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举世庆 　　施蛰存悄然谢世 　　　　 　　　　施蛰存的“趣味” 　　　　 　　　　　　11月19日8时47分，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蛰存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9岁。 　　　　　　新华社发表文章称，施蛰存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在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以及金石碑版研究四个领域贡献卓著，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由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他曾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为了纪念施蛰存先生，本报记者约请在老人生前与之有过密切往来的《文汇报》新书斋版主编刘绪源、施蛰存晚年著作编辑整理者沈建中、文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等三位上海文化人，谈施先生治学和为人的种种亲历。 　　　　　　记者：翻看沈建中先生最近整理的施蛰存先生年表（1905－2001），我们发现，施老治学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他好像对很多事情都存在着浓厚的兴趣，比如，他1987年撰写《金石丛话》，以后在《文史知识》月刊逐期发表的同时，与他人合译美国辛格著《间谍和卖国贼———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谍史话》。 　　　　　　刘绪源：在施先生身上，趣味这个特点是很重要的。他的治学态度与趣味这个词的联系极其密切。看书—引起兴趣、提出问题—深入研究，这可以概括为他的治学三部曲。他批评现在的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写作方式，“他们几乎是被动的，不是他自己要研究一个课题，而是我分配他一个课题”，对以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认为“未必能做独立的研究工作”。强调趣味，并不是指修身养性，而指重在培育和激发创造力。他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现代》月刊，采用的就是多元文化共存、多种趣味相得益彰的方针；他的后期创作种类极其丰富，与他有广泛的个人趣味有关。 　　　　　　沈建中：施先生的创作是分段的，不是一时兴起。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他会集中精力于一点，取得一定突破后再转移。他在每个涉及的方面都不是浅尝辄止，他有滋有味地把自己的生命创造力注入进去，因此而收获。 　　　　　　对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恬淡豁达，给他一个文学艺术贡献大奖，他没有多少兴奋，受奖回来后谈得更多的是对颁奖仪式繁文缛节的不耐烦。1989年，胡乔木从北京来上海专程看望了3位文化老人，其中就包括施蛰存，但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此事，其他两人的情况就不一样，媒体多有报道。 　　　　　　他这个人做事低调，虽几经磨难，不怨天，不尤人，依然孜孜不倦，极富创造力，文采风流，著述等身，不断向世人奉献文化硕果。他为人不趋时，治学不避苦。我在他的早年的小说、散文中读出了他的那份刻苦，从他大量的译作想到他那份用功，我曾经为老人做了一份从1957年至1977年这二十年间的著述年表，他在那严酷环境里的那份专注，始终沉浸在行云流水般的治学境界。其产量之多，更是令人唏嘘不已。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我们还目睹有些文坛大家在政治压力下，创造力近于枯竭，几无出产。我感到有必要研究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据我了解，在1965年，沈从文先生曾经与施先生在上海见过一次面，他们之间有个约定，“远离文坛”，这是不是一个事先的约定，他没有讲，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 　　　　　　陈飞雪：他本人英语和法语精通，也懂俄语。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学校做资料工作，负责买书，编目录，在漫长的不能出书、不能发表文章、只能接受劳动改造的现实岁月中，他竟迅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研究金石碑版之学，经常去朵云轩购买拓本，仅仅两年后就编了一本《词学文录》。 　　　　　　刘绪源：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很多学问家其实都是通才，像钱锺书。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但解放以后特别反右和“文革”期间，几乎不再强调个人趣味和多元文化，像张爱玲在解放初期就被分配在上海电影厂做剧本创作，夏衍任厂长兼剧本创作室主任，几乎每个文化人都有明确分工，一个萝卜一个坑，其实限制了文化通才的产生和发展。 　　　　　　记者：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施先生如何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如何维持自己对个人趣味的坚持？ 　　　　　　沈建中：说限制没有是不可能的，但倘若仔细推敲能看出，在遭受推荐“庄子与文选”而起论争、主编《现代》无奈辞职和办了几本杂志命短刊废的挫折后，其文学活动自然而然移至编选校点古籍；以文贾祸，沦为“五类分子”中最低微一类，做了二十年“元党人”，便泰然处之，迷恋于辑录词学及金石考索；年衰大病致使行动蹒跚，居家不出成就了他的《唐诗百话》。他每到遭遇人生孤寂困难，就会退避三舍，这种治学趣味至少可以缓解屡屡被压抑郁闷的心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他专心致力于词学和金石研究，自得其乐，外界的干扰几乎对他不起任何作用。他当时的名言是“不死就是胜利”。 　　　　　　刘绪源：在三四十年代，他同时保持着与上海及北京的著名文化人的密切联系，他后来去云南大学教书就是清华教授朱自清推荐的。鲁迅对他不满意，其中一个事件就是，他替上海光明书局编了一本《晚明十二家小品》，特地跑北京请老京派代表周作人写序。鲁迅因此就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说，“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这个小海派其实就是指他。从这段文坛旧事可以看出，施先生行事是不讲什么派别圈子的，完全由着趣味来。 　　　　　　沈建中：我觉得以他达观的性格，他应该还可以活得更长一些，他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他太太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人家可能觉得他耳聋，长期生病，活到这个年纪已经很不错了。可我每次登门拜访，都感觉他精神很好，每次他都和我说，我不行了快要死了，但就是没事。他太太是2001年去世，享年98岁。 　　　　　　记者：但有些人认为他晚年生活比较落寞？ 　　　　　　沈建中：不是这样，他1979年恢复名誉后一直是华东师大的教授，生病住院的费用可以报销，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窘迫，而是自得其乐，比如他终生喜欢抽雪茄烟，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几乎从不间断，起码他有这个经济能力。其实他活得很有质量。 　　　　　　他比较讲情谊，他为戴望舒整理遗作，经营身后事，花了很大的力气。1949年春天周作人出狱后曾住在上海横浜桥附近一个学生家里，他听后立即看望，不管对方是何种地位、身份和社会处境，完全是脾气相投。 　　　　　　刘绪源：我曾经看到过一篇小说，一个离休干部写的，说以前在部队里，就怕掉队后不知道往哪里走，现在离休了，有种找不着组织的感觉。这与施正好相反，这种个人与单位的依附关系在施先生那里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他一切都是自己安排，自己的世界很充实，国家需要时也可以奉献，不需要时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里。这种独立的人格，与五四精神的传统有关，但又与当时影响国内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一样。 　　　　　　沈建中：1932年他往静安寺郁达夫寓所索稿，见墙上挂着郁达夫书龚自珍语：“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随即借得原件刊登在《现代》杂志上。半个世纪后，他依旧很有兴趣，这与他崇尚自由精神的品性和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因果关联。 　　　　　　“性格决定命运”，每当时事变幻之际，他几经兴趣转移。如他所说：1960年代在农村摘棉花时悟出道理，棉花受到外部挤压，缩成一团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挤压放松会松弛地恢复原貌，棉花依然是棉花，妙在弹性十足。分明是他的触景生情引发的感慨。他的四儿媳曾向我回忆过“文革”期间，她住在底层北室，老人则居二楼亭子间，不管白天挨批斗或被抄家，每晚夜半人静时分，总是听得老人在上面读书笔耕不时发出竹藤椅的挪动声。 　　　　　　刘绪源：他在1980年代末曾以“北山”笔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一个出版社找他出本小说选集，他说小说不多，可以出本全集。对方怎么也不同意，后来他才弄明白，出全集最有资格的是鲁迅，巴金可以出文集，以他的资历，也就是能出本选集。当然他不服气。后来见面后我问，北山是不是你。他哈哈一笑，“你说现在有资格出全集的人还有谁？” 　　　　　　沈建中：他从不委屈自己，有滋有味地生活着。有趣、率性、认真，但从来不玩世不恭，而是勤奋刻苦。有人说1930年代他经常与刘呐鸥、穆时英出入歌舞厅，鲁迅也曾经说他是“洋场恶少”，其实通过整理他的年谱及与他的言谈中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他很少去歌舞厅，去了也是经常在一边站着，他倒经常在茶室里编文章，而这是三四十年代文化人的一个工作习惯。 　　　　　　刘绪源：其实真正体现他趣味性的，莫过于他在1932年受现代书局张静庐之邀主编《现代》月刊，当时“一二八抗战”爆发，影响很大的《小说月报》停止发行，上海当时已经没有一本像样的文艺刊物，这时张想到了他。原因是“他对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仇隙，也不曾在文坛上对某一位作家发生过摩擦”。因缘际会，《现代》在施手中成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刊物，虽然他只呆了两年零八个月。 　　　　　　在《现代》以前，《新青年》、《少年中国》、《语丝》、《新月》、《创造》等新文学杂志几乎都是同人杂志，而真正摒弃门户之见，面向全体作家的刊物还不曾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是一个创造。而年仅28岁的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声明：“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辑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这实际上宣告了该刊“第三种路线”的方针，也因此促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花镜”式的境界。 　　　　　　在办到第二卷时，它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显现出来了，仅在小说一栏中，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和后来的文坛巨匠们称诵一时的作品的集大成的现象，如叶圣陶的《秋》、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东梓关》、巴金的《电椅》、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刘呐鸥的《赤道下》、叶灵凤的《紫丁香》及老舍的《猫城记》等，还有郭沫若的诗及鲁迅的著名论文《论第三种人》。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编辑《现代》的这段日子里，这位青年主编的兴趣范围和活跃程度之大简直令人吃惊，他同时写散文和杂文，搞翻译、写书评，不定期兴致勃勃编诗歌甚至“晚明小品”，这段生机勃勃的经历也培养和强化了他多方面的兴趣，也无形中锻造了他那强劲而绵长的“后劲”。 　　　　　　陈飞雪：可惜的是编到第五卷时，由于施蛰存因为“庄子与文选”的事情与鲁迅先生打笔仗，穆时英被国民党收买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还有杂志内部原因，他心灰意冷，放弃了编务工作，到第六卷时已经是杜衡在主持，杂志也变成了另一性质的刊物。 　　　　　　沈建中：概括来讲，他是一位宣称“没有门户之见，不办同人刊物”的活动家，力求远离各种纷扰，清静自处，但有时也会写些“不合时宜”的杂文，始终保持独立的个性。在生命的行程中张弛有道、进退自如，不仅善于用老庄方式处世，而且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入世，倘有文章引火烧身却从不后悔，如屡受挫折也无所畏惧。他虽饱受劫难，却能将生死看得很淡，但也颇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年逾九旬后仍然文思敏捷，笔耕不辍，新著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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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2/13 14: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