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副委员长： 　　 　　您好！ 　　我是浙江大学2003届毕业生、嘉兴“4.3”凶杀案犯罪嫌疑人周一超的母亲。我的儿子周一超在今年的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考试中，因为“小三阳”，被判为体检不合格，而行凶，致使秀城区人事局两干部一死一伤。目前，周一超的案子已经在9月4号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结果为死刑立即执行。 　　 　　我的儿子杀了人，作为母亲，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我没有对儿子严加管教，结果酿成大祸。我对社会和受害人家属表示我最真挚的歉意和忏悔。 　　 　　我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我1978年从大兴安岭回来，顶替自己的父亲在剧院卖了二十几年票。1993年，我丈夫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而死。为周一超考虑，我一直未改嫁。我们娘俩相依为命。 　　 　　今年3月我刚好退休。离周一超7月份毕业还不到3个月。这个家每个月的收入就是她挣的一千来块钱和周一超父亲单位的抚恤金。钱都花在给周一超读书上了。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好衣服穿。一超一直很争气，也很听话，成绩不错，又是副班长、宣传委员。多次受到奖励。据同学和老师反映，周一超学习成绩优良，性格比较内向温和，人缘很好，做事情非常勤快而且细致，在校期间也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他也很孝顺，今年过年，一超拿到了三等奖学金，他给我买了一件换季打折的呢料大衣。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一超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 　　 　　我认为，法院的判决结果没有考虑到本案的具体社会背景、深层次的原因，量刑过重，我认为本案应考虑到以下几个具体情况： 　　 　　1、 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受极大歧视、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情况下出现杀人事件的必然性。 　　在我国，目前，乙肝病毒携者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一方面是乙肝虚假广告满天飞，只要出钱就可以在任何媒体做广告，而不论内容如何，诱骗根本没有治疗意义的肝功能正常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花巨额血汗钱进行无谓的治疗，同时这些广告大大夸大了携带乙肝病毒的严重性，搞的人人自危，大大降低的乙肝病毒携带群体在社会中的名誉和社会评价。另一方面是，公务员招考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禁止他们从事公务员职业，政府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于是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凡是需要体检的单位，只要检出携带了乙肝病毒几乎都不录用，而已经参加工作的那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也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生怕那一天检出乙肝病毒而丢了饭碗。 　　中国每年的600多万大学毕业生中有70多万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找工作屡屡受挫。能毕业而不能就业，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教育和就业两个环节出现的制度上的脱节。因为携带了乙肝病毒而丢过一、两次工作的例子比比皆是。没有工作人就无法生存，来自社会的莫名歧视已经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走投无路。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在这样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做出个别极端的事情来，有其必然性。 　　一超用一种很恶劣的方式,用别人和自己的血,表达了乙肝病人的愤怒和绝望,向世人揭示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我想一超杀人案的意义在于国家应该正视我们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无端歧视的问题，从制度上、从根源上纠正错误，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平等的对待。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 一超是制度安排错位下的牺牲品。首先需要指出的，浙江省公务员体检标准对乙肝 　　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是违反宪法“公民权利宣告书”的原则和精神的，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劳动权和平等权，这样的体检标准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 　　一超杀人是恶法导致某些极端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的一个例子。一超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即将走上社会的大学生，向所有同龄人那样，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他过年一门心思在家里准备考试，每天看书看到半夜12点，忙得连走亲戚的时间都没有。最后入围参加了体检。因为体检出“小三阳”而不被录用。他已经本能的意识到因为是“小三阳”而不被录用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浙江省出台这样的体检标准不需要经过听证程序，在文件的制订过程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无权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向法院提出诉讼，无法进行司法救济；我国也没有建立能够对违宪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的程序。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之下，一超不可能启动任何一项法律 救济措施，这就无怪乎一超陷入了绝望。个人没有办法左右强大的国家机关，通过合法途径改变浙江省的体检标准。他毕竟是20出头的小孩，人格还未健全，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击，没经历过人世的沧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几近绝望。他曾想到了自杀，心里充满了绝望。好像有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想想自己读书读了这么多年，都白学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向谁发泄他的不满，而错误的选择的对象，做出了如此蠢事。 　　另外，嘉兴市秀城区人事局在此案中也是有责任的。嘉兴市秀城区人事局并没有事先将体检标准予以公布，这是一种行政不作为行为，缺乏妥当性。一是使一超事先不知道“小三阳”在浙江是公务员体检中是不合格，另一方面，在考生中有一个考生一只手缺了3个指头却被录用了（根据体检标准，此种情况为合格），因为体检标准没有事先公开，使一超产生了录用过程有腐败行为的错觉。 　　同时，不能排除录用过程中存在不公正问题的可能，比如，一超发现，有一些学生笔试成绩不如他，但面试后的总成绩，却排到了前几位。事实上，在公务员考试中开后门、托关系在国内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另外，在一超询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录用、要求查看体检结果时嘉兴市秀城区人事局干某对他态度很不好，没有给予内心开导、说服、同情。 　　 　　3、浙江省人事厅对案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浙江省人事厅制订了如此拙劣的《浙江省公务员体检标准》，是恶法，它不仅严重侵犯了广大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宪法赋予的劳动权，使他们很绝望，而且增加了他们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增加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反社会的倾向，制造了犯罪的最根本的“土壤”。另一方面，也使广大的从事公务员录取考试的人事干部存在一定的人身受攻击的危险，将这些人至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样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浙江省公务员体检标准》违反宪法促使了一超犯罪，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一超是在广东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广东省已经将“小三阳”调整为合格），根本就不可能出这样事情。 　　. 　　4、需要的量刑是考虑社会责任。目前，《浙江省公务员体检标准》，公民权利受侵害时缺乏必要的救济途径，没有说理的地方，我们的制度设计本身存在严重问题，这说明造成本案这一悲剧的原因或多或少有点政府责任，政府的这点责任应该在量刑中凸现出来？ 　　 　　5、一超有自首情节。一超在行凶后，自动放下了水果刀，没有继续行凶，这是一种犯罪终止行为；同时一超没有逃离现场的意思和举动，自动放弃了用武力逃离现场的可能，而是等候公安人员的到来，这是一种自首行为。因此，一超在本案中有自首情节，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是法定的减刑情节，可以减轻刑罚。 　　 　　6、一超主观恶意并不大，不是属于穷凶极恶的惯犯、累犯。他是在受到社会及不公正 　　对待、生存权受侵犯的情况下，几近绝望，而做出的错误的行为。一超在入狱后，还向社会表达了对受害人一家的悔过，希望我将自家的房子转让，用以给受害人家里赔偿，以抚平受害人家庭的痛苦。这说明一超的悔罪态度良好。 　　一超与那些穷凶极恶的惯犯、累犯有根本的区别，根据一超的表现，如果判他死缓的话，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他回到社会，从新做人的话，绝不可能继续危害社会。 　　 　　7、本案的民意调查和社会影响。在案件发生后社会给予我们母子的更多的是 同情、希望给一超留一条生路。《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检察日报》等国内许多报纸都进行了报道，更多地是呼吁社会关注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问题，生存环境。检察日报，4月16日，何久圆的文章的标题就是：《拒绝“乙肝小三阳”当公务员 公平吗？》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超的班主任、辅导员，还有６０位农学系的同学联名写信给法院，请求给他一次生的机会。１２１位嘉兴市民写信给法院请求给他留一条生路，同时也好给他绝望中的母亲留一线生的希望。４０位周一超母亲的同事写信给法院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还有２０８位周一超所生活的嘉兴市建设街道瓶山社区的居民联名写信给法院，恳求给周一超一线生机。 　　嘉兴学院法律系科研协会曾对该案进行民意调查。被调查人范围为嘉兴市企业职工、公务人员、教师学生、医务人员、个体户、无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等。民意调查中，除了１０．９％的民众认为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外，８３．４％的民众认为，应给周一超一条生路，判处死缓，以观后效。有的民众建议，加强大学生的就业心理指导，增强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大学生在应聘前应详细了解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 　　 　　我将我的观点总结如下：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母亲，我对一超杀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真诚的向被害人家属道歉，并卖掉我的房子，以向家属谢罪。我认为判处一超死刑是应该的，这也是对他本人的血的教训，对死者的慰籍。同时，我认为此案的发生，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有必要在量刑是考虑社会、政府的责任。如果判处一超死刑立即执行，让我们孤儿寡母全部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何委员长，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一员，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基金会的会长，您对改善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况做了大量工作。 　　何委员长，您是一位母亲，想必您也做母亲的天伦之乐，我是一位很不幸的母亲，我含辛茹苦的将儿子养大，他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我不想今后只是在梦里见到他，我希望很多年后我们母子还能团聚。 　　何委员长，我恳求您能关注本案，要求浙江省委、省政府慎重的考虑周一超案的社会背景、社会原因和责任的分配，给我们母子一条生路！我恳求您能帮帮我们！ 　　周一超母亲 叶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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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5/23 3:2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