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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四年前的春天,烟雨迷蒙中,我去看于谦。他是我600年前的杭州老乡。 我之所以去看他,是因为崇敬他。他的品性属于杭州人中不是十分多的那种,简洁点说,是不易被“暖风熏醉”的那种,即使当了高官亦是如此。 坐落在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幽。而是非常嘈杂。塑像、布展、整地、绿化,修葺墓道、琢石人石马———几路人马日夜开工,为赶上600年前那个男婴出生的日子。墓碑上的字,黑漆未干…… 墓的南面是刚刚修复的于谦祠。三进殿室尚无展品,惟正殿中,1.5米高的立像基座已安放在即。在南厢房,我看到了于谦,他的塑像未及喷铜,还是石膏阶段,却大致能看出想象中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英雄形象。 看墓地的何姓老人还记得,这些年常有些有心的游客来这儿转转,九三年来过几个日本人,九四年来过几个英国人,他记得尤其清楚的是,九二年从台湾来了几个人,据说是于谦的二十二代、二十三代孙。年代久远的清晰记忆,讲述着英雄的寂寥。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这是明代民族英雄张苍水的诗句。 然许多年来,于墓的冷清破败岂能与岳庙热闹繁荣相比。 我们从小就知道岳飞的许多故事。关于于谦我们又能知道多少? 而这一点也不奇怪。同是民族英雄,岳飞忠君,于谦却胆敢以“君为轻”。尽管他的谋逆冤案后来得以平反,历代帝王都肯定了他的赫赫功绩,但对于一个“轻君”之臣,又有哪一位统治者会刻意地去树立他? 遥想公元1449年秋,“土木堡之战”明军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明帝英宗被俘为人质,朝野震惊。许多大官富户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纷纷南逃。当皇太后和摄政的皇弟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时,有人主张迁都退守。朝廷上,人心不一,众说纷纭。这时,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忿然一声吼:“主张南迁的应立即斩首牎”这一言不知得罪了多少小人,当然也令许多爱国朝臣与本已六神无主的皇太后及摄政王刮目相看。就在此时于谦表述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他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亲自督战五昼夜打胜了关键的京师保卫战,对明朝有再造之功,但也以此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所以当被俘的皇帝平安南归,当他终于又从其弟手中夺回帝位,仅仅是五天后,于谦被杀,时年六十。 要是于谦不是那样的刚烈与清高,他的命运是否会有一线转机呢?其实有关于于谦的杀与不杀,皇帝确曾犹豫再三:“于谦实有功于社稷牎”然而一方是小人谗言,加之于谦本人的强硬态度,终使悲剧无可挽回。在庭审被严刑拷打时,另一官员王文不堪冤愤激辩不已,而于谦不仅不辩,反而笑着劝王文:“亨等意耳,辩何益牎”于谦不肯稍有屈就之态,终使皇帝下了“杀”的决心。 于谦被杀后,因是谋逆大罪,人人自危,无人敢去收尸,只任风吹雨淋。幸有忠义之士将其草草掩埋。后由其养子于康将遗骸运回故乡杭州,才得以在西湖三台山麓安葬,烈士英魂终返故土。 英雄的被冷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英雄的重新被想起更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惩恶扬善”———于谦就任都察院江西监察御史时,不畏强权,不徇私情,平反冤假错案达数百起。 “为民办实事”———1430年山西、河南两省各奏饥荒,巡抚于谦在自己院前立木牌两块,一曰“求通民情”,一曰“愿闻利弊”。他开官仓赈灾民,主张“轻税养民”注重兴修水利…… “清正廉洁”———每次进京他不带任何礼品,只“带有两袖清风”而已,直到被杀抄家时,人们仍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牎” 我们是在说着于谦吗?还是在说着改革发展、国家振兴的今天,百姓对世道清明之风的殷殷向往? 如今,于谦墓已回复它整洁、静穆的原样。英雄的历史也将在人们心中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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