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刁老师逝世的讣告，我楞了好长时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我知道刁老师的身体不好，但我今年到南京探望过他和吴老师时，当时他的精神尚好，我们聊了很久，他不仅关心我的国家课题开题情况，还关心我儿子的学业进步。临走时，他高兴地把我送到门口，频频向我摇手。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一想到这里，我就不能自已。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和精神教父，他对我的关心、支持和指点又一幕幕浮现到眼前……
刁老师是我们教育系86届的班主任。我们上三年级时，他接过了我们班，据说还是“临危受命”，因为我们是学校教育专业，如果跨专业比较，活动不及学前专业，成熟不及干部班；就本专业而言，成绩不及82届，纪律又不及84届，系领导颇为头疼，就派了一个资深教授来治理我们，美名之“试点”。而刁老师接过我们班，并没有“治理”我们的任何行动，更没有“烧三把火”，但他确实在班级管理上动足了脑筋。他先是调整了团支部和班委，把同学中呼声很高的梅泽铭和杨斌任命为团支书和班长，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然后就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读书活动，动员我们阅读中外教育名著和报刊发表的最新文章，还请德高望重的丁祖荫教授和年轻有为的康宁老师给我们现身说法，介绍科研和读书的方法。活动结束时还举行了“读书报告会”，让同学们交流读书方法和收获，我因为做了一次关于教育测量与评价的读书报告而获得了200张读书卡片的奖励。印象最深的是要我们“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他组织大家参观南京的风景名胜，去玄武湖搞划船比赛，后来好像还去了苏州、无锡（我因故未参加），后来又去采石矶、琅琊山，从马鞍山乘船回南京。在采石矶，李白因醉看水中月而纵身跳江捞月而死的故事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浪漫主义；在琅琊山，因欧阳修撰写《醉翁亭记》而使琅琊山闻名遐迩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文人的力量。返程途中，几个同学诗兴大发，先背《静夜思》，再背《望天门山》，又背《牛渚矶》，最后背《醉翁亭记》，背着背着就记不得了，大家笑成一团对着刁老师反复地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就是同学们对他的班主任工作的最高褒奖。
尽管刁老师是教育哲学的专家，但他从不说大话空话，很少板起面孔教训同学。有次他让我和胡文龙去他西康路的家，预计他可能会批评我们，我们就在他约定的时间之后去了，结果他正准备外出，看到我们来了，便重新打开门，到桌上的糖盒里抓了两把花生糖给我们，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对不起，本来想跟你们聊聊，现在要出去开会了，反正你们认识路了，有空就来坐坐。”胡文龙是刁老师的老乡，文绉绉地问他“有什么见教”，他哈哈大笑道：“难道我不能和你们随意聊聊，一定要有什么见教？”一个反问将我们的脸都问红了，从此以后我们总觉得自己和刁老师好像就特别亲切似的。这就是他的“四两拨千斤”的本事，他的教育艺术，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征服了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同学。
很快就要毕业了，刁老师不仅时刻关心着同学们的思想动态，而且关心着大家的生活情况。有一次，我得了流感，全身酸痛，一个人睡在寝室里。发现我没有上晚自修，他就摸到黑咕隆咚的寝室来看我。我至今都真切地记得，他穿一件风衣，提了一只篮子，里面有一碗稀饭和一只咸蛋。放下篮子，他先摸摸我的额头，然后劝我吃点饭。尽管只是在黑暗中吃了一碗稀饭，却差点把我的眼泪都吃了下来，因为这是我一人在外求学，第一次有老师主动来关心我，一碗稀饭喝下去，一股暖流也就流遍了我的全身。多年以后，我跟他说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我早忘记了，你们就是我的孩子呀，关心一点应该的。”话虽不错，但到底有多少老师能够对学生如此关怀备至呢？这两天，因为刁老师的去世，我一直跟蔡澄有沟通，共同回忆了许多刁老师关心我们的事情，她说刁老师就像“慈父”一般关心着她，谁说不是呢？
我毕业分配到南通，不久就被省教育厅抽调参加师专人才培养规格的研究工作。刁老师十分高兴，他十分详细地问了课题设计情况，提醒我多到基层农村去调研，因为普及义务教育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师资，只有到基层农村学校去调研才能搞清楚。我知道他是我国农村教育学的开创者，写过我国第一部《农村教育学》，便按他的要求去工作，结果便跟农村教育研究结了缘，从此以后跟随他做了多年的农村教育研究。也正因为如此，我跟刁老师的接触最多，得到他的指点也多，几乎他做的每个课题、写的每本书都有我或多或少的参与。尽管没有多大的贡献，却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我毕业时没有考上研究生，没有系统接受过教育科研的训练，之所以今天还能取得这一点点成绩，应该是跟随刁老师做科研的结果。经常有人说我“无门无派”，但我却要说我就是“刁派”，我的研究方法、我的思维方法、我的写作方法相当一部分是从刁老师那里学过来的。为此，我从内心里非常感谢刁老师！
写到这里，我恍惚中又看到了敬爱的刁老师，他正微笑着向我摇手。刁老师，请一路走好，您所开创的事业一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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