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青山处处埋忠骨，烈士丹心照汗青。人们到了重庆，莫不想起歌乐山下的烈士墓，纷纷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凭吊“一一?二七”死难烈士的忠魂。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前夕，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大地，赢来了祖国的新生和人民的解放。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党的坚强不屈的战士。在这林木森森笼罩着烈士陵园里，就安葬着齐亮烈士及其伴侣马秀英烈士的忠骨。 　　 　　　　一、 童年及少年时期 　　 　　　　齐亮同志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出生在河北省蠡县大曲堤村。祖父一代是地主，父名齐书堂，是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生，一九二八年起在南京司法行政部工作，几年后调任司法院秘书，最后又调任司法行政部人事处第四科科长。他为人忠厚老实，性格直爽，不会钻营逢迎，因而在官场上平平。解放后，因儿子、媳妇牺牲，悲痛难抑，于一九五二年病故。母名阎华杰，原籍河北，曾毕业于北平某女子学堂，一九二全家迁来南京。母亲未工一直在家中抚育儿女。齐亮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老大。 　　 　　　　齐亮出生在现代知识分子家庭，加之父亲为人正直，使他能接受较好的家庭教育和小学、中学教育。齐亮七岁前在家乡读书，八岁随父亲到南京。他生活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外患威胁甚炽，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灭亡中国。公然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国上下无不震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为国家民族的存亡担忧，痛恨日本侵略，深感局势危殆，义愤填膺，抗日救亡呼专心致志一时遍及全国。青少年成为救亡的先锋力量。齐亮当时也是善于接受新思想的青少年之一。由于他自小聪颖，读书勤奋，做什么事都认真踏实，加上在家庭里接受过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受过一些中国古代先哲人物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强烈的爱国心，讲气节，热爱真理。齐亮初到南京时，在南京公立五台山小学上学。一九三五年小学毕业后，经过金陵中学的暑假补学学校升入金陵中学初中部（系金陵大学附中）。 　　 　　　　一九三六年，齐亮十四岁，他年龄虽小，却关心时事，参加了当时在南京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吊唁集会。同年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少年时代的齐亮在思想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为他以后走向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战争的硝烟中，齐亮一家除父亲留在南京外，其余都随母亲开始转逃难。他们先到陕西，再到河南，最后来到重庆，与先行撤到重庆的父亲会合。 　　 　　　　到重庆后，全家住在张家花园六号。大约是三八年春天，他和自小同学的好友王世堂一起进入求精中学，后升入南开中学高中部。南开中学原在天津，一九三五年来重庆办分校，叫南渝中学，一九三八年秋改名南开中学。全国驰名的南开中学，有着爱国和革命的优良传统，地下党当时在校内建立有中共支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以校友身份到校作关于形势的报告，对很多倾向进步的同学启发很大，推动了同学中革命活动的开展。在求精中学读书时，齐亮就投入了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以逃避中的所见所闻，把沦陷区人民遭受日寇跌蹄践踏的惨状讲得悲切感人，激起听众对日寇罪行的强烈义愤。到南开中学后，南开中学的党组织及时引导、培养他，使他受到革命的启示，提高了革命觉悟。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份，齐亮在南开中学经邓裕民、王顺歧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何康同志在一个党小组。 　　 　　　　在南开期间，他不仅自己刻苦读书，还积极为南开的工人夜校上国文课，作学校中一些同学的工作，介绍进步的书籍给他们看，并注意做中间同学的工作，团结他们，共同前进。他在学校还编壁报，宣传抗日，暑假回家，也忙于宣传抗日，赶场天在歇马街上贴出他编的壁报，轰动全场。反动政府的街丁、保长立即到伪司法行政部找他父亲进行“劝阻”，瓣撕毁了他的壁报，不准再出。在南开期间，他还经常带进步书刊回家给弟妹们阅读，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他还时常到邻近农民家串门，借此宣传抗日。回来经常写文章到深夜。就这样，从青年时候起，齐亮就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进步的革命活动中去了。 　　 　　　　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一年间，齐亮因母亲病逝停学回北碚歇马场家中，后因家庭境况不好，就没有再在南开就读了。同样由于生活的艰难，他又患了恶性疟疾，但他在病中仍然坚持自学。 　　 　　　　二、 在昆明时期 　　 　　　　一九四一年暑期，齐亮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联大当时在后方是很有名气的大学，它是由北方三所名牌大学，即北大、清华、南开所组成，具有“五国”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优良传统，成为当时知识青年所仰慕的学府。当时的进步学生和想真正求学的青年，都愿到政治压力相对较弱的昆明来进联大，以求能在较自由的环境中，接受当时国内一部分全国知名，甚至国际也有名的学者的教育。齐亮进联大，开始时与他接触的学生党员只有十二人，中文系占三人。当时正处于国统区革命运动的低潮时期，从低潮到高潮，他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而且做得十分出色。就据他父亲的话来说吧！说他：“受业于闻一多、吴晗、朱自清先生之门，博览精研，学业大见进步。以时局激荡、革命思想激进，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十年如一日，以及于难。”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时，就很重视昆明的革命斗争情况。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的逆流给昆明的学运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凡在联大学生活动中公开露过面的人都有被捕的危险。特别那时有一个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叫“群社”的组织，受到的威胁更大。这个组织的成员许多都是“七七”事变后自北平南下到大后方的“民先”队员及部分共产党员。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联大校内建立了“群社”，由南方局派同志去领导。由“群社”领导的联大学生运动处于高潮时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公开声称：“群社”是共产党的组织，并布置了要逮捕人。党为了保存力量，把许多同志调离了联大，其中大多数离开了昆明。这样，党在联大的力量和进步势力，就遭到削弱，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也乘机被“三青团”把持。进步青年们顿时感到十分若闷。 　　 　　　　可是进步力量是打不垮的。老的走了，新的来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是不会长久压制得住的。中共中央鉴于云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及时改组了云南省工作，派得力干部加强对云南工作的领导，对云南及联大的工作，作了双线及多线的布置，并不断从各地派新的党员同志去到联大。齐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党派遣，考进联大的。新去的同志，在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执行南方局的统一方针，埋头工作。使联大的学运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九四二年，联大的学生自发地发起了“讨孔运动”，声讨孔祥熙带洋狗从香港坐收音机到重庆的丑闻。学生们示威游行，把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义愤重新激发起来。在运动中，齐亮是新校舍十八号学生宿舍的室代表。这次以联大为主体的昆明学生“讨孔运动”，发生在国统区学生革命活动的低潮时期，因而轰动了大后方，打破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局面。但从当时党的隐蔽斗争的要求来看还是不策略的。特务头子康泽随好到昆明布置抓人，并派来更多的特务及更多的“三青团”人员，加强了反动统治。为了避免损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亲自取联大召集党员，把当时的形势与党中央的政策进行传达、学习，提高了同志的认识，及时调整了布署，避免了损失。 　　 　　　　齐亮与从鄂西特委奉调转移考入联大的马识途同志，同住在一个宿舍，他们都是活跃分子。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由他们发起组织了“微波”社，出版“微波”壁报，文笔新颖，内容进步，打破了当时联大校内如死水一般的沉寂局面。 　　 　　　　“皖南事变”后，昆明学运局面的打开，主要是由于“整风”及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南方局对昆明的工作，从上层、基层、党内党外几个方面的力量都作了全面的布署。周恩来同志曾指出，昆明是云南全省工作的重点，联大是昆明的重点。这个时期，联大学生进步势力以又得发展，还得力于齐亮同志等一批新增加的党的骨干力量的努力。 　　 　　　　齐亮在一九四三年以前按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和其他党员同志一样注意隐蔽，并积极执行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由于他的功课都特别好，学习态度也很得系主任罗常培和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等的赏识，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好。 　　 　　　　齐亮在整风学习中也是比较踏实的，这对他从思想上树立组织观点，群众观点，起了很大作用。体现在行动上，他没有在同学中表现骄傲自大的毛病，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精明强干，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都强。平易近人，功课很好，因而深受同学敬佩。在联大学业的好坏是在老师同学中能否享有威信的基础。 　　 　　　　一九四四年，以原来“群社”时期就有的“读书会”和后来发展联系的进步青年为基础，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以后组织遍及昆明各大中学校。此时，省工委指定马识途、齐亮、何志远（功楷）三人组成党支部，领导联大和整个昆明的学生运动。由于形势的需要，齐亮作了一些出头露面的第一线工作，马识途、袁永熙（袁是原群社的领导人之一，“皖南事变”时撤走，此时又返联大复学，是“民青”的组织者）居于第二线。齐亮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广交朋友”，善于联系群众，又有实干精神，因而大多数的同学都很愿意接近他，也敬重他。 　　 　　　　他的实干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与国民党三青团斗争的许多方面。如联大学生的伙食团，三青团把持学生自治会期间，自治会有福利部，包办膳团，管理混乱，伙食办得很糟，经常是吃红米和霉米，饭里满是砂子、老鼠粪，再加上还有贪污。至一九四二年以后，物价高涨，伙食就更坏了，广大同学极端不满。同学们纷纷要求把贷金领出来自办，齐亮与罗长有（永光）即出面领头创办膳团。他们为了广大同学的利益，不辞辛苦，不惜牺牲功课，到昆明以外的昆阳去买质量好的米，注意节约，经济公开，根除贪污和奸商的中间剥削，不多久就使膳团的伙食状况大为改观，深受同学们的拥护。他们坚持实干作风，为同学办好事，在同学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后来齐亮被选为自治会常委后，罗与程法极还继续把膳团办了下去。他们坚持搞好这项工作，是由于正确领会了南方局的指示，党的活动要注意搞好“三勤”即勤学习、勤交友、勤服务。齐亮把办好伙食团作为对“三勤”工作的积极贯彻实践。办好伙食团在当时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它实际上是进步力量与“三青团”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开端。以后，“三青团”包办的食堂完全垮了，齐亮等人在同学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把同学们都团结拢来了。他们中文系里，先是推选齐亮为级会的负责人，后又选为系会的负责人。由于在那些年里，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学生的贷金发下来连起码的伙食费都不能保证，同学们遂推举齐亮为代表，要学校增加贷金。由于他勇于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据理力争，使这次交涉取得成功，这样认识和佩服他的人进一步增多。加上他功齐全认真，作业也好，为人正派，与教师的关系也奶不错。他之所以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老师的赏识，当然离不开党在联大多年深入的政治工作，培养和提高了学生辩别是非的能力，离不开其他进步分子的共同支持和积极协助，但主要还在于齐亮同志有一颗为党的事业而勤工作的心，在于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在此期间，齐亮、袁成源（用之）、吴国珩出面合办了一个壁报叫《冬青》，并组织“冬青社”（冬青原是“群社”的文艺小组织，成立于一九四零年，最早的成员是刘北汜、王凝、杜运燮、张定华、王世堂等人，后为袁成源出面接办）。代表同学表达自己的心声，团结和壮大了进步力量。 　　 　　　　一九四四年暑假后，在校的进步同学及时抓住“三青团”员大量离校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和大批同学被征调去当翻译，反动统治在校内力量削弱的有利时机，对学生自治会进行了改选。齐亮在改选中得票最大，很多进步同学也当选，这样就一举夺下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校部的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由齐亮、程法亻及和陈定侯担任，由齐亮负总责。从此联大的学生会就掌握在进步同学们手里，一批接一批，连续不断，直到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在“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一直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党在联大重新把学生会的领导权从“三青团”手里夺过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是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第三次由非法斗争转到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成功的开始，也预示着国统区学生运动将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其意义非常重大。这一次的胜利，当然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工作的深入，但同时也由于齐亮等辛勤的工作，所取得的结果。 　　 　　　　正达些时候，昆明的“民青”在联大党支部领导下，上半年组成以袁永熙、洪季凯为领导人的一支部，下半年又组成“民青”二支部，除由马识途、李明等同志领导外，齐亮也是领导人之一。因为齐亮认识的人较多，由此有不少人是经他介绍加入“民青”的。他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当时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都很重视他。到一九四四年底，齐亮一身兼有党的支部、“民青”、学生自治会三个方面的领导成员身分。他虽然很忙，但他精力很旺，革命干劲很大，他艰苦、扎实、有活动能力，确实是一个努力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新秀，且为进步群众所推崇的青年革命运动的杰出代表。 　　 　　　　学生自治会掌握在进步同学手里以后，除继续努力作好一些为同学们谋福利的工作外，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根据当时的政治条件，考虑到许多同学由于对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的迫害和恐吓尚有余悸以及过去的教训，不愿或不敢参加政治性很强的活动，而愿参加较灰色的由自己组织起来的集体活动，如学术社团、同乡会、体育会、郊游活动等等。为适应这种情况，在东城拓东路，离校部十多里的工学院的王世堂、方复就承头组织“铁马”体育会，新校舍（即校本部）由罗常友承头组织有齐亮参加的“悠悠”体育会，两个体育会相互比赛，搞得很活跃，并同时搞郊游、野营、远足旅行，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联系了不少群众。此外还开展各种文艺、文娱活动，成立“新诗社”，请闻一多为导师。过去，“群社”曾组织过“戏剧研究会”，演过许多京戏和话剧《阿Q正传》等。这时齐亮、王声松等人，用中文系名义，组织演出了《风雪夜归人》的大型话剧，同学们对此十分佩服，认为同学中确有人才，朱自清，李广田等老师也很赞赏。但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也时常遭到“三青团”的破坏。如一九四四年“五四”节的文艺，校舍南区十号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三青团”分子便乘机捣乱，他们打烂窗户，乱吼乱叫，蓄意灵衅打架，甚至有人把电灯泡灭了，会场一乱，晚会被迫夭折。齐亮、马识途见此情况，及时研究决定，今晚的晚会看来不能开了，必须相机应变，宣布易会改到五月八日晚上，以中文系的名义继续举行。八日晚上，他们请来十一、二位有名望的教授，如罗常培、冯至、杨振声、卡之琳、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等，仍叫文艺晚会。会场改在大操场，参加的人，不仅有本校和外校的学生，还有社会人士。齐亮担任晚会的主席，他很有气魄的先讲话，深得听众欢迎，秩序良好。许多到会的教授结合中历史和当时文学艺术方面状况讲了话。晚会的气势威慑住了反动分子，使他们不敢再捣乱。联大学运的新发展，就从这个晚会为起点，进步势力公开压倒了“三青团”。 　　 　　　　一九四四年的“五四”纪念活动，是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活动规模空前宏大，校内一夜之间就出现了四十多个进步壁报，党组织为此指示齐亮组织成立了“壁联”。以便于领导。学生自治会又出版“联大半月刊”的壁报，这成为后来能开展更大规模运动的基础。昆明这年的学生活动，从全国的斗争形势来说，与这年在重庆的董必武的同志会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在孙科寓所举行的宪政促进座谈会上主张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宪政相呼应。 　　 　　　　一九四四年八月，周恩来同志派华岗同志来昆明，负责上层人物的工作。这时昆明已成立民盟（党所领导的民主党派），华岗化名林少侯，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党派去的上层人物，除华岗外，还有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尚铖等。云大文史系主任徐嘉瑞也是进步人士，因而在学校教授中上层统战工作的力量也很强大。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联大、云大两校，先后都有进步作政治与学术性演讲。就连埋头搞学术研究不大过问政治的华罗庚和任继愈（哲学教授）等人也参与学生活动，作过政治演讲，因而这时联大也有“民主堡垒”之称。 　　 　　　　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四”节，一切活动的进步性质显得更明朗了。昆明学生，由联大发起，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游行示威。由历史系李晓起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由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讨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自治会主要得到校内各社团的支持，一个团体人数至少四五十人，有的多至一百多人。壁报出了五十多个，校内校外都贴满了崭新壁报，学校“三青团”没办法阻止群众的革合运动发展，只好刻上个“赤匪”的图章，偷偷往盖。但也不敢撕毁，因有群众看护。这一天举行了各种报告会，随之在云南大学开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纪念大会上宣布昆明学联正式成立。齐亮是这次大会的主持者，被群众选作昆明学联的主席。游行有两万多人，行列整齐、声势浩大，经过金碧路、护国门、正义路等主要街道。队伍走到华山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门口，口号叫得特别响，并沿街张贴标语，散发宣言，提出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我们要民主、打倒法西斯”等口号。这次游行的政治影响很大，是抗战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重庆的进步报纸也发了“昆明两万学生大示威，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齐亮在这次运动中能掌握这样大的场面，可看出他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 　　 　　　　一九四四年秋冬时期，国民党军事上在湘桂溃败，日军入侵到贵州独山，昆明震动，国人激愤。联大师生，又一次面临救亡图存的新形势，闻一多、曾昭伦、吴晗都曾向学生作形势报告。联大校内进步壁报如雨后春笋，贴满校内外的墙壁，被人们移为“民主墙”。自一九四一年以来，“三青团”所办的一个思想反动、内容单调、而且错误百出的《青年壁报》，这时也在“民主墙”上贴出来，显得非常孤立和受到群众的鄙薄，许多同学给它动笔改错别字，进一步嘲笑诮落。经过这样有分寸、恰当的斗争，使“三青团”分子以后连壁报也不敢出了。一九四四上学生自治会又进一步改选后，进步力量又得到胜利，学生集会活动也大大增强，就如音乐演唱晚会，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一时昆明地区歌咏队都很活跃。齐亮作为自治会常委，经常主持这些活动，表现了他的多面手的才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云南的“护国纪念日”，即蔡锷、唐继尧领导的讨袁护国军起义纪念日，是云南地方的传统节日。联大自治会商讨举行纪念大会，这个活动大家意见都一致，但会后是否要上街游行，还拿不定主张，理事会讨论多次，意见不一致，因为考虑到多方面的关系，怕造成损失。最后还是齐亮提出意见，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先摸摸地方势力的底，即看看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后来了解到龙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齐亮说“这是默许”。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由齐亮主持，经过商议，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纪仿会开完后，把队伍拉上街。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闻一多教授在纪念大会上讲话中影射蒋介石是新的袁世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影响很大。当队伍上街游行时，大家高呼要求民主、保卫云南，保卫大西南等口号，把全国形势和云南地方形势密节联系起来，做得很得当。去南地方军警还出来维持秩序。这次的集会和游行，使学生自治会的威信更为提高。得到群众的衰心信任和拥护。 　　 　　　　但此时在另一方面，国民党镇压学生的布置与活动也更加剧烈，在昆明大力加强特务统治，有名的大特务如康泽、刘健群、戴昭然都常到昆明。一九四五年以后，大特务王子民又带了大批武装特务来到昆明。一个新的严重斗争的形势又开始了。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以来，齐亮在校外的活动曾与云南进步教师楚图南及云大附中进步教师光未然，会同联大同学马识途、吴国珩合办了一个刊物《新地文丛》，正式出版发行，可只出了一期就被查封。以后齐亮又与云大的一批进步学生刘振邦等编出了《新诗刊》。齐亮都是参加到里面搞组织联系工作。此外，一九四四年他还在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起响应为重庆的贫病作家募捐的活动，从校内扩大到校外。一九四四年暑假学生响应组织号召下乡，到过圭山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还去做过当地军队（龙云的）统战工作，齐亮参加了这个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取得相当成功，获得群众拥护。 　　 　　　　三、调滇南和调办事处工作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齐亮和马识途同志受党组织调动，到滇南各县去了。由于这年“五四”大示威之后，他们两人都太暴露了，受到特务的威胁，党组织于是就把他们撤退了下来，马识途调到建水，齐亮调到滇西南更为偏僻的元江县青龙厂的乡下，隐蔽下来。齐亮到那里后，化名叫陈世荣，与一个可靠的战友方金城在元江县黑莫底一带的彝族、傣族等各少数民族的村寨活动，为群众办起了一个小学。方是当地人，任校长，齐任语文老师，他们两人在那里，艰苦地开辟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干部，播下了革命种子，为以后滇南发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齐亮走遍了那里的村村寨寨，受到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受戴。学校成为宣传组织联系当地少数民族的桥梁。工俄发展。逐步影响和掌握了这一地区几十里方圆的其他学校。初到此地，因语言不通，工作很不方便，齐亮便虚心地认真地学习当地语言，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一道舂磨包谷，挑水斫柴等，借此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的成绩，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经过半年的深入工作，使一些不认识他的人，把他看作是当地的一个熟谙的“马哥头”。在他工作的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元江县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游击区的发祥地，学生很多也都成为党员，成为打游击的“边纵”骨干。在此工作的半年中，齐亮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他作风艰苦朴素、持身谨严，关心人民疾苦，对同志热诚帮助。一九四六年春，党组织调齐亮到石屏县宝秀中学工作，临走时他向方金城同志说，要进一步坚持把这个地区的工作做好，今后还会有同志来同你一道战斗。不久，齐亮受云南省委委托，与刘光卿一起，到启黑、墨江一带检查工作，齐的作务是传达文件，发展组织及协助两地党组织总结工作。他去后，发展的第一批新党员共八人，其中有的是响应党的号召从联大来到此地教书的，后来他们成为创立革命根据地，打游击的骨干力量。此后，齐亮作省委的交通员，联系各县，在思茅、普洱等地区活动。 　　 　　　　一九四六年六月，南方局把齐亮由滇南调回重庆办事处，住曾家岩五十号。时南方局已撤消，组成了以吴玉章同志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齐亮协助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工作，此时名齐燕生，负责青年运动，同时也在四川小委于江震同志领导下，负责作学运工作，如重庆的女师学院、川教院、重大和当时的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所在地）都是他活动的据点。这些时候，他锻炼得更为沉着和机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笔者因在西南联大与齐亮同学，都分别在作党的工作，后转移到自贡教书，为特务追捕，撤回重庆在曾家岩五十号与齐见面，久别重逢，分外亲切，他热情接待安排我的生活，相处半月后，经组织决定，我去山东解放区。回忆往事，无限怀念与伤感。 　　 　　　　四、办事处撤退后在成渝两地的活动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红岩村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城区曾家岩五十号三上都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齐亮那天住在国府路三百号，当他知道情况紧急，就没再回办事处的女同志是国民党通辑在案的人。当军警来包围国府路三百号的时候，齐亮化装脱险逃了出来。脱险后，他与重庆地下党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取得了联系。因为党的办事处等被迫撤退，重庆地区整个党的组织关系与上级断了。为了和上面接上关系，齐亮曾从成都坐飞机到昆明，找到王世堂同志，与云南省委联系（他在成都时，结识了马识途堂妹马秀英）。原来希望经过云南省委的联系，能使川西和重庆的党组织重新与南方局领导钱瑛同志联系，但仍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党组织又派他回重庆，到江北县复兴场志达中学组成“重庆北区工委”。 　　　　 　　　　志达中学是王朴烈士（共产党员）动员他母亲金永华出钱办起来的。一九四五年创办，原名莲华小学。由王朴、黄颂文（即黄友凡）、李青林三人最先筹办。校内一开始就有党的组织，党的工作的发展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一九四六年，王朴等买下外省人原在此地办过的志达中学这块校牌后，便把莲华小学改为志达中学。初中部设在复兴场，高中部在静观场，相距三十华里，“北区工委”设在初中部。 　　　　 　　　　办事处撤退后，政治形势及斗争策略大为改变。“北区工委”根据这种情史，准备大力开辟农村工作，搞武装起义。齐亮是一九四七年的八、九月分到志达中学的，这时学校的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有了党的组织，但对外名义上仍然是王朴家族办的学校，由王任校长、齐任英语教师、黄任总务主任，党内即由他们三人组成领导机构，齐亮任书记。工委组成后，大力发展党的地方组织，他们除面向农村外，同时还面向北碚的天府煤矿和江北的江合煤矿的广大工人。这时在工委的布置下，王朴又动员他母亲大量变卖田产，在重庆城内开设南华公司，以做生意为名，作为党组织与上海和香港的交通联系点，同时又在通向华蓥山的路上开设商店，作为通向华蓥山的交通联络。在开展农村群众活动的同时，又及时买枪，并有党员打入复兴场的乡丁里去，探听情报。志达中学初中部的教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齐亮同志工作有魄力、办事有条不紊，也很有胆量和见解，就是在敌人到处追捕他的情况下，他仍能镇静如常。这个期间，他经常来往于北碚（此处他与方敬同志有联系）静观场和重率之间。在外面跑的时候，他化名李仲伟。他艰苦朴素，工作上实事求是，工作之余，喜欢打打板羽球等。处理问题原则性强，坚决执行党分配的任务，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外有很高的威信。 　　 　　　　一九四八年四月，王朴从重庆南华公司回到学校，向齐亮汇报他在重庆遇上刘国定（就在这次相遇之后刘被捕叛变成为叛徒），刘说：“组织被破坏，急需钱用”，要王马上给他一些金条或棉纱。王朴便开了一张支票给他。不久，打入乡公所的地下党员小王说，复兴场街上来了三个特务，扬言要到华蓥山捉“共匪”，而实际上却在场上逗留，是否在打学校的主意。根据这些情况，齐、王、黄三人召开会议商谈至深夜。齐作了紧急应变的决定：表面保持平静，照常上课，工委成员撤出学校，只留一人应变。在争议谁留下来时，齐亮决定说：“我是个外省人，无家累，留下来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敌人的袭击。”四月底，王朴在城内南华公司的经理室被捕。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而川东临委负责人王璞（石果）已到华蓥山去了。那时在校内的党员有马秀英、阎彬、黄雅禄、褚群（王朴的妻子）等人。齐给褚群布置了任务，叫她继续做好王朴同志母亲的工作，安这她的思想，继续以经济力量支授革命工作。同时也派褚群到城内，打听情况，设法营救王朴。并对其他同志分别作了应变的安排后，才离开了学校。 　　　 　　　　五、被捕及就义前后 　　 　　　　齐亮去成都约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和马秀英通过马识途（时任川康特委负责人）把他们安排在温江中学教书。此校是川西地下党据点之一，秀英担任教导主任，齐任训育主任。这年特务曾到温江抓他们，扑了空，齐与马闻讯随即到成都隐蔽。此时，他们已结婚，住在东城根街西二巷。一九四九年一月，又由马识途同志准备把他们转移到川北去。在临走前一天，齐与马秀英到春熙路买日用品，在国货公司门口，恰巧遇上叛徒刘国定和一群特务，齐在躲避不及的情况下被捕了。随后被特务押到他家中搜查。大约在春节前（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前后），他们俩被押到渣滓洞监狱。特务审讯齐亮，齐什么都不承认。特务指称他是共产党负责人，他说：“你们说是负责人就算吧！我的生命在这里”。特务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一条自新，一条长期监禁”。齐说：“我选择后者。” 　　 　　　　齐亮在狱中，表现得十分坚强，不屈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还做狱中难友的工作，组织他们学习俄文，希望有朝一日出狱后，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贡献。他还凝聚了多年的心血，写下了《怎样作支部书记》的小册子，把他的一片忠心用文字献给了党和人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和白公馆提出齐亮等三十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内人迹罕至的电台岗垭。齐亮同志等勇敢无畏，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光荣地为党和人民尽忠了。这一可歌可泣惊天动地而动鬼神的场面，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让烈士们的鲜血灌溉的革命胜利之地，永远地昭示着革命的后代，奋勇地前进！ 　　 　　　　齐亮同志永垂不朽！烈士们永垂不朽！ 　　 　　　　此稿得以写成，得到马识途、罗堂培、程法极、王世堂、袁永熙、陈定侯、黄颂文、刘光卿、褚群等同志先后提供许多珍贵的回忆材料。在加工整理工作中得到孙瑛同志的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原文 发表于《英烈颂第二集》  浏览：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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