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与段祺瑞在天津的“段公馆”有着密切的关系。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省合肥人。他是清末北洋新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1911年曾任湖广总督。民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1920年，他被直系军阀击败下台。1924年，直系军阀失败，他又重掌大权，就任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他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在天津作了寓公。 　　　　段祺瑞一生的军政活动主要在北方，而天津又是他军政生涯的起点、活动的重要基地和作寓公的地点。 　　　　段祺瑞的军事生涯始于天津。1885年，他考入了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9年毕业后，被派赴德国军事院校学习炮兵科，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洋军械局和随营武备学堂任职。1896年，他被袁世凯奏调到天津南郊的小站，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并任炮兵第三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他在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段祺瑞把天津作为活动的重要基地，其原因有二：一是京津近在咫尺，消息灵通，北京有什么风吹草动，天津马上便知，来往方便。二是天津有九国租界，租界内实行治外法权，中国政府鞭长莫及，是军阀政客策划政治阴谋的理想之地。 　　段祺瑞的两处寓所就坐落在租界地内。早期的一处在意租界二马路（今河北区民主道）20号，是一所别墅式住宅，二层楼房，院内有车库，属意大利建筑风格。后来段祺瑞将此宅卖给了张廷谔（曾任天津市市长）。段的另一处住宅坐落在日租界宫岛街（今和平区鞍山道38号，即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此为庭院式建筑，建筑居中央，周围是庭院，建成于1920年。属于大型私人别墅，楼高三层，颇为庞大，砖木结构，并有地下室。进楼处的高台阶以上有回廊围绕楼宇，房间高大，装修虽不豪华，但整体气派、大方。建筑物顶部中央突出成圆形，好像为这幢楼戴上了一顶古典的桂冠。它属于欧洲折中外廊式建筑风格。段祺瑞的这两处住宅，都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局动荡、新旧势力交替，先后上演了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拥溥仪复辟的丑剧。在反复辟的斗争中，段祺瑞在津门的意租界住宅导演了一出“再造共和”的“英雄”剧。袁世凯病逝后，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德宣战，企图组织“参战军”来扩大自己的武装，为总统黎元洪及依附其他派系的国会议员所反对，发生了“府院之争”。随即段祺瑞组织督军团，威胁国会。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免去了段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愤然离开北京至天津意租界寓所。在此，段发表通电，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并暗促张勋由徐州带兵入京“调解”冲突。当时在徐州的七省军阀已经扩大为十三个省区，并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以张勋为盟主。此时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各督军表面亦赞张意”。按着预定的步骤，各督军相继宣布独立，拒不承认中央政府。黎元洪被迫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于6月7日带领“辫军”三千人由徐州北上，转天抵天津。张勋到意租界段祺瑞的公馆会晤段后，随即提出“调解”条件，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黎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张勋于14日到达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天津的段祺瑞看到重返政坛的时机成熟，于是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纠集旧部组成五万多人的“讨逆军”，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北上入京。12日，守卫北京各要地的辩军或缴械投降，或逃跑。张勋则逃人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便收场了。段祺瑞于14日离津入京，重掌政权，并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命，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继续实行军阀统治。这是段祺瑞在政坛上失意后，第一次退居津门，并在天津牢牢抓住了历史时机而东山再起的一幕。 　　　　段祺瑞第二次退居津门是在1921年。1920年7月，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以段为首的皖系军阀不得不拱手让权，直系军阀代替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于是，段祺瑞在第二年退居天津日租界别墅。 　　　　段祺瑞退居津门，并于1921年12月派其亲信徐树铮到广东联合孙中山商讨反直问题。孙中山则指派廖仲恺、蒋介石与徐会商。1922年初，他派段芝贵赴奉联络张作霖商讨反直题；同年2月间，张作霖、段祺瑞又先后派人赴广州拜见孙中山商谈反直问题。这样，反直联盟基本形成。 　　　　段棋瑞在天津终于等来了重返政坛的机会。 　　　　19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以奉系的失败而告终。1923年10月，曹馄成了贿选“大总统”。然而，直系的主要支柱吴佩孚，不满于曹派的驱黎（元洪）贿选，在洛阳埋头练兵，力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直系将领冯玉祥、王承斌等人，在直奉之战和驱黎贿选中为曹锟立下汗马功劳，到头来却被吴佩孚削夺了地盘或兵权。曹锟的红人李彦青又经常克扣军饷，不少人心怀怨恨，蓄志报复。加之冯玉祥在北洋军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出不满情绪，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终于导致了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倒戈的事件，并推翻了曹锟的北京政权。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决议电请到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以打开更新的局面，但孙中山先生北来尚需要一定时间。为应付当前混乱局势，应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冯玉祥等计划应由孙中山先生主政，由段祺瑞主军。为了促成这个计划的实现，在会议的第二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即联名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27日，冯派赴天津往见段祺瑞的吴光杰回京报告，段表示决意出山，共维大局。 　　　　当时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的“段公馆”设有办事处，与冯玉祥、张作霖均有密切联系，并准备在津召开由孙中山、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参加的“天津会议”。故孙中山于10月27日特致电段祺瑞，告之北上，晤商一切。同日孙中山亦复电冯玉祥，即日北上。于是，孙中山于11月13日由广州起程北上。这时段祺瑞在天津先后接到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督理表示拥戴他出山的电报，他认为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段得到冯敦促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后，为了捷足先登，于是连电冯玉祥、张作霖，促请赴津会商收拾大局办法。最初冯本希望这个会议在北京召开，或者是等待孙中山到津后再行前往，故迟迟未即就道。11月9日，段又派罗开榜到京催促，并云张作霖日内亦可到津，冯不得已，乃偕同刘骥、蒋鸿遇、王乃模等赴津。冯与段、张初步交换意见时，首先提出新政府应采取委员制，借以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而且可以防止个人专断。这个意见立即遭到段、张的反对。同时，冯又提出催促孙中山北来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的问题，段、张对此虽然表面上表示赞成，但实际上并无诚意。在会议期间，皖系的卢永祥、吴光新和奉系的杨宇霆都非常活跃，在言谈之间，他们对于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总是站在同一个方面，而且有意无意地对于欢迎孙中山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的语调。在会议上，张作霖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组临时执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执政府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这就无形中否定了黄郛内阁。鸡对黄郛内阁亦不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而是完全同意了由段组织临时执政府，并且与胡景翼、孙岳附名于张作霖、卢永祥拥护段祺瑞的通电。 　　　　这次天津会议先后在日租界的段公馆和曹家花园（今254医院）召开的。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 　　　　段祺瑞于1924年11月21日离津赴京，24日就任临时执政；25日，冯玉祥即向段祺瑞提出辞呈，发出下野通电。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后，时局已经发生了逆转。孙中山因病卧床张园，于12月31日离津入京。孙中山北上的主张是：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段祺瑞的主张是：召开善后会议、外崇国信，尊重不平等条约。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后，于4月20日，由北京来到天津日租界的段公馆，开始了他的寓公生活，段以崇信佛教作为精神寄托。日本侵略者曾拉拢段祺瑞出山任伪职，被段拒绝。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员迎段祺瑞南下上海。段祺瑞晚年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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