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年前为了写第一本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而研究起隋史开始，便一直在搜集隋唐史方面的资料。会让我对隋朝这幺好奇的主因，在于隋炀帝这个人的评价上。　　 　　 　　　　一开始我也和一般人一样，对隋炀帝抱定了不好的观点，简单地视之为暴君。但是，为了写这个朝代的虚构人物而研究他之后，我意外地发现：很难找到他的罪证。这才让我对他有兴趣，想了解：在什幺样的时空背景下，群众会对某个人产生集体的、全面推翻的厌恶？ 　　 　　　　在正史上，多半是将隋炀帝的每一件行为，加上自由心证的恶评，也就是将他的一切作为抹煞，抹煞不掉的便说是他的居心是自私。 　　 　　　　用「居心论」来看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抹黑的。例如：司马迁写史记，可以说「居心是为了报复汉武帝，发泄私人的不满，因此史记不值一读。」 　　 　　　　这种说法很可笑吗？一点也不，据我所知，最少有两个人采取了这种观点，一个是将史记称为「谤书」的东汉王允，他在野史上以杀董卓的连环计而闻名（到宋朝之后都还有不少王允的认同者，包括大学问家王夫之）；一个是现代的作家，写过一本关于汉武帝的书，但这本书是我高中时看的，并没有留下来，也忘了这位作家的名字。 　　 　　　　这种观点，可以从东汉沿伸到现代。可见「居心论」不只存在于学术封闭的古代，还存在于现代。放在某些小例子上，会让人觉得可笑，但是，放在某些例子上，却被轻率地认同了。事实上，「居心论」本身就是一种斗臭工具而已，用在小事是斗臭，用在大事也是斗臭，其特质是：缺乏有力的事证，只用罗织的方式完全地推翻一个人。 　　 　　　　小人物以居心论批斗某人，通常会引来大部份人的反感。可是，如果是大人物以居心论斗臭某人，却会有大批的风从者。隋炀帝的恶名，主要是来自于斗臭他的，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贤君，李世民。 　　 　　　　李世民对父亲、兄弟的斗臭，已经足以让他们永远翻不了身了，对更远一点的伯父杨广，又何能手下留情？而因为杨广与李世民政治立场的对立性，更使这种斗臭不遗余力，将杨广塑造为暴君的典型，以致于造成了根深蒂固的「仇视杨广」观念。　　但是，这种典型在历史上是不易找到实证的，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事实」通通来自于虚构的小说，而且这些小说几乎都是在中、晚唐时期，也就是隋炀帝被称为暴君的观念最深的时候所创作出来的。 　　 　　　　这些小说的作者全是较不得意的官员，根本不可能知道帝阙深宫的内幕，写起来却言之凿凿，包括杨广宫廷中的每一处摆设、每一种私密的玩乐。此外，唐朝的文人写小说、野史，目的多半是为了呈献给有助于自己科举名次的达官显贵阅读，这样的小说是政治意味十足的，若是牵涉到历史背景，绝对不可能把杨广写成好人，唯有一力铺陈杨广之恶，才更能显示出李世民的顺天应人。而且，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不可避免的在情色部份加以渲染。暴君被写得下流淫乱无比，这样的形象是最轻易被接受的。 　　 　　　　唐朝的小说诋毁杨广，本是时代使然，正如国民党迁都台湾初期，小说里的共产党一定十恶不赦，大陆写起蒋中正，也着重于他多幺无行，多幺好色和凶暴。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背景。 　　 　　　　但是，当这种背景下的小说，被史学家拿来当「事实」，就涉及了史学的严肃与通俗之间，以什幺为界线的问题。 　　 　　　　史学家也只是人而已，他的好恶与主要价值观，会让他对某些事特别注意，或是对某些事特别忽略。编着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是一个好恶非常强烈的人，虽然他本身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也有很强烈的人文关怀，可是这适足以激化他的某些抉择，比方说在消灭王安石的新政上，不问美恶一律废绝；在史书的编纂上，则是将炀帝之恶，不论真伪，照本宣科，甚至加以发挥。 　　 　　　　小说遂成为最权威的历史。 　　 　　　　普通的业余读史者要批判一个皇帝的美恶，通常都是依循着先人已经写好的观念，加以发挥。不看别人的说法，自己将史料细细还原、再下论断的认真史学家，少之又少。 　　 　　　　隋唐史的作者，好好地细读过隋书，比较其记载异同的有几个？至少目前较易购得的隋唐史书中，关于隋朝的内容都只占一小部份，而这一小部份的所引用的史料，又无一例外，全是资治通鉴，经过司马光加工、批判完了的资治通鉴。作者就算有去找别的资料，也都是通鉴引用的小说，直接搬下来用。这样的轻率的史评，竟见诸于许多有名望的史学家。 　　 　　　　研究隋史的专家本来就不多，大多是隋与唐一起研究。这两三百年的历史，要逐步还原史料，是一项太庞大的工程。而隋朝只占了三十八年，不值得下苦工，花心血耳！ 　　 　　　　真正做得到的还原史料的史家难道没有吗？有的，不过他们几乎全在年轻的时代就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一位是陈寅恪，一个是黄约瑟。 　　 　　　　他们都为隋炀帝的真面目作出稍微公正的历史还原，不过只字词组，也根本就引不起不够认真的写史者的注意。一般人写起隋炀帝，还是轻易地引用「居心论」，这种写法根本就不需要考证，不需要庞大的资料。 　　 　　　　可是，其间会产生的误解，就多得让人浩叹，而这种误解，非常容易被不了解这个时代的人接受。 　　 　　　　最近就看了一本这样的小书，「垂杨暮鸦──隋书随笔」，看了几小段之后，我便认定这位作者──不要说没有「细读」完隋书，他绝对连「读完」隋书都不曾！很可能只看了隋书中的几篇传，甚至更细一点说，还可以指出大概是：本纪里的杨坚、杨广，传记里的文帝四子、杨素、苏威、牛弘、李德林、郑译这几篇。差不多只读过这几个人的传记，就写了这样的一本隋书的评论，其观念之浅，误解之多，本该一笑置之，但一想到这样的书比专业的书更容易通行、更容易深入人心，又笑不出来了。 　　 　　　　研究隋史之前，北齐书与周书绝不能废，隋的典章制度几乎皆传承于北齐，如果读过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可以明白（这部作品内容很少，应该背下来的），而由北齐、北周的贵族系统去认识隋朝的出现背景及其与唐朝的血统关系，更是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没有理解这些之前，是不可能对李渊父子和杨广之间的关系有稍微接近事实的认识的。 　　 　　　　这样说也许又太过复杂了，回归基本面吧！ 　　　　只说本书的内容，就有很多段代表一般性的误解，比方说杨广夺嫡的事件里，一般人很容易把杨广想象成一个残忍狡滑、冷血无人性的谋杀者，这位作者也不例外，便写道杨坚的幼子杨谅作乱失败被杀之后，「至此，杨广的五兄弟只剩杨广一人，而其余四兄的小王子们和部下们也大多被杀害……」这样，轻易地造成了「其它四兄弟全是被杨广杀死」的印象。 　　 　　　　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杨勇、杨俊、杨秀、杨谅四人里，杨勇是被杨坚所厌恶而被杀，而这些厌恶并不全是杨广刻意造成的，史书上写了一些小动作，当然对杨坚的看法有所影响，却还不到废太子的地步，让杨坚下定决心废太子，主要是因为杨坚还活着时，百官就在元旦去朝见杨勇，而杨勇居然接见，这严重触犯了皇帝的威权与忌讳，事实上在历史上因为接见百官而被废掉的太子，非常的多。百官去朝见杨勇，这是无法栽到杨广的头上去的。 　　 　　　　杨俊早在杨勇被废之前，便已被吃醋的正妻下了毒，侥幸不死，此后却长期卧病，最后被杨坚给逼死。这也与杨广无关。而一手的史料甚至可以见到：杨广一生都十分怀念这个弟弟，他所写的杨俊祭文，深痛悲切。 　　 　　　　剩下来的就是他的四弟与五弟了，杨秀生性暴燥，曾作乱反抗杨广过，但是被敉平之后，杨广虽然废了他的爵位，居然长期把他带在身边，衣食相比，根本没有对他动过手。以杨秀的作乱之实，就算杨广杀了他，也是于法有据，杨广却没有这幺做，反而将很有可能威胁到他生命的兄弟随时带在身边，这除了友爱之外，还找得出任何理由吗？ 　　 　　　　杨谅则是杨坚晚年最疼爱的幼子，在杨广成为太子之后，杨坚又猜忌起杨广，而疼爱年幼（此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小儿子，给他军权，给他最大的优惠，甚至明白表示自己其实更想立这个儿子为太子。杨坚这种作法，任何人都预料得到会有什幺发展：年轻的杨谅认定自己比二哥有可能继位。当杨坚死了之后，杨谅没有经过完密的策画就起兵作乱，没有作战经验的他当然立刻被敉平。 　　　 　　　　杨谅作乱之后，杨广会怎幺对待这个弟弟呢？「谅穷蹙，降于素。百僚奏谅罪当死，帝曰：『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于是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子颢，因而禁锢，宇文化及弑逆之际，遇害。」 　　 　　　　真正说起来，杨广「害死」的只有杨谅，而且还是因为杨谅主动起兵，杨广才对他讨伐。杨谅投降之后，杨广不但没杀他，甚至要扭曲法律，免他一死，这除了兄弟之情之外，又能如何解释？而如果咬定那段「竟以幽死」，认为杨广利用了幽禁他的时机把他害死，以隋书（编者是魏征）对杨广的不友善，会不写出来吗？再说杨广要他死，是于法有据，根本不需要多这幺一道手续。　　　　　 　　　　在历史上，不问情由就杀死手足的帝王还算少了吗？像刘宋时代的刘裕传位给刘义符之后，刘义符马上将父亲生前宠爱的弟弟刘义真等都废为庶人，没有罪名，直接判罪，若是这些兄弟作乱，不被处死才怪。这是最常见的状况。 　　 　　　　起兵作乱，不管在哪一朝哪一代，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绝对是抄家处死，偏偏我们在隋书里，在被视为最残暴的杨广身上，看见了例外，他没有杀他的兄弟杨秀，没有杀他的兄弟杨谅，更没有杀他们的任何一个儿子，展现出（很有可能是五千年历史里唯一的）帝王家的手足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杨广对杨俊、杨秀及其子孙的礼遇，还可以解释为他们年龄相近，感情亲密。但是杨谅却不是那幺一回事。杨谅的年龄与杨广相差了十四岁以上，在杨广出任晋王，出任扬州总管之时，杨谅只是个强褓之子，根本与杨广毫无感情可言。而等杨谅长大之后，以他整天亲近父母的优势，又得到杨坚夫妇的疼爱，成为对杨广的太子之位威胁最大的人，照理说，杨广只有杀他的理由，没有赦他的理由。 　　 　　　　但是，杨广还是宽恕了他。 　　　　可是这样的帝王，偏被栽了「杀死全部兄弟」的罪名。 　　 　　　　像这样的误解，书中还有很多，多到不值一辩，只提出这个最容易被理解的观念，作为对于这本小书，以及对于一般观念的偏颇，作一些沉思。 　　 　　　　一般人对杨广的印象之偏，不必引经据典，只要根据他的敌人写的隋书，就可以找出许多不符之处。 　　 　　　　　　事实上，隋书的编写虽然对杨广怀有敌意，（魏征挂名主编，主要的阅读者是李世民，当然不能写被他击垮的是个好人或有作为的君主）但是，细读它的「志」的部份，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屏除个人好恶的事实记载，较可能地还原一些当时的真相。 　　 　　　　要求所有的读者细读枯燥无味的史书，根本不可能，杨广的形象也就这样被定位，千古盖棺，真能论定？或许，就像当了两千三百年坏人的秦始皇最后终于被肯定了一样，有一天也会出现真正够份量的人物，肯定杨广在建设上的功劳吧？杨广之死距今只有一千三百多年，比起秦始皇，还有一千年要等待呢！ 　　 　　附：《垂杨暮鸦》作者余刚的简单资料：同为非非诗歌的重要代表，余刚的作品给人的印像是不露声色而沉稳的。组诗《历尽磨难后的抵达》是余刚诗歌的新收获。诗人在长期的沉默中坚持写作，历尽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磨难之后，终于抵达了精神（包括写作）的自由之境。余刚过去的作品，常有较多的外国场景和人物。这组诗却在猝不及防中以一种全新的诗境呈现在我们眼前：纯净、坚实、柔和、自信、从容、大气。《历尽磨难后的抵达》标志着余刚的诗歌已进入独立写作的成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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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3/19 12:5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