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翻译家、现代诗人孙大雨教授以翻译与诗作名世，但是他根本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富个性的教授、学人。先生1928年至1929年间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修习英国文学，此前他已在美三年，但是他中辍学业提前一年回国。起因是他学习成绩优异按理应得到校方提供的奖学金。但是那时的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官员却致函美国学校当局，说孙大雨他们是有官费助学的，不必再给予奖学金，否则就拿了双份。孙先生的这份奖学金没拿到手，可是他却看到那些“会来事儿”的人贿赂有关官员既拿官费又拿助学金。年轻气盛而又交涉无效的孙大雨先生哪里咽得下这口窝囊气，他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于是他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回国以示抗议。“然而他却认定奖学金乃因学习优秀所得，清华和使领馆的某些人无端干预、破坏实属无理，不合理之事必须反抗”（见《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上篇，孙佳始——孙大雨独生女——撰）。从1930年秋天起先生开始在武汉大学教书育人，真正教书育人的时间（28年）与后来他历经的反右、“文革”、改正拖延等等长达二十六七年的耽搁相仿佛。只不过因为长寿（92岁），先生在同龄人中还算是很享有一些天赋时间的,长寿而不顺遂，于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先生的著述虽较有名却成果偏少，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关乎时代、性格和命运的问题。 　　　　人的年龄可以渐进，学问可以增长，但是得自天赋的性格特质却未必会有多少改变。“耿介清正”四字再准确不过地总结了先生的性格特点。孙大雨先生的正义感极强，他见不得人间有不平事。解放前做教授，他就很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连带对那些在学校里玩弄权柄作奸犯科之辈深恶痛绝。关于自己的性格特点，先生自己可以说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自己45岁时写的一份材料中说，由于自己是家庭中的第二个儿子，上有一连串的姐姐，又有兄长，他作为男孩子就不足为奇，被相当忽视，甚至轻视，这其间的待遇差别，使先生形成了憎恶特权、对不公平起强烈反感的心理习惯。先生以为那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公平考虑是自私的。再后来先生思想与世界观发生了升华性的变化，进步为对于人类的爱，对被压迫者的热烈同情，以及对于专制自私、不公平等具体社会现象的极度憎恶，至于那以自己为中心的心理，则渐被净化、消灭。不用说，这种种性格特色，在中国社会里是很有点叛逆味道的。 　　　　社会自有它的“公理”，叛逆者必得为自己的先行而付出代价。 　　　　先生留美期间中辍学业回国，顺应心性却失去了文凭，由此可见其性格一斑；回国后又在许多著名大学任教，不断地变换学校，其中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于时政和学校积弊的不满；1940年他对暨大当权者利用公款搞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的行为进行揭露，终被学校当局解聘；在重庆，他目睹了国民党上层对于腐败问题的睁一眼闭一眼，对于国民党政府彻底不抱希望，他开始公开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呼吁民主自由；1946年，先生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全心投入到民主革命斗争中。再后来，1947年，孙大雨先生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并负较多的责任，同年，他日以继夜地起草了20多页的“备忘录”文件，由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呈送美国派到中国的观察员，历数国民党的种种罪恶与无能，敦促美国停止对于国民党的一切经济援助，改变对华政策。这一举动，在客观上影响了美国朝野对于国民党政府盲目支持的态度，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早日成功。也就在此时，历经了多次政治活动的孙大雨先生追求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的思想愈发坚定明确。 　　　　先生1946年后供职复旦大学外文系，1949年5月28日，上海的全体民盟盟员参加了欢庆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但就在同月27日，从解放区归来的原大学教授联谊会成员李正文仓促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结果，原为干事的民盟成员全部落选，曾代理干事会主席的孙大雨先生仅被增选为候补干事，这在孙先生刚刚晴朗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一直以为这是过河拆桥的不光明正大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聚会，也是“大教联”的最后一次活动。作为为解放而奔走多时的先生，然也有被冷待的不公平之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先生只不过因为性格的原因而明确表示出来罢了。 　　　　但他仍然极力支持唯一的女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此后，先生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府文教委员，1955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这些社会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让先生忙碌起来，但他仍然忘不了大教联改选那一幕，他并不认为改选是新政权的组织行为，他把那举动视为少数当事人的排斥异己的行为。从此认识出发，他认为应当向上级组织揭发这种有损新政权声誉的事件以及有关的人员。此事惊动了中央，从周恩来到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全国政协与统战部门等，还有先生的学生胡乔木，都为此事而劝和先生，孙先生把组织的意见误认为是各打五十大板的糊涂官断糊涂事之举，他更加心气难平。 　　　　其实，自解放后的“大教联”改选起，先生就一直心意难平。到了1952年，在“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一边倒”、“肃反”、“开门整风”、“教学改革”等五个运动中，先生一直是被作为运动对象处理的。华东高教界思想改造代表会议上，他不留情面地把章靳以请来，当面核实章所说“陈望道曾领着特务捉学生”之事，搞得章靳以下不来台，“一言不发而溜走”。接下来，在复旦，先生被作为运动员运动了好些日子，说他任过汉奸之职，撤了他的外文系主任之职，评教授时“压低我的级别为二级教授”，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给先生极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刺激。那些话都不是随口说说就完事的，那些活动也不是轻描淡写的促膝谈心，那是有几十人参与十几个小时不歇脚车轮战的心理较量。此时的先生，十之八九已因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思虑成疾，他陷入特殊的心理定势走不出来了，加上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也十分紧张，先生本人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重点斗争对象，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肃清反革命”，那是要革去性命的事，先生遭遇这么严重的心理挫折，精神刺激，即便出于自卫，他好像也该做些什么事情：“在运动中他们可以对我造谣诬蔑斗争，他们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承担什么后果，而我公开检举揭发却为何要获罪判刑？”（先生原话） 　　　　先生没有主动退缩败下阵来，他刚刚五十出头，他要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战。 　　　　但是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一个逻辑不通的逻辑：你们把对革命有功的民主教授当作反革命，那么你们必然就是反革命。于是有了他指控数十人为反革命的“诬陷”举动——这事后来被定为“诬陷案”，导致了先生命运更大的挫折。 　　　　以个人力量与群体对抗，这是根本就不会有成功希望的盲动。 　　　　把学者做学问的认真用到了本来就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先生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天命之年而不知天命，又是为何？ 　　　　对于一个历经了九十年人生风雨的老人而言，对于一个洞悉人性之常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他的晚辈，还是我们这些更晚的后来者，我们可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与他们的命运而感慨系之，却无法再对他们的一生多评说些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历史材料来给我们佐证。在人生的搏击场上，有的人悲壮地倒下，有的人顽强地挺立，有的人不战自退，有的人取了迂回战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包括他自己的公平，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他就值得人们纪念。一个好人可能误做些不可以常理来解的事，这都可以原谅，但我们确实更需要揭开历史上大奸大恶者的本来面目。文明的进化，当是以逐渐铲除假丑恶为指归的。 　　　　孙大雨先生的文学成就是他的诗歌创作与莎士比亚剧作翻译，他在白话文诗歌创作和译诗及韵文节奏规律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创见。他晚年用古典英文韵文诗译的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等，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了国外。让我们在颂扬他为人师表传播文化功绩的同时，记住他曲折复杂却又颇值得回味的人生历程吧。 　　　　（《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孙近仁、孙佳始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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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0/16 10: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