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这个名字有着久远的历史意义。 　　 　　（一） 　　 　　张闻天诞生于1900年8月30日。17岁那年，他前往南京，就读于河海专门工程学校。虽然日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但这里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所高等水利学校不仅培养了他注重实证的科学理性精神，也是他自我意识觉醒的起跳板。在这里他读到了《新青年》杂志，大有混沌初开之感。独立人格，张扬个性，反帝爱国，都在青年张闻天的胸中巨浪冲礁，激荡震撼。 　　在思想启蒙家们鼓吹与呐喊的启发感召下，张闻天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投身到运动中，他写的政论、随感录、杂评一篇篇地登载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议论时政，抨击军阀，揭露腐败，批判封建，充满了一个热血青年对于解救中国的革命渴望。 　　张闻天无疑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青年。但五四过后，他又在一种朦胧的向往中陷入了彷徨。这是很自然的，恰恰证明张闻天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各种主义、思潮的比较鉴别，人生道路的探索选择，都受着改造社会这一信念的牵引，在他的思索与行动中交织递进。 　　张闻天决心从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是1925年他在重庆由于宣传进步思想遭到反动军阀驱逐之后。此前，他曾留学日本、美国。他在上海做过编辑，在重庆当过教员。他还研习过现代哲学，后来又将兴趣移到了文学方面，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那个时候，张闻天已经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翻译家、评论家和作家，但在重庆的遭遇使他决心放弃这一切。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这样写到当时的入党动机：“我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张闻天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二） 　　 　　张闻天正式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是1931年他从苏联归国之后。入党不久，张闻天受党的派遣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一呆就是5年多的时间。当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召开了一个多月。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等人完全是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在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使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合法化的。张闻天是共产国际选中的中共新的领导集团的成员，回国后，即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时，张闻天就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这时，张闻天是30出头的年纪。他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但那毕竟是从纸上得来。他原本是一介书生，但共产国际的赏识与选拔一下子就把他托到了一个政党顶层的位置上。而这个政党又处在盲从和教条化的幼稚阶段，他把“国际路线”神圣化而成为“左”倾营垒中人，是他难于意识到也难于摆脱得掉的。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严峻考验和磨炼就这样摆在了他的面前。 　　一个人的胸怀，往往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去从。胸怀之于真理，就是这样存在着某种必然趋向。王明、张国焘都是另一种例子；张闻天与之不同，他的政治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胸怀磊落，服从真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人物，正是从这种精神和思想的境界中起步的。 　　作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大笔杆子，张闻天是王明路线的宣传者和贯彻者。共产国际对于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以及斯大林把中间派别当作最危险敌人的错误公式，都在他的文章中得到了发挥和搬用。临时中央从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领导人在战争形势下，头脑发热，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开展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参与发动和领导了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过不可推，责不可卸。这是由于他不懂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了解扩大发展红军的客观实际所致。 　　如果张闻天只是一味地抱着那些教条不肯撒手，那么，张闻天这个名字亦不足道也。可贵的是，他是个“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的人，他在对现实的反思中渐次觉醒起来。还是在上海的时候，他看到“左联”对“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批判不对头，就著文批评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得以纠正。张闻天曾醉心于文学创作，他有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因此，转变就从他有切身体验的方面开始了。到了中央苏区，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进一步觉察到“左”的危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努力纠正那些“左”的具体做法。张闻天解救傅连 ，是他留给历史的一段佳话。傅连 把他的福音医院搬到了苏区，全部积蓄也交给了党，但在肃反中却被诬指为AB团、社会民主党，要将他逮捕公审。傅连 拒捕挣脱，跑到张闻天那里去申诉。张闻天立即打电话进行制止，使傅连 免遭厄运。这件事足以说明，张闻天对苏区过“左”的肃反政策是不赞同的。 　　一个在冲破框框，一个要死守教条，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势在难免。“左”倾路线已日益严重地危及到中央根据地的安全，博古仍坚持关门主义，不肯同十九路军进行军事配合，使第五次反“围剿”坐失良机。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与博古的正面冲突终于爆发。张闻天严正批评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博古以势压人，乱扣帽子，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博古听不进不同意见，执迷不悟，继续采用“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实行全面防御。 　　“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就带有极大的疯狂性和破坏性。张闻天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写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鲜明地提出了对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性，标志着他的思想有了突破性的转变。博古极为不满，嫌张闻天碍手碍脚，于是派他到闽赣边区去视察工作。等张闻天回到瑞金，一切都要由“最高三人团”决定，他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利事实上被剥夺。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想让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留下来参加长征也做不到了。 　　长征路上，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形成了一个“中央队三人团”。张闻天是在他分管政府工作后开始和毛泽东接近的。毛泽东那时受到排挤，处于无权地位。张闻天为人正派，与党内同志交往不看权势，并像毛泽东那样，做调查研究工作，和毛泽东联合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央苏区，只有洛甫（即张闻天）还能够经常聊聊天。张闻天如此为人行事，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心胸，也可以看出他的识见。长征出发的前一天，张闻天和毛泽东坐在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倾心而谈，看法接近，感受相似，一泄为快。张闻天与毛泽东就这样开始了扭转中国革命航向的合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中央根据地的丧失，这怎能让人不痛心、不焦虑呢？“中央队三人团”随行随谈，畅所欲言。毛泽东军事上是内行，他的分析头头是道，令人折服。 　　本来是突围，博古、李德却把它当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不能轻装前进。在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行军速度迟缓，部队失去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湘江战役战斗惨烈，中央红军损失巨大。博古、李德的专横无能，引发了部队的严重不满情绪，“中央队三人团”认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权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紧要的关头召开的。在会议上，当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之后，张闻天就来了个“反报告”。在党内，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的“反报告”就是冲着博古而去的，立场鲜明，系统有力，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会后不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他的任职，事实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就此确立。 　　毛泽东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张闻天能够最终同“左”倾路线决裂，与他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和他的磊落胸怀以及从善如流的品格都有很大关系。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共产党人，立党为公，不耻言错，修正自我，唯事业为重，唯真理是从。正因为如此，张闻天才在党的历史上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落脚点。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及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国革命走出困境、实现战略性转变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了。一年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跨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三） 　　 　　毛泽东多次说过：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遵义会议以来，身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直将毛泽东奉为红军与党的领袖。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的党内职责有了变动，主要担负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央领导层进行整风。可以说，九月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他忠心对党，责己甚严，承担土地革命后期路线错误的个人责任，深刻检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联系群众，接触实际，他下决心到基层去“补课”。从1942年1月起，他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为时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他的调查深入具体，连各种家畜家禽的粪便分别适合什么土壤、什么庄稼都要问得清清楚楚。这次调查研究使张闻天获益良多，不仅对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有了系统的了解，而且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有了清楚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产生了一次飞跃，把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因此他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向党中央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在东北工作期间，张闻天颇多建树。其中必须特别提到的，是1948年张闻天为东北局写成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份《经济提纲》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东北经济的五种主要构成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趋向及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以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协调发展的东北经济建设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依据。这是张闻天自陕晋调查以来，对中国东北农村经济状况，尤其是对东北地区经济状况长期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大收获。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和他11年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一以贯之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闻天从辽东省委书记的任上奉调进京，从此他的工作转到了外交战线，一直到在庐山会议上蒙冤罢官。无论是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还是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都在致力于研究国际问题、处理外交事务的同时，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建设。这是他的兴趣使然，也是他强烈的责任感使然。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们知道，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和建设规模速度问题上，我们党都发生了严重失误。1958年1月和3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严厉地批评反冒进，给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张闻天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但他认为1956年一度出现的冒进应该反对，因而心存抵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张闻天去东北进行过一次考察。在那里他看到的是红光满天、全民炼钢的景象，心中很是不安。回到北京后，他下令让外交部的小高炉停下来。对于这种事，张闻天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他决不会抱如此态度。明明知道是浪费人力物力，还硬要炼，不是自欺欺人吗？ 　　接触实际，勤于思考，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这就是张闻天，一个光明磊落、心底无私的共产党人。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出现的问题。而这时，张闻天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离。因此，他反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和做法，反对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的倾向。八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张闻天在广西、广东考察了20天，一路所见，更觉得问题严重。七中全会小组会上，张闻天对大办钢铁公开提出批评，当场就受到别人的反驳和奚落。有人说：你过去搞“左”倾，现在搞“右”倾。张闻天切身感受到，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正在严重地影响着党内的民主生活。 　　对于庐山会议，张闻天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希望会议能够把1958年以来“问题和缺点的性质弄清楚”，使“左”倾错误得以纠正。正是怀着这个良好的愿望，他才这样劝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彭德怀：中央开会，还是去好。没想到，他们这一文一武，两个都不是分管经济工作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出了大事。 　　庐山会议前期开的是“神仙会”，看戏跳舞，气氛轻松，这说明最高领导并没有意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也的确是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在极力坚持自己对于某种空想的追求，因而对党内关于“大跃进”的“得不偿失”论进行了批评。“要为人民鼓咙胡”的彭老总希望会议把问题讲透，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问题，尖锐直率。几天后，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然而在这个时候，张闻天还是下决心要讲一讲自己的意见。在张闻天准备发言提纲的过程中以及发言的当天，田家英和胡乔木都去过电话，让他别讲“大炼钢铁”的问题或者少讲一些，但他主意已定，义无反顾。那天下午，他在小组会上足足讲了三个小时，一共讲了13个问题。张闻天的发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论述了“大跃进”以来种种缺点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主观原因。他专门讲了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问题，执着犀利，深刻精彩。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就因为这篇发言，张闻天成了“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副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以汉赋《七发》中的楚太子与张闻天相比，说要听取“要言妙道”，才能“霍然病已”。其实，真正的“要言妙道”，毛泽东是再也听不进去了。 　　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直到1976年7月1日病逝无锡。在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讲真话”的代价是如此之高。张闻天做的是外交工作，如果要明哲保身，在那种气氛下，他可以不去捅那个“马蜂窝”，但是他如鲠在喉，不吐就是不快。他不犹豫，即使是万丈深渊，他也要纵身一跳。 　　思想支配行动，勇气来自信念。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完整了张闻天追求不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张闻天为党、为民族树起了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不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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