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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简直可以算是一位反恐英雄。 恐怖主义常用的手段是,挟持人质要求达到某些目的。而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也先入寇,所挟持的则是对方的最高统帅———英宗朱祁镇,从恐怖主义的观点看来,简直太理想了———有这样的人质,有何不可为?这位君王本来御驾亲征,出征时不信大将,却宠宦官,打败被俘,自在意料之中。当也先长驱直入,抵达京城时,心中不用说有多得意。孰料他的无数美梦,竟被一个于谦一下击碎。于谦拥立了英宗的弟弟为皇帝,以示你手中的人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恐怖主义到此时,也只有一筹莫展。像也先,开始以为京城指日可下,发现大明已立新的皇帝,觉得不对;既不得势,就想谋财,也先就开价很多很多的金银财物来换皇帝,不料于谦根本不理。在明军的奋勇抗击下,也先无奈地撤退。 我个人以为,英宗作为一个人质,对于谦的所作所为未必没有理解之心。以前皇帝一定要读史,而于谦的举措,无疑有战国时期的前例可以依据。当年强秦请赵国国君去开会,大将廉颇送赵王至边境,然后说:“你如果三十天还回不来,请允许我立太子为王。”赵王爽快同意。而结果是:赵王安全返回。当人质变得无关紧要时,他有时反而安全了。 事实上,于谦不仅是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奇士,更是一个诚恳勤勉、赤胆为国的忠臣。当时国家不仅边患有事,内部也非安宁,所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于谦“目示指屈,口具章奏”,应时而发,悉合机宜。公事责任极重,仍不忘修身树德。他从不谈自己所立之功,当新皇帝为臣下开双份俸禄众人皆不推辞时,独有他辞让至再,而所居简陋,仅足以避风雨。皇帝先后赐给他的衣物金银,他都一一封存,每年取来看一下,以示不忘皇恩。 就是这么一个英雄,八年后竟被处极刑。当处置于谦的奏章报给复辟的英宗,英宗尚且犹豫,说:“于谦实在有功啊!”上奏的大臣说:“如果不杀了他,你复位又有什么说法呢?”英宗颔首,一个英雄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必需的说法上。 我们今日回首中国古代史,确能明白有时说法的无可抵御。一代代王朝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个说法的替代史。一个新的说法来临,凡是老的举措就被统统判为不当,不说你悖逆已是客气万分。而任何新的举措如果没有新的说法做幌子,也根本无从得以施行。当然我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合理,任何政策的施行都有优点,也必然留下漏洞和偏颇。新起的政策纠正前偏,也会慢慢留下新的缺失。历史本来这般自然前行,问题不过是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权力的更替从来难以和平进行,所以不少人与事,便因为没有及时与新的说法接轨而突然栽倒。英雄于谦是如此,更多老老实实的人也是如此。 在不久前问世的回首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孤独的慰藉》中,我提到了萧伯纳的《圣女贞德》。那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立下不世之功而被迫害至死的英雄。在萧伯纳的笔下,场景尤为奇特:四百年后,迫害过贞德的人都回到贞德面前忏悔,但当英雄提出要重返人间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了———一个真正的圣人怎么能得到世间凡夫的钦敬呢?除非他死去! 不过,在21世纪扑面而来的春风中,我们真诚地看到了中国的新希望。和平的新陈代谢将成为常态,宽容和尊重将成为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过去的一切成绩永远值得尊重,而未来则永远需要今人去奋勇开拓。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于谦的同乡,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于谦未死,但于谦的悲剧已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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