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与人争论了杨广、李世民的问题，写了随笔作为响应，既然都写了，那么就干脆张贴，滥竽充数吧！ 　　　　 　　　　不过，为了避免将别处的是非带到家里来，已删去部份前后按语，并作了少量的修改。 　　 　　 　　 　　　　喜欢历史者都有对历史人物的热情，否则不会去苦读文言，分析史料，甚至挖掘考古资料。这种热情会让人为自己所支持的人物跳出来说话。 　　 　　　　对李世民的诸多批评，确实会让人认为我真的那么讨厌李世民。但与其说我讨厌李世民，不如说我受不了的是一面倒的歌功颂德，甚且为此不顾历史真相的态度。 　　 　　　　对李世民的质疑，并不是绝对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问题，而是历史的盲点。 　　 　　　　我并不认为李世民是一个一无可取的君王，只是认为历史评价有太过于一面倒之势，而且完全否定杨广的优点，也是对他的努力规画很不公平的。 　　 　　　　在秦朝末年也是天下大乱，秦朝之赋税十倍于前，难道就认为秦始皇一无可取？ 　　 　　　　容斋随笔的续笔中有一则，在下摘录如下： 　　　　「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议论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尝试裒举之： 　　　　张耳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内外骚动，头会箕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 　　　　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入关，为天下除残去贼。』 　　　　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赢氏。』 　　　　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 　　　　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史，天下土崩。』 　　　　贾山借秦为喻曰：『为宫室之丽，使其后世曾不聚卢而托处，为驰道之丽，后世不得邪径而托足；为葬埋之丽，后世不得蓬颗而托葬。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雔，天下已坏而弗自知，身死才数月耳，而宗庙灭绝。』 　　　　……（按：以下还有十几条，意思差不多，皆省略，有兴趣者可阅读本书） 　　　　凡汉人之论秦恶者如此。 　　 　　　　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 　　　　孙伏伽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 　　　　《薛收传》曰：『秦王平洛阳，观隋宫室叹曰：炀帝无道，殚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后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为后世笑。』 　　　　张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乱者，得非君自专法日乱乎？造干阳殿，伐木于豫章，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干阳毕工，隋人解体。』 　　　　……（按：以下还有七条，皆省略。） 　　　　凡唐人之论隋恶者如此。」 　　 　　 　　　　洪迈的这则随笔，点明了秦始皇帝与隋炀帝为何得到如此之大的恶名，但他们对中国整体建设的贡献，却在后世渐渐明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运河工程与保存古籍这两项，尤为重大贡献。 　　 　　 　　　　在下绝不否认杨广晚年之恶，他的三伐高丽，是极其错误而且好大喜功的行为，亡掉他的正是三伐高丽。杨广时代的变民也是起于此时： 　　 　　　　杨玄感起事，有其政治上的动机及可行性。我颇为欣赏杨玄感，他是一个很有个性魅力的起事者。杨玄感起事的前因后果，除了他相友善的斛斯政投奔高丽，对他造成政治前途的巨大打击之外，杨素家族的渐渐失去地位也足以引起他的忧患意识。再加上他并非无能之辈，个人的才略足以建立局面，手下也有不少能人，造成了他趁着杨广身在前线的机会，在后方聚众。杨玄感以庞大资源在杨广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不能说没有起致命的影响。 　　 　　　　杨玄感的起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已掀起了风气，造成立即的、广泛的变民纷纷起事。这和秦朝末年不是一样的局面吗？ 　　 　　　　杨广在开运河这样的大工程结束后立即发起百万雄师征高丽，对民众所造成的巨大负荷，引起了对政局的不满，杨玄感起事、伐高丽失败，政府军实力受到重挫，民间起事遂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在下都没有否认。 　　　 　　　　反观李世民，李世民在贞观之治初期，也曾励精图治，他没有任何大的建树，让百姓安居，建造华丽的宫殿或是陵寝，虽然是臣僚一再进谏劝阻的事，但观诸历史长河，好营土木的帝王，其实还在百姓的容忍范围之内。 　　 　　　　但是要说贞观之治有多幺兴盛，却是很难有事证的。 　　 　　　　就如在下以前说过的，唐的户口远不如隋，这当然可以归罪为炀帝役民太过。但是如果把贞观年间的户口增加速度，拿来和隋朝相比，却会发现实在太不象样了。 　　 　　　　李世民有多伟大？比隋文帝伟大，这一点许多人应该会同意吧？ 　　 　　　　那么我们就将李世民与隋文帝放在平等的位置检验： 　　 　　　　隋文帝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能将户口由四百万户暴增到一倍多。在开皇十五年时，周有户三百五十九万，陈有户五十万。到了炀帝大业五年，已经有户八百九十万。而且不要忘了：大业五年，运河已经差不多都开完了。用了这幺多民力，还能养出这些户口，就算都与炀帝无关好了，文帝也实在很厉害了吧？ 　　 　　　　但是李世民呢？贞观初，户口不及三百万。好，这不是他的错，那幺他执政二十三年，成果如何？同样是二十多年的时间，不，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到他死了之后，高宗永徽元年，户口是三百八十万。 　　 　　 　　　　就算炀帝真是太败家了，败得让李世民难以复元民力，他又治理得那么好，为什么武德九年，加上贞观二十三年，三十多年的时间，户口还那么少？ 　　人民无法生养，原因出在哪里？出在这是一个盛世吗？ 　　 　　　　这一点能否作一些思考呢？ 　　 　　 　　　　李世民前期的休养生息，没有增加户口，后期的征伐，更无法增加户口。说是盛世，只有他身边的臣子捧他的话，但放在事实上，第一手的奏疏却呈现另一种现象。 　　 　　　　贞观十年前，李世民身边还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那是一个平静的盛世，我承认，就如杨广的前面六年也是盛世，也没有大乱子。 　　 　　　　但是贞观十年之后，李世民已经变了，变得就像杨广一样：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傜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冬夏略无修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不废，自然须人徙，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 　　　　这是马周在贞观十一年的上疏。 　　 　　　　「太宗既灭高昌，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褚遂良商疏，请复立高昌国以缓征调。疏云：『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归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表，自须营办。既卖菽粮，倾以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 　　　　这是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的内容。 　　 　　　　「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内苑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命。」 　　　　这是贞观十一年李世民自己所承认的。 　　 　　 　　　　只举贞观十一年的第一手资料，便可以证明其实贞观朝的凋弊已不是今年才出现的，若取信马周的「四五年」之说，则贞观六年起，为了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使徭役繁重，民不堪其苦。 　　 　　　　甚至到了贞观十六年，这种情况也没有好转。 　　　　「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服赋役。」 　　　　这是贞观十六年的诏语。 　　　　同年又诏：「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未附毕。」 　　 　　　　可以想见：在贞观十六年开始，已有人民不堪徭役，为了逃避而自残肢体，浮游逃亡，流离失所。 　　 　　　　逃亡潮发生在贞观时代，到高武之世更为严重。因此日本学者所解读的敦煌微卷中，发现贞观之世的耕地面积不到大业之世三分之一（农民逃亡，如何耕种？），让日本学者震惊，也对此有些论述，更深入的问题便不再此赘言了。 　　 　　 　　　　把中国所有的皇帝全摆出来，李世民绝对不能算是差的，但是「他有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伟大吗？」这却必须拿出来检验。而李世民的盛名，以及后人对他的仰慕，老实说，是建立在他对人民的爱护上，还是对他东征西讨的气魄上？ 　　　　我想还是后者吧？ 　　 　　　　杨广东征西讨的天下，让中国的版图过于秦汉，这乃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杨广这是好大喜功，李世民相同的作为又该如何评价？ 　　 　　　　再说，李世民与杨广在这么多行为上的相似，又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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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3/19 12: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