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 　　　　倘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 　　　　 　　这是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塾师所作的史诗，以文学的角度讨论隋炀帝者，似乎只此一咏。 　　 　　　　隋炀帝是中国数得出名的暴君，除了一面倒的千古谴责之外，也不时地出现另类的省思，以建设的角度评论他。在历史上，胜王败寇虽不能作为一切的准则，胜利者却有较大的优势，控制言论，左右是非。所谓尧舜或是桀纣，功过之间，只看谁拥有历史的发言权罢了。 　　 　　　　鉴诸青史，即使治绩拙劣的皇帝，也往往学识丰富，深思熟虑，较常人更为优秀。依常理而言，可归于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眼界高广，兼之以强烈的自信心所促成的独立思考能力。这都是传统中国人不可企得的。 　　 　　　　但是，自古以来，当得上「明主」二字的皇帝却如凤毛鳞角。为什么皇帝拥有后天的一切优势，却仍难以成为天下仰望的贤君、明主？除了证明传统政治的漏洞百出之外，更遗憾的，恐怕是儒家的圣君贤相的期望，太过缺乏可行性吧？在中国历代令人颓丧的治乱更迭中，留下名字的决策者，轻率地被贴上潦草的卷标：战胜者即为良将，殉难者即为忠臣，亡国者即为暴君，开国者即为明主。 　　 　　　这种价值观公正吗？封建政治下，被蹂躏的臣民固然不幸，恐怕至尊天子，也成了供牺，被豪华的宫阙与表面化的物议，淹没了他们的真面目。高高在上的代价是：他只能做一个皇帝，一个「符合最普罗观念」的「好」皇帝，开口前贤，闭口希圣，纵有惊人胸怀，欲成不世伟业，也得经过重重折扣之后再试；在太平时代，敢冒天下之不讳，罔顾群议，一意孤行地成就一番改革者，只许绝对的成功，不许有瑕庛的成功，否则他就是暴君或昏君。 　　 　　　　隋炀帝、李唐后主，都拥有傲人的才气，也都同样亡国，但是在后世的评价里，却认可李后主的悲剧，而一力斥责炀帝之恶。事实上，论享乐，他们是一样地膏民之脂；论功业，李后主则远远不及隋炀帝。唐朝诗人皮日休曾云：「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龙舟水殿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将隋炀帝的功业，与大禹相提并论。唐朝代隋，对隋炀帝形象抹黑最力，民间广泛认定炀帝百恶而无一善的风气下，皮日休的歌颂，透露出大运河对民生经济的繁荣，居功至伟。 　　 　　　　与李后主不同的，除了数阙哀词，隋炀帝更留下了遗泽。 　　 　　　　李后主处于乱世，隋炀帝却亲自葬送了花花江山，这又是其过之大小有别。但是平心而论，只是两帝生命的基调上，隋炀帝激越狂放，李后主哀丽婉致的差异罢了。二帝的典型虽不同，却都有十分明显的文人特质，命运际会而成为帝王，幸？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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