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仁寿是我的缘分 　　 　　离开学校参加农村工作，本是我的志愿，但去仁寿却完全是机缘，是缘分。 　　 　　 　　这得从1948年5月说起。那时我在重庆大学搞学生运动；一则因为我去重庆还不到一年时间，党组织需要对我进行考察，一则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发展壮大组织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故我仅仅是外围组织“六一社”的成员，没有入党。但组织上对我却很看重，委我以重任。这就是在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志同志被捕后，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同志（当时的代号是李大哥）叫我直接去和他单线接头，布置我回家乡作开辟工作，并告知今后也由他直接领导。重庆市北区工委管辖的范围包括沙磁区、北碚市、江北县、巴县和其他一些地方。齐亮同志在川东党内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直接领导我并命我一个尚未入党的青年独当一面去开辟新基地，当然是破格重用，使我兴奋雀跃，产生了想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憧憬。 　　 　　 　　由于我在重庆大学是进步学生组织的头面人物中的一员，齐亮同志和我研究，认为必须找一个停学的借口才能避开特务对我的怀疑。所以，决定放暑假时先去成都看母亲的病（当时我母亲正在成都住院作切胆手术），然后护送母亲回家，再向学校请休学假，留家照顾老母。 　　 　　 　　我大概是7月初到的成都。不到10天就见报载重庆特刑庭以“匪特嫌疑”的名义传讯我，随着又由重庆警备司令部以“匪特分子畏罪潜逃”的名义下令通缉，把原来回家开辟基地的计划完全打乱了。正在我万分焦急之中，齐亮同志来成都和我接上了头。他布置我暂时潜藏成都，利用过去在成都读树德中学和华西大学的旧关系适当为党作些工作。于是，我化名曾从权、金明渊等在成都潜藏了近半年时间，并通过王宇栋同志在川大和华大部分青年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新人读书会”，又根据齐亮同志的指示，发展了几个“新青”成员。 　　 　　 　　我，一个断绝了经济来源的“通缉犯”，能够安然无恙地住在成都半年之久，并多少为革命事业作一点工作，主要是得到一些正直青年的帮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扬先生。他与我本无一面之交，我是以“共匪”“通缉犯”的身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而他是国民党要员李维果、李维汉的亲弟，他完全出于正义感而痛恨国民党，却也不愿意亲近共产党，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自立，所以和我结识从不谈政治，而只谈论青年人应如何待人处世，扶难济危。他既然是这么样一种人品，而今见我处于危难之中，就慷慨地给我提供了经济和居住的很大支援，而他自己反而过着与他李府公子的身分极不相称的俭朴生活。 　　 　　 　　时间已记不清了，我在重大时原“六一社”的领导人、党员李诗雅同志也潜来成都。他是上了黑名单奉组织之命撤出的。来成都后通过另一“六一社”的同志孙慈和我接上了头，又通过我和齐亮同志接上了头。齐亮同志主要工作地点仍在重庆，所以，他布置李诗雅、孙慈和我重新建立“六一社”小组，由李诗雅领导。他要我们独立作战，通过旧关系打通成都党组织求得支援。诗雅是成都人，旧关系比我多，去仁寿便是他努力的结果。 　　 　　 　　我是在仁寿入的党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和李诗雅到仁寿，只和仁寿党组织有工作关系。现在我在清水乡已取得校内同事和校外父老家长们的好感，组织上又曾派了刘述明等三位同志来并肩工作，一切打开局面的基础都具备了，王度之考虑工作需要，命我领导他们三位同志，并叫我交组织关系。按当时党的规矩，齐亮同志曾交待过：我们外串的同志不能乱打听当地组织的事，绝对服从当地组织的工作领导；如果当地组织经过对我们的考察，要我们交组织关系，可以视情况决定交或不交。我考虑到工作需要，便告诉他我是“六一社”成员，他颇为吃惊，当即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怎么不想，但因工作流动太大，1946年在成都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不久，便离开去乡村教了半年中学，1947年下半年到重庆参加“六一社”，又遇到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派我离开重庆另辟基地，在成都住了半年又到仁寿，谈不上参加党组织的问题。王度之说，既然有要求，就写个申请书，把自己的出身、社会关系、履历等详细向组织交待，听候审查。于是我写了申请，大约在6月下旬或7月上旬王度之和林祥治共同告诉我，组织上已批准我入党了，他们2人便是介绍人，入党仪式以后举行。他们还告诉我刘述明、张敬一、罗绮清三位同志都是党员，要我每月向他们收取党费上交。 　　 　　 　　我入了党，当然应该告诉“六一社”的领导人李诗雅，诗雅这才告诉我，他本来是党员，但度之、祥治没有叫他交关系。他赞成我的行动，因为这时我们和齐亮同志断了联系。 　　 　　 　　事情又得从头说起。我们到仁寿是请示过齐亮同志的，但因当时大家都在被追捕之中，所以没有告诉他具体地址。他便决定今后的接头地点为成都新南门临锦江那个大茶铺，接头时间由他登成都《新民报》通知。所以，我们一到仁寿，便订了《新民报》，每天必看广告栏，看有没有他约定的会面暗号，和诗雅一道赴成都接头。可是连等两天都不见人，怀疑出了事，不敢再去了，便找孙慈打听，问他见到李大哥（齐亮）没有。他说不知道他又来成都了，只是当天接到一封信，记得内容大约是： 　　 　　 　　慈弟： 　　明晚7时这里有舞会，请你一定携女友来参加。 　　大姐于华西坝 　　X月X日 　　 　　 　　是齐亮的笔迹没有疑问，一望而知是他叫我和诗雅明晚7时去华西坝某处与他接头。一点不错，原约的接头地点不能用了，他正被特务追踪，也不可能去见孙慈。但那个某处，颇费猜测，最后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到华西坝外的小天竺街大学茶社试试运气，因为这是我和齐亮第一次接头的地址，其他再找不出与他和华西坝发生关联的地方了。又是连去两次都扑了空。到建国后我们才从《新华日报》上看见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名单和著名烈士的遗像、小传中有他，原来就在这时候他被捕，并在重庆临解放前英勇牺牲了。我和齐亮接头不过五、六次，他那瘦削的身躯，黝黑而慈祥的面庞我永世难忘。我们每次谈工作都只三言两语，哪来建国后上下级之间那么多套话、官腔？然后就是聊天，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心情舒畅极了，似乎我们根本不是政府追捕的逃犯，而是世界上最自由幸福的人了。但有一条，他从不谈他的过去，他那些在西南联大当学生领袖，在少数民族地区叱咤风云的光辉历史；却对我谈儿时下河摸鱼差点丧命，中学时代浮云般的初恋，倾耳细听。大凡在谈到这些极幼稚的往事的时候，在他那已经刻下不少皱纹的脸上总是浮现着孩提般的稚气笑容。是呀！他有多大岁数，他不过比我大10来岁，刚30出头，按今天说法，还刚刚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呢。要叫我作革命征程的回忆，第一个浮现在我脑际里的就是他——昔日的李大哥，今日的革命烈士齐亮。要说我对党有什么最深厚的感情磨不掉，也是这个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的齐亮。一想到他，我对现今一些身居显要的党员的胡作非为就特别愤慨，难道这样的局面值得他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吗？如果他在九泉之下有知，他会瞑目吗？有时我想入非非，真希望人死后有地狱，希望齐亮同志能当个地狱里的清官，去惩罚那些糟蹋了我们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优秀党员和先烈们的生命换取来的人民江山的党内败类。在审干运动和后来的10年浩劫中，我都为齐亮同志的被捕入狱受过株连，吃了不小苦头。然而我毫不后悔，我以为因我和齐亮同志的结识而受株连，是我一生中的最大骄傲，我永远记得，孙慈同志后来对我说过，他曾向齐亮同志提出过入党的要求，齐亮同志告诉他：“现在那么多同志被捕了，组织处于最困难时期，顾不上发展组织的问题，连金国永都没有发展嘛。”孙慈向我说这件往事，是告诉我他这时才知道我也不是党员，而我听了这话则心里乐滋滋的，证明齐亮同志时时刻刻都关心着他领导下的战士，其中包括我这个无名小卒和他仅仅接触过几次的青年学生。 　　 　　 　　 　　原文刊载于《中共仁寿县党史资料选编（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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