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时代，出了两个特别的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相敌对的，但是却是相知相惜的，彼此都很尊敬对方，甚至其中之一失去权位了，他的这位对手还表示：「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两个人就是王安石与司马光。 　　司马光的作风，当然是个十足的君子。不只是表现在对王安石的态度上，他在其它方面的修养也没有可以作为非议之处。以司马光作为君子的代表，当无异议。 　　 　　　　但是， 王安石却有截然相反的命运。王安石一生不爱名利，在相位一年左右，便正式辞职了四五次，并自奉甚简，不慕奢华。然而在南宋至于明清，他却都被视为小人。 　　 　　　　明人杨慎说：「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王夫之说：「或曰：『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人如彼，而祸乃益烈。」钱大昕也认为王安石是「狂惑丧心之大恶」。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立场相异，但那一场变法之斗，却是很典型的「君子之争」，这两人确实都是着眼于国家、民生，王安石有着「为天下人民理财」的抱负，司马光何尝不想起振三代？他们的的确确，都没有为个人设想、没有半点私心。 　　 　　　　然而变法的失败先让宋朝衰弱一次，再铲除一切变法举措，又让宋朝再更衰弱一次；更不要提其中的洛、蜀、朔三党之争，引发的弊端对宋朝伤害有多大了。 　　 　　　　如果把王安石受到非议的原因，通通归之于「这是中国的改革者必有的命运」，也太过简化了事情的成因。事实上王安石虽然变法失败，但他在两宋都是很受到尊敬的。 　　 　　　　1074年王安石罢相，直至他死后，都是被当成圣贤来看待。1094年安石配享神宗庙，1102年配享孔庙，1113年进封舒王。直到1241年，宋理宗才把他从孔庙从祀的位置上赶下来，换上一大批理学家进去配享。过了38年宋朝就正式亡了，可以说王安石自去世至宋亡前夕，地位都是很高的。 　　 　　　　为什么历史评价会不一样呢？这是一个必须站远一点看的问题。 　　 　　　　司马光曾说：「吾生平无不可告人者。」这一点可以说是君子的基本条件。如果漏室里扪心自问，确实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对别人说，没有公布了会令人不耻的秘密，这个人才有条件称作君子。但是，换个角度想：这种无愧于心的「坚持」的另一面，往往是「不自知」。大多数人都自认：下判断时，是正确而依照良心的，故意做坏事的人毕竟是少数。然而人在执行「自己的正义」之时，有没有想过这未必是对的？ 　　 　　　　不提对错，只说一件行为完全的坦然、公开，在别人眼中，还是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甚至是天差地远的评价！ 　　 　　　　王安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比方说，他读书十分专心，满脑子都是如何改革、如何让天下更好，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生活一点都不注意。曾有人问他：「你为何这么喜欢吃獐肉干？」王安石反问：「什么是獐肉干？」对方惊讶地说：「就在你筷子旁边啊！」 　　 　　　　过了几天，有人在王安石吃饭时，把别样菜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他果然就只吃这样东西，放得远一点的獐肉干连碰也没碰一下。可见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食物，不会想吃别的，也根本不在意自己吃了什么。 　　 　　　　王安石也是历史上唯一会因为看书看到天亮、而常常上朝迟到、又老是不洗脸刷牙就去见皇帝的人。他这样处处不在乎自己的得失、极端寡欲、不谄媚于当权的种种风范，却被很多讨厌他的人指为「不近人情」、「虚伪」。 　　 　　　　邵伯温伪托称苏洵写的「辨奸论」中就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将王安石这样的风范，比拟为竖刁与易牙，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 　　 　　　　自己写的文章，不敢以本名发表，假托名人苏洵，这样的行为才是十足小人，却大骂别人是大奸，更可怕的是有许多人认同。这种现象，到现在还常常发生在我们周遭。 　　 　　　　这涉及的是「如何表现出最正确的态度」，但是，这个问题无解。 　　 　　　　没有所谓「最正确」的态度，只有「最有技巧」的态度。 　　 　　　　世上的人虽多，却只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你，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既然如此，何必把自己的真实一面表现出来？你表现出真，别人却以为是伪；相反的，表现出伪，别人才会当成你是真心的。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忠良无善终。 　　 　　　　王安石是幸运的，虽然民间因为改革成效不彰，而不怎么喜欢他，但是神宗是支持他的，直到他死后一百多年，宋室都无负于他，屡屡加封加谥。可见皇室非常肯定他的忠心为国。否则以王安石见皇帝时邋遢的样子，要栽给他几百次「大不敬」之罪都不为过。　　 　　 　　　　其它的忠良或能人，个个都比王安石凄惨。武的有韩信、吴起、李广、史万岁、岳飞、袁崇焕……；文的有商鞅、司马迁、荀彧、崔浩……。他们对国家的贡献都是没话说的，但是却都难以保全身家性命。 　　 　　　　他们不屑做表面功夫讨好人，讲真话、认真做事。可是这种不屑，这种矜持，有意义吗？除了产生「我是高洁的」的陶醉感之外，还有什么？他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或者理念），不屑折节于他们看不起的三流政客，更不屑周旋讨好于世俗舆论。结果他们再忠、再无愧于心，再战功炳焕，皇帝与群众都看不见，或是看见了却忘了，一找到他们的错，却忘不掉。又因为他们平素不屑结党自固，一但被说了流言蜚语，便无人替他们澄清。 　　 　　　　他们的死有自取之处，当然忠是好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点技巧，让别人看见他们的忠？ 　　 　　　　如果可以适时的谄媚某些人，适时的做些漂亮的表面功夫，也无损于他们的人格，却可以让人家知道他是忠的，是有在做事的。 　　 　　　　他真的有做事，那想个法子让人家知道，又有什么关系？ 　　 　　　　当忠良一个一个含冤而死之时，我们读史的人以为：必定是天地含悲，万民一哭吧？ 　　 　　　　大错特错，这种美丽的悲剧场面，是后世写史者的美化罢了，看看「政治犯」在百姓心目中的评价是什么？每一个英雄伟人，死前都是背着万民唾骂的！袁崇焕甚至被围观其刑的百姓分而食之，骂他是汉奸。悲悯其忠苦者，只有当世的少数智者。 　　 　　　　「如何让真诚被最多的人了解呢？」 　　 　　　　这是我读史时，忍不住会一再地想的问题。 　　 　　　　相对于开诚布公的作法，人却很容易被虚伪的一面左右，或是被刻意放出去的风声煽动。因此，许多后世认为可恶的人，在当世都是位高望重的。只要脸皮够厚，会教别人处处张贴文章歌讼自己，真的就会有很多人跟着歌讼；只要够肉麻，真的就很多人会被感动。这些都是真正的好汉做不出来的事，但是政治界要的不是好汉，是手段。 　　 　　　　如果这个非常有手段的人，用这些手段本意又不至于多坏，就可以天下无敌。 　　 　　　　有这样的人吗？有，就是魏征和李世民。 　　 　　　　魏征和李世民是非常之伪的一对君臣，伪得不近人情，可是很有戏剧效果，便造就了所谓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并无任何政绩，他维持李渊的格局，与萧规曹随的文景之治一样，但是「贞观之治」的招牌更亮，因为李世民有技巧，他知道要随俗，不要做俗人不懂的事，俗人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李世民怎么做皇帝的： 　　 　　　　贞观年间，有一双白鹊在寝殿前的槐树上筑巢生蛋，左右的马屁群恭贺皇上这是祥瑞，李世民马上脸色一沉，说：「我常笑隋炀帝喜欢祥瑞，真正的祥瑞是得到贤臣，不是鸟巢！」下令把鸟巢毁了（巢中的蛋当然也不保），把白鹊放逐到野外。 　　 　　　　洪迈的评语是：「……（李世民）的言行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对象，不过他这些言行的主要动机，只是求得好名声罢了。鹊筑巢在寝殿前这种异象，大臣拍马屁固然不对，骂一骂也就是了，为什么要破坏鸟巢？……这种激烈而不自然的行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印象深刻，以传颂出去，直到家喻户晓为止。」 　　 　　　　如果李世民不喜欢别人拍马屁，为什么身边会有一大群人拍他马屁？这些大臣能熬官熬到侍帝之左右，绝不是笨蛋，而是精通世故人情之辈，他们是看准了皇帝不喜欢才拍的吗？ 　　 　　　　贞观政要中，李世民常骂封德蠡「马屁虫！杨广就是被你们捧昏头的！」可是，李世民自己却重用这只马屁虫，终李世民的一生，封德蠡的官越升越高，却没有半点政绩，他在贞观之治的主要作为，就是拍李世民马屁。大家都只知道魏征忠谏，却忘了李世民说过：「朕但觉其（魏征）妩媚耳。」 　　 　　　　可以想见：虽然最会提意见的是魏征，马屁拍得最利害得一定也是他。魏征主编的隋书，把任何炀帝时的政绩、忠良的贡献，都一笔抹煞，抹煞不了则加以扭曲或淡化其贡献。例如炀帝的爱臣裴矩作了「西域图记」，将中国边疆民族做通盘的理解介绍；炀帝资助常骏几度出海探险，远及印度，所造成的影响只有一千年后的郑和可以相比，这些都被故意曲解为炀帝的自大居心。这样的马屁，比起当面说好听话，高明不知多少。当面阿谀会令李世民尴尬，而当面抵毁他的对手，李世民大可以跟着快乐的附和。这就是整本贞观政要的气氛。 　　 　　　　此外，更不用提李世民晚年造成的唐朝凋弊，他三伐高丽，第一伐时失败，哭着说：「我悔不听魏征之言。」并且设庙大祭魏征。 　　 　　　　他是真心的吗？ 　　 　　　　结果他哭完、拜完之后，又出征了两次。 　　 　　　　但是这一点又有几个人指出来呢？史家只着眼于「他有了后悔的表现」，却故意不提他忏悔完又做了两次一样的行为，而且一次出兵比一次庞大，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这样的连续行为，要说他是真的有悔意，是不能成立的。 　　 　　　　李世民早年的贞观之治，确实恢复了民生，但也只有这样而已，与炀帝前半段的政绩一样，甚至多有不如。但是贞观之治的后半段，却与炀帝后半段一模一样。为何大家歌颂李世民、唾骂隋炀帝？ 　　 　　　　隋炀帝个性高傲，不肯下人，更从来没搞过封禅的把戏，除了争夺太子之位前有些满假的行为之外，即位后，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杨广，他的个性很明显地表露在他自己的言行中。李世民则不然，看他的言论，你以为他很温和，实际上李世民性急暴燥，曾经因为无法处理太子的问题，气得脑溢血；或是一听说有武氏将乱，便要下令屠尽武姓之人。（这种话让杨广来说，肯定又是个大罪。） 　　　　 　　　　李世民是一个要一层又一层拨去伪装，才能稍微了解的人，而杨广则不掩饰他的自负。 　　 　　　　这种真伪的本身，伪者不全然是个伪君子，真者也不一定就只是真小人。伪者是为了贯彻其理念、维持局势和平、以及个人的千古评价；真者也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胸襟，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政治人物还是宁取其伪，不现其真。或者说：伪是为了表现出真，先以虚伪的言行取得认同，再去执行真正的理想。 　　 　　　　否则，一味忠谏，意见没讲完就成了政治犯，什么意见都表达不出来，什么忠心都丢到坟墓里喂虫了。再虚假，众人也看不见，就像魏征，大家都以为他很够正直，敢说出心里的话，却不知道他很灵活地应用「伪」，而搏得美名，到现在他和李世民还是明君贤臣的代表。 　　 　　　　我没有说他们不好，我很欣赏他们，当我在分析他们的「方法」时，不是要推翻他们的好。相反的，就是希望我所尊敬的人能学李世民与魏征的做法。 　　 　　　　一句人话，要夹在一百句鬼话里传达出去。一件善政，要夹在一万个媚俗的口号里实行，这才是成功之道。 　　 　　　　魏征为了表达善意的意见，必须说许多的鬼话，说得连李世民都忍不住说他妩媚；李世民为了维持明君的形象，必需一再地演戏，做很多夸张甚至幼稚的事。 　　 　　　　康熙被称为超级贤君，他有很多优点与长处，但是一般人都不会记得他有多少善政，只记得一项仁政「永不加赋」，这也是他被称为「贤」的代表性政策。 　　 　　　　但是，这项媚俗而轻率的决定，对清朝造成了根本性的伤害，破坏了经济平衡，其实是一项败政。雍正废止此法，清查帐目，及时把清朝的烂根基救回来，结果是雍正在历史上演了两百年的坏人。 　　 　　　　假如雍正能学学李世民，演几场仁君明君的戏码，或许不会到现在才被承认。 　　 　　　　「为了让人了解你的真心，必须以一些虚伪的方法来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 　　 　　　　连皇帝都必须如此，何况为人臣、为部属、为朋友？ 　　 　　　　讲真话是应该的，但是把真话讲得很好听，却要先练习。有时，真的得讲些肉麻当有趣的话不可！ 　　 　　　　就如「良药苦口」，但是良药非苦口不可吗？如果因为它苦，让人吞不下，就达不到治病的目的。因此良药可以不苦口，把它包上糖衣，坚称这是甜的，反苦为甜，说黑为白，都无伤大雅，目的是要这个人把药吞下，把病治好。 　　 　　　　再说回王安石，除了有名的「三不足」之论以外，他曾有一首题为「众人」的诗： 　　 　　　　众人纷纷何足竟，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周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知美恶犹吾身。 　　 　　　　王安石不屑于伪装自己，在世受到非议，王安石不以为病，认为知我者自知我。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是，千古后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是小事，遗憾的是在当世因为正直，而不能贯澈其理想，败给了又伪又无能的人。 　　 　　　　我深深感觉到自己以前一些表面功夫没做好，给了别人错误的印象，当时我自认为不必要假装什么，可是在这种矜高的背后，或许我其实是正在骄傲而不自知。诚是够诚了，但是未必是好的。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想要改变，却觉得很困难，很辛苦。但是我更高兴于自己终于知道了这一点，以前的二十几年，都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白白造成了很多错误，吃了很多亏。现在开始去学些人情世故，也许还来得及。 　　 　　　　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什么以前我不懂这句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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