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本大佐“自白书” 　　时间：昭和十七年（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地点：大连的河本公馆 　　页数：二十五页 　　身分：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炸死张作霖的首谋者。 　　（内容）： 　　“大正十五年（民国十五年）三月我被任命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等我到了满洲一看，已经与从前的满洲大不相同。 　　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张作霖每遇到对己身不利的话头，就立刻报说牙疼，退席；弄得急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实际上当时东北排日的空气是比中国其他各地还要浓厚。 　　我想，如果长此以往是不可以的，必须在现在想办法干一下才行。 　　昭和二年（民国十六年）武藤中将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来赴任。武藤在昭和二年八月举行的东方会议席上曾主张‘满洲问题惟有以武力来解决，别无其他途径。’而国家的方针也就决定了‘武力解决’。 　　在此之前，张作霖在大正十四年（民国十四年）十二月郭松龄事件发生时失去武力讨伐的自信，一度曾想亡命到日本。但危机一过，张作霖既没到关东军那里去道谢，也没想解决‘土地问题’。 　　不但此也，他还僭称大元帅，立志想将自己的势力伸展到中国本土……（以下略） 　　昭和三年（民国十七年）五月下旬．关东军从旅顺进入奉天。我军是七千人，而与此相抗衡的张作霖的军队是三十万人。为了处置这三十万大军，是有占领地形上要点的必要的。 　　中国军队的长官与下属的关系是有如秘密结社帮会中的头目与手下人的关系的；只要将头目干掉，手下人就立刻七零八散。因此获得一个结论——应该采取手段，除了干掉张作霖以外，没有其他手段。 　　而为了计划的实施，几经研究的结果是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与满铁与京奉（北宁）铁路的交叉点为唯一最适当的地点。不过，因为满铁的列车是在京奉铁路的上边通过，想使满铁丝毫不受损失而达到目的是很难做到好处的。因此决定安装上三个‘出轨器’，如果炸车失败，就使列车出轨，叫‘敢死队’冲杀进去。 　　当时中国方面常常盗用满铁担保的修建洮昂铁路的资材去修筑沈海铁路，因此，日本方面从那一年的三月前后起，为了防止盗用，堆积起沙囊来。我们就利用那些沙囊，将沙土换了炸药，等待机会行事。 　　后来获得情报，知道六月一日张作霖要从北平出发回东北。按时间计算，二日夜晚应该抵达已经布置好的地点。可是张作霖的专车在北平到天津之间加速前进，在天津到锦州那一段又将速度降低，又在锦州停留了半日；所以专车抵达皇姑屯较比预定晚了很多，在四日上午五点二十三分才开到布置好炸药的地点。在此之前，我们老早就在为防止偷窃车货而建筑的瞭望台里等待，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时曾经等得不耐烦，大家都要回去。但是张作霖的专车终于来了。我们知道天蓝色的客车是张作霖乘坐的，在夜晚很难辨别出来哪是天蓝色，好在我们早已安装好了电灯。 　　当张作霖乘坐的那辆客车开到布置好炸药的地点，我们立刻叫电流通到炸药上去。炸药爆发了，在时间上迟误了一秒钟，那辆客车在才要走过去的时候被炸，客车的后半部全毁，张作霖被炸死了。（以下略） 　　……在事件发生后，我就从关东军借调来石原中佐，作自己的助手，从那时起我筹划‘满洲事变’的方案。” 　　 　　（解说）： 　　上述的内容告诉了我们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是如此这般。 　　沙囊内装填了炸药，看好开往奉天的特别列车到来，立刻使炸药爆炸，一瞬间轰然一声，火光冲天，列车停下来了；可是有关日本权益的南满铁路却没受丝毫的损失。河本大佐为了这一幕的成功，炸药的分量等等的计算，实在是太精密了。 　　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有关这一事件的审判又是如何做的呢？一言以蔽之，检察官方面只偏重了李顿报告与田中隆吉的作证。而在二者之中，更重视田中隆吉的证言；但是有如上述的，仅仅不过是“田中听说的”或是“在文件上看到的”，却不是”文件’的本身。 　　如果在当时的国际法庭上提出了这件“河本大佐的自白书”，那么田中的证言成为证据的力量就要加强，当时还抑留在山西省太原的河本大佐也许就得以检察官方面的证人的资格而出庭受审。而有关皇姑屯张作霖被炸死事件的更详尽的真相也就很有可能从他的嘴里吐露出来。也许李顿报告中所谓的“神秘的帐幕”，由于何本大佐的作证完全被揭开也未可知。 　　想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来解决七千对三十万人的兵力之差而谋杀敌军统帅的——一个军人焦急想猎取功名的心，在这篇“自白书”中，真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地被表现出来。 　　但是事实上，那时在满洲却并没有发生像河本大佐所期待的那样的战争与混乱，而必须等待到三年后的昭和六年（民国二十年）的九月才能伸手攫取满洲。 　　摘自《革命文献》，第廿一辑。 　　按．河本即河本大作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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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4/9 9:5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