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末的中国,如同天堂之门与地狱之门同时洞开,道魔杂处,人神共生,野心,欲望,阴谋,无一不获得了表演的最佳舞台。曹操父子，文采风流，却未能建立牢固统一的基业，因为他们借以篡夺汉室的手段，对别人同样适用。太尉司马懿悄然上演了“高平陵之变”，一举夷灭曹氏家族，此后司马师，司马昭又几度举着曹氏王朝的招牌，谋划自家基业。社会上掀起了欺世盗名的狂流，“名教”已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诬害他人的武器，这一切，都在激剧地加速着腐朽王朝衰亡的进程。志士们满腔的救世热望受到巨大压抑，自然产生了忧时疾俗的心理。 　　 嵇康，正是处于这一极端动荡不安的时代。 　　 二 　　 嵇康，字叔夜，生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于魏常道乡公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被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魏晋交替之际的剧烈变动中度过的。 　　 嵇康出生不久，他父亲便去世了。《幽愤诗》中说“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所以他由母兄抚养长大，在多慈爱温情而少森严管束的家庭中，嵇康养成了任性骄纵而情深似海的性格。而后又以他内秀貌美的声誉，成为魏武帝孙穆王曹林的女婿，以此“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跻身于政治漩涡中心，更充分感受到无常时代的变故，离乱，与末路的疯狂。 　　 嵇康少年英俊，思敏性直，在学业上博览群书，学不师授。“善书法，尤长草书”，其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极端狂放潇洒不拘一格，其诗歌文章诡谲壮丽，流光溢彩，森然奇崛，充分显示出他那清醒又狂热的才智。此外，他又有很高的音乐修养，演奏古琴如行云流水，他认为物有盛衰，音乐永恒，为此他著有《琴赋》和《声无哀乐论》，体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独一无二的悟性与才华。 　　 《世说新语》中称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可见其天质自然，不加修饰而“容色奇伟”，山涛说他“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的英俊漂亮中，似乎不乏一种忧郁，冷峻和特立独行的成分。除了承担仿佛与生俱来的感伤外，嵇康有着他独自的危机与忧患背景。他的存在，无疑是司马氏夺权的潜在障碍，他的立论以及他所能施与的社会影响，又将导致人们对司马氏越轨的公然挑战，由此看来，嵇康后来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也是有着无可挽回的铁定逻辑。而嵇康，他似乎早就有着赴死的决心与预感，清醒地保持着一份解脱自己的理智，虽然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抉择的彷徨，忧郁和悲凉，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他早就认定的必然与宿命。 　　 三 　　 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嵇康带着对礼俗的鄙视和对现实的不满，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共作竹林之游，隐居在山阳，世称“竹林七贤”。针对名教的虚伪，他们矫枉过正，处处表现出直情任性，他们经常在竹林聚会，谈玄说理，饮酒赋诗，弹筝抚琴，无拘无束，表面上看似乎狂放愉悦，风神可羡，如阮籍驱车乱跑至无路时痛哭而返，如刘伶携酒远行一令仆人“死便埋我”，再如嵇康向秀的环水锻铁，阮咸的与猪同饮，无一不作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例子来称引，这其实是一个历史大悲剧！骨子里是极为痛苦悲伤的：既不能力挽曹魏王朝与既倒，又绝不愿没节屈从虎狼般的司马氏集团，甚至连消极采取中立态度以摆脱政界对他们的注意也不可能，所以只能希图以醉人的姿态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在表面的狂放不羁下，藏着一颗多么清醒的忧生避世之心！ 　　 然而他们的志趣，政治态度又不尽相同，就其经济地位来说，嵇，阮，向，刘都不是世家大族出身，较为贫寒，王戎出身与仕宦家族，山涛族父也曾为颍川守。他们虽然都有反礼俗的倾向，但态度是不一样的，其中嵇康最为激烈，大胆，至于这七人后来的变化就更大了，甚至完全站到了对立面。山涛，王戎后来甚至都入了仕，隐居山阳，也不过是一时的避风港或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已。但是嵇康与他们都不同，他太认真，太执着，就难免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当政者对立起来，使自己处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上¡?BR> 就其生活作风而言，嵇康也是比较严肃的，他反对纵欲，魏晋名士中的一些腐朽的生活作风在他身上是找不到的。他不象阮籍那样依违避就，须受临深履薄的苦闷与孤独；不象山涛，王戎那样入世，享受现实人生的种种满足；也不象向秀那样视名教与自然为一体，终于举郡计入洛；也不象刘伶，阮咸那样放诞，在七贤中，甚至在整个玄学名士群体中，嵇康都是非常独特的，他始终以执着的精神，追求一种恬静寡欲，优游适意，自足怀抱的人生境界。 　　 四 　　 钟嵘曰：“晋中散嵇康，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轩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 　　 在如痴如狂的云游河山，静思冥想和弹琴咏诗之中，嵇康都在想些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作为真情记录的诗文，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积极生动的画卷。 　　 在《卜疑》中，嵇康一连提出了二十八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大抵分为三类。一类是入世：“聚货千亿，击钟鼎食，枕藉芬芳，婉娈美色。”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第二类是游戏人间：“傲睨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出世：“山居谷饮，倚岩而息”，“外在其形，内隐其情，屈身隐时，陆沉无名。虽在人间，实处冥冥。”最后，他通过太史贞父之口，作出了选择：“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从嵇康的诗文里，可以看出他的返归自然，是追求一个如诗如画的人生境界，它返归自然，而又不进入虚无，而是归之实有，它归诸实有，又超脱于世俗之外，它是独立于世俗之中的一块洁净的人生之地。 　　 嵇康的诗文，也存在着闲适情趣：“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蟠平皋，垂纶 　　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五）这是何等空灵高洁的境界！又如《酒会诗》中所述：“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可见嵇康所向往的，不是富贵逸乐，不是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他在一种对于自然的体认中走向人生，闲适中透露出一种平静心境。他的琴，他的歌，他的酒，都是在对于自然的体认中展开的，他的游猎垂钓，他的鼓楫泛舟，也是为了游心于寂寞。这种心境是难以言状的，而那种言所不能传的意蕴，正沉淀在了“目送归鸿”之中。在嵇康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清冷韵味，这种漂浮于清峻基调之外的淡淡的清冷韵味，正是他自由自在，闲适愉悦生活中审美意向的反映。 　　 可见，在社会赋予的重压下，嵇康已轻易地返归到心灵的自然中，与现实的风景互相拥抱，契合，而不象有些无病呻吟的文人那样在来世的迷惑中浪费光阴，他已在生命的密度追求中趋然地摆脱痛苦，到达彼岸，获得了永恒。 　　 事实上嵇康在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出审美情趣：他精于音律，能书能画，《琴赋》所反映的他对于琴声的形象体验，前无古人，其美感之细腻敏锐，亦属空前。他还能作曲，有琴曲《嵇氏四弄》，因此种种，都说明嵇康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有着朴素真诚的亲情慰藉，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精神的自由，才有他自己的真实存在。 　　 五 　　 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山涛被任为散骑常侍，举荐嵇康以自代。这是一个两难的陷阱：要想保全自己，就要糊涂应命；要维护自己政治上的信仰与选择，保持自己独立特行的清白人格，又难免成为屈死的冤鬼。 　　 嵇康终于写出了志高文伟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绝妙的讽刺文章悲壮，真诚而豪迈，它的背后，是嵇康公然拒绝那个世界的深刻孤独与苦痛。 　　 在文中，他举出官场逢迎，庸俗交际等等七件事情来，说明这些是绝不堪忍受的，而自己“非汤武，薄周孔”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条，又干犯当时忌讳，不为当世所容，故不可任职。这七不堪二不可，充分展露了他对庸俗世态的痛恶和对虚伪礼教的蔑视。 　　 嵇康的一些论文，也不乏对社会的揭露和对礼法之士的批判。 　　 《养生论》中，主张“清虚静态，少私寡欲”，批评“声色是耽”的纵欲生活。 　　 《释私论》则指出在虚伪的社会里，有许多似非而是和似是而非的事：“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对名教之士都作了尖锐的讽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在著名哲学论文《声无哀乐论》中，他一反儒家以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乐论，提出“外内殊用，彼我异名”，认为主观的哀乐之情与客观的乐声并无必然联系，“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又是他对孔子“郑声淫”的新释，对于名教有很大的破坏力，是非常大胆的议论。鲁迅曾说过“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的确，嵇康以新颖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对于虚伪的礼教，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管蔡论》中，为被周公，孔子视为大逆不道的管叔，蔡叔翻案，其讥刺矛头直指司马氏集团。 　　 在其名篇《难自然好学论》中，他再次尖锐地提出了礼法之士所谓好学，不过是追逐利禄的一种手段而已。“是以贪生之禽，食园地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操笔执觚，足容安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并进一步大胆指出六经抑性，礼律犯情：“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荒秽，以仁义为臭腐，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阕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这是多么激烈大胆的议论！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礼法之士的依据。 　　 嵇康最后留下的是系狱时写的《幽愤诗》，诗中略有悔意，然而更多的是愤慨不平：“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增。”他痛心的是“有志不就”，他悲哀的是不能“奋翼北游”，诗篇最后，他仍然表示了高蹈遁世的愿望。 　　 六 　　 从嵇康的诗文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他的性格与现实生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于死的抗拒，即是对生的渴望，如果死是不能抗拒的，生命本能的过分压抑就显得多余，拘执的对于自我的规范就是毫无意义的羁绊。对人生的本质意义的追求，对世界的痴情的审美幻想，与嵇康禀性中散淡而纵诞的品质，共同造就了他对世俗礼法的蔑视，造就了他天真而病态的思想与作为，造就了他对于自身生命的任性态度。所以，嵇康土木形骸般的平静中，有着清醒的彷徨，愤怒和悲苦。 　　 当时，众多世人仍然看不破名教虚伪的伎俩，貌似正经神圣的骗术仍在惑众为害，要剔除如此深重而特殊的社会病根，远非通常办法可以奏效，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运用异常手段来打破积习。 　　 嵇康所选择的“放达”，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正是利用“痴言”，使“刚肠疾恶”得以“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公开发布了“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六经为荒秽，以仁义为臭腐”等极端激烈的“悖逆”之论；通过“旷达”行径，以醉酒昏酣，如颠似狂的形态，作出了漠视君王，违抗朝命，奚落权贵的骇俗举动；更以“不自藻饰，忽忘形骸”的外貌，公然冲击毁坏了神圣又迂腐的礼法，表示了对世间伪君子的极大鄙夷和势不两立，有效地将反抗精神付诸了实践。 　　 生活在黑暗封建专制状态下的嵇康，一旦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挣脱那些扭曲本性，无聊沉重的枷锁，必定会产生一种精神解放后的舒快感和反抗胜利的自由自豪情绪。所以，他与放身自然中所展现的执着求真，天性无束，和对己忠实，以及由之生发的慷慨之气，喜怒哀乐无不淋漓尽致。他把对自然的泰然无畏视作对现实的无畏，把对自然的征服视作对暴政的征服。而对自然的崇高感，则完全体现着他对自己使命的崇敬。 　　 嵇康在自然中的这种感受和想象与他在实际的反抗活动中相辅相成。他面嘲威焰熏天的钟会，又临刑自若，慷慨援琴，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对世间暴政无所畏惧的浩气。 　　 七 　　 《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 　　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嵇康终于被杀害了！ 　　 在洛阳城东，一代文豪便死于礼教的屠刀之下。当嵇康顾视日影，神色自若，手操古琴，用生命演奏《广陵散》时，世人都不难体会那份冷峻，决绝和四顾茫然的悲哀。 　　 嵇康被杀，其近因固然在于他被牵连到了吕安“挝母”所谓不孝事件中去，而远因又更为复杂：与魏宗室为婚，对司马氏一贯采取决不敷衍的态度；与司马氏宠臣钟会有私仇，至为其所谮；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更刺痛了正谋篡魏室王位的司马昭之心；更主要的，是他一贯违反礼法的叛逆精神。 　　 八 　　 嵇康通过他独特的理想人格为后世所怀念。他飘摇四海，寄居山林，始终体现言行如一和与物无害的精神，使一些严重越俗的行为也得到了公论客观而积极的理解。 　　 嵇康生前，不满现状，向往变革的有识之士以深谙其精神实质，敬重其“志气宏放”，无所畏惧的气概，“美词气，博览无不该通”的才学和“自然高迈”，“恬静寡欲”的品行。“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这种社会反响等于默认了嵇康的人生追求：真正的仁义道德并非表现为“非礼勿动”，另外，“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入狱之初，又有许多豪俊之士愿意陪他一起蹲监，临刑之时，三千太学生为之请愿，被杀害后，“时人莫不哀之”，这种壮举当时绝无二例，这当是其人格魅力深远影响的最佳说明。毫无疑问，嵇康以其高洁的品格，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崇敬，他的悲剧，确令千载之下无数文人为之感慨悲伤。 　　 但是，就嵇康的整个人生来看，的确也只能是一个悲剧。其高尚的人生观对维护个性自由来说，意义重大，但这并未解决个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高尚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其高尚，故而感动人心，因其远离现实，又必然要以悲剧告终。 　　 尽管如此，嵇康的所作所为，他的爱与憎，亲与恶，都仍有一种魅力，一种风度，一种生命在握无愧于心无待于人无挫于世的高傲与自恃，在他短短的生命旅途中，在正始这一特定的疯狂年代，他承受的心灵压抑和创痛是史程空前的，尤其是那种神魂的羁缚，扭曲之残酷，以及他即使是放浪形骸或野逸自得形态下的挣扎，奔突，惊悚，迷茫的苦楚无一不震撼人心。而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一颗纯真的心，追寻到了他自己认可的生命意义。也许，这正是后人眷羡嵇康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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