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会1999年10月版），感慨万端，遂写下一些文字，聊述自己的感受。 　　孙大雨是一代名教授，活了九十二岁高龄，但是他的真正学术成果不是很丰富。先生大学毕业至１９５７年，共在多所学校执教二十七八年，后来投身民族民主运动，任大学教授联合会负责人之职，为革命成功是作过贡献的。解放后，先生本来是可以多做一些学问的，但是他太过于热心政治却又不通世事，过于迂直，其结果便是无休无止的发难与受难，最终以牺牲自己二十七八年美好岁月作结。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学者本身的不幸。好在先生毕竟是留美归来的学人，有着相当丰厚的学术根底，在他生命的晚期，他为中外文学的交流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孙先生的不幸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幸的代表。他的迂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性格特点。他们熟读诗书，却不谙中国社会的特点与中国的官场之道，于是他们那些想当然的理想，最终都以失望而破灭。即以今天中国社会而言，面对权钱色连环交易产生的普遍腐败，人们不以为然，受益者们更是不再多说什么，大多数的人们早已心冷如灰，他们只是取了看客的态度，只努力维护、保持一己的清白与高洁。这也算是反右文革带来的箝制众口的长效之一罢。毛泽东当年是要反腐败的，他着眼于新生政权的稳固，看到了腐败对于政府与社会的极度副作用；但是同样着眼于政权的稳固，他拿当时那些留学欧美心中自由民主观念还很浓的学者们开刀，五十万右派二十多年的生命付出，使得政权在稳固了的同时，失却了有效的监督。今天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仍然以为稳定大局服务为主调，所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所谓社会良心社会监督的功能，是淡化而又淡化了的。如果我们有一个让人们充分说话的环境，那些官居高位无恶不作的人想必会有所收束。在一个有着相当多人处于温饱交界线的国度里，一个其实上不得台面的人――他却是一方土地――敢于把本应属于国库的东西，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地归到自己的家里，这是什么世道。有人把这些权钱色交易写进小说，可说是《新新官场现形记》，却不能正规地出版发行，这又是什么道理？我们新闻出版业监督上的失察，仅靠同是官员――官官相护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纪检监察部门来防腐防变，又有多大的作用？官员这方面谎报政绩花钱买卖官职，另一方面横征暴取，环环相扣恶性循环地把这个社会越搞越乱，一个民族到了这步田地，也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的去向与出路了。不管国际上风云变换，搞好自己国家的内务才是防范一切外来侵略的最好手段。内不治则外乱生，内外交攻则不可收拾。我们慨叹孙大雨先生那辈人迂直的同时，又为今天人们的深有城府和金人三缄其口而哀叹。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决不应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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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0/16 10: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