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1097一1164）是南宋初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素以抗金名将、中兴贤相著称。他从政近四十年，出则开府督师，尽护诸将；入则决策二府，言重事专。可谓权倾中外，显赫一时。张浚在秦桧擅政期间，一度遭贬，但际遇高、孝两朝，宠眷不衰。他和当时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都有一定的恩怨关系。张浚毕生主张抗金，但也有过不光采的变调。听其言，似乎大义凛然、慷慨激昂；观其行，则又往往刚愎疏阔，一再误国。如以历史的聚焦镜透视张浚，会发现这是集诸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并非一个值得肯定甚或赞颂的历史人物。 涉及张浚生平行实的宋人记载甚多，影响颇大、流传较广的首推朱嘉《张浚行状》，《宋史·本传》即据此脱胎而来。《行状》作为传记文学，不失为名篇；但《行状》本自其子张拭（木旁）私记，讳言史实、扬善隐恶处，比比皆是，殊不可信，朱嘉晚年始悔“不加审考，归咎南轩，然亦无及”。①李心传不愧为出类拔萃的史学家，尽管他对朱熹推崇备致，但仍坚持秉笔直书的传统，在其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简称《要录》）中有闻必录，兼收并蓄，对张浚的人生轨迹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但由于秦桧父于主持纂修的《高宗日历》早已塞进私货，这段历史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②李心传也回天乏术。廓清历史的迷雾，还张浚其人的真实面目，仍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艰巨任务。今参考有关史籍，对张浚再加探索，凡杨德泉同志已论述过的，③一概从略；对仍有争议之处则略抒管见，以求正于邦本同志④及宋史学界师友、同好。 一、效忠赵构，屡主和议 张浚笃信理学，爱君忧国，正如朱嘉所述：“张忠献公平生心事，无一念不在君亲，而其学又以虚静诚一，求之于天为本”。⑤赵构与张浚有着“君臣相信，古今无二”③的特殊关系，赵构对张浚的信宠依畀，张浚对高宗的忠诚不贰，确实世所罕见。古往今来，论者多以为张浚不受高宗重用，长期流放，受尽迫害，高宗内禅，方膺大用，实在是一种误解。张浚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是首建复辟之功，即平“苗刘之变”及督师镇压杨么起义。苗、刘之变是一次“宫廷政变”。勤王之举“张浚（唱）〔倡〕之”，⑦他檄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勒兵进逼临安，一举平叛成功，拥戴赵构复辟。高宗感激不已，当即任命年仅33岁的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召见时示以“复羹之痕”，引见于隆裕太后帘前，解所服玉带以赐。凡建炎复辟功臣，高宗铭感终生，对“精忠贯日月”⑧的张浚宠眷尤深。 南宋规模最大的杨么起义，被张浚督师，调集“岳家军”所镇压。张浚殚精竭虑，献上剿抚结合，“盛夏讨之”⑨的毒计，这是“忘身徇国”⑩的张浚效忠于赵宋王朝立下的又一大功。毋庸讳言，镇压农民起义，是任何一个封建臣僚都会积极自觉去干的，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去苛求古人，问题是张浚“内战内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从抗金前线抽调劲旅“岳家军”，充分体现了其“志在王室、益纾筹策”⑾的主动性。当张浚严令岳飞全力剿抚杨么义军之际，赵鼎却建议："襄汉冲要之地，尤不可忽"；主张倚重岳飞一军以"益壮上流之势。俾川、陕增重，吴越镇安"。⑿张浚还冒着极大风险，只身闯入高邮，招抚"剧盗"薛庆，讹传其因此而遇不测，高宗对张浚的"心存蹇蹇之忠"⒀大喜过望，手书《中和堂诗》以赐。 张浚对赵构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多次表示"毁身碎首，无以论报"，⒁即使在流放其间，亦"百谪不怨，唯思报上德"。⒂张浚一向把赵构的安危视为头等大事。如建炎四年（1130），"闻金人入寇"，"亟治兵入卫"，⒃不惜虚悬西线半壁江山，放弃宣抚川陕的重任而孤军深入，即为显著一例。 高宗对张浚"孜孜为国"⒄的愚忠，备极赞赏，说："朕得张浚，何愧王导？⒅即使张浚富平惨败，引咎自责，弹章纷至沓来之际，高宗还慰勉有加，称其"一心为国，极不可得"⒆；并以"备著忠劳"为由，对这位败军之将宠以"迁三官"⒇的异恩殊典。绍兴六年（1136），高宗手书《裴度传》以赐张浚，说他“进退合宜，不失事机，有指授之方"，（21）高度评价了他在抗击刘豫伪军进犯之战中的作用。张浚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是因绍兴七年的“淮西之变"，即郦琼挟数万之众叛降刘豫事件。但赵构也格外网开一面，仅罢相、贬永州（治今湖南零陵）了事。不久，又因"绍兴和议"及"太后回銮"，对张浚推恩，起知福州，后又进封"和国公"。（22）这和"两位上宰，于国有大功"（23）的赵鼎被一贬再贬适成鲜明对照。 顺便指出，论者多以为高宗曾说过"宁至覆国，不用此人"，（24）此说始见于赵牲之《中兴遗史》，赵和张浚有杀父之仇，是书记张浚轶事多非实录；而且当时任参知政事的冯楫为秦桧死党，似亦无可能在金人败盟之际，请求高宗复用张浚。这话既来历可疑，又不合情理。罗大经早就指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25）孝宗起用张浚，倚之如长城，如果没有太上皇赵构的首肯，似亦不可思议。即使高宗确尝说过此话，也是出于对张浚一再败绩误国的愤激之言，他在禅位后召见张拭时称："朕与卿父，义则君臣，情同骨肉"，（26）这才是赵构的真实心声，肺腑之言。 张浚确是毕生主张抗金的爱国人士，但也有过动摇和反复。请看事实：其一，建炎三年，当金军大规模入侵之际，张浚主张"江北须变为藩镇，然后可守"。（27）实际上是主张"划江而守"的南北朝局面，而他赖以屏蔽江防的竞是杜充、郭仲威之类叛臣、降将。其二，绍兴五年，宋金战事方酣，宋廷就是否遣何藓使金爆发了激烈论战，中书合人胡寅力主："当挥戈北向，蹀血敌庭，而不当讲和"。（28）张浚竟一反初衷主张遣使求和，谓"使事兵家机权，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未可遽绝"。（29）胡寅又上疏力争，极论和议"了无功效"，"不足中兴"；"遣使有害无益"，"终未晓［张〕浚之说"。（30）高宗玩弄两面手法，一面降诏奖谕胡寅，一面又采纳张浚之议，仍"遣（何）藓至云中面见金帅"。（31）胡寅极为愤慨，因"不用其言"（32）Q而乞知邵州（治今湖南邵阳）。其三，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张浚主持军政，浚力排众议，锐意进取。时，淮北人民箪食壶浆，"朝夕延颈歧（足旁）踵，以望王师之来"。（33）符离之役，由于张浚无谋浪战，宋军一触即溃。时驻盱胎（目旁）督师的张浚闻讯"甚惧，即军中解所佩鱼遣归朝官太平州通判张蕴古（假）朝议大夫使虏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从……及和议将成，魏公持之甚确"。（34）《金史·仆散忠义传》）亦载："和议始于张浚，中更洪遵、汤思退…，、和议始定"。宋金双方都认定张浚是隆兴和议的始作俑者。此事流毒甚广，直到开禧兵败，李壁犹援此例："张忠献公符离师溃后，有论和事疏及与虏帅书，命吏录之示（韩〕侂胄"。（35）钱大昕对此大发感慨："一样北征师挫衄，符离未戮主谋人"。（36） 总之，被誉为"大义极分明"（37）的张浚，在抗金事业中有过动摇和反复，他对赵构的愚忠，是他主张抗金的出发点，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二、恩怨为重，是非颠倒 张浚从政期间，和南宋初不少著名历史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令人吃惊的是：他一再排斥打击"威名素著"的抗金领袖、传颂千古的民族英雄，而对形形色色的汉奸国贼、万民唾骂的独夫权臣，却温情脉脉，"报恩私门，荐引列朝"，干了许多亲痛仇快的蠢事，今仅举其荦荦大者。 （1）党附汪、黄，劾罢李纲 李纲在两宋之际的抗金事业中起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靖康年间，"举朝是和议，独李纲非之"（38）；朱熹也说： 南宋立国之初，"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39）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纲主张"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40）对人民群众在抗金大业中的作用和地位能有一定的认识，这在封建臣僚中当然是独具只眼的远见卓识。这种认识为张浚所望尘莫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忠君和爱国当然有某种联系，但张浚的徒托空言和李纲、宋泽、岳飞等联结两河忠义民兵抗金的行动确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处。（41）李纲的抗金言论和施政措施，引起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的极端忌恨，他们不择手段的排挤、打击、陷害李纲。正象何浦《龟鉴》所总结的："然纲之议虽行，而纲之谤愈多矣"。（42）结果是李纲"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竟以谗罢"。（43）秉承汪、黄旨意劾罢李纲的就是时任侍御史的张浚。弹章一上再上，罗列罪名，无以复加。导致李纲一贬再贬，"落职，令鄂州居住"。（44）张浚劾罢李纲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黄、汪当政，李纲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扫而空，主张抗金的爱国官员，被窜逐殆尽，两河地区悉数沦陷，赵构君臣无立身之地被赶下海。李纲与黄、汪之间是主战和投降的原则斗争，焦点集中在要否抗击金军入侵和如何对待风起云涌的人民抗金事业两个方面。张浚曾师事过的大儒胡安国，对这种罗织构陷，极为愤慨，曾上疏条剖缕析，严词驳斥。（45）张浚纠弹李纲的动机无非是报黄、汪知遇之恩及替宋齐愈复腰斩之仇。朱熹一语道破实质："张魏公深言宋（齐愈）甚好人。宋，蜀人，当时模样、亦是汪、黄所使人。魏公亦汪、黄荐。李罢相，乃魏公言罢也"。（46）要之，张浚党附黄、汪，报恩私门，罪责难逃。这方面的记载甚多，限于篇幅，勿再赘举。（47）同时，张浚又对附伪事逆的孙觌、颜歧、李会、李擢、范宗尹等人论救不遗余力。张浚已被个人恩怨的阴翳蒙住了双眼，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甘心情愿地充当了黄、汪的打手和帮凶。"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48）李纲罢相，岂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我们历来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从不否认杰出历史人物的特殊贡献，每当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之际，这种作用尤其重要。李纲去国和岳飞被害同样是南宋国局两度逆转的显著标志。 （2）排斥赵鼎，荐引秦桧 赵鼎，史称南渡名臣，证诸史实，当之无愧。赵鼎不仅对南宋初的抗金爱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同秦桧卖国集团进行过坚贞不屈的斗争，是因反对和议而被迫害至死的唯一重臣。（49）这里需要辨析的是；绍兴六年抗击刘豫伪军之战的功过是非问题，赵、张之争是否和战之争？赵鼎是否主张过退却逃跑？这段历史，尽管现存史料，歧说纷起，莫衷一是，互相抵牾处甚伙，朱熹、李心传都没有搞清楚。但《朱子语类》卷131的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从扑朔迷离中看出个中三昧：问："《赵忠简行状》，他家子弟欲属笔于先生。先生不许，莫不以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实，朝廷或来取索，则为不便。如某向来〔作〕《张魏公行状》，亦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做将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实》，向亦尝为看一过，其中煞有与魏公同处。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张公；赵公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尽令他转托陈君举，见要他去子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抵牾耳。” 话虽说得躲躲闪闪，但意思很明确，朱熹的《张浚行状》一出其子张拭手笔，而张拭的私记多为"干蛊"之论（50）；秦熺主修的《高宗日历》已将这段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51）但一手难遮尽天下人耳目，毕竟会留下些历史的实录。李心传尽管出于对理学大师朱熹的盲目信从，在《系年要录》的记事中，多采张拭的一家私记，但对诸家传闻异词毕竟作了些考辨，成书较早的《赵鼎事实》就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注意的是《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癸卯条的记事： 赵鼎进呈到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据诸处探报，殊无金人，如此则自当鏖击，若官军与豫贼战而不能胜，或更退挠，则他时何以立国。但光世分兵随处御捍，已见失策。今贼兵既（以）〔已〕渡淮，唯当亟遣张俊合光世之军，尽扫淮南之寇，然后议去留，兹为得计，万一使贼得志于光世，则大事去矣"。折彦质曰："诚如赵鼎所论"。上顾鼎曰："卿此策颇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刘豫之众，若合张俊、光世之军击之，理无不胜者。 《要录》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能尽举。（52）赵鼎蒙受千人之诬的原因，已在拙文《赵鼎主守投降说质疑》（53）中分析过，这里仅补充两点：一是据岳珂记载，在建炎四年八月和绍兴四年，赵鼎遣张俊救援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和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张俊畏敌惮行，赵鼎力请"愿与之偕"；张俊后又辞以坠马伤臂，赵鼎怒遣急足催督，"且奏请诛俊"。（54）赵鼎既然连重兵压境猖獗一时的金军都不怕，何以居然事隔二年就判若两人，反而对刘豫伪军畏之如虎？二是在刘麟、刘猊分道进犯之际，赵鼎固然并未主张"回跸"，相反直到"淮西之变”后，赵鼎还说"来春去留之计，望更留圣虑。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55）正是张浚的措置无方，在某种程度上使高宗对抗金复国丧失了信心。 赵鼎和张浚的友谊产生于靖康年间围城之中，不书议状，同逃太学，反对张邦昌儧立。（56）绍兴四年九月，赵鼎拜相后不久，力荐张浚起复，再任知枢密院事。（57）绍兴五年，赵、张并相，"表里相应"，"同志共治"，开创了鼓舞人心的新局面。正如杨万里满怀激情赞颂的那样："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58）可惜好景不长，两人由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也由于宾客的往来其间，产生了一些矛盾。（59） 首先，赵鼎鉴于张浚的权重事专又措置失宜，提出了"都督府军马拨隶三衙"（60）的建议，这一旨在恢复祖宗故事的设想，引起了切于权势的张浚的极度不快，这是分歧的由来。其次，便是绍兴六年的"回跸"和"进幸"之争，历来被扬张抑赵者持为力证，其实不然。史实考辨已如前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用兵进取，这是稳健持重的表现，和主和投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赵张关系是如此，史浩与张浚的关系同样如此，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述及。再次，是关于刘光世的罢免问题，赵鼎原则上并未反对，只是主张处理上要稳妥，认为光世出身将门，麾下多系故旧、部曲，突然罢黜，难免激起变故，事实表明，这并非杞人之忧。张浚急于夺大将兵权，将军队直接隶于行府指挥，不顾许多有识之士的忠告和反对，遣毫无军事常识又刚愎自用的亲信吕祉监军，激成"淮西之变"，危及国势，累及自身。 赵张失和，主要责任在张浚的颐指气使，持宠居傲，赵鼎仍以团结御侮的大局出发，不闹无原则纠纷，上章辞免，主动引退。朱震起草的罢相制词说得很清楚："入辅之初，密赞亲征之议。力与同列，共济多虞；协股肱心臂之为，张貔虎熊罴之气，捷方奏而求去，章屡却而复来"。（61）这里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主战、主和之争。 张浚为了排斥赵鼎，居然引狼入室，荐引秦桧再起，（62）秦桧入朝后，不择手段倾陷反对议和的首相赵鼎，独揽朝政，专权祸国，南宋王朝进入了最黑暗的岁月。张浚在长期流放生涯中也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秦桧晚年屡兴大狱，必欲将政敌置于死地，但对张浚却犹念当初荐举之恩，格外网开一面，主战派大臣中，唯张浚没有贬过海；张浚亦以"吾曾荐秦桧知必不见杀"（63）而欣然自慰。阎文既承认杨文所论张浚荐秦桧是一个错误，却又在荐秦桧和张、秦关系上大做文章。其实，阎文援据的一些史料并不能驳倒杨文所述，反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嫌，王鸣盛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64） （3）杀害曲端，责逐岳飞杨文对张浚诛杀曲端的原因、真相、后果说得非常清楚，"疑、忌、畏"确是张浚的真实心态。阎文却以为曲端"专杀、失律、慢令"；"张浚杀之，究竟有多大罪过？"（65）因为此事有关对张浚的评价，不可不辨。 阎文举了四条史料以说明曲端的"不臣之迹"：其一，说张严与曲端相约会兵合击娄宿，端"期而不至"，致严遇伏而死。事实上张严之败亡，主要原因乃其部下熙河兵马都监刘唯辅不听节制，分兵别道。曲端"期而不至"，并非消极避战，而是事出有因，这可从事后曲端兵屯麻务镇，遣吴阶（王旁）据青溪岭大破金兵而知。（66） 其二，是说曲端不愿受王庶节制，尽散渭南义兵。时，金军入犯，陕西制置使钱盖檄鹿（右耳）延经略使王庶兼节制环庆、泾原。两路经略使王似、席贡"自以先进望高"，不愿受其节制而阳奉阴违。作为泾原统制官的曲端仍出兵克服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而凤翔、长安皆为义兵收复，只是"雅不欲属庶"，才杀王庶部将刘希亮而尽散义兵，王庶亦无所作为，只能"敛兵保险"，（67）曲端充其量是拥兵自重，而且作为都统制，从隶属关系而言，他归本路经略使席贡指挥，谈不上"不臣"、"慢令"。 其三，是说曲端欲杀失守延安来归附的王庶，似乎有"专杀"之嫌，王庶与曲端失和已久，王庶本不知兵，遣部将庞世才扼守"延安来路"，时"大雪，寒甚"，金军来攻，世才一军"下不用命，乃败"。王庶檄集曲端率部将往救延安，曲端以声长途驰援，未必有效，且当时曲端统精兵扼守分（右耳）州之淳化，万一敌骑长驱直入，则无全陕也。权衡利弊，乃取直抵敌巢，"攻其必救"之策，遣吴瑜攻华州（治今陕西华县），自己率部攻蒲城，（68）实亦计出无奈之策。王庶失守要塞延安后，以劳军为名，往投曲端，犹以节帅而架傲自居。曲端义正辞严，责其失守延安之罪；并指责在耀州（治今陕西耀县）时"屡陈军事而不一见听"，庶不知所对。曲端虽有杀庶夺兵之念，但毕竟在请示陕西抚谕使谢亮未获允准后，打消此意。（69）此事传到临安，成了曲端有谋反之心，张浚却以"百口明端不反"。（70）说曲端"专杀"，未免言过其实。 其四，将李彦仙失守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兵败身亡之责，归咎于曲端的"慢令"，不出兵救援，这也和史实不符。陕州保卫战打响之际，张浚已宣抚川陕，身经百战的彦仙屡请增兵，张浚不以为意；彦仙又建议：拨三千精兵，"空城渡江"，"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这本是围魏救赵、避实就虚，在运动中歼敌的良策。但张浚愚不可及，固执己见，但要李坚壁清野，"空城据险"，俟金人自退。最后，在金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下，彦仙粮尽援绝，城破身殉。（71）张浚的措置乖方，不仅断送了一位难得的将才，而且导致关东重镇失守，陕西门户洞开的严重恶果。曲端与李彦仙有隙，但此事不当由其身任罪责。 阎文还说"王庶、吴介（王旁）力言曲端有反心"。（72）似乎张浚杀之有理。曲端下狱论罪，固然是吴介（王旁）忌功谗毁于先，王庶挟嫌诬陷于后。罪名是所谓的"指斥乘舆"，（73）其实曲端的诗句"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74）正是对赵构投降政策的辛辣讽刺。 吴介（王旁）原为曲端部将，青溪岭、彭原店两役抗击金军，是在曲端指挥和犄角相援下才取得的，只是由于吴介（王旁）动违节制，被曲端劾罢总管， 降官贬职，由此而结怨。王庶与曲端的关系已如前述。吴介（王旁）后来成长为抗金名将，王庶在反对绍兴和议中也大义凛然，但他们以私怨而加诬于曲端，力促张浚虐杀曲端，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功绩来颂扬，这里需要更多的实事求是。平心而论，这属于抗战派内部的冲突和纠葛。 阎文又说，张浚疑端知其部曲张中孚等相继降虏，从而推论出：这是"杀曲端的原因之一"。（75）这显然有悖史实，有揆情理。今考张中孚等叛降时间当在富平之战后不久，（76）地点在渭州、原州（抬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而曲端于建炎四年十二月才从拘管地万州（治今四川万县）移兴州（治今四川略阳），次年三月，再迁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寻徙恭州（治今四川重庆），八月三日遇害于狱中。根据上述时间表和双方居住地分析，曲端都无可能预知此事。其实，此说杨万里早已有之，（77）而他的同乡晚辈，对张浚推崇备致的罗大经亦早已戳穿过诚斋编造的谎言，说"（张浚）惧其得士心竞杀之"。（78）对曲端，熟知川事的陆游尝有高度的评价："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79）曲端的冤狱很快得到昭雪，其赠溢制词曰："顷失意于权臣，卒下狱而谴死"；又云："属委任之非人，致刑诛之横被"。（80）清楚地点明了张浚是杀害曲端的元凶巨恶。时人对此亦有定评："曲端威望，敌人所慑"，"杀曲端而失关陕，浚之过也"，（81）不过，持曲端被杀是咎由自取，乃至认为是张浚一大功绩之类观点早已有之，（82）并非自阎文始。 必须指出，李心传对曲端之死深表同情，曾为其鸣不平："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恨，西人以是亦非浚"。（83）这是心传的评论。以下"议者谓……"云云，乃《中兴圣政记》中语，绝非心传本意．明矣。至于全祖望之论亦未免失之偏颇，充其量不过一家之言。 张浚杀害曲端，导致了严重的恶果：首先，陕西士民齿冷心寒，广大将士众叛亲离，金军得陇望蜀，长驱疾进；其次，如果两相对照，无论妄加罪名，鞫治手段上都和秦桧酷害岳飞如出一辙，在自毁长城、诛杀良将这一方面．张浚给秦桧启迪良多。 杨文引了七条史料以论证张浚忌害岳飞，阎文认为"都是缺少说服力的"。（84）我们不妨略作分析：其中第一、五、六、七条均为明清时人对张浚与岳飞关系的述评，他们对理学有很深的偏见，其见解未免有偏激之嫌。今姑置勿论。我们着重讨论其余三条出于宋人的载述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对关于岳飞史料的取舍从违问题，邓广铭先生有很精辟的论述。官史、私人著述、家传三大系统都有一些不可信从的成分，尤其是岳珂的家传。故"用时务求其宏，取时务求其精"，必须加以"比对"和"验证"。（85）我想，关于张浚与岳飞关系的史料辨析，亦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周密所谓张浚对岳飞"憾之终身"之说，虽为孤证，但两人间有嫌隙却是事实。（86）《三朝北盟会编》卷177记张浚视师淮西，就大举北伐刘豫一事，集诸大将会商，独岳飞以为不可。"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这条记事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关记载可以印证："飞谓（刘）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众横截金境，使敌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可复。张浚不以为然"。（87）当可信从。 关于赵构、张浚君臣在令岳飞并统刘光世淮西军一事上的是非曲折，出尔反尔，邓广铭先生已在增订本《岳飞传》第九章中作了详尽透辟的说明。确实，"这些失误之责又全应由张浚一人负担"。（88） 阎文也认为《宋史·高宗纪五》的记事："以张浚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秦牍求去，意在要君"很重要，但又怀疑其为孤证，真实性尚存在问题，其实我们从有关史料中是完全可以找到佐证的：（1）《中兴小纪》卷21注引《秀水问后录》称："时张浚捃摭岳飞之过，以张宗元监其军，盖浚方谋收内外兵柄，天下寒心"。（89）"捃摭岳飞之过"，无非是"专在并兵"，"意在要君"。（2）据岳河《金佗粹编》卷7《行实编年》载：绍兴七年夏，关于并统淮西军的人选问题争议相当激烈，乃至岳飞曲尽其言后，张浚怒形于色，拂袖而去。热衷于权势的张浚完全有可能去向高宗奏上一本。（3）《金伦粹编》卷1《高宗宸翰·三十九》说："见遣中使，宣卿赴张浚处详议军事。《传》曰：将相和，则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济功勋。"从字里行间看，两人的对立已相当严重；从高宗御札的语气分析，完全是得了张浚累奏后对岳飞宽容、慰解的语气。（4）张浚对岳飞的耿耿于怀，延续到他下野以后。绍兴十年，顺昌大捷后，岳飞请求合诸路之兵火急并进"（90）；高宗却令诸将收缩兵力，导致岳家军孤军深悬，此用兵之大忌，很易招致全军覆灭。叶梦得主和，建议诏令诸将"还屯"。（91）令人费解的是张浚却也奏称："虏人逆天，用兵取败固宜，尚虑秋高马健，大为点集。臣愚见以为乘此胜锐，正须蓄养，外示进讨，内实安静，更观其变…·倘或虏势稍亏，未能办此，在我徐议征伐，因未为晚"。（92）也许是张浚的奏议再次触动了高宗"尾大不掉"的戒备心理，才导致了岳飞"十年之力，废于一旦"（93）的功败垂成。 阎文又说：岳珂关于张浚诬害岳飞并无揭露和谴责。（94）事实上，不仅上述《金佗粹编》卷7页428（中华书局本）有详尽记载，同书卷21 《吁天辨诬·建储辨》亦有类似的责难："先臣奉诏至督府，与张浚议刘光世军不合，遂疑先臣有自营得军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会编》卷178、卷208引《林泉野记》及《齐东野语》卷2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均有类似记载。阎文还将有关史籍中张浚、张俊混淆之例甚多作为纠驳杨文的一条理由。宋代资料中俊、浚两人相淆之处，远不止此。阎文用大量篇幅不厌其详地--一罗列，令人遗憾的是：却无一条与本文辨析岳飞与张浚关系一事有关，实有无的放矢之嫌。 笔者认为，从现存史料分析，张浚忌害岳飞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张浚当政时确曾不择手段，处心积虑地排斥、贬低、打击岳飞。当然阎文也列举了发生在绍兴五～七年间"张浚对岳飞信任和尊重的事实"，（95）这和赵鼎对岳飞的依畀、支持．两人结下终身不渝的友谊以及张浚对岳飞的打击、排斥相比，毕竟太微不足道了。 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张浚久专阃寄，多次开府督师，"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众"。（96）既不能筹划于帷幄，决胜于千里；又不肯亲临前敌，随机应变，他指挥的几大战役都留下了惨败的记录。 张浚的措置乖方、刚愎无能在富平之战中暴露得淋漓尽致。战前，王彦、曲端、吴阶、郭奕、杨晟敦等将领、幕僚俱反对决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中了20余万优势兵力，大量军需辎重，却一再丧失战机，最后不战而溃，不可收拾。事后，作为方面大员的张浚不过以贬刘锡、杀赵哲作为"替罪羊"而已。（97）作为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团决战，虽有牵制金军兵力，使赵构政权在东南一隅有苟延残喘之机，但毕竟付出的代价太大。导致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复杂，但最高统帅的战略决策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自宋神宗以来，川蜀多年积聚的财富、军需扫地以尽。"轻脱寡谋、失机败事"（98）的张浚，确是不能辞其咎。孝宗即位，张浚复出。他急于事功，轻率发动隆兴北伐。当时，因耽安日久，外无良将，内无谋臣，军政隳败，武备废弛，根本不具备北伐的条件。史浩力谏用兵当审时度势，不可盲目浪战。他说："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又以炎、兴之际诸大将以劲军良马与金兵搏击十余年无功而返的历史事实诘问："今乃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99）又说"唯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若（今）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逛惑之语，是以有请耳。"（100）不幸的是，这番颇有见地的进谏未被孝宗采纳，隆兴北伐又以大败亏输而告终。张、史和战之争，历来被认定是主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之争，窃以为不然。首先，史浩持异议的实质是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是在用兵策略、进军方向、选用人才方面的不同意见，史浩从未主张过出卖主权，媚敌求降。相反，尝慷慨陈词："靖康之祸，臣子孰不痛心，思欲蹀血北延，以雪大耻"。（101）"首言前宰相赵鼎、参知政事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久冤……。［孝宗〕悉从之"。（102）他的爱憎不是很分明吗？ 其次，主战宰相陈康伯、爱国诗人陆游，也和史浩观点完全一致，反对张浚轻率冒进，主张"要在熟讲而缓行"。（103）当时爱国有为的臣僚多主此议，如陈俊卿认为当"固守两淮"；（104）王质主张"有两淮然后能守江"（105）等。可惜的是张浚刚愎自用，一概充耳不闻，一意用兵，导致符离之战"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106）的大溃败。最后，尽管史浩事先一再力谏劝阻用兵，符离兵败后，史浩并未因不幸言中而幸灾乐祸，更没有参于汤恩退、王之望等人的鼓倡求和及对张浚的落井下石。他和"撤守弃地，开门纳敌"（107）的汤思退流有着本质的不同。直到晚年退隐山林后，还对张浚无谋浪战造成的恶果痛心疾首："蒙示《张公行状》，可发一笑。识者观之，必有公论。建炎以来辎积寸累，车马器甲，符离一扫无孑遗，东南膏血，竭于叛亡。目今州郡穷匮，皆由当时不恤国计，以偿功名之心，某所不忍为也"。（108）楼钥对史浩的评价不失为公允之论："公本欲修政固国，裕民练兵，虽不求近功，而规模甚远，议者不察，以为独无意于事功，唯知之者乃信其非苟为异也"。（109）张浚的三大败绩，主要是他的权势欲和功名心造成的。周秘的论劾道破了他连遭败绩的重要原因在于；"不达军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议。"（110） 平心而论，张浚也指挥过某些成功的战役，除罗大经津津乐道的"用吴阶以保全蜀，却刘麟以定江左"（111）外，还可举出遣张子盖往救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等。阎文也列举了建炎复辟、淮东之捷、卒保全蜀等。建炎复辟的性质已如上述，如果从效忠赵宋政权这一视角出发，还应算上镇压杨么起义，恐怕邦本同志也很难同意这是什么历史功绩。淮东之捷也不能独记张浚头功。绍兴六年的抗战，作为首相的赵鼎无疑有重大贡献，这也是诸将协力浴血奋战的结果，自古以来，无有权臣主于内而大将成于外者。拔擢吴价、王彦当然是事实，吴氏兄弟和王彦不愧为抗金名将。但在宣扬这种功绩时也应实事求是。如吴磷的"屡败金军"（112）就发生在张浚离川陕宣抚任之后。即使这些军功与其丧师辱国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张浚实在是百身莫赎。无独有偶，宋金战争史上的一些著名战役，如顺昌、郾城、颖昌、拓皋大捷都是在刘琦、岳飞等爱国将领直接指挥下建树的赫赫战功，都是在张浚罢免期间创造的光辉战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彦统帅的"八字军"，在张浚麾下，在西北战场默默无闻，无所建树；一旦投身中原战场，由刘琦指挥，便脱颖而出，骁勇善战，屡建奇勋。（113） 文臣将兵，并非始于赵宋。但赵宋家法右文偃武，由来已久。为限制武将权力，以免震主之威，用文臣监临、重臣督师成为赵宋王朝沿袭不废的成法。不过象张浚这样一再贻误戎机，败师误国，恶果累累者，不要说天水一朝极为罕见，即使在整部中国古代史上，也难有望其项背者。 通读杨文，尽管某些提法仍有不尽妥善之处，但并非就如阎文所说是自相矛盾。因为张浚本人就是集诸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首先，杨文论析张浚建炎复辟之功是说他得宠之由来，和清人对他"无功足述而罪不胜书"的评价并无必然的联系；说他"虚名过于事功"，则是完全符合史实和对其人的盖棺论定。其次，说张浚的"忠义之心"是指他效忠于赵构的忠君思想；说他的"心术不正"，是指他排斥李纲、赵鼎、岳飞、史浩，忌害曲端，党附黄、汪，荐引秦桧，这本来就是张浚的一身两面。复次，说张浚"其名愈高"，是指他的虚名远过于他在抗金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用石公揆的话谴责张浚当然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和绝对化。但宋代台谏许风闻言事，是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其诬陷罪，因此象这样言词激烈的论劾在宋代资料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足为怪。（114）四、关于张浚的评价关于张浚，尽管前人----从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到清代《四库全书》的主编纪昀（115）有过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责难，但或因门户之见，或出主观武断，多不得要领，未能切中要害。长期以来，张浚评价中一直存在毁少誉多，褒贬失当的倾向。关于张浚，爱之者誉为"忠义助名，中兴第一"（116） 恶之者贬为"无分毫之功，有丘山之过"。（117）我们认为未免都失之偏颇，不足以视为至论。 对张浚，杨万里喻为陆贽、邓禹、寇准、诸葛亮一类人物（118）明人沈德符则来个针锋相对，比作王衍、李元平、王黼、李逢吉之流。（119）意气用事式地骘评古人，尤不足取。历史现象尽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人物却很难用一种模式来机械类比、套用。平心而论，热爱祖国、主张抗金，在张浚的政治生涯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也丝毫没有全盘否定张浚的意图。但也不必人为地替这个虚名过于事功的张浚添上一道道神圣的"光环"。张浚早年际遇赵构，荣宠超躐，历史的浪潮将其推上出将入相的地位。张浚乃一介儒生，虽不以穷经皓首名世，但对理学有很深的造诣，文韬武略，非其所长；治政总兵，多所失措。如果说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张浚叱咤风云，纵横驰骋，称得上是“英雄好汉”；那末在民族战争的疆场上却屡战皆北，无所作为。他的"功之不集、策之屡失"，实在有愧于"名将贤相"的桂冠。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张浚多次敌友颠倒，打击威名远扬的抗金领袖、功绩卓著的主战将领，为秦桧之流投降派篡政夺权铺平道路，，导致南宋国局几度逆转，葬送了很有希望的抗金事业。从这个意义卜说，张浚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

原文 发表于岳飞研究（四）  浏览：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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