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庐山时的忧虑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过一个小手术（切除脂漏性疣）。出院不久，接到中央通知：7月初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否参加，由他自己决定。在张闻天的工作日程表上，6月19日起是外交部务虚会，会期一周，6月下旬结束。同7月初庐山会议没有冲突。庐山会议预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张闻天深感重要。6月21日，他顺便到彭德怀家聊天，问彭德怀去不去庐山。彭德怀说：这一家伙跑了东欧七国和蒙古，刚回来，太疲劳，不想去了。张闻天劝他：中央开会，还 　　是去好。能多少听一听也好。 　　 　　　　张闻天对参加庐山会议态度积极，完全是出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关切。他看到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问题和缺点不少”，深为忧虑，期望通过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使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得以纠正。张闻天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的职务要求他洞悉国际形势，提出对外关系的方针大计。谁都知道，当今世界，离开了经济、军事实力，也就很难有强有力的外交。何况，张闻天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对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多年来一直怀着极浓厚的兴 　　趣！ 　　 　　　　6月30日，张闻天启程赴庐山。与北京上山开会的人同乘一火车专列前往武汉。又是一次巧合，他同彭德怀、贺龙、康生在一节车厢。车上随便交谈，又自然地谈论起“大跃进”以来的情况。彭德怀认为形势非常严峻，张闻天也忧虑“大跃进”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 　　 　　　　三个小时的发言，多次被人打断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将写好的信直送毛泽东亲收，引发了会议气氛骤变。 　　 　　　　张闻天完全清楚，在形势这样紧张的时刻，跟彭总同调，继续谈论缺点，总结经验教训，是不大合乎时宜的。然而，他还是下决心发言。他怀着一种期望，自己的一席谈，也许能促使毛泽东醒悟，或者能说服更多的同志一起规劝毛泽东，那岂不是大有利于党和国家！这回，张闻天自己动手准备提纲。提纲写得相当详细，在32开白纸上，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还用红铅笔做了好几种醒目的记号。 　　 　　 　　　　在张闻天准备提纲的过程中，田家英曾来过一个电话，向他“通风”，要他如果发言的话，“大炼钢铁”的问题别讲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所说“上面”指谁，不言而喻。张闻天上山后同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陈伯达、李锐等“秀才”们时有接触，观点也是相近的。他们知道张闻天有言要发。田家英感受到风暴将至，怕他在这险要时刻出事。张闻天接过电话对秘书萧扬约略谈了一下田家英的意见，说：“不去管它！”随即，继续准备他的提纲去了。7月21日上午，胡乔木也曾经给他打过电话，劝他少讲一些。秘书萧扬也向张闻天表示担心：从会议的气氛看，准备的这个发言不合潮流，后果怕很难说。但张闻天没有任何动摇。7月21日上午，他把发言提纲最后准备完毕，站起身对萧扬说：“我准备的就是这样了。”他的那些意见久已郁结在胸，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非一吐不可。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准时步入第二小组（习惯称华东组）的会场250号楼，神态仍像往常一样。 　　 　　　　这天下午的会就是张闻天一个人发言。他整整讲了3个钟头。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的话多次被打断。有些人，包括组长柯庆施在内，抢着插话，表示不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只是重复自己的观点，或者就像不曾被打断那样。 　　 　　　　就是这一篇发言，给张闻天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闻天从此被撤职罢官，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逆境中含冤受屈，煎熬了整整17年。 　　 　　　　现在，这一篇发言已经收入了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历史的过滤器终于清除了蒙在张闻天头上的污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思想的代表之一。它的深刻思想与理论价值为人们所称道，所重视。 　　 　　 　　　　“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在家里等待。她在北戴河已经获悉庐山风暴。见面之后，难免稍有抱怨：“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却平静地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晚上散步，来看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讲了一番哲学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唐代散文家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全国外事系统开会，集中火力，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一盆盆污水泼到被批判者的身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代明白。“里通外国”追逼特紧。对这个问题，在庐山上曾有人问及，张闻天即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之后，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竟成了重点。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了。他跟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 　　 　　　　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去接受批斗 　　 　　　　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对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当时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的干部了。不久，张闻天的 　　“供应卡”被吊销了，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联系用的电话机），后来甚至连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也被搬走了。 　　 　　　　1966年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没完没了地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 　　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从景山赶到三里河去接受审问、批斗。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 　　 　　　　“要整就整我，我不能陷害人”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最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1967年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六人到经济所对张闻天审讯。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专案组的负责人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1967年7、8、9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拿小学生的练习本做专题卡片 　　 　　　　1969年10月，张闻天流放到肇庆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了。因高度近视加白内障，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高血压等疾病又时时折磨着他。 　　 　　　　他不为个人身处逆境而烦恼，依然勤奋学习，忧国忧民。他黎明即起，先把房子周围打扫一遍，然后坐在院场上的相思树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上午、下午，都安坐在东房窗下读书看报。 　　 　　　　他非常关心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看报也做摘记，做分析。有一张卡片，记录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不在内）“革命委员会”自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先后成立的时间、主要负责人的名字及以后变动情况，是随看随记，一次一次写上去的。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泰晤士报》上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颇有参考价值，他也做了摘录。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俄语，外国电台的广播也是他的信息来源之一。肇庆军分区的干部很快就知道了，立即向他提出警告，张闻天也没有停止，只是改在室内用耳机收听，避过他们的耳目。 　　 　　　　张闻天这时研究的重点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卡片纸，就拿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使，将旧台历反过来用。他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若干专题，写了一叠一叠卡片，分类装在旧信封做成的小口袋里。卡片正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某个问题论述的摘要，反面是自己写的扼要的评论。 　　 　　　　“禁不住写书的思想波涛” 　　 　　　　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批斗狂潮中，张闻天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虽然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但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幽居肇庆，使他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思考。他常常站在住所旁边，对着那丛绿衣舒卷的芭蕉（这是他栽培的）出神。到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常常陷入沉思。 　　 　　　　从1971年10月12日起，他就不顾个人安危，在受到监管的情况下，秘密地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在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974年夏天，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基本上写成。就在这时，他的外甥马文奇利用暑假，从上海远道而来，探望舅舅。他们已经7年没有见面了，马文奇又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员，理论问题上也可对谈，张闻天很高兴。他让马文奇替他誊写文稿，表示“准备将来出书”，还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叠！” 　　 　　　　回到上海以后，马文奇继续抄写。为便于分散保存，他接连抄了三份，用塑料袋包好，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从原稿不连接的三处抽出六页留下，作为抄件张闻天所作的证据，其余都按张闻天的嘱咐销毁。 　　 　　　　1976年9月，经叶剑英批准，刘英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王震见到刘英，郑重地对她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刘英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她和张闻天最可信赖的战友王胡子那里。就这样，张闻天的肇庆文稿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一宝贵精神遗产，同它的创造者的品格一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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