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一生恃才放旷，目空今古，惟独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曾经说过：“天下才分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用一斗。”“才高八斗”的典故源出于此。 　　 　　　　只要打开《曹植集》，扑面而来的就是他那汪洋恣肆的才情。读他的诗就如同骑上了一匹骏马，任它一路飞奔带你欣赏雄奇险峻的风光，直叫你眼花缭乱目眩神迷，想停都停不下来。他的赋好多都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像圆明园里的残砖碎瓦，令你不能不联想到当初“万园之园”的宏伟壮丽。那飞流直下、雪浪摇空的豪纵之情，那万象毕呈、造化在手的移山之力，那饥鹰渴骥、掣电奔雷的箭发之势，后人实难及其万一。 　　 　　　　诗如潮，赋如海，即使是为朝廷应制的表章赞令，字里行间也难掩其文采高华。但我最喜欢读他的《与杨德祖书》，把它作为自己写作的座右铭。 　　 　　　　杨德祖，就是后来被曹操找借口杀害的杨修。他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拥植派”，两人过从甚密。但曹植给他的这封信，谈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 　　 　　　　在书信的开头，曹植历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大家：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弦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王粲、陈琳、徐干、刘桢等人，是各地的才子，曹操把他们全收罗到自己手下，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后世称为“建安七子”。父亲曹操和哥哥曹丕，都是才华卓越的诗人，诗文在魏晋时代有崇高的地位，曹植从小就有了得天独厚的家教，也可以非常方便地阅读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典籍。曹操收罗过来的这些才子名士，在文酒之会中相互奖藉，相互探索，又相互评论，曹植从小身处其中，得益良多。他本人自幼博览群书，终身勤奋刻苦。陈寿在《三国志》里记载，曹植十岁多就诵读辞赋诗论达数十万言，杨修也赞叹他“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读曹植的辞赋，时刻能感觉到他读书的广博，以“破万卷”来形容只少不多。他在晚年，为了不让芜秽文章留传后世，殚精竭虑地锤炼推敲，即使犯了严重的反胃病，也从未动摇过删定别撰的顽强意志。他一生都能客观准确地评价自己，有清醒冷静的文学观念，在《与杨德祖书》中昭然若揭。 　　 　　　　他在信中指出了当时“建安七子”的弱点和歧误： 　　 　　　　“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 　　 　　　　自负的陈琳认为自己不比司马相如差，模仿他写了好多辞赋，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曹植写信讥笑他，他居然没明白意思，还以为曹植在夸他，到处吹嘘遇到了知音。曹植害怕打起笔墨官司会遭到后世的嘲笑，只好缄口不言，在写给杨修的信中才偷偷提及。对这些才子的自高自大，前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已带讥诮，这里又举出陈琳的例子。能否客观准确地评价自己，正是曹植与这些才子的云泥之别。曹植知道写文章不可能不出毛病，只要听到别人有益的批评，他总是随时修改，不死要面子。 　　 　　　　但曹植又知道，文章归根结底是作者个人的事，别人的评价很难击中要害。他讲了一个故事： 　　 　　　　“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为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有所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尝叹此言，以为美谈。” 　　 　　　　丁廙将他的文章交给曹植润饰，曹植却认为自己的文才并不见得比丁廙强，不肯改动。丁廙就讲出了“文之佳恶，吾自得之”的话，令曹植叹服。写作的甘苦只有作者自己明白，作者在文章中寄托的情思，绝不是读者浏览几遍就能全看出来的。而又有谁会将一篇文章反复看好多次呢？更不要说用心揣摩仔细研究了。即使是像《红楼梦》那样弄成一门学问研究它几百年，到头来也是公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又知道曹雪芹当初是怎么想的？说到底文章还是作者个人的事，与读者、社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文章可以被读者和社会以各种目的、各种方式利用，就像一把刀本来是切菜的，但也可以杀人。切菜和杀人哪里是那个制刀的工匠可以控制的？倘若这把刀造出来后就被工匠遗忘在墙角，从来没有售出，那它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曹植赞赏丁廙的这个观点，其实也就是说：作者写文章首先是为了自己，最终也只是为了自己，不要太多考虑别人的反应，更不要去迎合流俗，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文品。 　　 　　　　曹植在信中赞叹了孔子删定的《春秋》，把它奉为文章的典范： 　　 　　　　“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客，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论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魏晋是一个“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曹植在众多古代典籍中独独推崇孔子的《春秋》，也是在与建安才子们唱反调。孔子恰恰不写文章，只是收集整理以前的典籍，所谓“述而不作”。曹植独独推崇他，其中大有深意：原来文章写得最好的人，从来都不写文章，那么，口若悬河夸夸其谈者，恰恰是浅薄无知之辈。曹植劝告世人，如果没有孔子那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就不要动不动褒贬别人，信口雌黄只会徒留笑柄。刘季绪的才华比别人差多了，偏偏喜欢诋毁指摘别人的文章，以己昏昏却想使人昭昭，可叹可笑。他应该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将来一定会有人出来把他驳得直翻白眼。像齐国的诡辩家田巴，也曾经一天辩倒上千人，可鲁仲连出来将他驳倒后，他终生都不敢张嘴了。刘季绪的才华并不见得比田巴强，而鲁仲连那样的人才，说不定哪天就冒出来一个。 　　 　　　　类似刘季绪这样的评论家可以说是“代代无穷已”，自己写不出东西，专靠骂人混饭吃。碰到这样的人倒不一定要挺身而出当鲁仲连，那样反而成全了他，他就是希望哗众取宠来博取功名利禄呢，臭不理他也就行了。 　　 　　　　曹植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的好恶不同，对文章很难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人的好恶不同，对同一篇文章同一个作者，自然有不同的评价。一定要把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那是非常可笑的。 　　 　　　　曹植将自己多年来写的文章都给杨修看，同时指出，虽然相信自己的才华，但从不轻视别人。他饱读诗书，但写文章绝不脱离现实，反而特别注意从民间吸收营养：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声，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民间流传的许多歌谣俚曲，对现实的揭露总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古往今来皆如此。三教九流中蕴藏着无穷的才思和智慧，身为皇亲帝胄高高在上的曹植居然认识得这样清楚，不能不使我们叹服。要知道多少人本来出自民间，还一味地附庸风雅故作清高呢！ 　　 　　　　文学的社会功用是很有限的，成为一代文豪并不是曹植年轻时的抱负，他说：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文学就是文学，你不能让它承载它无法承载的东西。你不能指望它把全国人民都教育好，其实它连一个人也教育不好。它并不能提升读者的灵魂，如果能够提升作者自己的灵魂，就已经很不错了。作为曹操的儿子，曹植当然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社稷建立赫赫功绩，不肯把“辞赋小道”作为自己的理想。 　　 　　　　但他也不是没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又把话说回来了：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 　　 　　　　曹植后来终于走上了这一条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辉煌耀眼的一颗明星。他的成就显然超过了建安七子，也超过了父兄。哥哥曹丕的民谣体诗歌，虽清新秀丽，但体卑气弱，不能望曹植的项背。父亲曹操的诗雄健中透着冷峻，而曹植的诗，既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更有激昂浓烈的情感，是热的。如果说曹操的诗是一杯冷酒，曹植的诗则是滴着血泪的一杯滚烫的酒。而他那海涛般波澜壮阔的辞赋，父兄更是望尘莫及。 　　 　　　　诗如潮，赋如海，《与杨德祖书》只是其中之一滴，但写作之前读读它，每次都会有新的启发。

浏览：168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12/25 17: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