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7日，是“11.27”4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歌乐山冈烈士陵园，凭吊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白公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革命烈士们，我肃立在烈士墓前望着那红色花岗石群雕，沉思良久，感慨万千。45个春秋，祖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山城重庆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根溯源，这是同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牺牲分不开的，齐亮便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齐亮，河北省蠡县人，1922年11月7日生，抗战初期，他随父母逃来重庆，在求精中学、南开中学读书，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考入西南联大与马识途在一起，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抗战胜利后调重庆四川省委工作，1947年9月－1948年8月，我们有机会在江北县、北碚和重庆市区共同战斗。当时他是北区工委书记，王朴和我是工委委员。在那段短暂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齐亮的崇高品德。卓越领导才能和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下面仅就齐亮在重庆的活动作些回忆。 　　 　　　　一、从滇南到重庆，接受新的任务 　　 　　　　1946年初，抗战胜利的锣鼓刚刚敲过，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蒋介石却积极准备大打内战。这年夏天，曾在云南边陲战斗了五年的齐亮从磨里，墨江少数民族地区奉调来到山城重庆，当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重庆局同志去南京，另在重庆建立公开的四川省委，吴玉章任书记，全面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及西南地区党的工作。齐亮改名齐燕生，就在四川省委青年组担任秘书，直接领导重庆等地的青年学生运动，他在西南联大时，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主席，成为来自群众、深受群众拥护的学生领袖。此次调来重庆，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大有用武之地了。齐亮一方面觉得担子很重，另一方面又感到形势比云南严峻，究竟如何着手工作，当时他对马识途同志说：“要少作热热闹闹的表面文章，多作踏实的服务工作，用各种不显眼的组织形式，从生活上关心青年，把学生先组织起来，一点一滴地作转化工作，打好基础，才说得上进行斗争。”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经验之谈。 　　 　　　　重庆国府路300号原是民盟总部所在地，齐亮经常在这里活动，他奔走在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女师学院之间，具体指导学生运动，有时约集学运负责人在这里汇报情况。研究问题，直至深夜才散。1946年冬，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重庆学生掀起了声热浩大的抗暴运动，31所大中学校联合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在沙坪坝、市中区、九龙坡、北碚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和宣传抗议活动，喊出“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同学们爱国热情高涨，但对这场运动如何引导，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齐亮经过思考，对此作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据当年女师学院学生会主席、市抗暴联主席汪盛荣回忆，正当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不断制造血案，而有的人却主张继续扩大游行示威，准备硬碰硬拼的严重时刻，党及时派重大周其昌带她去见了齐亮，周其昌向她介绍齐亮原是西南大的学生会主席，搞学生运动有经验，她非常钦佩。齐亮给她分析了形势，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开始采取镇压手段，斗争方式应随形势变化而加以改变，硬拼不行，不能再扩大游行、示威，若继续下去，只能对学生运动不利。“还特别指出：“目前要注意保存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扎扎实实地搞好组织工作。”此后，重庆的抗暴运动改变了斗争方式，停止了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了积极分子的培训，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为党保存了力量，一些当年参加过学运的同志，现在谈起来，都感到指导方针的正确。 　　 　　　　1947年2月28日晚，国民党突然出动军警包围中共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所在的曾家岩50号、春森路33号和《新华日报》化龙桥报馆及德兴里营业部、纯阳洞记者站，同时强迫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这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镇压共产党和人民主人士的信号。这天晚上，齐亮遵照省委副书记张友渔的指示，到国府路300号找有关同志谈话，并紧急布置学运工作。其间，他把省委妇女组秘书兰健送回省委机关后，又返回国府路继续开会直到深夜，当晚就睡在那里，等到天亮时已无法回省委机关，他心急如焚。即派在《民主报》工作的唐弘仁去曾家岩联系，没有结果。齐亮便装成一个教授模样，暂时离开了市区。 　　 　　　　由于省委，《新华日报》突然撤走，重庆市委及许多原来属南方局、《新华日报》领导的党组织上级的领导中断了联系，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得坚持战斗下去在极为险恶的条件下，齐亮决定寻找地下党组织，留在重庆坚持斗争。他与刘国鋕是西南联大同学，在断了关系后他们仍然保持接触，这样就与地下市委书记王璞（即石果，大王璞）、副书记刘国定取得了联系，四川省委撤离后，重庆市委曾到上海与中共上海避委员钱瑛取上联系，钱瑛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王清理联系川东地下党组织。这中间，钱瑛要重庆市委设法通知川康特委和云南省，齐亮和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都很熟悉。他便临危授命，风尘仆仆去成都、赴昆明、担任了西南各地与上海联系的交通员。这是一项紧急而重大的任务，齐亮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勾通了西南地区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 　　 　　　　二、成立北区工委，在江北农村施展才华 　　 　　　　我同齐亮原来不认识，我也到过省委青年组，知道齐燕生其人，但没有介绍勾通，领导我的是张子英同志，一般谈了工作就走，按地下党规矩，也不许勾通。 　　 　　　　省委机关、《新华日报》撤退后，我的组织关系也突然中断。我当时在《益世报》，那里有一个秘密党小组，还领导了一些临散关系。后来我转移到重庆江家巷薛映辉医师诊所，编《卫生月报》，继续在重庆找党。以后，找到了市委书记王璞，他要我把江北县地下党关系接上，并决定派我再回江北县莲华中学去开展工作。就在这年金秋9月，在朝天门信义街罗君彤这里，经王介绍，我和齐亮正式见面，齐亮穿着一身旧西服，戴一副黑边眼镜，英姿勃勃，神态轩昂，看上去像一个中学教员或普通公务人员，从言谈举止中，看得出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地下工作者，王介绍齐亮同志（即江北县小王朴）和我认识，说老齐今后就在江北工作，并当即宣布组织决定成立北区工作委员会，齐亮任书记，王朴和我作委员；王朴负责宣传统战。我负责组织工作；工作地区，除江北县外，还有北碚地区和重庆市内的一些工作。齐亮谦虚地说：“你们情况熟悉，工作有基础，今后大家在一起，还得互相学习和帮助。”接着，我们就在朝天门罗君彤家连续3天碰头，商量工作。 　　 　　　　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川东地下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武装斗争，广泛开展党的工作，需要大量经费，王朴家是江北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他愿意变卖田产资助党组织。但是他母亲金永华是当家人，虽然思想进步，可是在这个大的行动上，她态度如何，何况他家还有4个弟妹，论财产各有一份，王朴虽是共产党员，在财产所有权上却不能代表他们。齐亮当时提出：“一定要作好金妈妈和六弟王兰桂的工作”，决定吸收王兰桂参与其事。以王朴、王兰桂为一方代表他们家庭，齐亮和我为一方代表川东地下党，商量卖田办学的事情，王朴则作他母亲的工作，齐亮有一种亲和力，一经同王兰桂接触就产生很好的印象，在川东临委领导下，顺利地与王朴一家达成了几条协议，即变卖王家的田产，将价款借给共产党支配使用，资助革命，重庆解放后归还（解放后，经西南局批准将款还王家，金永华妈妈拒不能接受）；由王朴任校长的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党组织山党承办；王家弟妹托给党组织教育培养。这三条由王批准同意，并由他以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身份与金永华妈妈直接见面，表示感谢。 　　 　　　　这次卖田数目很大，大约1680石，先后卖去了1480多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可以想像，在当时反动统治下，一个开明的地主，把这么大的家业变卖，用以资助共产党，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再者一家老小今后生活怎么办，这在金永华思想上不能不有所考虑，倾家卖产，震动很大，社会舆论又如何对付，等等。齐亮比较总代表地考虑了这些问题，他说：“一定要把金妈妈的工作作好。”提出一些对策，又加强了上层统战工作，终于较妥地得到解决。这是在以齐亮为首的北区工委成立后经办的第一件大事，这些经费对川东地下党活动给予以很大支持，因而受到川东地下党领导人王璞＼肖泽宽表扬。 　　 　　　　1947年10月，我和齐亮从重庆出发，经江北县的鸳鸯桥仙桃乡来到复兴乡莲华中学。学校地址在场口附近，是满清时代逊敏书院旧址，有一条小河环绕其间，四面是林大森森的山头，距重庆45公里，有乡间山道可通水土沱和静观场，背靠华蓥山。这里既是读书的好地方，也是进行革命活动的理想环境，莲华中学的前身为莲华小学，是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办起来的一个农村据点，有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聚集在此，地点在复兴乡的两口里李家祠堂，我当时呼应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由南方局领导派到这个学校，在王朴、李青林、喻晓睛、陶昌宜等经营下，这里已经发展了一些党员，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后来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需要，改办为莲华中学，由王朴任校长。 　　 　　　　齐亮是第一次到学校，改名李仲伟，担任英文教员并教历史，我任总务主任。这个学校成为北区工委的领导中心，党的一个红色堡垒。我们到校的第三天，就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地点在学校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时间是在老师、学生都已入睡之后。会议由齐亮主持，几乎开了一个通宵，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王朴和我外，还有上一届党的书记喻晓睛和陶昌宜，主要汇报前一段工作和部署今后的工作。这次会议第一次显示了齐亮的领导才能，他来校后两三天，经过同党员、干部接触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便提出了整个工作布局和干部高速方案，为了加强北碚区工作，确定喻晓睛去北碚负责，在天府煤矿井下作工人工作，陶昌宜在当地已较红，决定转移到邻水去，会议还确定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农民、对泰山石转运站和江合煤矿工人的工作，同时加强上层统战工作，齐亮还亲自担任学校内部党支部书记，加强学校内部党的发展教育工作，他说：江北、北碚地方靠近重庆，后面又是华蓥山，是闹革命的好地方，只要我们深入基层，扎实工作，会很有希望，我同齐亮在工作上是第一次接触，他当年才25岁，在我革命生涯中所碰到领导人之中，他是比较年轻的，谈起工作来，他却胸有成竹，富有经验，使我从内心佩服他的领导才能。 　　 　　　　齐亮在学校日以继夜的工作，白天上课，晚上就找基层同志谈话。工作上了总负责，还直接抓农运工作和工人工作，同时他在北碚，重庆还领导有个别关系，还要在重庆与上海派来的人接头，因此，他经常要到北碚，重庆，几乎每月都要跑一次，显得十分繁忙，但齐亮这个人很随和，群众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还和大家一起打乒乓、打羽毛球，陪着孩子们玩，晚饭的或星期天就同老师们到郊野活动，组织大家唱歌，讲故事、搞击鼓传花游戏，显得悠闲而有活力。因此，很快他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大人小孩、青年老人都喜欢他，对他都无话不谈，连女同志对自己爱人有意见，也愿意向他反映。 　　 　　　　1947年冬，已任川东临委书记的王璞从邻水来江北县检查工作，给我们的任务是积极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要求在人力上，物力上支援华蓥山武装起义，齐亮认真贯彻川东临委的指示，除组织购买枪枝，派党员打入乡警队外，又先后派同志去华蓥山探路，调查地形，并布置了一条秘密交通线，由江北县复兴乡到静观场，再到柳荫乡，一直到偏岩，以大出丧的形式把人员和枪枝拉上山去。为此，我们派王成忠在柳荫街上开了火炮铺，又派陈忠愚、陈方银在偏岩开油蜡纸火铺，这条路可以直通华蓥山宝顶，准备广安、岳池发动武装起义后，我们即刻进行支援，有一天晚上，在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乡警队队长贺子恒带着乡警队开到学校外面，说是听到枪声，要进学校检查，这件事起因于我们利用保护学校名义，买了4枝长枪、2枝手枪，这当然是为武装起义作的一项准备。也曾经在学校后园练习过技术，很大可能是敌人借此题目来学校搜查。深夜，我去找齐亮，他住在离校门不远。我们商量了一下，他十分镇静，要我通知党员清理一下文件，照常睡觉；另外派同志去交涉抗议，要他们赶快离开，这里是学校，没有什么人打枪，义正辞严，几经交涉，这个乡警队没趣地走了，形成一场虚惊，这件事也可看出齐亮遇事不惊，沉着老练的本色。 　　 　　　　三、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1948年春，我们在农村的工作有很大发展，莲华中学也发展成志达中学，在静观场办起了高中部，学校老师80是党员，四乡的中心小学，保国民学校也控制在我们手里；在家民中、工人中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支部；武装斗争工作在积极准备中；上层统战也有一定成效；还在重庆五一路天设了南华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可就在这个时候，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在云彩阳、奉节、巫山、巫溪起义，随即遭到失败，政委彭咏梧壮烈牺牲。接着，上川东梁山、达县、大竹等地的游击武装遭到敌人围剿；又发生了重庆《挺进报》事件，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随即叛变，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映，重庆川东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3月下旬，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的特务漆玉麟突然到江北县复兴乡，一会儿说是到华蓥山清查“共匪”，一会儿又说到江合煤矿平息工潮，索要户口名册。我们让打进乡公所的秘密党员王泽泮与他们周旋，了解情况，这批特务先后来了两次，我们感到这时不祥之兆。章亮领导我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党内情况，觉得我们在组织上没有什么破绽，要出问题可能出在经济方面，但我们在江北既有高度警惕，又十分沉着，他说：“学校保持外松内紧，照常上课，照样活动，显得若无其事，但在党内对一些干部要打招呼，另外为了保证组织不发生意外，有的同志要作紧急疏散。”在此之前，齐亮已经把比较红的陶昌宜疏散走了。北区工委成员怎么办？谁去谁留？大家议论纷纷，坚持不下。齐亮说：“我是外来的，又是单身汉，没有多少牵连，而且我是班长，应该留下来。”王朴和我都表示自己应该留下来，因为齐亮是四川省委青年组留下来的，影响大，又是特务追捕的对象。因此，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王朴留下，让齐亮撤走，一段时间内他仍在重庆，北碚等地流动活动，继续领导江北县的工作。 　　 　　　　1948年4月27日，王朴在重庆南华公司被捕。这是个睛天霹雳。齐亮当时正在重庆城内，便带信要我连夜进城。我们在信义街罗彤家会面，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老王已有3天没消息，很可能出事了。齐亮和我商量了3项工作，一是稳定学校，紧急疏散；二是打听王朴的情况，进行营救；三是作王伯母的工作。他要我连夜转回乡下学校作紧急布置，使学校尽量保持灰色，然后再进城看看情况的变化。我返乡作了紧急处置再次进城后，天天与齐亮会面，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问题。看得出来，齐亮因战友被捕心急如焚，他告诉我，王朴被捕很可能与刘矮子（市委书记刘国定）有关，因为前不久刘国定从王朴处要过一笔款子。稍后，敌特派了一个特务找金妈妈，拿着王朴常用的一烟斗，问这问那地探听学校的情况，并透露出王朴的罪名是“以物资资匪”。这使我们知道了王朴被捕的真实原因。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以便营救，齐亮苦心设计，安排王朴的爱人褚群穿上华丽服装并带着孩子，由王朴的二姨妈陪着到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寻找王朴，并向褚群交代：“如果万一被捕了；就把孩子交二姨妈带回来。”这次寻夫并没有产生直接效果，但进一步证实了王朴的被捕确实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找他哥哥的关系进行营救。 　　 　　　　后来知道，刘国定于4月6日被捕，并从他身上搜出了王朴交付的支票，特务按此线索追查，致使王朴被捕。刘国定叛变后，又变待了王朴是北区工委委员，供给地下党的经费，是地下党的“经费支持人”。6月，刘国定又出卖了工委书记齐亮和委员黄颂文（黄友凡），沦为军统特务的鹰犬。齐亮在领导重庆学生运动中与刘国定相识，要成立北区工委时刘国定也插过手。因此，齐亮这时已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成为敌特追捕的一个重在对象。 　　 　　　　这年夏天，重庆特别炎热，敌特特别嚣张，市中区、沙坪坝、北碚的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到处布满了敌特的鹰犬，地方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齐亮并没有退缩，他一直奔走在重庆、北碚、沙坪坝、市中区，在敌人眼皮下活动。这是他平生遇到的一次严峻考验，他有时穿一件蓝布长衫扣上一副墨色眼镜，有时也穿一身西装，行动非常机警。我们约定半个月碰一次头，交流情况，处理问题，从不失约。他倾全力保存组织，保护同志，安排暴露的同志疏散。有一天，我们去东水门一家叫毛帽子小面馆碰头，他向我传达了上级的批示，说：“今后可能无法取得联系，要我们独立作战。”还说：“江北离重庆很近，不宜拉队伍起来。”这个指示非常明确，华蓥山的武装起义即将发动。那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江北县的党组织需要隐蔽下来，这是依据情况变化对以往工作部署作出的重大改变。齐亮对江北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说：“我们要尽量保存组织，隐蔽下来，这是我们的本钱。”“要大干容易，扯旗放炮，只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方面的隐蔽工作我去布置。此后，我们同上级领导王的关系不就中断了。许多事情只凭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去思索去处理。齐亮凭着他锐敏的政治警沉和冷静的思维能力，继续在重庆活动，就在7月初，齐亮在北碚与喻晓睛碰头时，为使北区工委更好隐蔽下来。他果断决定组织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工作班子，以喻晓睛为书记，钟歧青、王成忠任委员、各分工负责北碚，江北县下区、江北县上区工作，组织上各自保持独立，不发生横的关系。临时工作机构只讨论方针、原则和重大问题，不研究具体工作情况和组织情况，这是齐亮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项特殊组织措施，后来证明，这种组织形式使齐亮和我即使暂时离开，也使北区工委的力量完整地保存下来。 　　 　　　　重庆大学所在的沙坪坝地区是敌特注视的重点。这时，市委分管学运的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出卖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刘国鋕和曾紫霞在荣昌被捕。派去接替刘国鋕的刘传陆,也因与冉益智认识站不住脚离开了。齐亮在省委机关工作时期就联系这里的工作，他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直接挑起了刘国鋕留下的重担。5－6月，齐亮领导了重大地下党组织和“六一社”的活动，与学生党员凌春波联系，总结了前一段的斗争，组织学习了清华、北大学运经验，还安排了高考斗争和对学校各种政治力量的调查。7月下旬，重大党员、“六一社”干事会干事凌春波、周国良被捕，形势更加紧张。根据李诗雅汇报，齐亮作出了紧急疏散的决定，一批党员和“六一社”社员立即设法转移，有的同志不再返校，有的等待通知，大部分社员下期开学后自行返校，个别未暴露的党员隐蔽下来，伺机开展工作。齐亮的良苦用恼是千方百计保存这个民主堡垒中党的种子和进步力量。 　　 　　　　这一时期，我和齐亮两交在沙坪坝碰头，他将重大的个别教职工党员关系交我联系，后来重大情况紧张，组织遭到破坏时，他又派马秀英直接去通知一位同志及时转移，这个同志因没有及时离开而被捕了。7月的下旬一天，我们在中山一路一个面馆碰头，他还是那样冷静。他告诉我北区工委工作已经作了安排，他他要到成都去找上级组织，还同意我与爱人去遂宁找社会关系暂时隐蔽，同时也到重庆设法找到上级组织，我给他留下我我通信地址，他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就这样，我与齐亮告别，未曾到这竟成为我与他的最后诀别。以后我才知道，齐亮离开重庆前，他在重庆的住址被特务包围。他破窗而出，到北碚相辉学院找到方敬以后到了成都，到成都后，他还通知了重庆大学“六一社”骨干李诗雅去成都，总结工作经验，进行整风，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布置战斗。他还提出把“六一社”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批评了重大在发展党员上的关门主义。齐亮身在成都，心在重庆，时刻也没有忘记保全组织，坚持战斗。 　　 　　　　四、 　　　　 　　　　1949年1月，三大战战役即将结束，蒋介石发元旦求和公告，把李宗仁作为代总统推到前台，蒋介石进行幕后指挥。当时形势是表面有所缓和，人们盼望和平，但蒋介石对重庆、西南的法西斯统治却进一步加强，这时，我在重庆一面寻找上级组织，一面继续一些党的活动。1月底，我与川东特委领导人邓照明碰头，他传达了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布置了新的任务。他告诉我，齐亮与马秀英夫妇已在成都被捕，我当时听了心里十分沉痛，我说重庆党内有许多工作正等着他哩！我3月去香港与原南方局领导人钱瑛会面时，她又告诉我这一不幸消息，还称赞齐亮是个好同志。 　　 　　　　原来，齐亮从重庆到成都以后，经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介绍，齐亮改名王洁，与爱人马秀英在温江中学教书。他们与马识途除了同志关系外还多一亲戚关系，马识途很关心他们的安全。这时，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已经彻底叛变，当上了特务机关的中校参谋、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为向敌人邀宠，他出谋献策，与特务雷天元，叛徒骆安靖组成“川西特侦组”，他们先后逮捕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北工委书记华健。马识途获得情报，侥幸得脱，立即布置有关同志转移，同时将齐亮、马秀英夫妇安排到成都东城根街西二巷暂住，准备转移去绵阳地区魏城中学。临行前一天，他们去春熙路百货公司购物，凑巧碰上了刘国定这个叛徒，躲避不及，齐亮当即被捕，马秀英回到住处，也被敌特跟踪不幸被捕。 　　 　　　　1949年1月25日，齐亮、马秀英被特务押到重庆，囚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齐亮被关在楼七室，马秀英关在女牢。齐亮是敌人要抓人重要案犯，二处特务审问他时，他态度坚定，守口如瓶，什么他不承认。特务说他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把叛徒交代的一些材料给他看，他昂首挺胸说：“是的，我是负责人。”特务要他交出组织，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逮捕了我，我的生命就在这里。”特务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条是自新，一条是长期监禁。”齐亮干脆地回答：“我就选择后一条路。”特务只得大声喝叫：“滚出去。”在狱中，他表现得十分坚强，不屈不挠地和敌人作斗争。齐亮斗争经验丰富，党性很强，热心为难友们服务。他组织难友学习俄文，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鼓励同志练好本领，以便有朝一日出狱后能够为人民服务。他总结了党的工作经验，写成了《怎样作支部书记》的材料，供大家学习讨论。齐亮在集中营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赤胆忠心，在难友中一直起着政治领导作用，受到狱中难友们的称赞。然而，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就在刘邓大军进军西南，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夜，敌人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开始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齐亮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同志在一起被杀害于电台岚垭。齐亮等共产党员人而不改色，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实践了自己入党时的钢铁誓言。 　　 　　　　“山城彩云飞，人民怀英烈”。在歌乐烈士陵园展览厅内，陈列着齐亮的光辉业绩，在通向渣滓洞监狱的林荫道上竖立着齐亮英姿勃勃的花岗石雕像，年年岁岁供人们瞻仰、凭吊。在齐亮就读的母校——南开中学的校园里，耸立着一座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镌刻着齐亮烈士的名字和事迹。一届一届的同学，在这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入党宣誓，学习先烈风范，继承先烈遗志，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江北县莲华中学旧址，布置有齐亮的事迹展览，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江北县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齐亮和王朴烈士。1989年11月，中共江北县委、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纪念齐亮、王朴烈士牺牲40周年大会，宣扬革命烈士们的崇高品德、奉献精神和他们光辉业绩，对全县人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齐亮烈士永垂不朽！

原文1994年 发表于《重庆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  浏览：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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