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不舍离开蓟镇边塞 　　 　　戚继光离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五年的蓟镇边塞，心中极不是滋味。 　　 　　他是于隆庆元年（1567年）被调到蓟镇来的。在此之前，福建一带的倭寇已经基本得以平息，而北边的鞑靼却时常大规模南犯，对明王朝的首都北京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国难思良将。工科给事中吴时来和陕西道李叔和先后向朝廷建议，调文武兼资的福建总兵戚继光到北方负责防御鞑靼入犯。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答复说：“朕在邸（尚未即位时）已知之矣。念东南新定，不果召。今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 　　 　　隆庆皇帝提到的谭纶是戚继光的直接上司，时任福建巡抚。他也是当时的抗倭名将，曾多次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谭纶素来赏识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虽说名为戚继光的上司，实是戚继光肝胆相照的挚友。戚继光与俞大猷之所以能迅速平定祸害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寇，与谭纶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调谭纶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调戚继光至北方负责练兵事宜。 　　 　　调戚继光来京，是隆庆皇帝早已决定了的事，所以谭纶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了答复。是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一职，蓟州、昌平、保定一带的总兵以下武将均受其节制。 　　 　　戚继光从小生活在北方，年轻时曾在蓟门服役五年，对蓟镇一带还是比较熟悉的。再说，皇帝将保卫首都北大门的重任交给他，明显看出朝廷对他的器重。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谭纶依然是他的上司，可以任他发挥而不会从中掣肘。所以，戚继光是满怀着欣喜的心情北上赴任的。 　　 　　戚继光雄心勃勃，打算在蓟镇训练十万精兵，让这支队伍成为守卫北京的钢铁长城。 　　 　　所以，上任伊始，他便上书朝廷，要求拨十万兵员，由他负责训练。此外，他还就士兵的选用、粮饷的筹集、武器的制造等事宜向朝廷提出了建议。 　　 　　但戚继光想得未免太简单了。戚继光的练兵计划，遭到了朝官们的质疑与反对。此时张居正虽然已经入阁辅政，但还不是“首辅”，不可能像后来那样一言九鼎。张居正虽然心里支持戚继光的练兵计划，但面对群臣的反对之声，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他给谭纶写信说，朝中有人指责戚继光“求望太过，志意太侈”，给他十万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 　　 　　最终，戚继光只被允许训练三万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一下子拿出十万大军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字，委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们，他们对戚继光是否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有所怀疑。有些人认为，如果让戚继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万精兵，对朝廷的威胁恐怕也不亚于鞑靼的大军入侵。 　　 　　戚继光训练十万精兵的想法化为泡影不久，他的职务又发生了变故。 　　 　　本来，戚继光身为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其职权仅在谭纶之下。但只过了一年，朝廷突然将蓟镇总兵郭琥调走，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这样一来，戚继光与昌平、保定的总兵成了平级关系，已是无法节制他们了。 　　 　　为此，戚继光曾有一段时间愤愤不平，他在《练兵条议疏》中说：“臣又窃惟边事本有可为之势，但其机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原因是“蓟镇切近京都，法令久驰，弊痼既深，更张未易，流言混淆，朝议纷拿，故应区处振饬者，畏众议而逡巡龃龉，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顾忌，实难展布，易起嫌疑。” 　　 　　一日，戚继光登上石门驿的新城，遥望自己的营寨，不由感慨万千。他赋诗道： 　　 　　万壑千山到此宽，边城极目自辛酸。 　　援█志在捐身易，按塞年来报国难。 　　尚有二毛知往事，偶闻百舌送秋寒。 　　圣朝不欲穷佳器，疏草空从午夜看。 　　 　　戚继光本来北上时是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的，谁知仅过一年，竟在朝臣们的掣肘、打压下，便发出了“捐身易”、“报国难”的辛酸感叹。 　　 　　戚继光意识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得到朝中权要的支持。否则，将空有爱国热情，到头来处处碰壁而一事无成。所以，他开始注意与朝中的阁臣们如除阶、高拱、张居正搞好关系。 　　 　　事实上，戚继光后来做得非常成功。他与顶头上司谭纶的关系自不用说，与张居正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同时，戚继光与老臣徐阶以及高拱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 　　 　　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阁臣貌似一团和气，其实互有矛盾。高拱不久即将徐阶驱逐出朝廷，代徐阶为“首辅”。隆庆六年，隆庆皇帝去世，张居正又将高拱驱逐出朝，代高拱而成为朝廷的新“首辅”。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的几年间，朝中换了三任“首辅”，戚继光竟与徐、高、张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由此也看出戚继光处理复杂政治关系的能力。 　　 　　戚继光与朝廷执政者们搞好关系，为的是能够在巩固北部边防方面能发挥自己的卓越才能。从隆庆三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这十三年间，是戚继光军戎生涯中非常顺利的一段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只要朝廷有人敢找戚继光的麻烦，张居正便不动声色地将此人调离或贬职。 　　 　　戚继光利用他与上司们的良好关系，开始在蓟镇大张旗鼓地训练士卒、建立新军、修筑长城，更新装备……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鞑靼入犯的情况。鞑靼属于蒙古族。明王朝建立后，蒙古残余势力虽然退至大漠以北，但仍经常入侵明王朝的北部边境。最为严重的一次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竟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大败明军五十万，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俘虏。 　　 　　到了嘉靖年间，蒙古族的鞑靼俺答部、土蛮部和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对明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特别是俺答部，曾数次大规模入侵，有一次一直打到了北京近郊，差一点又演出一场“土木之变”。嘉靖三十八年，蓟辽总督王抒因防御失利被逮捕问斩；嘉靖四十二年，鞑靼又一次南侵，蓟辽总督杨选战败，亦被逮捕问斩。谭纶上任前，他的两个前任均因抵御不力被杀，亦可见防御鞑靼入侵重任的艰巨性与危险性。 　　 　　谭纶与戚继光上任后，尽管背后有朝臣掣肘，但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宁，忍辱负重，为巩固北部边防而殚精竭虑，使蓟辽边防大为改观。 　　 　　好在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即位后，朝政由张居正主持。戚继光对于巩固边防的建议与举措，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万历元年，戚继光率部击败了朵颜部酋长董狐狸，迫使董狐狸投降。两年后，董狐狸与其弟长秃再次入犯，亦被戚继光击败，长秃也被明军活捉。董狐狸只得再次投降，发誓朵颜部永不入犯。 　　 　　之后，蒙古诸部慑于戚继光的才略，一直不敢在蓟镇一带生事。 　　 　　不敢向戚继光进犯，并不说明蒙古兵从此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了。万历三年（1575年）之后，蒙古土蛮部避开戚继光，不断进犯辽宁东部一带，常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个不亦乐乎。李成梁也并非无能之辈，在与土蛮部的作战中，总是胜多败少。因此，戚继光的防区内数年没有战事，而李成梁这里却捷报频传。隔上一段时间，朝内便有了李成梁表功的捷报。人家立了功，当然要封赏，于是李成梁不断得到赏赐，官衔也越来越高，直至被封为宁远伯。 　　 　　与李成梁的“养寇”不同，戚继光防卫蓟镇十余年，并未立下多少战功。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戚继光以其百战百胜的威名，以其军容严整、骁勇善战的部队，以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以精良的武器装备，使敌人望风丧胆，真正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军事家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明史·戚继光传》有段话还是恰如其分的：“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戚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但当时的人们却认为，戚继光是在南方平定倭寇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到北方后反而不行了，看来戚继光还是适合在南方带兵。除了戚继光被认为是张居正“党羽”的因素，这也似乎成了朝廷将戚继光调到南方的一条理由。 　　 　　戚继光行前，蓟镇的军民对他依依不舍。许多人还到北京请愿，求万历皇帝将戚继光留下来。毕竟，戚继光镇守蓟镇的十余年间，蓟镇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升平景象，长城内外烽火不燃，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如今，戚大帅要走了，人们似乎预感到，蓟镇一带又要大动干戈了。戚继光的部将陈第曾赋诗描述蓟镇父老哭送戚继光南行的情景： 　　 　　辕门遗爱满汇燕，不见胡尘十六年。 　　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器天边。 　　 　　君命难违，戚继光挥泪辞别蓟镇父老，怀着忧愤之情离开了他经营了十六年的蓟州热土，踏上了漫漫征程。 　　 　　他知道，这一去，更是前程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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