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同身边工作的师哲同志讲到党的历史时，曾经对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有过这样两句评论：“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此，他那时下决心争取张闻天，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本文想就目前尚鲜为人知的张闻天有关中央苏区的三件事谈谈张闻天的个人素质。 　　第一件事是，在1931年一次中央讨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对最初提出的向忠发的人选方案，作了否定的发言，从而导致会议提出毛泽东人选方案的成立。 　　这是1931年2月20日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任弼时等，张闻天是作为会议的列席者参加的，除张闻天外，列席的还有沈泽民、王稼祥等。这里顺便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是目前所见张闻天最早列席中央会议的记录。 　　从记录看，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关于正在筹建中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构成和委员名单，而讨论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问题。当时为筹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事前在政治局下面组成一个苏区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王明、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五人，会议开始讨论上述议题时，首先周恩来代表苏区委员会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这个方案列出了一份包括向忠发在内的党内30人左右参加政府的名单。临时政府拟设立外交、军委、 　　土地、劳动、经济、财政、文教、政治保卫及交通等九个部门。关于临时政府主席、副主席人选一项，方案的意见是：主席由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 　　这份方案提出之后接着发言的就是张闻天，他的发言从记录看很简单，对方案强调指出两点，一是过去“立三路线”时期犯错误的人列入是“绝对不妥当”的，二是“要特别注意”选拔当地的非党干部。发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觉得特生（即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是没有必要的。” 　　张闻天的这个不同意见立即引起会议的讨论，王明接着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苏维埃主席问题，确是一个大的问题。担任这个职务需要在全国有威信，因此我觉得除特生（向忠发）以外，没有别的人。但他又不在苏区。同时在秘密条件下又不妥当，这是要注意的。在王明发言之后，接着有人发言仍然同意苏区委员会的方案，认为还是特生（向忠发）好，因为他在全国有威信。最后倒是向忠发本人作了表示，他说：我同意闻天意见，一方（面）我在上海，一方（面）我又不进（苏区）去。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会议最后议决：这个问题待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相商后决定。后来同远东局商议的结果是，同意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人选方案。 　　张闻天的发言表现出他独立思考的个性，并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的这一特点还可以从此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上看得更加清楚。也就是在这次中央会议后的第10天，即3月2日召开的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在如何估计工人运动形势的问题上，同王明发生了争论。张闻天认为当时工人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而且“主要是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形势是“防御性的”；而王明则认为工人运动的形势是“新的斗争浪潮的发展”，是“由反攻走向进攻”的态势。张闻天当面批评王明这种对工运形势过高估计的主张是“不妥当”的。他还 　　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右派而给自己打吗啡针，我们要反对右倾，但亦要打击‘左’的估量。”而王明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以至接着在同月18日中央会议上二人又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会后张闻天还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雷利斯基，申述自己的观点。 　　他的独立思考敢于说出不同意见这一特点，应该说是毛泽东所说的他的“本身因素”的一个突出因素，也是他之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特殊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件事是，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曾兼任中央党校第一任校长。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中央在瑞金开办了一所新的干部学校，学校的名称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但是学校创办时的第一任校长是谁，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张闻天同志；另一说是任弼时同志，而张闻天则是接任弼时之后的第二任校长。那么到底第一任校长是谁，则还是一直没有弄清的问题。 　　1997年3月22日，在访问杨尚昆（曾任该校副校长）时，得到的回答是：张闻天。 　　张闻天作为当时“左”倾中央领导成员之一，确实犯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是过去人们在批判他的教条主义错误的时候，却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他与王明、博古在理论素质方面的不同。就拿上述苏区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来说吧，过去虽然弄不清他的校长的任职，但有一本在苏区出版的他在该校授课的讲稿却流传了下来。这本书开宗第一讲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稿引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当时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进行了科学论证。据查考，这一章讲稿就是他在一年多前化名发表的，同托派夸大中国资本主义成分，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的错误理论，进行论战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说实在的像这样系统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论著，在当时没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切实研究，是根本写不出来的。事实上这篇论著的基本分析后来1939年成为毛泽东同几个同志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中国社会》中“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内容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在苏区，博古发表的文章可以说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全然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形”；而张闻天虽然也犯有照搬的错误，但当他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形”愈来愈多地提出不同意见时，却往往遭到博古等冠以“右倾”的指责。对此张闻天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们。他拿出的武器就是列宁的论述，尤其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批评他们“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如若将双方当时暗中论战的文章相对照，就 　　明显看出张闻天同博古他们理论素质的不同。而这一点应该说，也正是当时毛泽东所看重张闻天的“本身因素”之一。 　　第三件事是，长征前张闻天在中央苏区作过一次闽赣省苏区的实地调查。 　　闽赣省原本是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由原有几块根据地合并和扩大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据地。不久，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省会黎川失守，根据地遂遭分割。1934年初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使根据地一度出现转机，但不久主力红军奉命撤离后，根据地又不断缩小，区域内刀匪团蜂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之中。张闻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赴该地区进行巡视的。 　　巡视于1934年7月初从江西瑞金出发至8月下旬回来，前后共约一个半月。就在他巡视期间，进攻闽赣的敌军疯犯地从北向南推进，以至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府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后移。就在张闻天到达闽赣省委之前不久，省委机关就已从福建建宁县城撤至县城外边的都上村。接着在他巡视过程中，省府又搬迁两次，先从都上村移到安远（时称澎湃县），不久又从安远搬到宁化城关。而张闻天正是在这种战火纷飞、刀匪蜂起的危险环境中，重点调查了建宁、安远、宁化这几个地区 　　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改、肃反等几方面工作的情况。仅从他的报告所掌握的资料就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报告不但从面的调查中提出问题，而且列举了许多直接调查获得的典型的例证。这些生动的例证即使是今天的人们读起来也都会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当时那种红白两军对垒地区的惊心动魄的残酷斗争。然而这篇报告若是从研究张闻天的思想角度来看，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它恰好反映了张闻天个人思想在根据地斗争问题上的重大进步和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发展地方群众武装问题上观点的变化。报告开头就指出闽赣省的许多同志包括个别领导还不了解“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是当前“第一等的中心任务”。为此报告举出了从调查中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在我主力红军撤走后，敌人尚未完全建立起统治的许多地区，我们的同志不是首先去发展群众武装，而是忙于寻找某个地方筑起一个堡垒，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安身之所”，然后再以此为支点开展工作。殊不知还没有等到工作开展起来，地方上的刀匪团就很快袭击了这 　　种“堡垒”，端了我们的机关，以致我们很多同志惨遭杀害。张闻天这篇报告所特别强调的关于发展地方武装的观点，恰好正是一年多以前他在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时，所针对的罗明在一篇写给闽粤赣省委报告中的观点。其中包括发展群众武装在地方党工作任务中重要地位的认识，群众武装力量的增强与提高群众斗争信心、消除群众畏敌心理的关系，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的规律等。其实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早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论述过的真理。而对于张闻天来说，这里可贵的不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未曾有过错误，而是他不断地从实践中反省自己，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向真理靠拢。 　　第二个变化是在指导地方工作方针问题上形而上学观的摒弃。报告强调指出地处中央苏区边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新区）的闽赣省和中心地区的群众工作方式有所不同。根据闽赣省当时的具体形势，报告提出群众工作除了公开方式外，还要有秘密方式来补充。而张闻天那时批罗明的文章恰恰是无视这种区别，一味拿所谓“脱离政治路线”大帽子进行压服。现在张闻天这篇报告中这类抽象的大帽子没有了，代替的是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第三个变化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方针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接近成熟。 　　例如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报告不仅反复强调要把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且认为“只有群众的武装斗争才能解决闽赣苏区的基本问题”。 　　再如关于土地问题，报告不仅强调这是闽赣省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报告尖锐批评闽赣前一段放弃土地革命反而埋怨群众落后的错误时说：“不是闽赣群众天生一副贱骨头不愿意革命，而是我们党没有坚决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报告在批评种种放弃或推迟土地革命的错误观点之后，要求闽赣省各级领导“立刻执行彻底分配土地，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同时在分田中不要一刻忘记去武装群众保卫分田胜利与保护秋收，去建立真正有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权。” 　　应当指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以革命政权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正是毛泽东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张闻天以上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方针问题的这些认识，如果再加上早在两年多前他提出的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即：“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城市推进到大城市。”可以说他到这时为止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包括从发展规律到一套基本方针的认识，已经同毛泽东基本达到一致。 　　张闻天与博古的不同也就在于在新的事件面前改变了过去错误的认识。 　　总之，独立思考、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是体现于张闻天身上的三个宝贵素质，也是他当时之所以被毛泽东所器重的重要原因。

原文2001年第10期 发表于《百年潮》  浏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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