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蔡金花》和《克复》 　　 独幕话剧《蔡金花》和三幕话剧《克复》，是父亲1936年夏的作品。由于上演后反响较大，父亲故于第二年将这两个剧本寄给了在上海坚持战斗的左翼作家蒋锡金（蒋与父亲同乡，早年在宜兴相识），后由蒋推荐给“上海潮锋出版社”于该年十月出版（1941年二版，1946年又重新再版）。它是父亲在解放前出版的第一个戏剧单行本。 　　《蔡金花》、《克复》均是描写抗日游击队斗争生活的作品。前者主要塑造了一个二十五岁的抗日女英雄——蔡金花。该剧富有较强的戏剧性，它通过蔡金花佯装同意日军收编，将日军的一个小队骗进自己队伍的伏击圈，最终一举歼灭这样一段故事，体现了这位女游击队长的机智勇敢，同时也鞭挞了汪伪汉奸的卖国丑行。该剧短小精悍，看后给人以振奋和鼓舞。 　　《克复》虽然也是一部反映抗日游击斗争的作品，却更侧重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该剧以陈景云向何昌龄复仇为主线，展开一系列动人心魄的情节。 　　佃农出身的何昌龄，组织了一支以窑工为主的“人民抗日前卫队”。这支队伍抗日坚决，作战英勇，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地主出身的陈景云，抱着复仇的目的，以“江南游击队”政委的身份，投奔了何部（陈所在的队伍实际上是一支假抗日的汉奸队伍），何不知其意，热情接纳了陈。于是引出陈刺何未成，最终被何感化，公开了自己的秘密等一系列事件。 　　在这个剧里，陈景云这个人物刻画的较为成功。她虽有自私狭隘的一面，但更有爱国抗日的一面，在复“私仇”和报“国仇”二者面前，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了后者，毅然将那柄刻着“复仇之刃”的利剑交给了那位曾经率领佃农们打死自己祖父的“仇人”何昌龄。当她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自知不久于人世时，对何说道：“我逐渐的明白，我祖父过去的罪恶，明白陆筱甫（陈的恋人）的自私，我逐渐地克服了自己的错误的观念，转个方向，去对付日本鬼子------” 　　作者通过陈景云“这一个”的转变，阐述了该剧的主题——“朋友，你我过去如有什么嫌恶，到今天，应该相互握手；朋友，你我过去如有什么怨仇，到今天，应该风雨共舟。我们都是中国的国民，我们都是黄帝的裔胄；面前的敌人，只有一个，不打倒他呦，誓不甘休！团结起来，争取我们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见《克复》主题歌）。 　　“捐弃前嫌，风雨共舟”这一主题，使《克复》这一剧作扩大了其生命力，使它的政治价值远远大于艺术价值，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的确起到了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作用。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该剧仍会以它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动人情节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索。因此，我认为《克复》这一剧作是父亲抗日期间所写剧本之中的上乘之作，可视为他这时期的重要代表作，迄今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937至1941年，是父亲戏剧创作上的高峰期。这段时间内，他辗转在苏北地区，作品所反映的也都是江苏地区的抗日斗争生活，可惜的是，这一时期内的作品失散较多，这对于后人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缺憾。 　　七、关于《活跃在敌人后方》 　　父亲生前的代表作《活跃在敌人后方》（以下简称《活》），是他1941年所作的长篇小说，这也是他生前被发表的唯一的一部长篇。该小说1943年作为“民国抗战文学”被列入《现代文艺丛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发行，抗战胜利后，1946年又在上海再版。时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道藩为《现代文艺丛书》作总序，《活》书出版后获得“文运委”的“优秀作品奖”（据父亲回忆，获得该奖的还有洪深、宋之的等人的作品）。 　　由于该书是由张道藩代作总序，并获得“文运委”的奖金，因此在若干年后的那场举世震惊的文化浩劫中，该作品及作者的命运可想而知。《活》“理所当然”的被列为“反动作品”，其作者更是不容置疑地被打为“文化特务”、“反动文人”。 　　如今，这个根据荒谬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固然已经不攻自破，但对《活》这个长期被打入冷宫、鲜为人知的作品，却极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看待及评价，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廊中找回应有的位置。 　　该长篇最初的雏形是一个只有三万余字的《七月的反攻》，于1940年秋在江苏兴化所成。完稿后，父亲觉得其中有几个人物的个性尚未充分体现出来，于是年末又把它重新改写成长篇，易名为《活跃在敌人的后方》。草稿初成，还未来的及加工，局势就起了变化——日寇开始了“扫荡”。在一个深夜，父亲从猛烈的炮火中突围出来，结果，除了身着的一件长布青衫外，所有衣物及稿件都毁于炮火之中。 　　父亲在该长篇的出版前言中曾这样说道：“这次所失的稿件，约有二十来万字，为最近写成尚未发表的小说和剧本，比较上是我所伤痛的事，尤其这一个长篇（指《活》），我的苦难培植它，我的眼泪写成它，它的被我爱，不是没有原因。 　　可是，敌人的‘扫荡’，只能毁我的稿件，未能毁我的写作精神。相反的，我经过十数次的‘扫荡’，我的写作精神只有增加，没有减退！我要以我的笔尖执行反扫荡的任务！终于我花了两星期的时间，把我的失陷了半年多的一个‘据点’克复了过来。 　　我得到胜利的鼓舞。敌人所能毁的，不过几张白纸而已！” 　　在这个“前言”里，父亲把他的创作旨意表露的十分清楚，那就是用他的笔来“执行反扫荡的任务”。 　　根据父亲的回忆，这部长篇共写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兴化县白驹镇上的施耐庵先生的祠堂里，尔后在水城的古庙里，最后是在淮安县一个叫“夏舍”的小村落的茅屋里。这部小说的问世，可谓是历经艰辛，磨难重重，不怪父亲对它如此厚爱。这种爱折射出一位文化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拳拳之心。 　　长篇小说《活》展现的是抗战期间苏北敌后游击区的一幅画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着力描写了三支武装力量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同作战的故事。 　　以邝耀东为首的“农民联庄会”，与以高大鹏为首的“抗日保安大队”，及马金标为队长的“海上游击队”，三支队伍为共同抗日，联合组成了“抗日独立大队”。然而由于他们抗日的动机、目的不同，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海匪出身的马金标终于投靠了日本人，成为可耻的汉奸；邝耀东和高大鹏，则在斗争中日趋成熟，成长为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他们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逐渐壮大，成为一支活跃在敌人后方的不可抗拒的人民武装。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热情歌颂了邝耀东、高大鹏、夏有富等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抗日英雄，同时也有力地揭露了马金标、罗金子等一伙民族败类的无耻嘴脸，另外，作者还真实描写了一位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杨德先，严酷的现实使这位杨先生明白：“在这个时代的军人，不是和邝耀东一样彻头彻尾地抗战，那末就该和马金标一样去向敌人投降！------中间人是不存在的。” 　　在作者酣畅淋漓的笔下，上述人物的各自性格，得到了充分展现。 　　由于作者在敌后游击区待的时间较长，故对彼时彼地的斗争生活较为熟悉。因此，《活》作为其的第一部长篇，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都把握的较为准确、自然，整个作品体现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它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全民抗战的一段经历，从而使我们能更完整的了解当年生活在“沦陷区”的苏北地区人民是如何英勇抗战、不屈不挠地同侵略者展开激烈斗争的历史，以便让我们对于中国军民的八年抗战有一个更加全面及公正的认识。 　　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不仅有着鲜明的爱国主题，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它诞生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它的问世，对那些消极悲观，看不到自己力量的人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鼓起了其必胜的信心，增添了其斗争的勇气。 　　可以说，这部作品本身，即是一柄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利剑。对于这部小说所产生的意义，我相信人们最终会给它以应有的评价的。 　　八、成熟 　　如果说，父亲的艺术才华在其三十年代的作品里已有了初步的展现，那么，到了四十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一才华则有了更进一步的体现。作为一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笔触从揭露社会之黑暗进而深入到对其社会制度进行剖析和抨击。而这一切，首先表现在他思想上的成熟。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省府迁入苏州。由于父亲当时在文坛上已有一定的影响，故被安排在《苏报》（日报、四开版）任主编。任职期间，他对那些粉饰太平的虚假报道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些污蔑新四军，制造分裂的反共文章，坚决抵制，不予刊登（父亲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素来敬仰。抗战时期，就曾将《蔡金花》稿费全部捐献给新四军战士添置冬装）。不久，苏北大汉奸张北生被捉，省宣传处长兼《苏报》社长钮长耀亲自打电话给父亲，要他低调处理此事，用小标题报道即可。结果，父亲未予理睬，翌日，张北生被捉的消息以特大标题见诸于《苏报》的头版，父亲还亲自撰文痛斥张北生的卖国罪行。钮为此大为恼怒，将父亲找去责问，父亲坚持己见，当场提出辞职。不久，父亲便离开了《苏报》。 　　1946年，父亲在镇江期间，原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易某一度恢复“江苏文艺协会”，邀父亲加入该会，并允聘为常务理事。后父亲打听到易早年曾借“江苏文协”之名捞到一笔钱，抗战中他将这笔钱变为私有，逃之夭夭。父亲一眼看穿易恢复“江苏文协”的不纯动机，于是立即登报申明，毅然退出该会。 　　1947年，父亲曾冒着极大风险，将一位新四军干部掩护在家中，为其完成任务提供了帮助。为此，49年初，父亲被军统特务列入黑名单，幸亏新四军的及时帮助，使他逃脱了虎口。 　　以上诸例，可以看出父亲从一个同情人民，为其呐喊的“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革命觉悟的文艺战士。正是由于他思想上的不断成熟，所以他能在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创作出针砭社会，揭露黑暗的现实主义力作——电影剧本《一帆风顺》。 　　 　　九、《一帆风顺》的诞生 　　《一帆风顺》的剧本，问世于1948年初。剧本写好后，父亲习惯的请挚友洪为法提意见，洪觉得剧本很有深度，且充满了戏剧性，便将本子推荐给其的亲戚，著名导演吴天（吴当时在上海国泰影业公司谋职），吴看了剧本，当天即赶赴镇江，同父亲见面，两人相谈十分投机，父亲当场同意吴的拍摄建议。该年十月，《一帆风顺》由资深导演应云为和吴天联合执导，冯喆、束荑主演，作为国泰影业公司当年的“社会写实巨片”在沪隆重公映，引起上海各界的强烈震动。《大公报》、《申报》等老牌报家，接连数日发表有关《一帆风顺》的评论，一致认为该片是对“黑暗社会的当头棒喝”。一署名为“萧萧”的作者这样评价该片：“剧本的结构，虽相近於陈白尘的《天官赐福》，但较之《天官赐福》成熟，《一帆风顺》题材现实，结构缜密，剧中主要人物都栩栩如生------同《新闺怨》及《万家灯火》相比，《一帆风顺》的现实性是更显著的。”（见1948年12月8日〈大公报〉）。这一评价虽说是一家之言，但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程季华先生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评价的：“它（指《一帆风顺》）暴露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金钱关系和尔虞我诈的风气。”可见，该片对动摇当时社会的腐朽制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作者在该影片里，刻画了一位靠蒙骗投机而青云直上的小职员，用尽阿谀拍马、钻营投机之所能，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之目的。作者对当时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讥讽，对造成社会黑暗的腐朽制度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与抨击。 　　可以说，《一帆风顺》的诞生，是父亲思想和艺术日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名具有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父亲以他这部前半生的压轴之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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