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之一世相遇是用尽了千年修炼的缘分的。我被这份因缘缠绕，走进了与加 　　宁的共同生活。一切都似平淡，恩恩怨怨；唯有待到加宁去后我才猛醒：拥有他， 　　曾是我千年修来的福份。 　　 　　听我讲那过去的事情 （献给我的爱人韦加宁） 　　进入视线 　　 　　我和韦加宁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同时进入武汉同济医学院的。虽是同班同学，但那时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一九五八年冬季，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除害灭病”，我们九小班被分配到湖北省随县，我和韦加宁被分配在同一个小组，我们才算真正相识。我们小组有两名女生、三名男生还有儿科教授宋明通先生。我们被分配到桃园河水库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我至今也不知道这地方在随县的什么方位，总之，我们步行了一整天也没有到达目的地。晚上我们住在人民公社为我们安排的地方，当时正是“超英、赶美、快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的时代。有人端来一个大木盆，里面倒了大半盆热水，让我们泡脚。于是我们老少六个人，十二只脚同时泡在了这个大木盆里，开始了我们的思想改造。 　　那时我已不是学生会副主席，也不再是小班的班长，我是作为学生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下乡劳动改造的。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几十名男女梅毒病人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半山坡上，只有卫生院派的一位白大姐来为我们做饭。每天早晨我们到对面的山上去挖中药，韦加宁的野外生活经验非常丰富，他会告诉大家：这是土茯苓、这是车前草等等……。农村的生活非常苦，但和韦加宁在一起你会过得很丰富。例如看到一只麻雀，他会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弹弓，举手之间，那只麻雀应声落地。他又从另一个衣兜里掏出一个军用小刀，三下两下从树上砍下一个树枝，削尖了头，插进麻雀身体，在路边烧起一小堆篝火，不一会儿麻雀就烤熟了。拔去了毛，送到宋教授面前说：“老师，你先吃！”；走到小溪旁，他看到几只螃蟹在石缝间爬，或几条小鱼在水中游，他会挽起裤腿，走到河里，用泥和石头把河水拦起来，捉上几条小鱼或螃蟹，拿回去炸着吃……。不久，我们这六人小组又被分成了两个亚小组，我、韦加宁和胡君宏被分出去参加兵役体检。韦加宁负责测量身高、体重、血压、脉搏；我负责检查大便中的钩虫、蛔虫、血吸虫等。这样我们有了许多时间在一起聊天，于是我了解到：他的父亲是广西省有名的老中医，是广西中医学院的院长，母亲是一名会计。本来他们的生活会很好，但是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家乡容县要揪斗他的地主爷爷，而他爷爷突然猝死，于是要他的长子回来顶替，加宁的父亲从此被劳改了好几年。他母亲在梧州市政府当会计，每月工资二十多元要养活他们母子三人。母亲有病，加宁每天买5分钱肉，剁碎了蒸给母亲吃，而他和年幼的弟弟站在一旁看得垂涎欲滴。加宁每天要步行十几里路到梧州中学读书，没有钱交伙食费，他就谎称有病到医务室开证明，这样可以买便宜一些的病号饭——稀粥。上高中以前他没有穿过鞋，一直是光着脚上山下山跑步踢球。他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的花布衫改制的，用黑颜色染成黑的，但黑色里面仍隐隐地透着花纹。他们一年里要搬好几次家，每次搬家都是加宁一个人用他瘦弱的肩膀挑着他们全部的家当——一头是一口缸，另一头是两块木床板。为了帮助妈妈支撑家里的生活，有时放学以后他还要挑担去卖柚子，把卖柚子剥剩下的皮拿回家去用盐水腌了做菜吃……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3年，他的父亲被解除劳改，并恢复了中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为止。那天，当他穿着白衬衫、白西裤、白球鞋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的眼睛都为之一亮，说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从此他也有钱住校了。 　　梧州高中坐落在风景秀美的山顶上，那里有许多可爱的小动物。加宁的床铺在宿舍靠窗的上铺，窗外树枝上有一只猫头鹰就成了他的好朋友，还有一窝黄蜂，加宁每天观察它们并用糖水喂养它们。住校的生活有趣又紧张，每天起床铃声一响，大家就向山下冲刺，去洗脸上厕所。食堂开饭时八人一桌，大家先围着桌子站好，只等哨声一响，学生们就捧起饭碗往嘴里扒拉。那个年龄的孩子们没有油水又正值长身体的时候，为了吃饱，加宁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叫做：“一平二半三压满”。就是说，第一碗盛得平平的，第二碗只盛一半，这样才有机会赶在别人前面去满满地盛上第三碗，否则待你想吃第三碗时饭桶里已经没有饭了。 　　由于加宁的这种家境和经历，造就了他吃苦耐劳的韧性。同时也使他变得非常能干，木工、钳工样样都行。这对他日后的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后话。加宁还多才多艺，二胡、小提琴都是无师自通。他自己捉蛇，用蛇皮制成二胡，只用两个手指就能弹出动听的乐曲。他有时做一点小工，挣一点小钱，买了漆包线缠成变压器，做个发报机和隔壁的好朋友发电报玩耍。总之，他的高中生活丰富精彩，学习成绩也在中上水平。因此，1956年顺利地考取了武汉同济医学院。 　　虽然下乡期间我和加宁在一起非常愉快，但我从未想过要让他作我的男朋友。我们属于不同的两类人，他缺少诗意和浪漫，属于那类粗线条的人。作为好朋友可以，但作为恋人就有点格格不入了。因此在大学期间我总是拒绝和他好。然而甩也甩不掉，他总能用真诚一次一次地感动你。开始，我的父母也不接受他，母亲认为我们不合适。但是到了后来，我的父母反而很喜欢他，他们很谈得来。我父亲是同济医学院的国家一级教授，教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能画一手漂亮的解剖图谱，在教室里一边讲一边画，把枯燥的解剖学讲活了。加宁跟我父亲学了不少，后来加宁也能画一手漂亮的解剖图谱深得父亲的赏识。我母亲是妇产科教授，性情通达。加宁是用自己真诚朴实的人品和他吃苦耐劳的表现赢得了两位老人的心。而我，经过了四年的吵吵闹闹、拉拉扯扯之后，也已是“取之不甘，弃之不舍”了。毕业前我们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被一同分配到了北京。临别时，母亲对加宁说：“小韦呀！你的手很巧，适合作骨科大夫。”因此，当北京市卫生局的接待人员征求个人意见时，加宁说想当骨科大夫，于是就被分配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从此当上了一名骨科医生。 　　 　　 　　崭露头角 　　 　　1961年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他很快就引起了院领导的注意，当时石膏室有一台拆石膏的机器，但是坏了不能用。人们只好用一把大剪刀去拆人字形石膏，又慢又费力气。加宁利用业余时间把它修好了；他还为放射科制作了一个在手术中能照髋关节侧位相的架子，所以第一年就当上了“技术革新标兵”。 　　开始的三年，他在大外科轮转。每到一个科，都被科主任看中。烧伤、普外、泌尿、创伤都想把他留下，最后被手外科王澍寰主任选上，于是他就成了一名手外科大夫。 　　然而，虽然他工作很努力，但政治上总是低人一等，机会也比别人少很多，因为他出身不好，父亲被劳改过。那年陈中伟在上海接活了中国第一例断手，北京积水潭医院坐不住了，开始做动物实验，在兔子耳朵上苦练小血管缝合技能。加宁一次也不能参加，他被派往急诊室，去坚守第一线。但是他不怕苦不怕累，很认真地为病人服务，而且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白大衣口袋里总放着一把血管钳，闲暇时总拿在手上耍弄，套在无名指上翻过来倒过去地练，以至于练就了他的娴熟、敏捷、准确的手术技能。后来人们常说，看韦大夫做手术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当然，这也只是后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主任、书记都被强制“靠边站”了，师兄师姐每人参加了一个“战斗队”闹革命去了，进修大夫也都撤回了原单位。加宁出身不好，被留下来管病房，也有机会到各处去会诊了。有一次他坐上一个火车头来到承德，火车站的喇叭里喊：“北京积水潭医院来会诊的大夫请到出口处接洽！”加宁走上前去说：“我就是。”接待人员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怎么看也不像京城里来的专家：这么年轻，这么瘦小，穿一身袖口带毛边儿的灰色中山服，手上拎一只平日里买菜用的油渍渍的塑料兜儿，这就是来帮我们做断肢再植的北京专家？然而，他确实是一次次地成功。 　　1972年1月10日他和他的同学、同事李良平大夫合作，在北京同仁医院为一名被火车轧伤双腿的农民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同体断足移植手术，把她离断了的右脚接到已经没有脚的左腿上，使她最终又重新站立了起来。由于右脚和左腿的解剖结构是相反的，有较大的技术难度，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例报道；1974年5月9日在协和医院，他又为一名南斯拉夫海员接活了断腿；1975年12月28日又成功地完成了我国首例《同体拇指移植》手术；他还设计制作了不少手部支具，分别获1981和1983年卫生部颁发的科技成果二等奖……。从此他是真的崭露了头角。 　　然而，这并不说明他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正相反，在政治上他长期受压抑、被排斥。在“文革”期间不少病人直接去找当时的党委问：“韦大夫为什么不是党员？依我们看，韦大夫最配作党员了。现在有些人在家里‘泡病号’，有些人出工不出力，韦大夫真正做到了‘大庆人’提倡的‘四个一样’，即‘白天和晚上一个样；晴天和雨天一个样；上班和下班一个样；有领导在和没领导在一个样。’”但是，眼看着在同一个党章学习小组的人们一个个被接受入党，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可就是入不了党。 　　1978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主持的科技大会给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臭老九”和“白专”的帽子。从此韦加宁才入了党，当了“中共十二大代表”，紧接着“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专家”……许多光环陆续地戴在了他的头上，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先进事迹……然而，四十一年来，他始终谦和，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像穿上了电影《红菱艳》中的那双魔舞鞋一样，始终不停地跳呀跳呀，无法停止，直到最后倒下。但他无怨无悔，始终安详、平和。他虽已功成名就，却依然淡泊名利，一生淳朴和谐，他永远怀着一颗平常心。即使在他患胃癌病重期间，有的病人还拖儿带女，拿着x光片找到病房里来，当时我们家属都很不高兴，觉得这些人太不近人情，大夫都要死了你还不放过他。而加宁仍然一遍一遍耐心地讲，躺在病床上画示意图向他们解释：你孩子的手需要做五次手术，第一次做什么，第二次做什么，最后能达到什么效果。他又对我们说这个病人很可怜，她很困难。加宁他还是那样善解人意，那样宽厚，处处为他人着想。 　　 　　 　　人格魅力 　　 　　加宁的一生是成功的，我说他成功首先是指他做人的成功。 　　他真诚、宽容、善良。无论别人在政治上怎样欺负他，他总能以德报怨，在他们有困难时给予他们真诚的帮助。他平易近人，谦和待人。无论什么人，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有求必应。无论是正在吃饭、正在睡觉、正在菜市上买东西，人们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他找到急诊室，找到手术室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解决燃眉之急。而他却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怕麻烦别人。比如需要给别人打电话时，他常说：“现在是看新闻联播的时候，不要打扰人家。”“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现在正是午休的时候”……总之，都不能打扰。就连自己生病，也总找不到合适的时间。例如牙齿痛，该去看牙医了，他说：“我下了手术已经十一点多钟，正是准备吃午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去看病，害得医生不能下班吃饭。”他发高烧了，也不能休息，他说：“明天那台手术，病人已经排队等了很长时间，进修大夫也要看，要学习。万一停了，病人又不知要等多久，多住一天院，要多花许多钱呢！”。过去在门诊时不能生病，他说：“我一个上午要看40多号，我病了就要分到别的大夫身上，害得人家不能下班。”，上急诊班更不能生病，他说：“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你临时生病，谁来替你。”。总之，他没有时间生病。工作四十一年来，他很少有病假、事假，以至于最后，得了晚期胃癌，血色素只有6.8克时，他却浑然不知。每天要上七、八台，乃至十一台手术。就在做胃镜被确诊为胃癌的第二天，还有五台手术等着他做呢！ 　　1968年，他去延庆医疗队，除了给农民看病以外，还为农民修钟表、修桌椅板凳、替别人的新娘理发。回北京一次，为房东大娘买了一个腌菜的坛子，扛在肩上，步行了十几里山路，送到沙梁子蔡木沟的老乡家里。如今，房东大娘早已过世，但他们全村的儿子辈、孙子辈仍视韦大夫为朋友，有了困难，一个电话，韦伯伯，韦爷爷就能帮上忙。有时，他们也并不是为了来看病，只为了来看看韦大夫。只见韦大夫在专家门诊被病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他们只是默默地看上一眼，一句话不说悄悄地走了。有时手里捧着几个鸡蛋，交给护士，心满意足地走了。 　　他的工人朋友也很多，许多都是他的病人。加宁不仅为他们治好肢体上的伤残，也为他们医治心灵的创伤：一位东北的女工，因机器绞伤，右臂没有了，左臂也只剩下一段，而且抬不起来。她跑遍了上海、北京的各大医院，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最后来到积水潭医院，遇见了韦大夫。后来她对别人说，如果积水潭的医生也说她不能治了，她准备回去后就去死。当时韦大夫抬起她的左臂，一松手，她的左臂就落下来了，如此重复了好几次。有一次，她的左臂在空中停留了不到一秒钟，仅仅这一瞬间，被韦大夫抓住了，认为还有希望，让她去做了肌电图。以后为她做了许多次手术，并且帮她建立活下去的信心。韦大夫劝她过正常人的生活，不要拒绝交男朋友。在她结婚的那天，韦大夫请本院支具室的师傅用纸浆为她临时做了一个假手，戴上白手套，使她自信地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如今，她不仅已结婚生子，而且还经营着生意，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还有一位男工，右手截肢了，非常悲观。韦大夫对他说：“你还年轻，虽然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你还可以去学习，去图书馆搞资料，去管理仓库等等。”后来他真的去了图书馆，并自学了英语。几年以后的一天，他突然精神抖擞、西服革履地出现在韦大夫面前。他说：“韦大夫，我是来向你致谢的，是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帮我选择出路。现在我要代表工厂到德国去了，今天特别来向你辞行。”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许多病人失去了手，就像失去了劳动的工具，失去了生存的技能。韦大夫在为他们设计手术方案时，总要设计到最好，使伤手恢复到最大的功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韦大夫本人的生活还很穷困潦倒时，不少病人都已经成了“万元户”，包括那位被火车轧断了双腿，被李良平、韦加宁挽救了一条腿的农村妇女，如今已成了农民企业家。看到这一切，韦加宁很感欣慰。他看着一只只被他修补好的手，如同欣赏一件件艺术雕塑作品，很有成就感。 　　加宁不仅在国内朋友多多，在国外同样也有许多朋友。他和他的导师、导师夫人、夫人的妈妈、哥哥都成了好朋友。和其他国家来的进修大夫也成了好朋友。他帮导师画了许多手术图谱，帮护士解决她们之间的纠纷，帮房东整修工具间，帮密执安州一家医院做了该院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该地方报纸用好几页篇幅报道他说：“韦大夫在中国是英雄，在美国也是英雄。” 　　他之所以有那么多朋友，只因为他为人真诚、善良。他帮助你时，从未想过要求回报。不论是富人穷人他都一样对待，也不会因为你的职业、地位可能对我有用，赶紧记下你的电话号码，以便今后有求于你。但是许多朋友都真诚地想帮助他，例如，他的美国导师见他耳聋，生活很不方便，1983年送给他一对价值昂贵的助听器，七年以后又请他回去，为他找了最好的耳科专家，免费为他做了双侧耳硬化症的内耳手术。这一显微镜下的高科技手术是当时中国不能做的，而且我们一辈子也付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 　　这次加宁突然身患绝症，这一消息牵动了本院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所有的人都为他伤心难过，为他惋惜：“这么一个好人突然倒下了，而且这么重，我们都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病房里探望的人流络绎不绝，花篮摆满了病房和楼道。人人都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愿好人一生平安！”愿他快快闯过难关，回到朋友们中间来。 　　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看他，有些学生在他术后病重期间整周整周地守候在他床前。有送钱的，有寄药的，人们都希望帮助他快些好起来。医院领导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和照顾，使我们这些作家属的心存感激与愧欠。 　　在他从医的四十一年里，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经他手术过的病人不下50000例台次。经他培养的进修医生大约有400名，多数都成了科主任级的骨干力量，不少已成为专家、院长，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加宁带学生，从来是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把自己的点滴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给他们创造许多机会。几十年来，他做的手术总是亲自写手术记录，画手术图谱。有时写一份手术记录比做一个手术耗时都多，这当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近几年来，他为朋友们主编的专著写了23篇图文并茂的章节，都是结合自己一生的经验而写成。只可惜，他自己早已写了一半的专著《手外科学手术图谱》却被迫一拖再拖，至今无法完成，这也许将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了。 　　 　　 　　叫我如何不想他 　　（韦加宁在家里） 　　 　　像所有事业有成的男人一样，加宁也属于那种“不回家的男人”，事业和家庭是一对矛盾。现在我年老了，想明白了，但是在当时真是困难重重。两个孩子生病住院，没有人为我分忧、替我拿主意、给我支持安慰。我自己九次住院，永远没有家人驻足床前。这一切把我训练得异常果断、冷静、干练，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拿主意。 　　但是，加宁并不是一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只要他回了家，他什么事都干，而且都做得比我好。例如他炒菜做饭比我做得好吃，凡有客人来我家吃饭，都是由加宁掌勺，他做得色香味俱全，又麻利又地道。孩子小的时候他也洗尿布、买菜，偶尔还给孩子做几件玩具。他只是心里装满了太多病人的事，再放不下多少家人的事。比如孩子病了好几天，他也不问一问，很晚回来像没事人似的，一言不发。我说：“你怎么也不问问孩子还发烧么？”他还来不及进行角色转换，仍沉浸在工作状态，经我一提，愕然地问：“噢！孩子还发烧么？”他完全已不记得孩子有病的事。但病人的事他却记得清清楚楚：哪个病人叫什么名字，是哪一年来看病的，一共做了几次手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他都能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一九七一年夏天，我怀孕五个月先兆流产，住在医院里保胎，医生不让我下地。我看见同一病房的病友，都有丈夫或妈妈来为她们洗头、擦身子，唯我独无。加宁早晨上班前站在病房门口问一声：“有事吗？”我摇摇头，他说：“那我上班去了。”下班后再来一次，站在病房门口，隔着八个病人问我：“有事吗？”我摇摇头，他说：“那我接孩子去了。”我的内心很凄凉：八月盛夏，没有人为我做一件实际的事，但是当着众人的面，我无法发作。 　　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我的丈夫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是个模范丈夫。我们的家庭是模范家庭：丈夫事业有成，妻子是女强人，儿女都很优秀个个都有出息。我呀，真是说不清道不白，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但是内心世界里却像荒漠般地凄凉。 　　加宁对工作痴迷到迂的程度，例如1984年，李宁作为体操王子，从洛杉矶奥运会捧回了四块金牌，成了人人皆知的大明星，而加宁却不知道。因为加宁白天工作忙，晚上要给病人写回信，每封信都是连写带画三、四页纸。然后再写手术记录，他没有时间看电视，当然也就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李宁了。1985年3月3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广西人的三月三纪念活动，韦加宁作为贵宾和李宁被安排在同一张餐桌上。许多人走过来请李宁签名，我也请他签了一个。在周围没有人时，加宁为了打破尴尬，没话找话地问李宁：“你在哪个部门工作？”，我简直惊呆了，这太难堪了。早在学校谈恋爱时，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也不请我看场电影？”于是他请我看了一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过了一些日子，我说：“你就像奥赛罗一样。”但他却问：“谁是奥赛罗？”原来他根本没进脑子，已经不记得了。我的孩子们常常替父亲辩解，他们说：“这有什么关系？福尔摩斯就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知道。福尔摩斯本人的化学知识精深，解剖学知识准确，探险知识很广博，但他的一般文学知识无，天文学知识无，政治学知识浅薄。可见一个人只要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靠近专业的知识丰富就行了。再说了，你是教授家的大小姐，家里雇着两个保姆，你有闲功夫看上百本世界文学名著，爸爸的家境童年怎么能和你相比。”儿女的一席话噎得我无话可说。 　　现在加宁正挣扎在生死线上，回想起来，加宁确实是个家庭责任感很强的男人。他对家里的贡献无处不在，处处都留有他劳作的痕迹。特别是年老以后，他不值班了，下班规律了。他就像一只工蜂，整天采蜜不停；就像一只雄鸟，一次一次往家里叼吃的、喝的、用的东西，一直到他最后倒下。家里的东西，有条有理，得心应手。我的膝关节有病，常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又因为走不了远路，需要骑自行车，因此加宁在我的自行车上安装了一个可以放“拐棍板凳”的装置，既方便又不难看。我推自行车出入不好开弹簧门，加宁为我设计了一个小拉勾，只要向门外墙上原有的一个小钉子上一挂，门就被打开了。加宁刚住院不久，家里的一扇衣柜门就关不上了，因为一个磁铁开关坏了；又过了一天，另一个柜子门也坏了，因为它有一个活页的钉子掉了；又过了几天，吊灯的一个灯泡灭了。以前像这类的事，加宁从来不让它过夜，及时就修好了。以后这个家恐怕也只能像许多没有男主人的家庭一样，灭了一盏灯泡，再灭第二盏、第三盏……直到最后一盏灯泡也灭了，房间里完全黑了，才会有人搬个板凳去把它们全换上。 　　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过去总觉得加宁难得回家，好像生活中有他没他一个样。此时才知道，只有当你将要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他的珍贵。在即将没有他的日子里，我才知道我是多么依恋他，多么离不开他。这样好的丈夫，今生今世再难遇上第二个。这么好的一个人，叫我如何不想他。 　　 　　 　　面对死亡 　　 　　加宁过去身体很好，工作四十一年来很少有病假。“文革”期间，他曾经六天六夜不睡觉，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有时在手术的间隙中倒在手术室的地上就睡着了。他曾说：“我要么不生病，一病准是大病”这回真让他说着了，他得了晚期胃癌。其实，他没有病假并不说明他不会生病，只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看病。我经常对他说：“你的爹妈给了你一个好身体，你整整用了一辈子，你用得太狠了，你应当每周有一天机动时间，可以抽身去看看病。”而他不听，他把手术排得满满地，手术一旦排上了，临时就不好停。 　　现在他已经肝脏转移，颈部、胸部、腹部淋巴结转移，食道复发。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那就是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想画一部手外科手术图谱，而且已经画了不少。每年年末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编辑都要问他一次：“你的图谱明年可以交稿么？”但朋友们主编的专著不断约他参写部分章节，而他对朋友之约是从来不会说“不”的。 　　现在他为什么必须完成自己这本图谱呢？因为韦加宁有些手术设计是很独特的，而且他有能力把自己的设计一步一步用图画表现出来。学生们根据这些图就能一步步把手术做下来，这比单纯用文字描述手术过程要清楚，如果不画完这本图谱很是可惜。 　　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我必须和时间赛跑，假如我还能坐起来，假如我的手还不抖，我必须把它完成，献给我深爱的事业，献给一直支持爱护我的家人，也献给我的学生，并通过他们献给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病人。 　　假如我的时间不够，不能完成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手外科手术图谱的话，那么，就命名为《韦加宁手术图谱拾零》吧！好在近几年来我已为二十三位朋友主编的专著画了部分章节，把它们拼凑起来，以便手术时查阅方便。” 　　近来他一边做着放疗和化疗，一边恶心呕吐着，一边顽强地画。在他作画的过程中，他完全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的快乐境界中，全然把死亡置之度外。 　　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说：“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陪你，你安心地睡吧！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年轻牧师在教堂里向大家布道时讲过一段话。他说：其实，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不知道死亡后是什么样子所以感到害怕。就像胎儿在降生前感到恐惧一样，他们哭着喊着离开母体，降临人间。当他们睁开眼睛时，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母亲用慈爱的目光抚慰他，用甜美的乳汁哺育他。他才知道：‘啊！原来人间是如此美好，以前的恐惧完全是多余的。’死亡，也像十月怀胎一样，它是生命的另一个过程，经过一番挣扎，你累了，就会睡着。当你一觉醒来，你会发现你是躺在另一位更加神圣伟大的母亲的怀抱里。那个世界更美好。” 　　这位牧师把死亡描写得美丽、浪漫而神圣，使你不感觉害怕。 　　 　　 　　一路平安 　　（怀念加宁） 　　 　　4月5日是加宁65岁生日，他躺在病榻上，眼睛和皮肤已呈金黄色，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死神的脚步正在急速地一步步逼近、逼近。 　　最后的107张手术图谱是我和儿子韦峰替他贴好的。我们准备了一个录音笔想请他口述，由我们帮他注上文字说明。但他说：“我用不上你们那个东西，我要自己写。”这让我体验到，什么叫做“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真实含义了。 　　写累了他躺下闭目休息，我们以为他已入睡。忽然他说：“伊拉克战事如何？” 啊！一个行将死亡的人，竟然仍牵挂着半个地球以外的人，难道这还不算博爱吗？ 　　今年的4月5日，是加宁最后的一个生日。没有蛋糕——因为他已经不能吃；没有蜡烛——因为他正在燃烧着自己。所有在北京的子侄们都守候在他身边，静静地，和他共度良宵。 　　又过了两天，黄疸更重了，开始大口呕血了。加宁竭尽全力总算“画完”了，但来不及注上文字。病情进展太快，有些始料不及。只好口述，由儿子韦峰代写。4月9日终于画完了，我们都很高兴，我说：“祝贺你，从此可以轻松了。”他说：“是，我终于可以交卷了。”那一天他特别高兴，病情也很稳定。突然他说：“把文具盒打开，我还要补画一张。”我说：“差一张就算了。”他说：“不行，许多官司由此而起，我得提醒他们少走弯路。”我们把床摇成70度，再塾上两个枕头，前面用小餐桌把他夹在中间，他艰难地完成了草图…… 　　其实，图是永远也画不完的。加宁他总能不断地派生出许多新的手术设计方案来。尤其是他擅长的手部支具，还没有来得及去画。这部分只能留给学生们去发挥才思、去填补空缺，并由那些专司支具设计制造的工厂企业来完成了。好在支具并不包括在手术之列，这本手术图谱缺了它也就罢了。 　　4月10日病情突然恶化，咳血，呕血，呼吸困难。到了4月12日中午开始上呼吸机了。为了减轻痛苦，给他打了镇静药。我说：“想不想打些冬眠灵睡觉？”“想，要全量，不要半量。”“那也许你会从此不再醒来，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他说：“都说过了。”“你还有没有什么牵挂？”他说：“没有。”“你真棒，你很勇敢，那让我们说再见吧！”我吻了他的额头，眼泪涮涮地滴在他的脸上。因为药物维持时间不长，他时不时还会醒过来。对陆续赶来看他的学生、同事点头招手示意。儿子问他：“爸爸你还想见谁？”他艰难地吐出三个字：“杨博桂儿”，杨博桂是他的研究生，曾跟他学了三年，吃住都在病房，很少回张家口的家里，夫妻产生矛盾。过去加宁经常开导他们，长途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还是离婚了，加宁很难过。此时杨博桂专程赶来，就站在门外。大家呼叫：“杨博桂，杨博桂！”杨博桂贴近加宁的耳边听他叫着自己前妻的名字，加宁说：“复婚吧！”此时杨博桂已是泪流满面了。 　　深夜十二点，加宁进入昏迷。4月13日凌晨4点07分去世。他走得平静、安祥、满足。他在京的所有同事、学生都守在身边为他送行，向他三鞠躬。 　　回首往事，假如我们年轻时因为他总不回家曾有过一些恩恩怨怨的话，经过四十七年的磨合早就把往日的恩怨化作了美丽的宽容、理解和支持。但此时面对眼前这些感人肺腑的患者来信，特别是武汉姜毅的来信还是让我思绪万千，它是那段岁月的见证。姜毅说：“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三十年前，1973年底，那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我父母亲因出身不好和海外关系双双挨整，我也因此不能继续读高中，到一个小工厂当工人。每天生活在铺天盖地的打倒我父亲的大字报和标语中，我右手三个手指被鼓风机打成粉碎性骨折。当地医院把三个手指全都接歪了，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废手。我慕名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而我没有省卫生厅的转诊证明，连号都挂不上。十八岁的我孤身一人，急得直哭。你有一颗热情善良的心，破例给我看了病。并安慰我说愿意在门诊为我做手术，让我在附近找个旅馆住下。后来我终于有了一张转诊证明，住院接受您亲自治疗……。现在我扭曲的手指基本恢复了正常，功能也强多了。三十年了，我的手一直很好，连下雨天也不痛。住院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您的工作作风，对每个病人都很亲切，每天晚上您都要到病房亲自查房。督促我们锻炼手指功能。 　　前两天在‘焦点访谈’中看见你生病还在画图谱，我一眼就认出了你，虽然苍老了，很清瘦，但还是我记忆中的慈祥、有风度的模样，我当时又哭了。你被授予‘白求恩式的好大夫’当之无愧。你在手外科专业中创造了多少奇迹，拯救了多少人呀。假如需要，我愿意捐器官、捐骨髓，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封信把我的记忆带回到1971年的大年除夕。我家住的筒子楼里家家户户又煎又炸，只有我们家里冷冷清清，定量的一斤半猪肉连白煮的心情都没有。我搂着女儿欲哭无泪。加宁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从来想不起打个电话回来，我也不找他，只是等。从期待、盼望、怨恨直到怒火中烧。等他深夜回来了，我没好气地问：“你又不值班，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知不知道今天是除夕？你知不知道明天是女儿五周岁的生日？”加宁说病人太多，忙不过来。我说：“你知不知道有人说你‘只拉车不看路’是个‘伪’善人？天底下的可怜人多了，你能治得完吗？” 他听后叹了口气说：“报纸上常说农民看病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其实何止是一头猪白养，简直就是倾家荡产呀！他们要三次来北京才能住上院：第一次来了，医生说：‘要省革委会的介绍信’，一句话就把病人打发走了。病人要回去借钱买礼物托人去省城开介绍信。第二次来了，医生给开了住院条，交到住院处排队，告诉病人：‘回家等通知吧！’然后又是半年一年的等待。到了第三次才能住上院。我觉得有时只是举手之劳，下班后在急诊室加个班就做了，对于我来说只是少休息一会儿，晚回家一会儿，可是却能救人一家子啊！” 听了这一席话我是多么感动，心想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在无数个等盼的日子里怨恨你一天到晚不回家了。难怪加宁总是说——每个病人都有一段故事，叫我同情、叫我感动。四十年来我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这还不足以使我受教育，慢慢从宽容、理解到支持吗？但我也常常为加宁打抱不平。 　　那一年末又要评选“四好”“五好”了，韦加宁被评为单项“学习好”。真是莫明其妙，什么叫“学习好”？我要去替加宁讨个公道。我走进一位基层负责人的家里说：“韦加宁这个‘学习好’的标兵也不敢当，这是什么意思嘛！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服务态度好都不是，好像只是为了拿病人当‘学习’的材料去捞取技术资本？”这位领导反问我：“你承不承认他是有些‘白专’ 你承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人为了事业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的？” 我说：“当然不承认。有些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整天在家什么事不干就因为他是党员就红一辈子，而我们要怎样做才不是‘白专’了呢？在资本主义国家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接踵而来的是金钱和洋房，而我们十多年如一日从未奢望有一天会住大一点的房子会增加一分钱工资，这能和资本主义的人相比吗？” 真是太欺负人了。” 　　正像女儿的一封信中所说：“有多少人在赞美你的风彩，惊叹你的能力才华；但是没有多少人看得到你这一路走得多艰辛，多疼痛！你的成功，是在于你有超人的意志力，你有执着，你能坚守，你抓得住机遇，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忍让得起的强人。你谦让荣誉、谦让所得、谦让机会——你一路给病人传播着爱也从病人那里收获着爱，你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把别人照亮，又和别人一起灿烂。到头来你还是你，这不是很多人都能创造的传奇。在那个艰苦奋斗的岁月里，工作的紧张疲惫，同事间的微妙关系，事业上的压力，加上家庭的重担……一个人要有怎样强壮的体魄，怎样坚韧的神经，怎样宽敞的胸襟，才能撑过这人生的险滩呢？但是我的父亲，你是这样光荣成功地走过来了。你曾经是那么一个爱玩会玩，又多才多艺的人。但你在严峻的生存竞赛中，只保留了与你的专业有益的爱好作为娱乐。你为生活引入娱乐的精神，也把工作与生存当作一种娱乐。这里面的智慧、悟性、意志力与责任心是一种令人敬畏的人格魅力和力量。” 　　但是现在他累了，他真想长长地睡上一觉。他曾经对我说：人生就像一出戏，当高潮过去，帷幕就会徐徐落下。假如这帷幕迟迟地落不下来，观众就会烦躁抱怨了。怎么样才能避免这帷幕落不下来的尴尬局面呢？那就是，当生命已无法挽回时，不要再做积极的治疗。于是，“交卷”后三天，他就匆匆地离去。他不愿拖累家人，不愿让国家为他花太多的钱。他一生都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最后也一样，这就是韦加宁。 　　但他走得很安祥、很满足。因为韦加宁这只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国家认可他，病人认可他，朋友认可他，同事认可他，这是最使他感到欣慰的。国家给了他那么多、那么高的荣誉，是他没有想到过的。真的，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只做奉献，不求索取。 　　 　　再过不久，他的手术图谱就要出版了。我给他的手术图谱写了一段介绍，我说：“这本精美的手术图谱是我的同学、同事、和爱人——韦加宁教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趴在肿瘤医院和积水潭医院病房的小餐桌上艰难地画完的。其中几乎每一幅画都是代表他自己做过的手术。所以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经验总结。也可以说，这是一部用生命谱写的技艺作品。 　　在四十一年的从医生涯中，他曾把上万幅精细的手术图谱留在了病人的手术记录中，给像父亲般培育他成长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留作纪念；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留作学习的资料。 　　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是那样从容不迫地走过了一生，那样平静快活地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让我怀着崇敬与惜别的心情向我的爱人道一声——“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留下了这本手术图谱就是留下了技术与经验。在我的心里也将永远留下对你美好的回忆。” 　　 　　 　　李景英200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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