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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那也是個夏景天兒,大概就在一九五六年七月間。為了參加北京市大中學生暑期文藝會演,經當時北京群眾藝術館的吳揚同志介紹,我認識了老弦師王萬芳先生;並且請他為我伴奏,演個單弦兒牌子曲兒的段子。
萬芳先生工三弦兒、四胡,兼長琵琶、月琴。曾經對曲藝大師劉寶全和金萬昌、榮劍塵、白雲鵬諸前輩的藝術有過研究,還曾跟良小樓,譚鳳元、孫書筠等名家合作過。當時我不過是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學生,自然是以師事之的。特別是那個段子由我自編自演,少不得從曲兒牌子的選擇搭配、曲詞的吐字行腔乃至氣口韻味,都要多所討教。萬芳先生也豁達得近于隨和,連些個小節骨眼兒都斟酌著指點個仔細,卻又總以商量的口氣出之,這在我心裏也就多添了一層敬重。 演出地點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記得彩排那天,遵萬芳先生叮囑,說是“早點兒到後臺,把活兒再蹈蹈”。我是提前個把鐘點兒到的,誰想老師已經到了。見我進了後臺,老先生一手把套在藍士林布套裏的弦子半挾半抱著,一手拿著八角鼓兒,說,“外邊兒吧,風涼風涼。”我就隨著老師到外邊找了一片樹蔭兒底下,等撿個蔭涼兒濃重的石凳子落了座,取出“傢伙”來,轉軸撥弦,定了定調兒,就輕輕兒遛了段兒小岔曲兒。他也將這八角鼓兒給了我——雖說那繐子有點兒舊了,可顯得那麼透亮。我呢,就忙接了過來。 “春至河開,綠(音“祿”)柳時來……”等我唱到了“臥牛兒”,卻見老師抱著弦子略一欠身,朝著一位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一旁聽曲兒的老者微笑著致意;手指間的音流依舊宛轉著;待唱到“單等那,打柴的樵夫暢飲開懷”,一個小甩腔兒打住的時候,就見老師連忙起身,把弦子順在身旁一側。含笑對那老者說了聲: “舒先生,您這程子倒好哇!” 就見那老者中等身量兒,體態略見發福;梳理整齊的小分頭兒。似乎沒怎麼大見白;一副款式很普通的眼鏡兒,使二目更趨溫和;白府綢襯衫,淺灰派力司西裝褲,都略顯寬大;拄著根手杖,立在樹蔭兒裏,大約聽了多半段兒曲子了。那三弦兒也跟著……不知怎麼,我心裏一動。與其說是認出了,不如說是半認半猜——那是老舍麼?是,一定是。 等這老二位敘談了幾句,我本想跟著稱呼一聲“伯父”的。因為舒乙曾和我同時在北京二中就讀,如果也按“官中兒”規矩稱呼“先生”,雖也無不可,卻總覺著輩份上不很恰當。可舒乙只是我的上班同學,又很少過從,也就只含糊著問候了一聲:“您好”。 “這麼年輕,能唱‘子弟書’,不錯不錯”。老舍先生笑著跟我握了握手,就由萬芳老師陪著一塊兒坐在那石凳上。 敘談間得知老舍先生是到那來今雨軒去會朋友的,說是“我早來了會兒,到這壇裏轉悠轉悠,這才……”這“壇”麼,自然指眼前的社稷壇了。說著,一手從我這兒接過八角鼓兒,一手把拐杖倚穩。就見他左腕子微微一抖,鼓幫子上八對小銅鈸兒叮叮作響起來;右手中指領先,配以食指和無名指,都經拇指下發力彈出,往那蟒皮鼓面上扣出一串串節奏來。就連萬芳先生都在一旁看得出了神,不覺說了句: “您手底下真見功夫呢。” 老舍先生又一笑,略搖了搖頭,隨手撫弄著那蟒皮面兒,紫檀幫兒,就說: “這件‘傢伙’晚說也是民初的東西了。” “不瞞您說,這是辛醜年我的一位大師兄從天津衛小白樓兒南路得來的。” “穗子呢,該續上一條新的了吧。”說著,老舍先生並不等著回復,就緩緩的接了下去,“當年常樹田在青雲閣唱頭二本兒《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八角鼓兒掛的是加了尺碼兒的大紅繐子,唱‘曲兒頭’腕子一抖,穗子活像靈蛇擺尾。還沒張嘴呢,台底下就見了好兒。謝芮芝就另有一個斯文勁兒,用朱紅繐子,普通尺碼兒,還往小拇哥兒上松松兒地繞一繞兒。一個大岔曲兒下來,也只微微地振那麼幾下兒。作派各有不同,也能見出作藝的跟‘下海’的一點兒分別來。” 老舍先生隨後看了看手錶,就說:“喲,我得走了,趕緊走,回見。” 萬芳先生也連忙說:“回見。” 老舍先生又跟我說:“有功夫來玩兒。” 我也趕忙說……可說些什麼來著?我卻忘了,只目送老舍先生拄著手杖,緩步經過社稷壇朝東去了。 “咱們也到音樂堂去吧。”說罷,萬芳先生拿著弦子,我也將八角鼓兒抱著,都一塊兒進去了。 可那八角鼓兒呢,我卻只是捧著,作個樣子罷了,到今天,我也不會敲。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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