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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念园__京剧大师尚小云
文革纪念园

我的师父尚小云

周百穗(周百岁)

  (一)
  
  在1960年的年初,一天,我刚从练功室练完功走出来,便看见校长周钧在门口向我招手,要我跟她到校长办公室去。
  那时,校长办公室对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娃娃来说,充满了威严和神秘感。平时,我们极少有机会跨过校长办公室的那道门坎,偶尔有个别学生被叫进去,总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或是被严厉的批评一顿,或是得到表扬和奖励。在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进校四年来,还没有进过一次校长办公室。我虽然进去过几次,但对那间办公室同样抱着既害怕又喜欢的感觉。
  进了校长办公室,我规规矩矩地站在远离校长办公桌的门口。周校长很和气地向我招手,让我坐下,我提着的心一下子便放了下来。因为让我坐下,便意味着我不会挨批了。我刚坐下,校长便问我:“你知道尚小云是谁吗?”
  我说:“知道。”
  “你看过尚小云演的戏吗?”
  “没有。”
  “你喜不喜欢尚派艺术?”
  说实话,那时,对什么是尚派艺术并不真知道,只晓得尚小云是京剧最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是一位响铛铛的艺术家。作为一个才跨入京剧门不久的小娃娃来说,对他们除了崇拜以外,便什么也谈不出,因此,我便立即回答说:“喜欢。”
  “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送你去西安跟尚小云学戏。”
  “真的?!”那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话是周校长对我说的。
  “真的,回家去给你爸爸妈妈讲一下,准备好行李,过几天就出发。这次学习的时间很长,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
  “哎。”
  我转身便跑出了校长的办公室。那时,我的头脑里像是装满了许多东西,但又像是一片空白。
  我是在1956年十一岁时考入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即后来的贵州省戏曲学校,现在的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京剧班的,我们是进校的第一批学生。
  那时,我们活动的范围除了在学校练功、学戏、上文化课以外,最远的就是到贵阳邻近的地县实习演出。在那个交通、通讯、交流都不发达的时代,能出省就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了,何况是到那么远的西安,向那么有名的尚小云学戏。那时的那种心情,那种感受,那种激动,我想不论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对今天的人来说,都很难找到那种体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吃不好,睡不好,心情根本无法平静下来,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练功室里,练功、背戏、喊嗓……我无法想象这位艺术大师是怎样一个人,不知他会怎么看我这个小学生,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好尚派,不知道我能不能得到他的喜欢,不知道到西安后会是什么结果……
  
  (二)
  
  在昏昏沉沉的激动中,我们乘坐的火车终于到达西安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的这么遥远的旅行。
  贵阳到西安没有直达车,我们的第一站到柳州,从柳州转车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西安,途中走了多少天也不知道,当脚踏上西安火车站的站台上时,还感觉人在一晃一晃的。
  一位穿着很得体、面相很和善的一位老师在站台上等着我们。经过带队的张文琴老师介绍,知道这位迎接我们的人叫张静榕,是尚先生的秘书,人们都称呼他张大爷。
  在张大爷的带领下,我们乘车来到了地处菊花园的陕西戏曲学校。我们同来的几个女生和带队的张文琴老师同住在一个腾空的大宿舍里。张大爷把我们带到住地后,约好第二天再带我们去见先生后便告辞了。
  坐了这么多天的车,我们都想赶快打开带来的行旅好好地睡一觉。正要打开行旅,不知谁喊了声“有臭虫”,于是大家便赶快把未打开的行旅从床上拖开,我们把床上铺的床板取下来往地上一砸,顿时地上便落下了许多臭虫,大家赶快用脚去踩,床架上的没法抖下来,大家便用温瓶里的开水浇,水瓶里的水用光了,又赶快跑去打来继续浇,折腾了好久,才把这些红色的小虫清理干静。这时大家才突然感到是那么疲倦,赶快打开行旅,也顾不上吃饭,便倒头美美的睡了一觉。
  也许是旅途过于劳累,也许是因为到达西安而特别高兴,也许是因清除了臭虫而带来了安静,到西安后的第一觉在记忆中总是那么的清晰和新鲜。
  
  (三)
  
  第二天一早,张大爷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带我们去见尚先生。
  先生家离戏校只有一二百米远,几分钟后我们便走到了。
  一进门,院子里便是一个挺大的庭院,院里边种着许多我叫不出名的花,进门的左右两侧是围墙,进门方向及对面是两排相对的平房。张大爷介绍,靠门这一排是他的住房及厨房、餐厅等,对面一排是先生住房和客厅。在张大爷的带引下,我们走进了客厅。
  一进客厅我就怔住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最雅致、最精美的房间:客厅的正壁上,悬挂着一排放得很大的剧照,其中有《梁红玉》、《王昭君》、《乾坤福寿镜》、《摩登佳人》。。。。。。等,这肯定是尚先生的剧照。我们大家便不由自主的停住,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剧照。
  剧照照得精彩传神。配上精致的雕花镜框,使每一个进入客厅的人便能立即感受到一种浓烈的艺术氛围。客厅四周的红木雕花家具及古董架上,摆着许多玉雕、木雕、石雕的工艺品。整个房间的陈设布置,不但使人感到一种华贵,同时更使人感到主人家高品位的文化素养及鉴赏水平。
  当我们还沉浸在欣赏的感叹中时,从右边屋子走出一位剃着光头的年青人,从头式上我便立即感觉他是唱花脸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唱花脸的都是这种光头样式。
  他说:“先生来了。”
  我们赶快站好。
  尚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他中等个子,穿一身近乎于对襟的中式服装,脚下是一双布底鞋,头发虽然许多都白了,但发式却明亮光洁,富态的脸上是一种慈祥的微笑。
  这就是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四大名旦尚小云?!
  在先生后面,是两位虽然上了一定年纪,但依旧保存着青春时美丽风度的中年妇女。经张大爷介绍得知,先出来的光头青年是三哥尚长荣,这两位中年妇女,一位是先生的夫人王蕊芳,另一位是夫人的妹妹,我们称呼她七姨。
  我们给先生、师娘、七姨和三哥行过礼后,先生让我们坐下。
  说真的,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娃娃,第一次与先生这种名人坐在一起,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先生大概也看出了我们的窘态,便主动地问我们旅途中转车方不方便,住房的条件怎么样,气候习惯不习惯等。在七嘴八舌的回答中,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把昨天踩臭虫的事给先生讲了,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西安热,不讲卫生,便易生臭虫。他还夸讲我们这种爱清洁、讲卫生的生活习惯好,应该在陕西戏校学生宿舍推广,要我们给有臭虫的宿舍作示范教学。先生风趣的表扬,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整个气氛也变得轻松愉快。
  我们带队的老师把我们的情况给先生大致介绍后,先生说:“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辛苦了。今天,我请你们到西安最有名的老字号吃西安有名的羊肉泡馍。吃完饭,我们再仔细商量学戏的事。以后,我就在这里给你们说戏,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尽管给张大爷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三十多年过去了,只要我一闭上眼睛,第一次见先生面的情景就会浮现出来。之所以会留下这样的记忆,是因为在那一天,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原来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平常人。
  就在那一天,我对尚先生的神秘感、遥远感消失了,留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那种亲近。
  
  (四)
  
  我们在西安的第一次业务活动,是观摩陕西戏校同学的排练。
  那天一大早,张大爷便把我们带到戏校一间练功室。在练功室的一角,乐队正在调音,一些演员也在活动着,一见我们这一行人进来,便很快安静下来。看得出,这次排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而进行的。
  那天排练的是《昭君出塞》和《失子惊疯》。
  这是我第一次看尚派的演出。
  看完这两出戏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尚派戏吃工。唱念需要嗓子自不必说,《失子惊疯》的水袖、《昭君出塞》的趟马、圆场、翎子、马鞭及斗蓬,无一不是难度很高的技巧。特别是《出塞》,由于是昆的,从上马开始,便一直边唱边舞,唱功,身段、体力缺一不行。当时我便感到,如果没有扎实的唱念做打的基本功,是很难学好尚派的。
  下午,先生给我们上第一次课。
  上课前,张大爷告诉我们:“给先生学戏,有个规矩,那就是学戏时不能坐,必须规规矩矩的站着学,任何人来学戏都必须遵守这个规矩。”
  说实话,这个规矩当时是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们在贵州艺校学戏时,老师坐着教,我们学生坐着学,只有不听话或因各种原因被惩罚时才站着学戏。跟先生学戏要站着学,一下子我便感到我们面对的这个先生,一定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走进先生的屋子,我们几个人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尚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脸上没有任何笑容,极其严肃。昨天听我在这里讲踩臭虫的经过时先生是那样的随和,高兴,而现在,我无法把面前的这个尚先生和昨天的那个尚先生联系起来,昨天和今天我感觉我看到了两个尚先生。
  先生先问了一下上午排练的情况,然后说:“今天你们看的这两出戏,是我准备先教你们的戏 ,让你们先看排练,是让你们先有个大的印象,知道这个戏是个什么样子。学尚派,要求高,因此也难学。尚派的很多戏都是文武唱做并重的,没有嗓子演不了尚派,光有嗓子没有功也演不了尚派。从明天起,你们一边学念白,学唱腔,一边要多练功。没有圆场,演不了《出塞》,没有水袖,演不了《惊疯》。功练好了,才有演好戏的基础。戏班有句老话,叫做“要想人前显萃,就得背后受罪。”不在私下苦练勤学,在台上便不会有光彩,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们从几千里以外来跟我学戏,是组织上的培养、关心,也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希望你们认真刻苦地学,好好地学,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说完后,先生走到我面前,拍拍我说:“你最小,以后我就叫你小百岁了。”
  
  (五)
  
  跟尚先生学戏,便从这里开始了。
  在先生身边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先生口传心授的教导下,实实在在的奠定了我一生艺术事业的基础。
  在那些时间里,学念白、唱腔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站下来,由于中途没有其它活动,手和脚都会发肿,但大家并没有一点怨言。除了学唱、念之外的时间,便全部都用来练功,上午、下午、晚上一天三遍,从不间断。
  我学的第一出戏是《昭君出塞》,所以圆场就成了我练的重要基本功之一。练跑圆场时,扎上大靠,要跑得靠旗只飘不动。每次在练功室或在屋顶平台上跑圆场时,一跑就是几十圈,休息一下又是几十圈,一遍功下来,靠从里湿到外。
  我们在西安学戏时,每天还有两小时的文化课。一天,文化课开始了,老师见我没去,便让大家找我。结果,在屋顶的平台上见我穿着一身被汗水浸透了的大靠靠在墙边睡着了。为此,我在文化课上挨了一顿批评。老师批评时,我因为感到委屈而哭了。
  第二天,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在上课时先生说:“小百岁昨天误了上文化课,这不好,老师也批评她了,但我希望你们大家要向她学习,学习她这种苦练的精神,抓紧时间自觉的练功。现在,小百岁的圆场进步最大,这是怎么么来的?是每天用汗水把大靠湿透换来的。只有这种苦练,你们才能学好尚派。”
  我万万没有想到先生会这样表扬我,我站在先生面前,喊了声:“先生。……”眼泪便止不住的滚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虽然用更多的时间练功学戏,但却再也没有耽误过文化课。
  
  (六)
  
  先生是不轻易表扬人的,因此,这一次的表扬对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
  如果说这次表扬是一次正面的深刻激励,那么,另外一次经历却从相反的方向让我终身难忘。
  一天,先生给我们说《失子惊疯》。我们在先生家的庭院围成一个半圈,跟着先生一招一式的学。那天学戏的除了我们贵州的以外,还有一个比我们晚到的外省学友,由于学得比较晚,学戏也稍慢一点,便常跟我们在一起背戏。那天上午在练功室,她忘记了《失子惊疯》中的几个水袖动作,便来问我,我便照先生传授的一招一式的给她说。下午,当先生教戏教到这一段时,这位学友隔着几个同学给我做表情和手势,意思是告诉我,她今天忘记的正是这几个动作,而且表示我给她说的和先生教的完全一样。出于礼貌,我同样用表情表示我懂了她给我说的话。不想,我们的这个小动作被先生看见了,先生立即停止了说戏,用两只非常严峻的目光瞪着我,用并不太大声,但却是异常坚决的口气训斥说:“我在这里认认真真的给你们说戏,你们这是在搞什么?有学戏的样子没有?不想学戏,就不要到我这里来。”
  说完,先生一扭头,把我们这些人全部甩在院子里,气呼呼地回到屋里去了。
  顿时,空气象被凝固了一样。我们来了几个月,从没见先生发过这样大的脾气,一下子全都吓傻了。虽然大家谁也没有吭一声,我可以感觉到,大家都把责备的目光投向了我。我站在那里,就象一个受审的罪人一样,我说不上当时的那种复杂心情,只晓得闯下大祸了,全身都在发抖,想哭,又不敢哭出声,但却无法止住眼泪的流淌。
  不一会,三哥出来了,张大爷也出来了,上午看见我给那位学友教戏的老师以及那位学友把事情的原委经过告诉了三哥和张大爷。听完他们的讲述和介绍,三哥和张大爷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头,要我不要哭,说他们就去给先生解释。我看着三哥和张大爷那没有责怪的眼神,就向掉在河里的人突然抓住了一块木板。我哭着拉着他们的衣服说:“三哥,张大爷,我要学戏,我要给先生学戏,我会好好的学戏的……三哥,张大爷,我要学戏……”
  我不知三哥和张大爷什么时候离开我的,我只记得我一个人孤独的站在那里哭了好久好久。
  后来,张大爷来了,牵着我的手,带着我们大家走进先生的屋子里,我跟着张大爷,头也不敢抬,两只眼睛望着地下,呆呆的站在先生面前。
  我虽然没有抬头,但我感觉到先生在看着我,开始了讲话:“不是我脾气大,我是为你们着急。你们今天能跟我尚小云学戏靠什么?靠政府、靠组织、靠领导,说来你们就来了,什么都不用你们自己张罗打点,到了有人接,来了有地方住,练功有练功室,有靠,有水袖,有刀枪把子,每天还有我给你们一句唱腔一句唱腔的教,一个身段一个身段的走,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我羡慕你们呀,可你们却不知道珍惜。你们知道我们从前想跟师父学戏有多么难吗?你们不知道,这些事,跟你们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以前要学戏,请客,送礼,邦师自不必说,好多艺术上的绝活、诀窍,师父是不教的,要学,只有在师父演出的时候仔细的看,然后再自己琢磨,自己练,即便是那样,我们对师父也是毕恭毕敬的。因为师父毕竟是师父,他毕竟在给我们传授本领和知识。中国不是有句古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我们小的时候,差不多每个人家里的神龛上供的牌位都写有‘天地君亲师’,牌位上的师也就是老师,师父。没有老师的传授,学生哪来的知识和本领?!你们当学生,首先要学会尊师,学会做人,学会尊敬别人的劳动,你不会做人,不会尊敬人,也就得不到别人的尊敬。”
  先生稍微停顿了一下,便问我们:“你们谁读过《三字经》?”
  我们大家都摇摇头。先生接着说:“《三字经》中有这么两句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意思是说,如果教育不严,就是老师的失职。你们都知道,尚派艺术是中国京剧四大流派之一,为了尚派和京剧的发扬光大,我对每一个来向我学戏的学生都会严格要求,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一句古训,严师出高徒。我严格,严厉,是希望你们都能成材,将来都能成为艺术家,成为尚派艺术的传人。”
  先生那一句句充满着希望的嘱托,那一句句教我们如何做人的开导,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代艺术大师身上既超越艺术之外、又是艺术根基的心胸和人格,他开始让我觉悟到,要学好戏,先学好做人,学好做人,才能学好戏。
  当我还在回忆先生所讲的话时,我听到先生说:“小百岁,过来。”
  我低着头,小步小步的挪到先生身边,先生拉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是个刻苦、好学、爱强的孩子,但你要懂得,要有尊师,才有爱徒。”我慢慢地抬起头,看着先生,向保证一样的向先生说:“我知道了,我会记住今天的事,记住先生的话。”
  也许是我哭的时候眼泪把脸弄花了,先生对我说:“去洗个脸,我们接着往下说戏。”
  我赶快跑到厨房里,打开水龙头,使劲的用水冲手,冲脸,刚才压在心头的重负,好像都跟着水一起流走了,这时,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轻松。
  
  (七)
  
  几个月后,我的《昭君出塞》在先生的指教下,基本学完了。
  一天,我正在练功室拉《昭君出塞》,先生来到了练功室。看我走完一遍后,给我纠正了一些动作,又给我做动作示范,讲解要领。
  这时,张大爷来了,旁边还跟着一个人,那人见先生正在给我说戏,便打开相机,要给我们拍照,因练功室光线不够,我便和先生到练功室楼外门口,拍下了一张先生给我纠正《昭君出塞》动作的相片。
  在那个年代,照相机是很稀有的东西,一般个人极少拥有。因此,我在先生身边虽然近一年的时间,却没有留下几张相片,因此,这一张保存至今的相片,便显得特别的珍贵。
  张大爷和那位背相机的先生和尚先生交谈一会儿后便离去了。
  他们走后,先生对我说:“我看你的《出塞》基本可以了,过两天,我给秦腔演员举办尚派艺术讲习班,有几十个演员来听课学习,你跟我去做《出塞》的表演示范,教他们趟马。”
  “我?……让我去给尚派艺术讲习班作表演示范?……给他们说《出塞》?……”我结结巴巴地象在问自己也在问先生。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学好,怎么能去作表演示范。
  先生看出了我的耽心,鼓励我说:“你才来几个月,功进步很快,戏也学得不错,你去做示范,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对你自已对戏的理解和提高都会有帮助。”
  “我自己都没有学好……”
  “学无止境,教也是一种学习,边教边学嘛。你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就象刚才你拉戏那样就很好,因为你的《出塞》我通过了。”
  先生说完走了,我坐在练功室里,楞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这时,到西安后的经历,就象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出现了,几个月的汗水,几个月的苦练,今天第一次被先生打了个及格。我高兴得笑了,只不过这笑是在心里。而且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八)
  
  尚派艺术讲习班是在秦腔剧院的排练厅举办的。
  那天,排练厅里的椅子都座满了人。先是先生讲课,讲课告一段落时,便由我以排练的形式表演《昭君出塞》。我站在小舞台上往台下一看,台下坐的人从年龄上看差不多都应是我的师兄师姐,不过那时我并不怯场,因为先生就坐在第一排看着我。我记住先生说的话:“这个示范,其实就和在练功室排戏没什么区别……”
  锣鼓响了,我定下心来,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戏、对人物的观注之中,当我唱完《昭君出塞》的最后一句“叫他们一个一个都下阵到关前去”后,扫马童翻过人,接着一个串翻身,掏翎子四击头亮住象时,台下便暴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收住亮相,便朝先生所坐的方向鞠个躬,我看见先生正对我拍着手,我赶快又给先生鞠了两个躬,然后,跑到后台,用手抹去挡住视线的汗珠和泪珠。
  在第二天上午,排练厅里的椅子全撤掉了,几十个演员站成若干排,我站在排前,先生坐在正对面,由先生讲解、指导,大家跟着我走《出塞》的趟马。
  这时,我体会到了先生说的“教也是一种学习,边教边学”的深刻道理。因为我在“教”大家的趟马时,我对趟马中的上马、翻身、射雁、圆场……中每一个身段的位置、手势及其要表现的人物情绪,都有了一次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我在“教”,但是,我也是真正的在学。
  十来天后,讲习班结束了,许多秦腔的师兄师姐都亲切、玩笑地叫我小百岁老师。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老师,也不够当老师的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在西安,我是尚先生的学生,在贵州,我是艺校的学生,而且才读到四年级,我是你们的小师妹。”
  几十年过去了,跟我学过《昭君出塞》的也有好多学生,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次我参加的讲习班,还真可以算作我第一次体会到当“老师”的滋味。
  
  (九)
  
  要汇报演出了,剧目确定下来,我汇报的剧目是《昭君出塞》,于是,我们大家都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之中。
  一天,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屋里,把师娘叫来,然后,从箱里拿出先生自己演出《昭君出塞》穿的服装和斗篷,在我的身上比了比,对师娘说:“要汇报演出了,把这服装和斗篷改小一点,给小百岁穿。”
  我一听先生要把他演出用的服装改给我穿,忙给师娘说:“师娘,不用改,戏校准备得有服装的。”
  先生说:“戏校的服装我去看过,你个子小,那服装你穿着不合身,另外,面料、刺绣、色彩都没有我这件好。”
  “先生,改小了以后你就不能用了,太可惜,我就将就用戏校的那身服装。”
  先生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轻轻的对我说:“作为一个演员,台下多年积累,闪光的就是台上的那一会儿。平时生活里可以将就,但是在舞台上必须讲究。何况《出塞》唱做并重,趟马、翻身、射雁、卧鱼……服装不合身,既不好看,也不好表演。”说完,先生对师娘说:“照我说的,按小百岁的身材改吧。”
  先生说完以后,便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师娘给我量过身材尺寸后,便把先生的服装铺在桌面上,画上画粉。
  看见先生那件铺在桌上的服装,我虽然静静的站在那里,但心里却非常激动:先生要师娘为我改服装,既反映了先生对艺术的认真严肃和对舞台艺术形象的讲究,同时,我也明显的感到先生对我演出《昭君出塞》寄予的厚望。我默默的站在师娘身边,心里在暗暗地对师父说:“我一定尽全力演好《出塞》,绝不辜负先生和师娘的这一片苦心和希望。”
  汇报演出的那天,台下坐满了观众,陕西省的黄静波省长、杨省长、谢省长以及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和各专业团体的老师们都来了。从这些领导的光临,便可以看出这场演出的重要。我早早的扮好妆,穿上师娘给我改好的服装,坐在后台的衣箱上背戏。说实在的,临到上场了,我反而一点也不慌了,也没有什么负担了。我只想到,我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
  《失子惊疯》过后,该我的《昭君出塞》了。
  我记得,那天演《昭君出塞》,我从第一步跨出二道幕之后,就没有往台下看一眼,在我的眼里,舞台上除了一个马夫,就是边关的山路和荒漠,似乎天地之间,除了那袅袅的笛声在回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了。斗篷、马鞭、翎子、水袖样样都顺手,圆场、翻身、射雁样样都自如,就在这自如的顺手中,演出便结束了。
  掌声响起来了,好热烈哟。
  三位省长和其他领导在先生的陪同下,在有节奏的掌声中走上舞台,他们在和我握手时都夸奖我的《昭君出塞》不错。
  先生走到我的身边,没说话,只是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从先生的神态中,我知道他今晚很高兴,当然,我也很高兴。我使劲拉着先生的那双大手,望着先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要照相了,先生把我拉到三位省长的中间,而先生自己却退到了边上。这张相片我留下来了,一直保存到今天。
  
  (十)
  
  汇报演出结束后没几天,带队的张大徽老师通知我说,下午到先生那里去有事,要我把衣服穿得整齐一些。
  下午,我们贵州前后来的六个学旦角的女生,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先生的住地。
  跟往常一样,我们进屋后,便整齐的在先生的面前站成一排。
  先生说:“你们到西安已半年了,半年来,我没少说你们,你们也流了不少汗。前些天的汇报演出,便是对你们半年学戏成绩的考试。通过半年来的学习和观察,我觉得你们几个都还有一定的天赋,也勤奋好学,你们的带队老师多次跟我讲过,说你们想作我的弟子。今天,我就答应你们的请求,收你们作我的徒弟。”
  先生答应收我们做徒弟了?!
  我们几个人立即不约而同的相互看了一眼。
  虽然我们从来到西安开始便提出要拜先生做师父,但在今天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仍然觉得来得突然。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那一瞬间,我好想跳起来欢呼一下,把这种喜出望外的心情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但半年来的学习已养成了一种习惯,面对先生教学时,一举一动都要得到先生的允许。我知道,此时此刻虽然我们非常高兴,却是不可以跳,不可以叫的。我看得出,他们几个也和我一样,把激动和高兴憋在了心里。
  之后,我们顺着年龄大小,给先生行拜师礼。我最小,排在最后。轮到我时,我走到先生面前,先喊了声“师父。”然后,恭恭敬敬的给师父磕了三个头。我记得,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我虽然最后一个磕头,却是第一个喊师父的。因为,我想这一天,想了好久好久。
  那一天,师父的心情也特别好,行完拜师礼后,我们和师父来到花园中,师父的画案也搬到花园里了。我们知道师父的画画得不错,但从没有见过师父作画,看来,今天该我们开眼界了。
  师父问我们几个人:“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四君子?’”
  “四君子?”好像挺耳熟,因为不知道哪出戏里曾有过这些台词。我们几个结结巴巴的凑了半天,才勉强凑齐“梅、兰、竹、菊”的称谓。
  师父见我们答对了,表示很高兴,他说:“在中国的文化里,君子与小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君子’,并不只是对这四种植物的代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四种植物清新、高雅的形象,传达出一种对理想人格及人品的崇拜和追求。”说完,师父便铺开画纸,挥笔作画。
  我那时不懂画,只晓得师父的戏演得那么好,又能画画,懂得的东西又那么多,对师父崇拜得不得了。
  画完了。
  是一幅兰花。
  师父把我叫到身边,然后拿起笔,在上款写下“百岁贤契惠存”,在下款落下师父的名字,又盖上一个红红的印章。
  师父说:“小百岁,这幅兰花给你了。”
  说真的,当时我完全是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知道,这幅画表达了师父对我的希望,对我的器重,对我的厚爱。我立即给师父鞠了一个躬,说了声:“谢谢师父。”
  这句话,我是从心底发出的。
  回到宿舍,我把师父给我的画放在床边,看了很久,想了很久,而且想得很远很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十一)
  
  在不知不觉中,八个多月便过去了,我们在西安的学业即将结束。
  那些天,我们几乎全部的时间都和师父、师娘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要分别了,但谁也不愿把这个话题提起来。除了学戏、背戏以外,似乎大家都在尽量地表现出一种轻松的样子。然而,由于这种轻松是做出来的,因此,看上去好像挺热闹,但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在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全部到师父家去作最后的告别。
  一进门,便看见往日什么都不放的红木桌上,摆满了许多用纸包好的东西和一摞笔记本。师父招呼我们坐下后说:“你们明天就要回贵州了,以后再要找这种相处的机会,可能便很难了。难得我们师徒一场, 我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我的题字,作一个纪念吧。”
  然后,师父便把笔记本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我打开师父给我的这个笔记本,见扉页上写着:“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赠百岁贤契。”然后是师父的印章。我捧着打开的笔记本,走到师父面前,喊了声“师父……”
  师父拍了拍我的头,对我们大家说:“我给你们每人题的字都不完全一样,我给小百岁题的是‘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四句话,也许你们和许多人都背得,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这四句话的真正意义,更不要说把它运用到实际当中了。艺术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你们来西安八个多月,也只才学了一点点,也才学了几出戏,你们都还很年轻,小百岁才十五岁,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要不停的练,不停的学,舞台上的玩艺儿,来不得假的。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练功演戏,就像农民种地一样,你种的是豆,就长不出瓜来。你私下不好好的练,台上你就没有东西。前些天汇报演出时你们看见了,小百岁的圆场进步最大,那是因为她私下跑的圆场最多。如果小百岁天天睡懒觉,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今天的《出塞》。我送你们这个本子,主要是表示我对你们的希望,希望你们将来在艺术上有所作为,做出大的成绩。”
  师父的嘱托,确实句句语重心长,我们大家便当着师父表态,回去后,一定记住师父的话,好好练功,好好学戏,好好演戏,一定给师父增光。
  之后,师父把桌上的纸包给我们每人一个,捧着纸包,还可以感觉到有点温热。
  师父说:“明天,你们上火车,要走很多天,西安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们带回去,我让二大爷(给师父做饭的炊事员)给你们每人烙了八个馍,路上买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填填肚子。”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们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亮晶晶的泪花。
  我想,在今天,但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对六零年都会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那前后几年的时间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能吃上一顿饱饭,也许是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在临别的时候,师父送给我们的竟是这样一种在当时来说是最贵重、最难得、最宝贵、最稀奇的礼物。我无法想象师父为了给我们这一行人准备这些礼物,筹备了多久时间,用尽了多少心思,跑了多少路……
  我们抱着这一摞温热的馍离开了师父的屋子。一路上,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只听见月光下唰唰唰……的脚步声。
  第二天,师父,师娘,三哥,张大爷一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火车开动了,我们全部人都把身体伸出窗外,向师父,师娘,三哥,张大爷挥手。师父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师父那“一路平安”的祝福,却一直伴随着我们。
  
  (十二)
  
  回到贵州后,我们从西安学习回来的人员立即组织了尚派艺术汇报演出,我参加汇报的剧目是《昭君出塞》。
  由于这次演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正宗的尚派嫡传”在贵州的第一次展示,因此,反响强烈,领导、老师和文艺界的同仁们都给予好评。从此,尚派剧目便成为我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
  一晃,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一天,周校长召开全校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国著名艺术家,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将来贵阳举办尚派艺术训练班,训练班的地点定在我们省戏校。”
  “师父要来贵州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好高兴。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师父了,可以得到师父的指教了。
  学校的校门口和练功室分别挂上了“热烈欢迎艺术大师尚小云先生”和“尚派艺术训练班”的大幅横标,到处都贴上了各种标语,黑板报也出了专栏,学校里红红绿绿、五彩缤纷,完全是一种过节的气氛。
  1963年的元旦刚过没几天,师父一行便来到了贵阳。
  师父来学校的那天,所有参加尚派训练班的学员和我们学校的同学,排成两列长长的欢迎队伍,从校门口一直排到练功室,我也站在这欢迎的队伍当中。
  突然间,锣鼓敲起来了,掌声拍起来了,师父在欢呼声中来到了我们学校。
  师父走到我的面前,我喊了声“师父……”便向师父鞠了一躬。师父拉着我的手说:“小百岁,功练得怎么样了,我可是来检查你们这些徒弟来了……”我跟在师父的旁边,和大家一起,簇拥着师父向会场走去。
  在开学典礼上,领导和师父讲完话后,便由我们从西安回来的一行人进行示范演出,我演的是《昭君出塞》。
  演出前,师父对我说:“小百岁,今天我可是要对你进行考试打分的,我要看你这两年之间有没有长进。”
  其实,不用师父说,我也知道这一场演出的意义。
  从西安回贵阳后的这两年中,这出戏已成为学校的保留剧目,很多重要的演出都少不了这出戏。这次,为迎接师父的到来,我又作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对向师父汇报,充满了信心。
  该我上场了,我集中了全部的精力,演出中,从多次响起的热烈掌声中,我已感觉到领导和尚派艺术训练班全体学员对我这出戏的评价。
  演出结束后,我看见师父笑着对围着他的人说:“今天,我这个徒弟可给我这个师父露了脸了。”
  然后师父对我说:“小百岁,下午上课,由你给大家说《出塞》。”
  听了师父的这几句话,我心里好高兴,因为师父给我的考试评定肯定是“优秀。”
  在贵阳办的尚派艺术训练班,学员并不都是京剧演员,许多其它剧种,如川剧、黔剧、评剧……等剧团也派人来参加学习,说戏时,各个剧种的演员学的都是统一的京剧路子,而且是一招一式的不走样。但在这同时,各个剧种的音乐创作人员则在进行各自剧种的声腔创作,然后,再教会自己剧种的演员。在结业的汇报演出中,各个不同的剧种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腔演着同一个戏路的同一个剧目,形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场面。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做法并没有多少理解。后来,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才感到师父艺术胸襟的宽阔。
  师父作为始创尚派的一代宗师,能那样无私的把自己用毕生精力创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无保留的、大规模的传授给那么多的地方戏剧种的演员,这种做法,这种气度,这种艺术观念,这种思维方法,在历来讲究严格师承的京剧界,即使在今天,也是较为少见的。这种做法,在促进剧种之间的交流,丰富地方剧种的剧目和表演艺术,以促进地方剧种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师父的这种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给后世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
  在训练班开班期间,师父还在贵阳演出了《梁红玉》、《王宝钏》等剧目。这是贵阳观众第一次在舞台上领略四大名旦——尚派艺术的风采,尚派艺术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也欣赏了师父的精彩表演,通过这次观摩演出和学习,大家对尚派的艺术风格和特点有了直观、同时也是更形象、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一个多月的尚派艺术训练班结束了。在火车站送别师父时,师父对我说:“小百岁,好好练功,等你毕业后,我再给你说几出戏。”
  我对师父的相约寄予了好大的希望。
  我酷爱艺术,酷爱尚派,我知道师父也很喜欢我。那时,我心里盘算,等毕业后,我一定想办法争取到西安去跟师父学戏。
  火车汽笛拉响了,火车启动了,师父坐上火车离开了贵阳。
  我怎么也没想到,两三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师父和我的相约成了最后的遗言。
  
  (十三)
  
  1984年,我终于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学习的机会。
  那时,我知道师娘已住在北京,一到北京,我便直奔前门大街6号门401室。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张大爷。尽管二十几年没有见面,张大爷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走进屋里,看见师娘和七姨静静的坐在椅子上,她们老了,而且老了许多。在她们的皱纹里,不只留下了岁月的印痕,而且明显的刻印着痛苦的记忆。
  我一下子便跪倒在两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面前,喊了声:“师娘……七姨……”师娘和七姨立即认出了我,她们喊了声:“小百岁……”我们娘儿三个便哭成了一团。
  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的思念,二十一年的痛苦,二十一年的冤屈,二十一年的离别,在此刻,完全化作了泪水,哭泣,成了最直接、最痛快的交流。
  过了好一会,听见张大爷要师娘保重的劝慰,我才赶紧止住了哭,用张大爷递过来的毛巾给师娘、七姨擦眼泪。这时,我看见张大爷的两支眼睛也是红红的。
  我在师父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头。
  师娘在北京的房子比西安的小多了。但师父的剧照和他生前喜欢的工艺品依然陈列着。
  我和师娘、七姨、张大爷在师父遗像前回忆着西安菊花园的日子,回忆着师父的贵州之行,师娘、张大爷向我讲述文化大革命中师父所受的折磨,冤屈和痛苦。那天,我们在一起谈了整整的一天,一直到很晚很晚……
  
  (十四)
  
  1986年,我们贵州省京剧团巡回演出到北京。我演出的主要剧目中便有师父在西安时亲授的《失子惊疯》。
  在那前后十来年里,我带着师父教我的《乾坤福寿镜》等尚派剧目走遍了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戏剧同仁和专家都一致公认这出戏是尚派艺术的正宗。
  在北京演出后,同样引起了首都戏剧界的重视。
  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组织了众多专家参加的贵州省京剧团艺术座谈会,会上,对贵州省京剧团的演出及我演出的《乾坤福寿镜》中的《失子惊疯》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戏剧理论家郭汉城为贵州省京剧团演出的题词为“声沸京华”,《戏剧电影报》以《老辈栽下的小树成了材》为题,发表了《失子惊疯》的专题评论文章,对我的演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七月二日,贵州省京剧团应邀进中南海演出,我主演的《失子惊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那天,当我站在中南海的舞台上,和中央首长们合影时,我心里在默默地在对师父说:“师父,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把你亲手教给我的戏,从贵州一直演到了中南海。今后,我将一直演下去,同时,我会象你一样,把你教给我的艺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年轻的一代,让尚派艺术永远代代相传。”
  1991年,我演出的《失子惊疯》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荧屏奖;
  1995年,我演出的《失子惊疯》获全国中老年戏曲汇演(最高奖)《牡丹奖》;
  二十余年来,师父对我的教导和我对尚派艺术的继承及发扬所取得的成就,被《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艺术家传集》、《中华英模大典》、《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名录》……等十多种大型辞典录入。师父教授我的尚派艺术构成的我的业绩,随着这些词典的问世,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长存于天地之间。
  我以此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我以此文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贵 州 省 京 剧 团
  周百穗(周百岁)
  1999年7月1日
  
原文 发表于此篇文章由周百穗老师亲自选送刊登,衷心地表示对周老师的感谢!  浏览: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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