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是我姊姊在1939年3月去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大队后所用的名字。原名荔英，我父亲又改为静伦，意思是她好动，要“静”一些，但一辈子也没有“静”过，不是参加学生运动，就是长期在军队中搞地方的民运工作，搞部队的政治工作，四处奔波，没有歇息。晚年，又给病痛折磨得无法安静了。整整一辈子啊！ 　　不知道在上海的藏书楼里是不是还存有《好孩子》这份杂志，每期是64开薄薄的一册，那时我家里有，就是我姊姊她们编辑出版的。时在抗日军兴之时，她们还组织一个萍影联谊会，救济并教育难童，这在上海那时的社团史上不知会不会留下一点记载？后来，是同中共地下党员左英（后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等人一起奔赴皖南新四军军部了。自此，工作的繁忙，生活的艰辛，不时遇到的险情，在她说来已是人生中的常事。但是，她在同我谈起这些的时候，却总是仿佛在说家常，或许，这对她已成了习惯了，已成了组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那是在常熟。她是在1940年春被作为新四军民运干部调派来开辟工作的。在敌伪的不断“扫荡”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时隔数十年后，她还记得她住在她所发展的堡垒户龚祖达家中的情景。龚祖达一家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她的啊！她也还记得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争取了民主人士钱丕基、钱丕文参加了抗日斗争。而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是化妆成算命先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焦康寿来通知她和另几位军队的民运干部撤退到江北的。那时，她是梅南区委组织部长。这是怎样一番情景啊，几位农民掩护一位新四军干部渡江北上，几条小船分坐着几位农民和一名民运干部摇船出发了。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啊，这也是那时的干群关系的反映，老百姓是真诚拥护着自己的干部的。 　　我姊姊说，这些农民，家都在常熟，过江后还得返回。尽管返回后命运不测，但即使交代了是运送新四军干部过江，也已经不会造成任何有损于我方的后果了。这里也可见她认识问题的客观性了，没有什么“左”的东西在里面。一写到这里，要说一下文革中被造反派作为苏州老人串连会负责人批斗的前苏州市委书记焦康寿了。有人去我姊姊那里外调，说焦寿康在敌伪时期曾领过“良民证”，要加以核实，似乎坐实了这一点，就可以把焦康寿同志打成叛徒了。但是，没有“良民证”又何以往来敌占区？我姊姊答复得很妙：是有过“良民证”， 　　但不是从敌伪机关里领取的，而是自己用肥皂刻的。姊姊就这样保护了同志，免遭造反派更大的迫害。 　　由皖南至常熟，由常熟至苏中高邮、宝应，又转辗来到宜兴广德，再到浙东天目山区，又渡江北上，再渡江南下至浙南温州，浙东奉化，又去了朝鲜战场，几十年就与艰辛为伴，却谈不上有什么享受。而今，她已逝去，该安息了。我外甥女哭着告诉我，整理她妈妈的遗物，革命六十余年，存款只有2万元，也不过现在一般公务员年薪的几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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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1/5 20:5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