人言汪氏为答礼而来自无疑义，但答礼之外不能毫无关系。前日，张总司令与汪氏密谈数小时，意见似颇接近。所谈内容因关防严密，莫拟详钿。然以汪氏平日之口吻，似不欲更有战争之发生，拟趁此疏通奉直以已成统一之局面，奉天现亦绝非不欲和者。” 　　汪精卫是衔孙中山之命而来，带着孙中山的《复张作霖请出兵北京并派汪兆铭面洽书》、《复张学艮派汪兆铭就商讨伐曹吴函》，这是机密，外人自然不得而知。现在，我们能见到这两封信了，20年代，何柱国也曾见过孙中山先生给张学良的信，并录于文中。写到：“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以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生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台绥。孙文、九月二十二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纪年。所以，何柱国先生在文章中才提出，“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讨伐曹、吴大计的。” 　　孙中山在《复张作霖函》中说到韩麟春等先后莅止等后，写到“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曾与自堂司令详加讨论，对于所拟方略，极为一致，复经卢督办子嘉参加意见与以赞成，尚希卓见定夺为荷。”这里孙中山明确指出了（外间多有此说）结成孙段张三角同盟的必要，通报了与浙督卢永祥、段代表昊光新讨论的问题，派汪精卫等前来奉的目的是请张作霖“尚希卓见定夺”，对讨曹、吴大计拿主意。接下来，孙中山先生提出，他的策略是“今年奉直战前，文定策：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则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依山据险，以战以守，胜负之数，必不遽决。”“当此之际，公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孙先生说的，为什么此计没有行通呢？“乃湖南当局昧于大计，阻挠前进，而广东内部且生反侧，为后顾忧，以致此策不行。迄至奉直战事已开，出师江西，迟不及事，至可痛惜。”今后该怎么办？孙先生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破敌之策，仍需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 使散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将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所望睿虑及之。”孙先生还通报了粤军在闽之战况，“现时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已将人闽，朱培德、陈嘉佑等部仍在湘边，拟联络川军及驻桂之滇黔等军，相机发动。广东内部因纪纲已坏，群小渐有互讧之象，而悔罪自投者，已踵相接。船队感于孤露无依，尤极欲自拔来归，故以西南大势论之，极有可为。”在讲了一片形势大好之后，孙先生转而写到：“但文新失策源地，诸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未审公能有以助之否？”明确指出了汪精卫来奉的两大任务：一讨直问题，所以派了战将前湖南司令程潜和汪精卫同来；二讨论借军费。孙中山先生这时对“三角同盟 已不是纸上谈兵的策划阶段，而是实际操作，使其运行起来，从此进入一个“蜜月期’。开局良好，以后也进展颇顺利。 　　而对外宣传，张作霖对汪精卫来访给予热烈欢迎，他的部下也看主子的眼色行事。《盛京时报》报道，《孙督宴台汪代表》奉天督军孙赞尧在私邸设宴，请省长王永江、司令部参议杨宇霆、于咨议、韩麟春作陪（10月1日四版）；10月3日再报（欢宴汪程二代表》是在外交特派员署设宴，主方是佟外交署长、王政务厅长、谢教育厅长、李采木公司经理，客方是汪、程，吴光新等作陪。10月4日又报《青年会请汪演说》、《教育会宴汪代表》，前则消息称汪为“革命巨子”、“民国伟人’、“中外人士无不欢迎”这次演讲是青年会托张汉卿介田的。后则消息写到汪程来奉“军政各界为表示欢迎计，连日分别公宴该代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1922年10月2日张作霖宴请汪精卫、程潜与段祺瑞代表，进一步磋商孙、段、张三角同盟。” 　　《盛京时报》于1922年10月5日在四版以少见的长篇幅报道了日本记者团为欢迎汪程代表宴会上汪精卫答记者问，标题是《汪精卫代表之一席谈》，欢迎会是在三日晚，由日本记者团在沈阳市十间房“金六”设宴，程潜以“寒疾”缺席，汪精卫如的而至，并有总司令部宁孟岩副官、大连青年会长傅立鱼先生陪同。主人方面有奉天新闻社长佐藤氏以次驻奉各东方报及外埠日文报驻奉支局记者20余人。藤氏在欢迎词中说：“吾人以政治家、学问家、理想家素所欣仰之汪精卫先生今番衔命来奉，同人等狄之下，欢欣无似，屡屡造访，苦无机绿。”等等场面之词。词毕，汪氏致答词：“鄙人十八年前留学贵国与贵国人民关系至深。今番与程君潜奉孙中山先生命报聘来奉。自连登陆沿途见中日两国人士亲睦，极为欢喜。抵奉后下车伊始酬酢纷纭，屡思走访新闻界诸先生，而迄未得暇”他在一番客气话后—一回答了记者的“到奉天之重要使命”、“孙中山先生或赞成联省自治或反对联省自治，赞成或反对之理由安在？反对之主见若何？”“孙先生对废督裁兵计划若何？”、“废督裁兵与充实军备不能两立，阁下意见如何？”、“张溥泉氏衔命赴保、胡汉民氏同时赴津其使命与阁下有以异乎？”及其“对奉直议和之说知之乎？”等问题。汪精卫对到奉使命问题的回答是：“孙中山先生与奉天当奉直战前在桂林时，奉天因赞成孙中山氏之主张曾遣使往还。当时中山派伍朝枢来奉，诸君当记忆之。此次中山自粤来沪，奉天又三次派代表抵沪会见并陈奉天愿纳中山之意见。而维国事，中山之主张由来取公开的，不的其人为谁何，只肯赞成即为袍泽。是以此次遣鄙人来，一以报聘奉天之盛意，一以根据孙先生八月十五日之宣言而讨论国家之收拾问题。”宴台席间有人戏说汪精卫“少年潇洒，才高望重”、“此来有都会一美男子而入于乡村，思村姑之仰慕者”。汪精卫莞而对曰，“渐成老叟，不敢期艳遇”。报道之人还说汪氏“年三十九，看只二十三四，衣服朴素蕴藉儒雅”。宴会上“还有人展纸，求汪氏书以留纪念”。“宜至十一时半始行散宴”。该报10月7日报《汪代表今晚启程》，并报《汪代表谢绝赠品》汪对于军政当轴之馈赠珍重物品“一律谢绝，除一字画外，其余概行璧还”。10月10日报《汪代表启程南旋》称汪程“本定于六日晚南返旋，忽然发生重要事故尚待徐商，是以六日未能成行，七日晚始登车赴连而去。”此消息还推测，“按迩来孙、段、张三角同盟之说颇盛，汪氏此来虽非此事之关系，而孙张间至联络进步当不难预测也。” 　　10月27日该报又报《中山又派员来奉》。按宁武先生在“纪要”中说“张作霖同意帮助粤军回粤军费50万元，由许崇智其兄许功武来奉领去。”按奉沪间行程算，报中消息“孙中山因某项情事需与张总司令磋商办理，特派李某（名未详），于二十四日晚来奉谒见张总司令讨论一切手续。当下榻于兴业银行”。此员极有可的是来“取钱的”。 　　B、汪精卫第二次来奉 　　 《盛京时报》于1922年12月13日报道《汪精卫又复来奉》说：“张（作霖）、孙（逸仙）之提携，自前此孙氏派汪精卫来奉报聘后．最更接近。兹为参与张曹和议意见，又派汪氏偕路孝忱来奉谒见张总司令，密陈孙氏对于保洛及中央之意见，以免纷岐。”消息后又讯，“张总司令因民党巨子汪精卫于前日莅奉，特于11日，在部设宴招待。对于时局问题颇有所商榷。现寓于整理处副监姜超六公馆。” 　　该报12月14日报《汪精卫来奉使命》谓“一为正式总统选举问题，一为国会问题，代表孙文与张总司令有所协商。至于奉直议和虽不无关系，但属末节”。又讯：“今汪兆铭又代表来奉，当此中央政潮南北大势扰扰不宁之今日，汪氏之来颇有注意之价值。昨据某方面消息，汪氏此来之任务的有数端（一）总统之选举日期伊近，孙氏拟乘此机会树一根基，以便发挥民治政策，而求奉天之实力声援；（二）孙氏有置国民党支部于奉天以实行宣传民治主义之意向，先行询问奉天意旨；（三）对于时局前途之方针双方为一致之商榷”。该日又报《总会办宴汪代表》是兴业银行总办在行中置办的。12月30日再报《孙中山代表来连，泰东报社社长金子平吉、中华青年会分别置宴欢迎汪精卫和路孝忱。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1922年12月20日记载：“孙中山派汪精卫赴奉天同张作霖接洽，望促成南北统一，并共同反对用金钱、武力进行总统选举”。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三十日孙中山先生《复张作霖协商时局书》中没有说这封信是由汪精卫、路孝忱送达。但从写信到到达（11月12日）时间正如此后1923年1月28日《孙中山致张作霖信》2月8日到达所需时间相符。《复张作霖协商时局书》中写到：“近日政海极波谲云诡之观”，“吾辈处此，惟有坚持一定之宗旨，始终贯彻，以不变者待其变，庶其变乃有穷期也”，“文前与公书，让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孙先生谈到了政局的不定与自己与张作霖的奉方“惟有坚持一定之宗旨”，“以不变者待其变”的方略，以及“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合作的决心。这对于推进“三角同盟”，应是至关重要的协调。汪精卫与武官路孝忱同来，也不能说不与“战”与“和”之策无关。 　　《孙中山传》203页有段记述：“他命令驻扎在江西瑞金的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部进入福建，与皖系的王永泉部合作，攻取福州”，“人闽的北伐军长驱直入，10月6日，攻占古田，12日，攻占福州。”据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写到：“福州既下，孙皖奉三角同盟在直系的全盛时期打下了一个缺口，北伐军找到了立足点，因此张作霖派奉夭兵工厂督办翰麟春到上海，劝孙中山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徉进攻江苏，同时奉军入关大举反攻。国民党人纷纷电请孙中山到福州组织政府。由于徐树铮已经另有组织，孙中山不愿插身其间。孙的主要目的在于讨伐陈炯明，认为后患不除，不能出兵北伐。卢永祥也不以徐树铮组织政府为然，不肯盲目附和”，“福州一时俨然成为革命军政之中心，各方党政军人员前来访问者络绎不绝。” 　　与此相关，汪、路来奉前后，《盛京时报》也多有报道，袁金铠奉张作霖之命进京联络“奉直议和”。所以协调对奉直议和的态度也当为汪、路来奉之议题。该报在《汪精卫来奉使命》一文中提出：“南孙北张之联络始于奉直之交恶．迫至战后使节往还，今汪兆铭又代表来奉，当时中央政潮南北大势扰攘不宁之今日，汪氏之来颇有注意之价值。”路孝忱与汪同来奉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923年1月28日《孙中山致张作霖信》派路孝忱送到奉天。孙先生的信中写到：“蘘承惠助，至纫高谊。兹幸联军讨贼已奉肤功，陈逆所部望风降靡，赖诸将努力，亦执事声援之威有以振之。”道明了汪精卫前两次来奉的圆满结果。正当孙先生将启程回粤之际，沈鸿英演出了“鸿门宴”，佯称开江防会议，“致将魏邦平搏缚”。孙先生于是又派路孝忱送信向张作霖请求援助，“沈鸿英衅迹既彰，罪名已著。文惟督率向义诸军，讨兹离叛。独惜粤中自曹陈逆蹂躏以还，公私匮竭；今复不幸，遇沈鸿英中道疑贰，攘窃省会，一再用兵，饷源困乏，不可言喻。特派路孝忱晋谒麾下，申请援助。” 　　C、汪精卫第三次来奉 　　　　1923年5月3日，孙中山先生在《致汪兆铭属向张作霖商助军费并告军情电》中写到：“渠主协和回赣组安回湘，乃与鄙意不谋而同。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协、组得款，均可立发，别无他顾，已专函雨公言之矣。我军连日大胜”同时，孙先生还写了《复张作霖商时局函》。说汪精卫曾转来张氏信，“来示谓借武力以济和平之穷，极为扼要”，“至尊见以协和回赣，组安回湘，乃与鄙意不谋而同，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协和回军之需，至少需50万元；组安之需，亦必得20万元，乃克有济”，“乃电嘱其先赴尊处”（见《国父全集》446、447页）。 　　　　由此可知，汪精卫第三次赴奉使命很明确，然而外间并不知晓。《盛京时报，1923年5月15日头版报出《欢迎张溥泉》的署名文章，在大大赞扬了“高洁纯梓之汪氏”后写到：“拟闻汪精卫氏昨日又偕同张溥泉氏由上海来奉。之二氏为民党要人，固不待言，而对于孙中山之信用尤厚，所谓孙中山驻沪四全权代表之二也。其使命之重大，而溥泉张继氏，实不但民党中之锋铮，亦中华民国之优秀而高洁之份子也。”署名该文的作者于思感慨地论说到：“现今中国政治，所以污杂者，全在政治家之无道德。故今日之急务在需要纯洁高尚之政治家。而又需能以国家安危为已任。如张汪二氏乃其选也”，捧的言过其实。 　　　　该报本日四版还以照片报道了《孙文代表来》的消息。上方为张溥泉、下方为汪精卫。并于报心，报道了张继汪精卫过连之消息说，他们是“12日下午乘并批连，下午游览大连名胜。晚与旧友金子雪斋、傅立鱼二氏同饮泰华楼。据吉沈鸿英军队业已大败涂地，势难再振。北方所派二旅亦破孙军攻灭，广东政务完全入于中山掌握，再无若何问题。又言报纸屡载青岛秩序如何紊乱，土匪如何猖厥，彼等过青岛时特为下船游览，则该市之清洁过于大连，秩序亦极安宁，是足证报纸所载皆属子虚云。”这里说青岛的情况，是指津浦路山东临城发生土匪劫车案，200余乘客被绑架勒索，其中外国客人2O余名，1英人被打死。（见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大事年表》845页）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态度是明显的。而从《盛京时报》5月 16日报道〈孙中山主张北代》言：“当此奉直正在议和之际，孙中山氏突然派汪（精卫）张（溥泉）代表来奉与张总司令接洽某项重要问题曾志本报。据军界消息，该两代表此来系为代陈中山决计兴师北伐之意见。”并非空穴来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孙中山大事年表”记到：“5月3日复函张作霖，盼共讨直系。” 　　　　台湾《传记文学）社，于1977年10月间，邀请去台的东北人士谈“张作霖事迹”时，前冯庸大学校长在发言中说，“沈鸿烈（成章）对我说，他奉雨帅命乘镇海兵舰带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机怆、步枪等等，装满一船送到广东去。”（见毕万闻著《英雄本色》第12页）从“送60万元”看，这极有可能是汪精卫第三次来奉的结果。 　　　　D 汪精卫第四次来奉 　　　　“曹锟贿选总统，是在一战胜皖、再战胜奉，控制了黄河、长江流域，经营川黔、两广，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单阀集团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时期。由于曹 吴穷兵赎武，贿选总统的结果，促成了以段棋瑞、孙中山、张作霖为首的反直三角同盟”。（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81页，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曾任军阀唐继尧、王文华麾下滇黔代表的邓汉祥先生在《我所了解的段祺瑞》一文中曾写到，“一九二三年冬，有一天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到上海卡德路我的家里，作长时间谈话。汪精卫等谈话的要点，是打倒曹、吴之后，孙中山、段祺瑞对国家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孙、段的安排问题。他主张：如果孙任大总统，段就应该作国务总理；或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亦可。总之，应事前商定，以免临时发生纷岐意见。我的回答是，当然以孙作大总统为最适当。我并到杭州转达卢永祥。卢一面密电张作霖征求对此意见，一面约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到杭州面商。后来汪精卫一人赴杭。时张作霖的回电已到，坚决主张拥段拒孙。于是卢对汪恳切表示：赞成孙任大总统，段作国务总理，但必需商得张作霖同意。其用意就是自己讨好，而使张去作恶人。跟看汪要到沈阳晤张，并约我同去。我因洞悉内情，极力推辞。卢也说我另外还有事情，走不开。汪到沈阳后，张对汪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要拥段的。汪大失所望而返，经过天津见，言谈间段亦有舍我其谁之意。这是孙、段、张发生裂痕的远因。”（见《北烊军阀史料选辑》下295页） 　　　　1923年9月30日《盛京时报》消息《汪兆铭又将来奉》报道；“广东孙中山代表汪兆铭前者迭次来奉面榷要公，颇有圆满结果。兹闻汪氏又奉命北来，已柢天津，于27日由津致电总司令，拟于十月初旬到奉。”10月10日该报又报道《汪精卫已秘密来奉》其中写到“兹闻汪氏确于7口由天津与段合肥密商对直办法后来奉，惟其行动甚为秘密，外间鲜自知者。刻正与某某要人接治中。至于接洽情形如何，以今后奉方对直之态度测之，不难想见矣。曹锟贿选总统，为避免实力派反对，曾以副座为诱饵，通电各省“征求意见”。（盛京时报》于10月10日报道了张作霖的反应：“闻张总司令对于此事，曾在署宣言，略谓时局如斯险恶，自身对于副座一席，绝不希冀。”并描烩了当时张作霖的表情，“言间面现怒色，似极愤懑。” 　　　　是年10月5日，即汪精卫从天津赴奉的前2日，曹镌经贿选，已获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贿选费高达1350余万元，投票的国会议员每人获5000元银元的支票。面对这种肮脏的选举，10月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10月12日《盛京时报》报道9日发自上海专电《孙文下令讨伐》：“孙文本日致电驻沪代表汪兆铭云，现已发出讨伐曹锟令及通辑不正议员，同时通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劝告共同讨伐。”同时在《浙江对时局之态度》专电中称，“卢将宣言独立”，“人民一致讨曹”。该报还报道了上海市民大会，“群情激昂”，并以“下半旗志国哀”、‘否认曹锟总统”为副题。13日，该报报道《讨曹声中与粤政府》是11日发自上海的专电，称“孙文昨日声明决定急起讨伐曹锟。广东如果蹶起，浙江、湖南、奉天必当响应”等等，虽然汪精卫此次来奉未得到圆满的回答，但在讨曹贿选上段、孙、张行动一致，也可算作成果。起码摸清了张 段二方对曹的态度。 　　　　E、 1924年3月13日《盛京时报》在二版中外要电栏加三角号以示重视《伍朝枢已由申北上》报道11日发自上海电：“伍朝枢、汪兆铭两氏今早来沪。伍氏旋即北上即前往天津及奉天。关于该氏此行，外间或传系欲使近来渐形疏隔之孙段张三角关系益趋巩固，或传系协议广东财政问题等说颇为一般所重视。据汪氏谈话，谓广东财政陷于非常困难之状态 结果军事行动毫不进行。此点极为重大问题云云。”此前于11日该报二版“中外要电”栏在《伍朝枢将游说华北》的标题是以实黑三角标注，副题“谓为三角同盟运动”是发自上海9日电：“伍朝枢业由广东启程，拟经上海前往天津奉天。或传伍氏此行即系计划孙段张联盟之重要任务。因此颇为一般所注目。”16日，该报报道《汪精卫来奉预闻》谓“民党要人汪精卫年来奔走三角同盟问题，不时来奉。兹闻汪氏奉中山之命，刻已由沪赴津谒见合肥后即行来奉。名为张氏况寿，实系磋商借款事宜。因粤政府感于财政之困难，诸事棘手。” 　　　　3月17日，是张作霖50岁寿诞之日。是日，《盛京时报》报出山海关之内外《连日群祝寿声》：“近日军政两界，为在沈张雨亭与在津段芝泉先后庆寿，往返于山海关之内外 即为张贺，又为段祝。虽间有一关之隔，而此山海二字，亦似为两氏之祝嘏设者。一个是‘寿同山岳水’，一个是‘福共海天长’。”然后分别报道了《盛矣乎帅座寿庆》又以“冠盖毕集”、“招待来宾”、“各方寿仪”、“省署予宴”、“停止办公”、“与民同乐”、“飞机撒寿”等小题，隆重地报道了张作霖祝诞的盛况。还以《合肥六旬正寿之盛况》报道了段祺瑞庆寿之以“谈泊为怀，爱国爱民为志”、“民国之功德”、“段棋瑞门前车马如云，室内嘉宾满座颇极一时”之盛况，并开例了祝寿各方代表之名单。 　　　　3月18日《盛京时报》报出《伍朝枢相继来奉》写到：“此次张总司令寿诞各省多来道贺者．．西南要人除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先后来寿祝嘏外，闻粤政府之外交长伍朝枢氏亦于昨（16日）由天津来，寓城内交通银行之招待处。究为何事，容访再志”。 　　　　汪精卫的第五次来奉，很显然，为张作霖祝寿确实是其任务之一，另外也有关于时局等重要问题，需要与张作霖面商。为此，张氏寿诞过后，留下了伍朝枢。而张作霖对于时局的态度，借酬答各方代表的宴会，公开表态是：“际此时局混沌之会‘除保境安民’外，决不与何一方面为切实之提携。将来无论何人苟能使大局统一者，无不相命是为，共谋国事。”（见《盛京时报》1924年3月23日《张总司令表示个人意见》）回避了外间盛传借段、张寿诞，三角同盟大联络的问题。而该报3月17日头版头题《三角联盟新趋势》中分析张作霖在整军经武后，“内幕已固，对外有余。其养息本意已达到。发动时机自认成熟，”“而犹豫之点，只在是否先由何方发而已”。 　　　　张作霖时时在准备雪直奉一战之耻。孙中山先生在西南革命仍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但是，这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步入新阶段。 　　　　（五）、伍朝枢来奉 　　　　伍朝枢曾二次到沈阳。第一次1922年，张作霖派旅长李少白南下，2月12日在桂林大本营晋谒中山先生后，“中山先生问了东北情况后，着重说述了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非常惊奇，表示五体投地的敬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呵！”后来，“中山先生即电上海伍朝枢代表他去东北报聘，同时在交我们带给张作霖的复信中，也提出联合讨直问题”。（见民革中央文史资料组供稿，宁武文《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该文还写到，张作霖对宁武说：伍朝枢这个年青人，还实在，肯说老实话。他告诉我，两广遍地是匪，孙文没有力量北伐，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张作霖听信了安福系（段棋瑞派）造谣，说李少白在桂林说代表张帅，拥护孙文做大总统，见李少白就把他大骂一通。经宁武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有道理 有道理！’”于是宁武又说；“孙先生还托我转达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 　　　　1922年10月5日《盛京时报》在报道汪精卫回答日本记者团问时，汪精卫也提到：“孙中山派伍朝枢来奉，诸君当记忆之。”（笔者未曾在该报告找到伍氏来奉的确切时间。） 　　　　伍朝枢第二次来奉是在为张作霖庆贺50岁大寿时。本文前面已经抄录了《盛京时报》的报道。 　　　　何柱国将军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一文中曾详细记述了伍朝枢在沈阳的活动。何先生写到：伍朝枢是1924年初夏来到东北。我不但参与接待伍朝枢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会说广东话，经常都是由我陪他见客，陪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军事机构。我从伍朝枢参观各种军事机构的认真细致和不厌其详地询问起有关军事的各项详情看来，估计他此来除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的实力，要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杷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可是有一桩事情被他难住了。有一天，他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问我：‘你们奉军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当时心里很奇怪，觉得他问起别的都根内行，独有这一问，却问得没来由。因为，老实说 当时绝大多数官兵，对三民主义都是亳无所知的，哪里谈得上信仰不信仰呢！因此我没有思索就天真地回答说：‘我们奉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宇是该不到的。’不想这一回答给了他很大震动，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我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这一来我才知道他的问话相严重，但我话已说出，收不回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自己的见懈。我大意是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蝠同享，有涡同当，也就能打仗，并且举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伍朝枢听了我的解释，紧皱着眉头，不发一语。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很失望的，但我心里还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有什么大错处。事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学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 　　　　何先生还记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起：“一九二四年九月初，卢永祥一面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同时即与齐燮元军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我还记得根清楚，卢永祥打响第一炮的第二天，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并且立即开始军事行动，第三天孙中山也就发表宣言，宣布即日移师北指。可见孙、段、张的联合早已成熟，军事方面也早有成议。我们奉军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 　　　　在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书中，作者王书君披露张学良的口述回忆“我父亲很厉害，他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角同盟’。” 　　　　何柱国先生在记述第二次直奉战争实况时说：“与江浙战争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也有所进展，先后曾由樊钟秀所部和程潜所部一度攻入江西的南部和湖南的宜章。不过北伐军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广州的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直接的战果是不大的。但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胁汀、赣，而且川、滇、黔各省亦有所牵动，声势浩大，与卢、何同样，也牵制了长江以南曹、吴方面狠多军队。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一是冯玉祥倒戈，发动了‘首都政变’，一是与三角同盟中的西南孙中山方面对曹、吴的牵制是分不开的。” 　　　　《盛京时报》没有过多的报道伍朝枢在奉的活动。但事后，伍朝枢到了上海，《盛京时报》于1924年3月28日报出了《伍梯云在奉之声明》说：“日前，张总司令寿辰，西南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亲来祝嘏现已南旋。兹据某机关消息，谓伍氏在奉曾将西南政对于时局之主张有所声明如下：（一）西南政府决定实行革命以来，以除军阀祸国之苗；（一）西南政府尊重民权，不采中央集权制，以便实行主义；（一）西南政府不采联治结合各省，但各省因促成南北统一加入合作，若不违背民生主义，无论是否自治之省，西南政府自当一律欢迎，不分地界及派系；（一）西南政府一俟内部平定，即大举北伐，以定国是；（一）西南政府决不借用外借债，以重国民负檐；（一）西南政府对于外交主张平等，反对侵略主义．尊重弱小之民族。以上所云是否属实，姑志之以观其后。”4月2日再报《伍氏报告中重要点》文中写到：“伍朝枢当在奉时，对于孙文所报告足以窥知该氏之使命如何。其大要如下：张作霖对北京政府之态度即足证明其对广东之联盟所报诚意。奉直和议问题发生当时，张作霖采取严拒态度。惟因广东局面尚未安定，竟不能进而尽力于联盟而已。现似直派如不出以攻击的态度，未始有自开战端之意志。” 　　　　1924 年4月4日《盛京时报》又报《伍朝枢在沪谈话详志》，副题为“此行任务追述、中俄交涉意见”。文中说：“南方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前奉中山命赴奉，业于21日上午10时搭和神丸到沪。据伍氏语人云：余此行纯为代表中山先生祝寿。外传进行三角同盟及借款之说，俱非事实。乃莅奉后，彼等以奉天情形语予，余亦以广东倩形相告。然此乃私人之间谈话，绝无重大意义。祝寿事毕，余以哈尔滨未曾到过，且际此中俄交涉紧迫之时，故转道赴彼一游。现察东路状况，大致东路俄人与华人，各占一部分势力，惟俱为暂局，盖一过渡时之情形也。至奉天方面。对中俄交涉，于协定草案，早已表示不满。因草案中关于东路一点，颇有为奉当道所不嫌者。奉天派赴北京之数人，外间每称之为交涉代表，此种观察，意味过重。盖特张雨亭氏派往探听交涉情形者耳。后北京方面，参以私争，致交涉决裂。至余对此问题，尚无具体研究。不欲作何表示。但确知北京之交涉破裂，非中俄间之关系，实为内部之争执。不仅为两党派间私利之争，且为个人与个人之争。此益不足言外交也。”4月10日该报又报道《伍朝枢电粤之详志》载广州通电：“孙中山前派伍朝枢赴奉，查探奉张对待北京之态度，托名在奉天考察陆军。今伍氏已将清形由密电报告来粤。内云，枢自到奉以来，默察雨亭对待北廷之态度，实足以证明其联盟之诚意，与希望粤局关切。按当时奉直和议发生，双方信使往返，雨亭确持严格对待。嗣以我粤局未定，实力未充，对于联盟无互助之能力。而奉省与洛吴同处势力平均之下，重以曹锟既得大位，曹吴联合，自觉其在东三省之势力有所不敌。近为时势所迫，不得不表示联络，以解息猜嫌。设身易地，似未可以过事求全者。日前苟非洛吴先行启衅，则彼必不便启战端，自居戎首。就近日之形势观察，其于中俄交涉发生，雨亭深恐北京外交历来手腕之卑劣，致使其在东蒙势力之发展，为其所牵制。日内连电外交部及加拉亨，声明关于东蒙交涉问题，非移归奉省直接谈判，概作无效。深明吴佩孚电促解决交涉草案。实假手于俄，以牵制其在东三省之势力。为一种破坏政策，是其目前联络假面孔之局，不久必伏将来决裂之机。以此极盼我当局战事早日结束，以共同实行北伐，使彼得有报复之时机。雨亭愿极端负提称之责任。统是以观，其对于联盟团结之宗旨及其精神，固终始贯彻而不渝。是亦足以慰藉我帅座联合之初衷也云云。” 　　　　综上所述之，伍朝枢此次来奉使命一代孙中山先生为张作霖祝寿；二为考察奉军整军经武的实况。对于以后孙中山先生方面的行动有重大影响。 　　　　（六）叶恭绰奉中山先生命来奉 　　　　中华民国老交通系主将，后任梁士怡内合交通部长的叶恭绰，于1923年10月被孙中山任为财政部长。1923年12月1日晚，叶恭绰与廖仲恺先生同船由广州抵达上海，然后叶恭绰赴奉天。1923年12月21日《盛京时报》报道《张旅长宴叶誉虎》，说“叶誉虎氏由连抵奉，业见前报。昨闻该氏下榻于城里交通银行。其任务系代表广东孙中山氏来奉与张总司令为时局之筹商。18日谒见张总司令，连日会谈种种。19日午后，张汉卿旅长又特邀宴叙谈，以尽地主之谊。” 同日该报还报道《叶李王吴到奉后之所闻》也说：“叶恭绰李实（中山）代表、吴光新（合肥代表）、王占元（奉直调人）先后来奉。张总司令已于18日在省公暑设宴会。派王永江省长、于杨两总参议（笔者注：于即于冲汉；杨即杨宇霆）、袁董事（即袁金铠）、姜超六等各要人作陪”，“至于接洽之真相，因守秘密，外间无从闻悉。但据略知个中情形者云，谓是即张总司令为谋全国统一和平会议之预备会议者。是以直方特派调人王占元来奉，参与一切。一说，以近顷闽浙风云紧急，为巩固三角同盟之实力，以便一致对直，打破洛吴之武力统一，以一新中华民国之面目。至于究竟所商何事，尚容访明再志。”12月25日该报再报《叶部长使命如何》，谓“作详该氏此来之任务固多，而最重要者：厥惟财政上上援助。奉天年来虽称充裕，然新政之设施、军事之整顿，在在需款，是否有余力以急人之急，殊难确定。微闻当局之意以奉粤既有联合，或于其助力云。”其意是，即使在财力上对孙之粤方有所资助，也不会多。”该报在12月26日《叶誉虎离奉南下》消息中，又讯：“孙中山代表叶誉虎日前来奉接洽财政等情已志听报。兹闻接洽已有端倪，亟需报告孙氏。是以，于23晚由奉乘南满车赴大连转道上海再回广东云。”该报12月8日在报道《廖仲恺叶恭绰之谈话》中说，他们二人在上海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叶氏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说，“以一广州市而负湘粤闽川等省特别之支厅拮据固不能免。但以广东一省而论，军事稍为结束，财政整理至易。”叶氏还驳斥了对广东财政的谣言，他说：“广州同人对于金融之整理，计划早经商定。现正次第筹议实施。其整理方法，在使全省金融纳入轨道之中而民不扰，并非苦民搜刮之策，一经实现当可共见。” 　　　　为派叶恭掉与张作霖接治局势等问题，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先生有一封《致张作霖函》。信上内容：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助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使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藏。 　　　　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抬余烬，由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 　　　　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而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急，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代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大安。孙文。 　　　　由此信可知，叶恭绰到奉天的任务，一为磋商时局，二为财政问题，以求奉天给予支持。由此信可知《盛京时报》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是相当准确的。但，《叶遐庵先生年谱》第220页中，有一封《张学艮复叶恭绰函》，信中说：“此次旌饰来沈，以公出未遇为歉。”而《盛京时报》则说，张学良于18日宴请了叶恭绰。可能是张总司令宴请，学良并未出席。与此消息同日，《盛京时报》还报道了《张总司令派员答礼》即“保安总司令张雨亭因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氏与满铁会社之长川村氏先后来奉访晤，为重礼节，以表示友善之意，现拟派长公子张学良旅长为答礼专使，预定于本月二十二日起程前往大连、旅顺，分别拜访川村社长、儿玉长官”。同一消息后又讯说：“虽为报聘内容，实尚另有某种车事问题。”该报又于26日报道《答礼使由连启程回奉》，同时报道《叶誉虎离奉南下》，说叶氏已“于23日晚由奉乘南满车赴大连转道上海再回广东”。张学良见没见到叶恭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学良也很重视孙中山派叶恭维来奉，所以才有写信表示致歉之意。张学良在信中还写到：“中山先生为当代人豪，世所共仰。家君钦服之余，辄有景行仰止之叹，权利早拟退让矣，宁能言此而相争耶！合作精神，望各惟诚作去，则大局幸甚！”（见《叶遐庵先生年谱》第220页）。其中言“权利早拟退让矣”是指传言，“当君未来时，曾有风闻，为孙中山运动元首之说，早知其由于过滤揣测，况即有其事，亦非不可磋商者。及至唔面而后，弟所谈如何，雨帅所谈如何，既未因风闻而致疑，更未曾埋没中山退让之诚意。兄与弟私交如此，弟若有疑点，何必蕴蓄而不言？在兄但观此间表示如何而已。此间所合作者亦惟段、孙而已。如军事计划之赞同及副座之辞却，固已出于自我之表示矣。此外之不敢赞一词者，恐逾越范围有妨合作也。及至闻兄云中山愿让合肥等语，未尝不为苍生称庆。以此二老之相得，不敢再有问题。至于合肥左右颇有眼光浅陋之人，即有所陈，此间必不之信。若西南方面则惟中山是亲，一切游说无间可入。故弟谓有大不同者在，是望注意雨帅及弟等所谈，而对于合肥，只观其个人，此外皆可不计，则一天云雾立时涣释。以此复于中山，可云此行并无不满意处，且事实亦正相合也。弟以为循序前进，不必悲观。”（见1月8日《杨宇霆复叶恭绰函》）1月11日杨信又说：“若此间对中山另有隐衷，弟不妨向兄直说。兹试此间设想，揆诸恒情，亦可云满意。关于雨帅自身之事，固已有具体答复，相对于合肥与中山之间，何能代为表示；即有表示，能否为凭？倘此二公各不相下，则此间应竭愚诚以资排解。今既无此情形，而中山表示又如此，乃前途之佳气象；且信合肥亦必知为美意也。望兄速赴粤，将雨帅前此所言，—一转陈，并可云此间完全知中山真意，毫无误会”，并一再嘱咐“望兄千万注意翰旋始终”。与此同时，1月15日，伍朝枢也有一封致叶恭绰的信，言及“弟亦虑及说我食言失信 故前日（十日）向先生进言，以为不宜用总裁称号，此议颇见采择。但当不至有总统发现，如此虽设政府，于北方尚未必有太坏之影响。”他在信中还说：“平心而论，我曾问段、张意见，彼不赞成。” 　　　　此时，广东方面，正预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1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召开重要会议，决议最短时日在粤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1月14日，孙中山在广州商团和警察举行的联欢会上演说中提出“筹备一个新的方法，再来建设中华民国 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伍氏指的就是这个政府“当不至有总统发现”，以免引起北方误会。 　　　　叶恭绰也于1月19日，24日，25日连续与杨宇霆通信，沟通信息，解释误会。19日给杨的信中，报告说：“弟回沪后，经即将经过情形向粤中报告，其间措词极为审慎。盖雨帅宗旨，以前经履次申言，粤中久已知之。此行所商目的，本在与合肥如何合作一问题。初意冀望奉、浙会商得一结束，然后向合肥提出；嗣奉、浙对此点均无表示，弟却深虑粤中别有看法，或致生出枝节，然又不便明言，十分焦灼，此致兄前因之所由发也。弟数年来之愚见，即以两老合作为解决时局之唯一途径，惟如何实行密接，此不能不有方法与机缘，前此两种提案，弟认机缘与方法均尚不错，故此一行。政治之事，变幻万端，然苟机会利用得好，未始不能收旋转之功。中山热心大局，意图与合肥携手，意极迫切。弟行后已逾一月，尚未有切实辗告，意自着急（弟卅号回沪，一号写报告，三号交廖仲恺带回粤。而粤中四号有大会议，不惟弟未及料，即胡、汪、廖也所未及料也）。四号会议遂有此不接笋之决议案，其时弟之报告，计期尚未到达。其所以不候弟之报告者，或已知弟未接洽到所以然，或别有他故，则弟至今尚未明了”，“总之，此行之无结果，不能不谓之失去一好机缘。”因奉命赴奉结果不能满意，致使叶先生十分焦虑， 从12月23日离奉到1月19日写此信时“因病至今滞沪。”信中段、孙“二老合作”如何解决？叶谓“初意冀望奉、浙会商”（北洋军阀》第四卷832页载《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宣言》说明是一个睥生的人交出的宣言原件照片。原文为： 　　　　此次为讨贼，合肥为领袖，关于进行及政治善后事宜，悉请合肥主持一切，谨此宣言。张作霖印、卢永祥印，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 日 　　　　在其跋中写到：“民国十三年卢永祥反抗曹锟，于是西南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东北以吴光新、韩麟春为代表，联袂来杭，与卢永祥会晤，缔三角联盟之约，公推段合肥为领柚，议定缮立宣言。先由张作霖亲笔签名，继以卢永祥亲笔签竟，方欲由胡、汪带至广东请孙中山签名，忽以事中缓，为余所得。”1月25日叶恭绰再致杨宇霆信中写到：“弟信此后于最要关键，能以开诚商榷，仍无不可翰旋，或老弟非其任耳。至弟之报告中山，决无不检之辞”，“至于奉方对于中山真意以为如何，弟自问愚鲁，因雨帅所答之词，于此点未置一词（雨帅令琪山坚嘱弟设法勿令中山误会，弟自必竭力为之，弟固未曾向中山漏出丝毫奉、浙不领彼之诚意也。但奉、浙于段、孙问题，确无答复，弟岂能捏造？故前此提案，不能不谓之未得要领，此固不待弟言也）。弟不能凭空捏造。且兄之谈话，根本上虑无合作之可能，且认为目下无以解决。弟恐传达此等言语必兹误会，故悉隐而不言。如兄以为不妨公开言之，请兄将所言赐示，弟尽可作德律风也。总之，四号粤中会议，不能谓非一种矛盾行动。依目下情况，似亦已转旋。弟亦未曾谓四号会议，系由奉、浙不领会中山真意所致，而委其责任于奉、浙（请兄亦不必欲令弟负此责任，谓弟未将话传好，致出此岔子。盖四号会议时，粤中尚未接弟之报告，倒是近日转旋之故。或者系因汪精卫等陈说及弟之函电，此则弟亦并不欲居功也。奉、浙均有人先传播弟为中山运动首席之言，致谈话诸多障隔，此层想兄亦知之也），但奉、浙至今无开诚之商榷，事实可惜。弟因此焦忧成疾已旬余矣。所谓反直派者，如无一定之一方针，目的，谋定后动，窃谓徒予直派以好机会而已。吾人固非徒只主法张打倒曹、吴，泄此一口气者，如局势变迁后，建设前途了无计划，何取多此一举为？乃最要关键，不能商量出所以然，他复何说。”写后叶先生又附一事：“再，杭州前拟宣言之稿，闻已经雨帅核改，此稿将来如何发表？用某某之名，尚拆示悉。”是否指的就是髀生拿出的原件照片所说的卢、张签了名的“此次讨贼，合肥为领袖”的宣言？ 　　　　（七）孙科来奉 　　　　1924年，三角同盟内反直行动由于曹锟贿选成功，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而加紧起来。同盟间决策人物之间联络益加频繁。段、卢、张、孙四公子也受其父委派加人热钱联络。这年8月8日张作霖的参谋总长杨宇霆，写倌致孙科，表示赞同奉粤联合。其信中言：“盖彼此果能精神结合，何事不可议？又何事不可成？更有进者，以道德为共向，以真理为指归，本恕而行，不谬于事实则互知，无私自然无疑。君子道同亦不得谓之朋党。故推至诚乃可静虚动直，明通公溥。可知贤乔梓能得众望，必有合乎此义者矣！”孙科的行动被重视起来。9月16日《盛京时报）有消息报道《孙科有来奉消息》说：“据军界消息，孙中山之长公子孙科已于昨日来奉。其任务虽未详悉，必与时局问题有密切关系自无疑义。又据一般人之揣测，孙氏此来，北伐大举或即实现。否则至少限度关外军亦当树讨曹之旗帜，以符攻守同盟之密的。”17日再报《孙科氏一行抵奉》言：“广东孙文氏的公子孙科街乃翁使命终由日本来奉，已见昨日电讯。兹详该氏一行四名确于16日午后一时，搭乘安奉车柢奉。下车后即乘自动车，入城访问张总司令。外传孙氏所负使命颇大，报告北伐兼拟请助北伐军费，究竟若何，容访再志。”18日，该报又报14日发自上海专电〈粤孙向浙报告出兵》副题“并请向奉张贷与军费”。由卢永祥“向张作霖催促履行贷与军费一百万元之契约”，为此，奉孙意旨之“广东侧参谋次长已向杭州出发”。讨伐直系曹吴的战争，此时已由浙卢先打响，随之孙中山宣布北伐，9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布讨伐直系军阀令和《大兀帅出师对粤宣言》，宣称即刻北伐，号召广东省人民为“扫除军阀，实现民治”而奋斗。9月10日，孙中的复电卢永祥，表示同意合作讨伐曹锟、吴佩孚。随后即于12日移大本营于韶关，并亲往督师，实践讨直三角同盟“西南先发”的诺言。1924年9月18日（盛京时报》报道了9月5日孙中山《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题为《孙中山宣言的原文》。同版还报有《洛吴统兵入京》、《直方讨奉部署定当》、《讨奉令待发》，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孙科此时来奉天，自然是负有协调奉方军事行动的重要使命。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爆发到冯玉祥在北京发动讨曹政变，迅速以“三角同盟”方面胜利而结束。为处理政治缮后事务，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先后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决定北上，于是，孙科又奉命离奉去津，安排其父孙中山的北上行程。1924年11月6日《盛京时报》报道3日发自广东的专电《孙文定期北上参会》报道：“孙文已定于本星期内偕汪兆铭经上海北上参列元老会议。预定6日乘俄军船勃罗乌斯基出发。孙氏离粤期中委胡汉民代行职权。关于北伐之军权归谭延闿总司令担任”。同日又报4日发自天津专电《各派改造民国意见》，副题“孙科谓已经大体一致”，言道“衔命使奉而返之孙科，因局面急变来津访问段祺瑞，颇受款待。孙氏对于往访之记者云，改造民国之根本意见，家父（孙文）与段合肥及张作霖全然一致。惟于细目或不无相左。然大纲即决，细目之谅解自非难事。家父及民党人员不久即将北上。”然而，事态发展井不像孙长公子想象得那么简单。“民国元老”间为中国前途之角斗方刚刚开始。宁武先生曾在“纪要”文中说到：“奉张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面积极整军，一面与冯玉祥密使往返，协议联合倒曹。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直系瓦解。11月中山先生离穗北上，并先派孙科晤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 　　　　在天津张园，中山先生和张作霖作了第一次的会见。张作霖曾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翌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就结束了‘孙、张’合作的一段历史”。“三角同盟”由于直系的失败、胜利的张孙段政见不同而自然解体。 　　[完]

原文2004年3月 发表于专著：《国父与东北王》  浏览：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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