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sohu.com/20/44/news207964420.shtml 　　　我叫李景英，是韦加宁的妻子、同学和同事。 　　 　　 　　　　我和韦加宁是在1956年同时进入武汉医学院，1961年又同时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到医院的前三年，加宁在大外科轮转，几乎每到一科，他都被科主任看中。烧伤、普外、泌尿、创伤都想把他留下。最后，被手外科王澍寰主任选上，于是他就成了一名手外科大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入了党，还当选为十二大代表。又被评为“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有突出贡献专家”。他取得了许多成绩，获得了很多荣誉。但四十多年来，他始终谦和做人，努力工作。他就像穿上了电影《红菱艳》中的那双魔舞鞋一样，始终不停地跳呀、跳呀，无法停止。 　　 　　 　　 　　　　我觉得，加宁的一生是成功的，我说他成功首先是指他做人的成功。他为人真诚、宽容、善良。他平易近人，谦和待人。无论什么人，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有求必应。无论是正在吃饭、正在睡觉、正在菜市上买东西，人们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他找到急诊室，找到手术室解决燃眉之急。而他却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怕麻烦别人。比如需要给别人打电话时，他常说：“现在是看新闻联播的时候，不要打扰人家。” “现在是吃饭的时候”“现在是午休的时候”……总之，都不能打扰。就连自己治病，也总找不到合适的时间。例如牙齿痛，该去看牙医了，他说：“我下了手术已经十一点多钟，正是准备吃午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去看病，害得医生不能下班吃饭。”他发高烧了，也不能休息，他说：“明天那台手术，病人已经排队等了很长时间，进修大夫也要学习。万一停了，病人又不知要等多久，多住一天院，要多花许多钱呢！”总之，他没有时间生病。 　　 　　 　　 　　　　加宁对工作痴迷到迂的程度，1985年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宴会上，韦加宁作为贵宾和刚从洛杉矶奥运会上捧回四块金牌的体操王子李宁坐在一起,我也去了。许多人走过来请李宁签名，我也请他签了一个。在周围没有人时，加宁为了打破尴尬，没话找话地问李宁：“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我觉得特别难堪。 　　 　　 　　 　　　　像所有事业有成的男人一样，加宁也属于那种“不回家的男人”，事业和家庭是一对矛盾。现在我年老了，想明白了，但是在当时真是困难重重。比如孩子病了好几天，他很晚回来却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一言不发。我说：“你也不问问孩子好点儿了吗？”他还来不及进行角色转换，仍沉浸在工作状态，经我一提，才突然想起：“噢，孩子还发烧吗？”。但是，加宁并不是一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只要他回了家，他什么事都抢着干，而且都比我做得好，孩子们都喜欢吃他做的饭菜。他对家里的贡献无处不在，处处都留有他劳作的痕迹。特别是最近几年，他不值夜班了，下班规律了。他就像一只工蜂，整天采蜜不停；就像一只雄鸟，一次一次往家里叼吃的、喝的、用的东西。家里的东西，有条有理，得心应手。我的膝关节有病，常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又因为走不了远路，在社区内需要骑自行车去买东西。因此加宁在我的自行车上安装了一个可以放“拐棍板凳”的装置，既方便又不难看。我推自行车出入不好开弹簧门，加宁为我设计了一个小拉勾，只要向门外墙上原有的一个小钉子上一挂，门就被打开了。 　　 　　 　　 　　　　加宁从小在农村长大，造就了他吃苦耐劳的韧性。同时也使他变得很能干，木工、钳工样样都行。加宁还多才多艺，二胡、小提琴都是无师自通。他自己捉蛇，用蛇皮制成二胡，只用两个手指就能弹出动听的乐曲。加宁执著追求理想、追求完美的艺术型人格深深影响了我们的一对儿女，女儿韦岚像父亲那样多才多艺。她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分到清华当教师，后来又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儿子韦峰现在是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的在读博士生。虽然加宁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他对孩子们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女儿韦岚最近给父亲的信中写到：“你出神入化的医术对我来说是个永远打不破的传奇；你完璧无暇的为人、处世，一直是我成长、进取的明灯；你不知疲倦的超人精力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传承，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加宁那种你快乐我就快乐的胸怀，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家庭。我们从94年开始，资助了7个希望工程的孩子。我退休后以志愿者的身份到陕西省、蒲城县、富塬村小学教了半年英语。把加宁和孩子留在北京，其实我心里特别牵挂，可是加宁却高兴地说，你放心去吧。不仅加宁支持我，我们医院党委和职工还捐赠了一批图书，让我带到了黄土高坡。 　　 　　 　　　　半年后，加宁专程到蒲城县接我。为了表达对当地百姓的感情，他在县医院连续做了好几天手术，分文不取，为我的希望工程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经加宁治疗的病人许多都成了他的朋友。在我们家里有一张三个女性的合影，亲密得像姐妹，其实她们是加宁的三个病人。这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21岁的李秀英患了神经纤维肉瘤，是恶性的。不得已做了截肢手术，虽然命保住了，但对于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加宁安慰她一番后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信，让她带着去找通县牛奶厂的女工梁春英。在这之前，梁春英的左臂被铡草机切掉了，加宁给她做了手术，并安上了假肢。在她最需要关爱的时候，丈夫又离她而去，伤残的她以顽强的毅力，戴着假肢洗衣、做饭，照顾女儿。见面后两人一见如故，相认为姐妹。梁春英还用自己的假肢给她包了一顿饺子。另一位18岁的女工叫赵振环。胳膊被机器轧伤，在她消沉的时候，加宁又介绍她去见梁春英。是加宁促成这三位命运相同的女性走到了一起。她们互相鼓励，积极地面对生活。5年前8月的一天，李秀英拿着报纸兴冲冲地来找加宁，告诉韦大夫，她的女儿中了全国高考文科状元，让加宁和她一起分享喜悦。后来她又不幸患上了乳腺癌骨转移，加宁又写信介绍她去找肿瘤医院的专家诊治。 　　 　　 　　 　　　　最近3个姐妹听说韦大夫住院的消息，相约来到医院看望加宁，但是被医务人员拦住。因为来看加宁的人太多了，最后她们只好留下了一个纸条，上面写满了3姐妹充满真情的祝福。 　　 　　 　　 　　　　加宁是去年五月突然被发现患了胃癌，而且已是晚期。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去年的5月13日，他做了7台手术，在下班前好不容易抽空去验了血，发现血色素只有6.5克,我有一种不祥之兆。这一天，我在日记中写到：我们家也许从此不会再有太平。5月14日、15日，他仍然在手术台上忙碌着。5月16日，好不容易被劝去做胃镜，结果发现是贲门癌，已经转移到食道、淋巴。此时此刻，还有三、四个病人堵在胃镜室门口，等着他去完成当天早已安排好的手术。 六月十八日，肿瘤医院的医生给加宁做了8个小时的胸腹联合大手术。他躺在床上是那样虚弱，可是直到这时，还有病人拖儿带女，拿着Ｘ光片找到病房里来请他看病。刚刚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加宁，一看到病人，眼中立刻有了光彩。他一边拽着床头的一根绳子艰难地坐起来，一边让我托着他的后背，一遍又一遍地讲呵讲呵。坐着讲累了，就躺在床上讲。患儿的家长还是没听懂，他就画示意图解释。事后他对我说，这个病人很困难，我们做医生的不去帮她，谁去帮她呢？病人回家后，他又在病房的电话里，再次详详细细地说了几遍，他就是这样牵挂着每一个患者。 　　 　　 　　 　　　　患病后，加宁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他那本手外科手术图谱。他趴在只有一尺来宽的病床小餐桌上，不得不艰难地屈起左腿，用膝盖垫在肘部，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势，正常人也会很疲劳，何况他正在做放疗、化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一画就是3、4个小时，只是偶尔躺下来休息一下。 　　 　　 　　　　加宁在书的前言中说：“我想画一本《手外科手术图谱》已经很久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开夜车画了不少。那时我的儿子还不到十岁，他用幼稚的笔迹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要求我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但人在中年的我，尚无暇坐下来著书立说。如今我的儿子已成长为一名骨科大夫，而我却对以往已经画好的部分感到不够满意，立意退休后重新开始。没曾想到，癌症突然向我袭来，并已到了晚期，我必须和时间赛跑。假如我还能坐起来，假如我的手还不抖，我必须把它完成，献给我深爱的事业，也献给我的学生，并通过他们献给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病人。假如我的时间不够，不能完成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手外科手术图谱的话，那么就命名为‘韦加宁手术图谱拾零’吧！好在近几年来我已为二十几位朋友主编的专著画了部分章节，把他们拼凑起来，以便手术时查阅方便。” 　　 　　 　　　　为了保证图谱的完成，加宁拒绝了颈部淋巴结的放疗计划，因为过去他多次碰到这样的患者，由于颈部淋巴结放疗导致臂丛神经麻痹，手功能丧失，为此他甘冒癌细胞扩散的危险。半年以来，加宁夜以继日地画着、写着，这本手术图谱很快就要脱稿了。 　　 　　 　　　　加宁的心里装着病人，病人的心里也惦念着加宁。加宁在给儿子韦峰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病人的这份情怀,他说：“我遇到外地来京做工的农民，他们本想出来做工挣点钱，回去好改善生活条件，没想到手受了伤。在急诊室你就会发现，他们那种惊恐、无助、失望的神情，你怎么能忍心不去多帮助他们一些呢？” 　　 　　 　　　　加宁患病之后，积水潭医院从党委书记、院长、医生、护士到炊事员、清洁工不约而同地来看望他。中宣部、卫生部、总工会、北京市委、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们也带着浓浓的深情来病房慰问他。 　　 　　 　　 　　　　在这里，我代表病床上的加宁，代表我们全家，向所有关心加宁的朋友们道一声“谢谢！”

浏览：89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9/3 14: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