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今天，皇姑屯一声巨响，父帅张作霖离世而去。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也是唯一的在外敌阴谋之下以身殉职的国家元首。 　　 　　　　回顾父帅一生，有人说是善恶交织忠奸莫辨，然而我却说，他是善大恶小忠义永存。用句时髦的话来讲，也算是“三七开”吧。 　　 　　　　父亲是个粗人，肚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墨水，仅于十三岁少年时读私塾馆半年。可惜不久便因父丧家贫，去往他乡。后来，他从拳脚武功到相马医术等谋生手段一路学去，草莽起家乃至位尊，靠的不是学问而是实干加上智慧。学问尽管如此，但他在当时那众多风云人物之间，却是浑身上下浸满了民族道德传统的滋味。在他看来，五千年神明衣冠之华胄，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故而在他的大帅府内，一座供奉着关羽关圣帝君的家庙成为神圣之处，除他而外旁人不得擅自入内；同样在他身上，关公所代表着的传统礼教“忠义”体现得尤为明显。 　　 　　　　先说这“忠”，古义即忠君爱国，现代意义则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因为古时一直是把君主与国家连为一体的，“朕即国家”观念贯通上下，此为做官的第一准则。为了这个“忠”字，父亲由草莽投身官府，并不顾背信弃义恶名加身，欺骗老朋友杀掉杜立三；率军千里转战风餐露宿，攻击捉拿叛匪陶克陶胡，直至将其驱逐出境；保护赵尔巽总督威权，不惜在蓝天蔚等实力派革命党人面前拔出手枪拍在会议桌上，进而诛杀这些国家“叛逆”……如果说这里面有反动举动的话，那这也是一种他对于“忠”的理解偏差，或许是一种出自于为了维护国家一统和地方安宁的动机。忠而不愚，当他一旦看明了社会大势所趋，便又举手拥护并忠于起民国的袁世凯大总统了，尽管他那时还位不甚高急于想上，但后来袁世凯称帝授其子爵他不以为然、张勋复辟奉天仅挂了一天的黄龙旗，都表现出他不前不后的观望再顺风驶船态度，总还是没有再去热心效忠那个过时的旧帝制。 　　 　　　　后来，当他势力盛大，闻外间风传“有复辟野心”时，还专门发电报给孙中山先生说：“近日报纸登载，奉省有图谋复辟之说，此种无意识之谣诼，在稍有常识者见之，不值一哂。惟市虎杯蛇，深恐引起一般误会。作霖素性光明磊落，但知爱护共和，顾念大局，我公夙所深悉，敬祈代为宣布，转饬各报更正，无任祷企。精卫兄已来奉，厚意至感，并谢。” 孙中山收到即复电云：“蒸电复辟谣诼，并嘱宣布，转饬各报更正，具见矢忠民国，曷胜钦佩。国建共和，十余稔矣。中经复辟之变，不旋踵而灭。国体既定，诚有非顽民所能颠覆者，执事之明，岂或屑此。不图乃有以为中伤者，人心之险，良可浩叹。执事通电明志，国人皆将喜闻此祥和之言。文亦将视力之所及，勉为执事剖白之。更冀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文虽不敏，至愿与时贤共之也。” 直到最后，他面对革命党的北伐军，还是力主停战议和，“收回主权不用暴力”。自动退兵关外，返回东省，“本为救国而来，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授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总之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天下公器，惟德能守。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世变，但期与民有益，无事不可牺牲，……” 　　 　　　　他的“忠”，更多的还是表现在对外部侵略上。1916年夏，作恶多年的蒙匪巴布扎布在日本支持下进占郭家店，并欲先占长春再攻奉天。身为奉天督军兼省长的父亲竭力反击，不惜与日本人失和、同日军交火，终将此叛匪全歼。他在日本人以此要挟驻军设警等条件面前，不顾北京中央政府的让步政策，坚决维护了主权完整。由于“他没有打算以放过巴布扎布为条件去讨好日本政府，也没有考虑把巴布扎布消灭掉会得罪日本政府”，所以使得日本政府的嚣张气焰稍有收敛，转而采取了支持拉拢手段。至父亲一路高升，奉天督军省长、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所辖也由奉天一省而至东三蒙三共六省地面，日本人在1918年“宽城子事件”、1919年“龙井事件”、1920年“珲春事件”中，均未占得实际好处。1918年英美日诸国企图借俄国革命之机插手中东路“国际共管”时，父亲亦坚持主权在我，不容他国干涉的立场，设法剪灭白俄分子“护路”驻军，接收了路权，并当中央要借款“赎回”该路时坚决反对，说“当务之急以保护东北之边界为主，至借款赎路关系中国主权，绝不承认”。1927年北伐军进攻山东济南，张宗昌要借助日军力量，父亲闻知后急电招张宗昌进京，当面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我们可以不干，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后来还对日本政府发表了强硬的“主权声明”。至于他在皇姑屯事件前夕的对日本无理要求公开抵制态度，史料中记载得很详细，就不用多说了。 　　 　　　　再说这“义”。父亲出身草莽，崇拜的是梁山伯聚义厅那一套，带兵也就靠这一套，对父老乡亲更是如此。从年轻时他以“朋友妻不可欺”拒绝东家母二兰子一起私奔，到成名后回乡祭祖对往日仇人不计前嫌请来安抚，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诱杀昔日好友巨匪杜立三后，面对杜泮林大骂卖友求荣、无信无义的指责，他说：“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是大仁大义。……老人家为了侄儿，情固有所难堪，如从大义灭亲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次兵不血刃而为地方除一巨患，完全是老人家的力量。我张作霖决不能贪天之功为己功，一定要报请徐总督从优奖叙。”后来对杜泮林和杜家人的生活作了负责到底的优待安排。父亲当年被北镇县二道沟村民李老恒控告通匪受到拘捕，后来见李老恒老两口到行辕来请罪，哈哈一笑置之：“我张作霖一向不计仇恨，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没把我怎样，反而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天。”又掏出200元钱给李，“你们老两口不要害怕，浩浩回家过日子去吧。” 　　 　　　　对于政敌也是如此。排挤顶头上司段芝贵和吉林督军孟恩远，都做到了“礼送”；1922年他与孙中山段祺瑞达成三角同盟反直系曹吴时，还一面致电“曹三哥”痛陈表示要发兵讨逆，一面在奉天报上历数曹之祸国罪状造开仗舆论。他指挥奉军攻占天津后，还亲属手令要部下严加保护曹家宅第。公私兼顾，不伤和气，成了很有趣的新闻。 　　 　　　　1925年击败郭松龄反奉后，在庆功宴上面对一箱子众人与郭私下的通信，父亲向惊恐不安的众人说：“此事已了，其余概不追究。只是郭鬼子一人造反，与别人何干？今天是庆功宴，我要和大家共庆贺。快把这些私通往来的信都拿去烧了，尽管多吃多喝，以后不要再提这些败兴的事。”言罢，继续举杯祝贺。后对参与反叛的郭军部属不做追究，大家竭诚佩服，使得军政同僚更加一致。 　　 　　　　此外，父亲与孙中山，尽管政见不全一致，但作为朋友还是坦诚相见。父亲胜利进关后，电邀孙先生北上共商统一发展大计。在天津前去拜访，得知孙病，仍不顾孙科等劝阻，说“我和孙先生唠唠心里话，他躺着他的，我说我的。”至入室内后就在孙先生病榻旁，对静卧的孙先生推心置腹地讲了一气自己的看法。旁人都说父亲是想啥说啥，不虚伪装假。后来孙先生病逝、北伐军打来，父亲还说曾同孙先生是好朋友，对三民主义也赞成，希望再加上一条“民德”改为四民主义，携手并肩共同施行。 　　 　　　　父亲死后，海内外人士无不志哀称颂，真可谓有口皆碑。连我这生于父亲去世之后从未与父亲晤过面的后人，从人们的言谈中都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现今看来，尽管父亲在对待“讨赤反共”问题上作过许多错事，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置于民族传统上的“忠义”之举，使父亲深得人心，不论是同僚伙伴还是百姓大众，甚至一些日本人，都对其敬而仰之。学良大哥说父亲“有大略”，的确是很中肯的评价。 　　 　　　　今天，在父亲离世七十六周年之际，回首往事，更多感慨。历史终究会证明：忠义风范，口碑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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