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找的地方，胡同口就夹在新街口繁华的店铺间。在狭长的胡同里穿行，两边四合院的院门有一些依旧保留得很完整。但我知道院内的布局其实早已经面目全非了。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我们左拐右拐，突然，正对着一扇打开的院门，“鸿喜”两个字在渐晚的天色中闪现出来，终于找到了。 　　 　　票房的主人钱亚东老人接待了我们。身旁有人小声说，平时难得来这么多年轻人，所以老爷子今天很高兴。在正房的大梁上，我看到了久闻的“集贤承韵”四个大字。没有想到会这样巧，今天刚好是这个票房二十周年的纪念日。1979年的第一个星期一，钱老爷子建了这个“京城第一”子弟八角鼓票房。二十年了，老爷子投进去的不光是每一个星期一，还有这房、这院，还有他的情感与心血。 　　 　　屋内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盲眼老人。满屋的欢闹好象都跟他没有关系，他就静静地坐着，没有太多的表情，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到来。 　　 　　这是一个专唱八角鼓的票房。八角鼓是老北京的一种曲艺名称，用八角鼓与三弦伴奏，又叫单弦牌子曲。八角鼓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乐器，就像是旗文化袍子上的一个盘花扣。在我看来，它有些像铃鼓，但每个部分都有讲究。鼓面用蟒皮蒙成，八个角代表八旗；24个镲儿，代表24节气；两个鼓穗儿，象征吉祥的“鼓声双岁”，代表太平年。八角鼓源于清朝，据说戍边的兵士常年在外，由于生活寂寞，为排解思乡之愁，他们就顺口编唱了一些调子，凯旋的时候，“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回京后，八旗子弟还常常唱起这些远征时的曲子，后来传入大内，朝廷很欣赏，赐了“龙票”，还特意设计了八角鼓作为伴奏乐器。 　　 　　票房里常来的，都是一些喜爱曲艺的老人。我坐在正房的一角，听他们讲老北京的过去：厂甸的庙会都有些什么花样；过年都有些什么习俗；单是腊八粥怎么熬，都有一套一套的讲究。我尽力地想象，但怎么也拼凑不出老人们口中的热闹景象。这一切离我的生活是那么遥远，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时间好象都发生了错位。我唯一可以想象的，也就是四合院拆了乱搭的小厨房的样子。也许今后连正宗的八宝粥也没有口福品尝一下了。 　　 　　等我再度把目光投向正屋，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拿八角鼓，唱得声情并茂。再看他的琴师，天啊，不就是那个盲老人么！他脸上泛着熠熠的光泽，手上熟练地弹着三弦，与歌者配合得默契自如，好象换了个人似的。所有的老人都沉浸在了曲子当中，这从他们的表情上就一目了然。钱老爷子爱抚着八角鼓说，过去娱乐少，不象你们这会儿有这有那。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曲儿、唱曲儿。现在岁数大了，想放也放不下了，和我一样年岁的人慢慢都去了，多好的曲儿啊，可惜你们年轻人不懂，不喜欢，票房的日子是越来越难了。可是八角鼓真是个好东西，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不能丢啊！ 我相信如今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和我一样，几乎不知道八角鼓为何物。不理解也就很难接受，更不会喜欢，最多是偶尔碰上，听个新鲜。我听说单弦牌子曲，也是在修了大学里开设的民间音乐课程以后。有人曾惊叹，许多中小学生竟然没听说过三弦这种乐器，其实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常出现这些字眼。课本上没写过，大人没讲过，电视上也没演过，平时更是没见过，那自然是没处知道了，能怨他们么? 　　 　　看着老人们听得有滋有味，唱得乐在其中，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著名的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影片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从前人人都喜爱看电影的小镇上，由于现代新兴娱乐项目的增多，电影逐渐被冷落，电影院也在人们的无奈与沉默中被拆掉。当老放映员去世时，影片的主人公——一位著名导演赶来为他送行。镇上所有的人都回忆起电影辉煌的年代，回忆起电影曾经带给他们多大的快乐与安慰，回忆起电影院是怎样的座无虚席。在送葬的人群中，主人公辨认出当年谁爱在电影院中打瞌睡；谁喜欢坐在楼上往下吐口水；谁常常边看电影，边攥着手绢泪流满面。他记得这样清晰，是因为看电影曾经是他和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电影把全镇的人联系在一起了。 　　 　　钱老爷子不无感慨地怀念起曲艺鼎盛的那些日子，就像影片中人们怀念电影鼎盛的日子。据说当时遍街买卖铺户争相播放岔曲单弦、京韵大鼓，大人、小孩都能唱上那么一、两句儿，以此为生的茶馆高朋满座。钱老小时侯，同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一样，迷上了曲艺，为了能听上几段曲子，吃点苦头也是心甘的。 　　 　　热心的票友集资办了一份《八角鼓讯》。我读到马歧先生发表在上面的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许多终生热爱八角鼓的老人，比如吴逢吉先生，他在研究八角鼓方面，最重视曲词部分，又喜爱创作唱词，被誉为票友中的“收藏家”、“创作家”，他一生收集、创作了九百多段岔曲和四百多段单弦牌子曲。胡古民先生自己没有退休金和任何收入，只靠老伴儿的微薄月薪与子女们的孝敬钱维持生活，却不断地往票房里投钱，使南水关票房办得红红火火，还受到区文化部门的表扬。他本人也是京剧、话剧、相声、单弦、梅花大鼓无所不通。刘仁文先生是教授逻辑学的教授，一生未娶，他痴嗜单弦，常笑着说：“八角鼓就是我爱人，弦子是我媳妇。”刘先生无论弹、唱，还是创作，都是一流的。像这样的老人，文中提到了九位。文章的题目叫《中秋怀故友》，因为这些对曲艺艺术怀有一腔热忱的老人都已乘鹤西去。刘任文先生去世的时候，孤身一人，人们找不到他的家人，他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此所有遗物都充了公不知去向，包括那些凝结着他心血的书谱。每当我路过故宫筒子河，耳旁都会响起钱老的话：“刘教授就住在筒子河边的民宅里，那可是块风水宝地，大家常在那里聚会，弹琴唱曲。现在刘老不在了，筒子河畔的民宅也全部迁走了。” 　　 　　在《天堂影院》的结尾，主人公噙着眼泪，却又面带微笑的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影院里，看老放映员留给他的胶片。影片是想说明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地改变，有一些人对电影的热爱是终生不渝的。看着《八角鼓讯》字里行间的一位位老人，听着满屋的欢声笑语，我想，不论这个世界如何地改变，有一些人对八角鼓的热爱也是终生不渝的。它也许能够解释哲学家布莱金说过的那句名言：“音乐是人类生存最根本的基础。”音乐能够提供给人一个精神家园，八角鼓就是这些老人们共有的精神世界，在这里，他们用共有的语言交流，有共同的兴趣与感受。人是依靠群体生存的，与他人交流是每个个体渴望并且必须的，票房、八角鼓就是维系这种交流的纽带。热爱曲艺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他人的肯定。虽然我是一个圈外人，以完全陌生的目光打量八角鼓的世界，但我知道，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的：“每一类音乐都有权利生存，这种权利可以视为价值的平等。每一类音乐的价值，都取决于实践并喜爱它的人们认可。” 　　 　　在院子里，从树枝的缝隙间望向那一轮明月，听屋内时而婉转，时而激昂的唱曲声，不由得感到时光流转，竟有些不知今时是何年了。清冷的夜，风吹过来了，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钱老爷子说：“只要我在一天，‘集贤承韵’的牌子就不会被摘下来。谁要用这房赚钱发财，想都别想。”可是，钱老爷子已经八十八岁了。我不禁想起了那个“薪尽火传”的故事。两千多年前，一个智者将目光从人世间移向无尽的时空，他告诉人们，油脂有烧完的时候，火却永远地传下去，没有穷尽；形体有消亡的时候，但精神却可以一再传去，永远不灭。是啊，火与精神是可以永存的，但要靠油脂和形体来承载。如果油脂没能被点燃，如果形体不能领悟精神，那么火与精神靠什么永存呢？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我们在半坡可以看到骨饰，在敦煌可以看到壁画；在云岗可以看到造像；在云居寺可以看到石经，古人留下的绘画书法更是数不胜数，就算我们以今天的心情单单去观这些有形之物，还是能够产生跨越时空的共识。可是乐器乐谱摆在眼前，如果没有人去演奏、释译，那就不能称之为音乐。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是时间的艺术，如果音响不能再次重现，那么这种艺术就是名存实亡的。 　　 　　史书所载，曾经有一位神秘人物，传给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一首古琴曲，名叫《广陵散》，相传描写的是聂政刺韩王的悲壮故事。后来，嵇康因得罪了司马氏家族，被判了死刑。行刑前，嵇康最后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并悲叹道：“昔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为什么《广陵散》后又出现于隋朝宫廷的曲谱中，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余秋雨先生在《遥远的绝响》中写道：“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去聆听今人演奏的《广陵散》，《广陵散》到嵇康 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遥远的绝响不会再回来，尽管《神奇秘谱》中还收录着名叫《广陵散》的曲子，尽管它已从唐代的二十多段发展为明代的四十五段。如果嵇康能预知自己三十九岁就被司马昭处死，那么面对袁孝尼的多次恳求，他会不为之动容吗？嵇康因为珍爱《广陵散》，所以不肯轻易传人，但从他临刑前的那声哀叹看，他会甘心让《广陵散》成为绝响吗？《广陵散》没有传下来，不是因为没有人肯学。八角鼓是有机会传下来的，可它年轻的知音又有几人呢？看着琴师与歌者投入忘情的样子，很难想象，如果这一群老人不能再唱了，如果以后八角鼓对我来说仅仅是博物馆里摆着的几件乐器，几句鼓词，一段说明，我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想象它的声音。就算是有谱子，也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啊。 　　 　　钱老爷子给票房选了一个传人，也是旗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叫律宁。律宁说，当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妈妈就是唱着岔曲哄他入睡的。他五岁就学唱岔曲了，家里人人都喜欢，他想不喜欢都不行。这时，响起一阵虫鸣声，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筒，打开塞子，一只蝈蝈跳了出来。这正是八旗子弟的遗风，律宁与他生长的环境真是稀有。虽然火点燃的油脂少而又少，但是这点火或许是能够传下去了。 植物界有过一个奇迹。辞海载，水杉，杉科水杉属的唯一现存种。大量化石表明，在白垩纪和下三叠纪，大量杉科植物消亡了，只有数千棵水杉，默默地站在中国中部一个不被注意的角落，直到冰川过去，直到成为一种特有，直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它的身影。人们发现了它的价值，它被誉为活化石。我不知道水杉如果有知，愿不愿被人们称作“活化石”。生命形式的存在是艰难的，而音乐形式的存在更加如此。我有一种其奇特的感觉，我所置身的这个小院，就像是一个角落，没有被新街口大街的繁华所消融，没有被物欲横流的冰川所吞噬，它静静地等在这里，等着被当作某种特有，等到有更多的人甘心投入其中，使这一点微弱的火苗燃烧得更旺一些，哪怕仅仅是被当作活化石呢？ 　　 　　八角鼓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小院里夜凉如水。今天是阴历的十七，所以月亮分外明亮。我想不明白，究竟是八角鼓融入并改变了钱老与票友们的生活，还是他们延伸了八角鼓的生命，也许曲艺的盛世是过去了，也许八角鼓已经产生不了经济与社会效益，热爱它的老人，多数失去了经济能力，大都艰难地支撑着票房，年轻人因为好奇来听它，已经是难得。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曾说：“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在交流中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这是西方学者的自醒；这是他们对一贯奉信的理念的批判；这是他们对自身音乐究竟是否具有普适性的反思。是的，八角鼓不同于西方音乐，它没有和声模式，节奏不曾被量化，也不具备西方的曲式结构，但是它有微妙玄通的旋律走向，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与诗、词、语言密切相关。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就是感性特点，表演者能够保持心灵中质朴、本能的音乐直觉，而这种非理性思维，正是尼采、狄尔泰、克罗齐等西方哲学家所寻求的。八角鼓与西方音乐的不同，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它的这种价值，使得它有可能以自己的特有，保持与他种音乐的交流中的平等地位。如果它追随了其他形式的音乐，也就无法在多元化的世界音乐上展现自己独有的风貌。“每种文化——不仅仅是非洲、美国文化——都有它的‘灵魂音乐’。你们的中国学生，也需要分享你们中国文化中音乐所赋予的灵魂，正如任何其他文化需要它的灵魂一样。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就丧失了表达它的个性——它的性格——的音乐，那么一开始，它就可能丧失了它的个性——它的‘灵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是美国音乐教育家B·雷默在1998年8月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会上告戒中国音乐教育者的，这原该是我们自己的呐喊。 　　 　　在《八角鼓讯》上，我还看到“群贤共乐”、“韵雅文新”等等票房的名字，我想，它们一定也像“集贤承韵”这样存在于京城的某个角落，这每一个名字，都维系着一群热爱它的人。寂寞是寂寞了一点，但只要有热爱它的人，八角鼓就有生命，如果我们对八角鼓的关注，能够像生命一样代代相传，那么，八角鼓就能够凭借于我们的精神，获得永生。 　　 　　 　　 　　后记：三个月前，我又去了票房，钱老和老伴身体依旧很硬朗，屋里多了两个唱曲的年轻人，只是不见了律宁。钱老叹了口气：“他有了孩子，忙了不来了。”我不禁惭愧起来，上一次走时钱老送我们到门口，我向他许诺说过不久就来，谁知一拖就是一年。眼看又快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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