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这一名称最初见于《世说新语·任诞》。任情放达，发言玄远，饮酒服药，是“七贤”的共同之点。但随着司马氏的政洽恐怖愈益严重，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事风格逐渐有所分化。七贤之中，以阮籍、嵇康的人品最高，文学成就也最高，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最大。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阮瑀之子。曹爽辅政，召为参军，不久托病辞归，后相继为司马懿从事中郎、司马师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任散骑常侍。司马昭当政时，自求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对司马氏的拉拢利用，虽持敷衍的态度，内心却极度痛苦，终于忧愤而卒。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与曹魏宗室沛穆王林之女长乐亭主联姻，官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刚肠疾恶，为钟会所谗，被司马昭杀害。嵇、阮的文学风格，“师心遣论”与“使气命诗”是其所同，“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是其所异。文学风格的异同，实与二人的思想和处世方略有关。阮籍长嵇康13岁，他虽然少有济世之志，但目睹过汉魏易代之际曹魏势力的巧取豪夺，对司马氏以同样方式谋取曹魏政权，也就见惯不惊。兼之他对两派政治势力，均无太深的瓜葛，共敷衍世事，较能做到“应变顺和”（《大人先生传》），立身为文，也自然趋于含蓄。他以大醉抵制司马炎为其子求婚，以大醉作《劝晋王笺》敷衍郑冲。但唯其如此，阮籍内心，才深藏更多的矛盾，压抑着更深的痛苦。与之相反，嵇康与曹魏集团关系较深，性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无论立身行事或感而为文，都峻切激烈。他曾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同上）。可见他与阮籍思想性格的差异，也是造成嵇阮文学风格同中有异的原因。 　　 　　　　嵇、阮均长于著论。阮籍的文章较嵇康富于文采，其“《通易论》综贯全经之义，以推论世变之由；其文体奇偶相成，间用韵语。《达庄论》亦多用韵语，然词必对偶，以意骋词。《乐论》文尤繁富，辅以壮丽之词”（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他的《大人先生传》则是一篇自明心性、发泄愤懑的寓言式作品。大人先生“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时同”，实为阮籍的自况之辞。他又说：“近者夏丧于周，周播之刘，耿薄为墟，半镐成丘”；“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联系到阮籍亲历的篡乱相替，名教堕落为杀人工具的社会现实，这段话确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但总体而言，阮籍的文章在批判现实、介人政治斗争方面“隐而不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如嵇康的文章更切近现实。嵇康著有《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释私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这些文章并非只谈玄理，而是往往涉及政治。但针对性最强，还数他的《太师箴》、《管蔡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如《太师箴》： 　　 　　季世陵替，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日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上疾其下，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这样的文章，与其说是一般性的历史批判，不如说是声讨司马氏的檄文。《管蔡论》则从历史旧案谈起：管叔、蔡叔与周公同为周文王之子。武王死，成王立，周公辅政。管、蔡怀疑周公将篡位，合同武庚叛乱。周公乃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管、蔡之为“顽恶”“凶愚”，遂成历史定论。但嵇康却说： 　　 　　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位。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权，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之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管蔡虽怀抱忠诚，要为罪诛。罪诛已显，不得复理……然论者承名信行，便以管蔡为恶。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不明也……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推此言之，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外内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 　　 　　　　乍一看来，嵇康的论说，不独合理，也面面俱到。但联系到毋丘俭、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氏，兵败被诛，以及齐王曹芳被废的背景，嵇康之所以为管蔡叫屈，是怀有深意的。嵇康又有《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不仅以“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拒绝为司马氏作官，更公然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如此“与旧说相反对”的言论在当时已属惊世骇俗，更何况“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位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末叫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同上）。由于名教与学术已成为血腥政治的工具，嵇康对于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更加激烈的否定态度。他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不过是人们追求利禄的手段，“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不仅六经未必如太阳；不学六经，“天下未必如长夜”，如果人们有其它利禄可得，“则何求于六经，更何欲于仁义哉！”以如此透辟的言辞揭露士人以六经为学的利己本质，在此以前，是未曾有过的。嵇康的文章，立论鲜明，析理绵密，无不尽之意，虽无阮籍文章的清丽，但因气势所在，亦颇有壮采。 　　 　　　　阮籍、嵇康也都工于作诗。相比之下，阮籍的五言写得更好。《咏怀》82首非作于一时一地，或“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吴汝纶《古诗钞》卷2）。共中有言少年心性者，如“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其12）；有以史事讽谕曹魏集团荒淫失政，难免有亡国之祸者，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其31）；有忧惧于司马氏之恐怖政治者，如“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其3）；有追求隐逸而逃避世事者，如“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其74）；有抒写内心无告之焦虑痛苦者，如“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33）；有怒斥虚伪卑劣的礼法之士者，如“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其67）。综观全诗，实为阮籍一生思想情感的总汇。《咏怀》远绍《国风》、《楚辞》的比兴、象征，《庄子》的寓理于象，寓实于玄，近取《古诗十九首》的附物切情，多忧生之嗟，形成“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的含蓄而近乎隐晦的风格。其所以如此，实因易代之际，高压之下，诗人抒其怨愤，不得不“取神似于离合之间”，“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其文欲露故藏，欲言又止，“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王夫之《古诗评选》卷4）。《咏怀》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自此之后，继作者不绝，如郭璞《游仙》、陈子昂、张九龄《感遇》，李白《古风》。这类作品虽有不同的时代内容，但其精神实质和艺术表现，与《咏怀》大抵是一脉相承的。 　　 　　　　嵇康长于四言。钟嵘说四言“文约意广”，最忌“文繁而意少”（《诗品序》）。“诗三百”后，唯曹操、嵇康和此后的陶渊明，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曹操诗以气胜，嵇康诗以意象胜，《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是嵇康四言的代表之作。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风。凌厉中原，顾盼生姿（第8）。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原，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第13）。 　　 　　　　对于其兄嵇喜的入司马氏军幕，嵇康视为“弃此荪芷，袭彼萧艾”（第5），是深表遗憾的。以上两组形象，写嵇喜志在必得的雄姿与诗人宅心玄远的神情，其取舍不言自明。尤其是后一首，诗人追求的心灵世界，全寄托于清空高远的意境，即用《庄子》作典故，亦浑然而无所隔膜。顾恺之说：“画‘手挥五弦’易，画‘目送归鸿’难”（《世说新语·巧艺》），其所以如此，实因“妙在象外”（王士《古夫于亭杂录》），有不尽之意。嵇康的《幽愤诗》作于狱中，其诗自述生平，又明心志，更怨愤于凭空陷罪，词气峻切，言必尽意，与《赠兄秀才入军》的风格，迥然不同。 　　 　　　　嵇、阮均有游仙诗。阮籍的游仙诗多写自己在艰难时世中对神仙境界的企羡、求索，尤其写自己求之不得时的苦闷和悲哀，以及因仙境虚妄而产生的怀疑与失望，其感情复杂而浓烈。嵇康的游仙诗则冲淡、超脱，显示出诗人在大悲哀中的极度冷静。显然，这是因为阮籍的心灵的负荷较嵇康沉重得多。嵇、阮的游仙诗对东晋玄言诗的兴起，是有直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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