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夏天，我们全家从东城区米市大街煤渣胡同２号搬到了南小街遂安伯胡同５号，到１９６６年“文革”迁出时，在那里住了整整九年。 　　逐安伯５号和６号本是一座完整的幽雅古典的北京老宅子，相传明朝永乐元年封燕山护卫陈志为遂安伯，这里大概是他的宅邸。宅邸的中路是坐北朝南的四进院结构，第一、二进院是６号，住的是同仁堂第１３代传人、天津乐仁堂老板乐佑申。我们家住的院子是第三进院。最后一进院子住的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一家人。我家院里花木繁茂，一架藤萝遮盖了半个院子。 　　院内高大的北房是父亲的客厅兼办公室。 　　就在这间绿荫掩映的大北房里，父亲留下了多少传世的篇章啊！ 　　１９５８年８月，父亲被批准离开了人民日报，调到北京市委，任主管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书记，并兼任《前线》杂志主编。他为《前线》撰写的绝大多数稿件都是在遂安伯完成的。 　　在那个时期的报刊社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但父亲对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一定的觉察。他在《前线》第２期社论中就尖锐地批评：“我们有的干部，自以为已经懂得了许多实际情况，就不再注意随时随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不肯耐心地同各方面的群众反复商量问题，就凭自己的脑子一热，灵机一动，就做出判断，乱下命令。” 　　１９５９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反映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母亲在形势讨论会上，也坦率地表述了类似的看法，如“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办急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毛主席是不是也头脑发热了”这样的话。那年秋天，母亲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撤职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劳动。干活、吃苦，母亲都不怕，但心中充满郁闷、委屈，更放心不下家中五个幼小的孩子。父亲毕竟经历过更多的政治风雨，他安慰母亲说：“你放心去劳动吧，我来管家、照顾孩子。”在母亲下放的一年里，父亲确实承担起了照顾家庭、教养子女的责任。这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是难得的、也是仅有的一次。 　　随着大跃进而来的是从１９６０年开始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一次和父亲在院中闲谈，他听我讲到学校里减定量、吃粗粮的情况时，深深地叹了口气，自语道：“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们受苦了。” 　　在１９６１年１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党中央的精神在北京立即得到贯彻。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安排好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父亲在会上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歉收、物资供应紧张、群众生活困难，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当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振奋精神，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晚报》传达以后，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父亲的意见好，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的杂文专栏，就请父亲本人来写。于是，父亲提笔开始了《燕山夜话》的写作。我还记得那时《北京晚报》的顾行叔叔经常到我家来取稿。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顾行叔叔的。 　　一天，顾行叔叔怀揣着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黄猫送到家里。原来父亲在《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养猫捕鼠》，文章说，“近来我们的院子里，大家都不养猫，老鼠又开始活动了……我也很希望能够打听到谁家的猫快要生产，好准备去讨一只小猫。”一位读者看后，相信作者一定是一位爱猫的人，就把他家老猫下的小猫送到晚报社，嘱咐一定要转交马南邨先生。只可惜那只猫来后靠人们的剩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捕鼠技能慢慢丢失了。一日，华君武叔叔家大扫除，捉到了一只老鼠，请我家的小猫去打牙祭。把猫抱去一看，一个大花瓷碗扣在地上，碗边露出一段老鼠的小尾巴。刚把碗掀开，小猫还在愣神的工夫，老鼠吱溜一声早就不见踪影。后来，小猫也被房顶上的野猫勾引走，不见了踪影。华君武叔叔开玩笑说，大概是让哪个老广东做了下酒菜。 　　父亲既是主管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又是本身就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文人。他喜欢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交朋友，艺术家也敬重他，愿意与他交心。记得画家吴作人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父亲成了先生的一位热情好学的学生。我曾见过父亲看着自己学习吴作人风格出的黑天鹅和长尾金鱼那欣喜的样子。当时的晚报上，经常刊载父亲与吴作人先生的诗配画。但那些优美的词句在“文革”中被曲解，横遭批判。吴作人先生也因此受到牵连。 　　画家黄胄也是父亲的常客。父亲很赞赏他投身现实生活的热情，写了《黄胄作品中的“三新”》一文，黄胄还曾纵情泼墨为父亲画就了《百驴图》，不幸它后来毁于“文化大革命”了。 　　黄胄的哥哥，著名作家梁斌也曾陪他一起到家中做客。他的名作《红旗谱》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深受我们全家的喜爱。 　　１９６３年初，父亲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先生都作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人一见如故，赵丹被邀到我家做客。那时他正准备扮演鲁迅，到家里来和我父亲交谈如何更好地表现鲁迅的形象和思想，说得非常投机。闲谈中讲到浙江雁荡山险峻旖旎的风光时，赵丹情绪激昂画兴至，赵丹夫人黄宗英说他作画要有酒助兴，才更酣畅流利。于是我跑到厨房为他拿来了一碟花生米和一杯酒，赵丹边饮酒边运笔挥墨，一气呵成，为父亲画了一幅气势磅礴的《雁荡大龙湫图》。 　　事后，父亲写了《赠赵丹同志二十韵》，记录了这次会面： 　　……我爱阿丹画，时时惹梦思。今逢元旦相见，把手欢谈不觉迟。猛忆浙游过雁荡，峰峦突兀胜九嶷。愿得壁间一幅山水图，使我梦游其中坐卧复吟诗。阿丹闻我语，慷慨不推辞，遂就案头纸，走笔若龙蛇…… 　　然而，就是在这个院子里，１９６６年的初春却显得格外阴冷。４月初的一天，父亲把我从学校叫了回来，对我说“过去我写的文章中有错误，报上很快要登载批判我的文章了……谁有了错误都应该接受批评么”。“你不要害怕，要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要相信党”。可是，继之而来的，是全国的大小报纸对父亲遮天盖日的围攻谩骂和无限上纲，他却没有机会可以为自己辩白一句！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紫藤花又悄悄地开了，却没人留意，只记得那时我们已经穿两件单衣了，父亲却还穿着呢大衣，整日默默地坐在屋里看着手边的报纸，变得一言不发了，全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５月初的一个周末，我返校前去向父亲道别。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说：“爸爸，我回学校了。”他没有动，那报纸隔断了我们的视线。我知道父亲心里难过，就转身出了房间。没想到这竟是我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从此，这院子就更加清冷寂寞。市委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封存了。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带着随身的衣物，搬出了遂安伯５号的家。那是１９６６年６月。 　　 　　　　（摘自《北京观察》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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